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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和王永江的读后感10篇

2022-03-23 03:05:55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张作霖和王永江的读后感10篇

  《张作霖和王永江》是一本由薛龙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7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张作霖和王永江》读后感(一):地方财力支持的极限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讲了奉军入关之后由于军费的需要对地方经济的疯狂掠夺,但是25年的奉军在山东和华北被孙传芳,冯玉祥联手反推,只能在北京天津一带勉力维持,短短发展几年的奉天一省的经济也仅能支持到此。28年被KMT赶回东北,也在于依靠奉天一省无法和江浙经济对抗。至于张学良在东北搞得那些新奇玩意儿,全是靠着王背后一帮地方精英努力发展经济提供的财政支持,但1928年之后张还能任性玩飞机,玩大炮么?

  由此可以想象苏联援助对于广东KMT的重要性,没有这笔钱,向北推至江南谈何容易,如果结合柯博文的书,也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占据江浙,并和武汉合流,KMT能在28年之后没有苏援的情况将奉军赶回山海关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张作霖和王永江》读后感(二):东北早期近代化的新视角

  冯小刚说,今天无论你混得多好多体面,都别忘了自己是灾民的后代。

  翻开近现代史,我们才会明白我们的前辈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艰难岁月。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无休止的战乱就像黑暗的轮回,灾难一次次降临。在苦难的岁月,活着是需要一些运气的。

  一个古老的文明,看上去已经失去全部活力,然而为什么中国始终没有解体呢?这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本书深入剖析了王永江和他所领导的奉天地方民政团队对于东北近代化的贡献。作者认为,在那个时代东三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应归功于王永江和他的团队的坚决行动。正是有了这一批地方官员,将支离破碎的中国从军阀手中拯救出来。即使在军阀的控制下,中国依然是被治理的国家,因为他们继承了数千年的政治思想,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使命感。正是中华文化无所不包的影响力,使中国人民面对苦难的时候依旧能生存下去,能保持统一。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没有对统治者加以歌颂,而是把目光聚焦在致力于地方建设的王永江身上,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这也是本书的一个最大的亮点,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有益启示。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尽管许多人怀疑这一点。

  王永江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心碎而亡。但他的努力仍然具有价值。作者最后写到:清朝灭亡后的几年,中国不全是黑暗与绝望,民国初期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有着惊人活力的,通常运行良好的社会,一个活跃的,创造中和建设中的社会。

  《张作霖和王永江》读后感(三):良相难逢良时

  还知道王永江的人,寥寥无几。提起奉系军阀,人们更津津乐道于父子大帅、张作相、杨宇霆、于冲汉等军人。

  然而,奉系军阀之所以崛起,在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奉军装备一流,还组建了空军,虽军方每年吃掉政府预算的80%左右,可在上世纪20年代,东北经济却迅猛腾飞,内地贫苦人民纷纷闯关东,东三省每年新增人口达20万以上,近代工业体系已见雏形,这一切,要归功于好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影响深远,甚至被后来日本人所继承。

  创造这个奇迹的,是王永江,一个来自商人世家的普通文官,他有非凡的理财天分,一出山就挽救了东三省摇摇欲坠的货币体系,在他主政的头几年,历年积压的欠债全部还清,政府有了巨额盈余,官方投资工厂,从日货手中夺回了一片又一片市场。

  然而,让王永江头痛的是,军人们并不喜欢他,他们对文官们最大期望是要钱就给,军官们甚至会持枪明抢银行。对此,王永江只能用急流勇退来对抗,张作霖表现出了较高姿态,同意文官系统独立。然而,随着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王永江又成了张作霖的提款机,他终于明白,文人是永远也斗不过流氓的,自己的奋斗与追求,对张作霖来说,不过是争霸棋局中的一个可资利用的棋子而已。

  有着拯救黎民、建设美好政治情怀的王永江心灰意冷,他归隐田园,不再搭理张作霖的屡次邀请,不久便去世了,去世前,他苦心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一泻千里,曾经的盛世被现实无情踏破。王永江振兴东北计划终于付之东流,有良相之才,却不逢良时,可为千古一叹。

  本书梳理了王永江的人生与奋斗,以及他与张作霖的恩怨与分合,数据异常丰富,议论严谨,足令读者真实地感受到历史的体温。

  《张作霖和王永江》读后感(四):《张作霖和王永江》前言

  本书是一本有关历史的著作,而每本书也有自己的历史。

  本书的历史始于我的博士论文。我在密歇根大学的亚洲图书馆里,一边浏览,一边思考着几个可以做博士论文的题目时,偶然碰上了存放东北资料的那些书架。那些崛起于东北茂密的森林、广阔的草原和崇山峻岭中的古代北亚民族的形象,很久以前便激发了我对这一地区的兴趣。那里的人信奉山神,相信老虎的力量,并请求离奇古怪的萨满巫师劝走邪恶的幽灵。那里的天气寒冷异常,呼出的空气会凝结在人的胡子上,遭遗弃的动物冻僵后仍伫立着达数月之久。至于为什么这样的景象会激发起我的兴趣,我难以解释,但那时它令我着迷,直到今天仍旧如此。

  时至1972年晚秋我住在东京,时处论文写作的中间阶段。虽然论文的主题是关于20世纪20年代东北的中国官员,但当时中国内地的图书馆对我这样的美国人不予开放。实际上由于“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普遍偏执情绪,甚至只有极少数中国人能顺利地看到本国图书馆保存的文献资料。于是我被迫在东京进行大部分研究,使用了保存在东洋文库内陈旧的中文资料,同时参考20世纪20年代有关中国的日文文献。

  直到我在东京的国会图书馆发现完整的旧报纸——《满洲日日新闻》,我才确知如何将20世纪20年代东北的政府官员和地方精英的故事融合在一起。此报是日文报纸,出版时间自1906年到1945年,在东北发行。1998年此报由丸善株式会社制成缩微胶卷,但在20世纪70年代,我被特许查看报纸原件。这份报纸引导我了解到了那个时代引起沈阳人关注的地方事件、谣言和阴谋,重现了张作霖时代的东北日复一日的生活图景。在几个月里,我天天去国会图书馆,逐一阅读发生在1916年到1928年的每一事件。

  就在那时,我们的第一个女儿——清美出生了。因为妻子苏珊(Susan)在美孚石油公司设在东京的总部担任英语教师,以此养家糊口,我才得以在白天居家撰写笔记的同时肩负起照顾清美的任务。我们在一个低切口的大纸盒子里铺上一层柔软的棉被,为清美做了一张床,并将它放在挂轴之室里。挂轴之室在日本的住房里是留出来用于放置鲜花或珍奇异宝的。那里也很适合清美,因为她就是我们的珍宝。在清美小床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张漂亮的卷轴画,画中人物是被称为须佐之男命的天神,他那威严的特质与清美欢乐的性格相映成趣。我们一起度过的那几个月中,她大部分时间在酣睡,但也逐步学会探出头来,在房间里爬来爬去搜寻着什么。这在我是一段特别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

  博士论文通过后,我在位于阿灵顿的德州大学教书。期间我修改了论文的部分章节,将它们以文章的形式发表。1975年,我们的第二个女儿瓦莱丽(Valerie)出生了,她是我们的又一珍宝。瓦莱丽刚出生时和苏珊尚在医院里,我仍记得当时用鲜艳的基色为她将来要睡的小床画画的情景。但是,那时为了论文的出版,我正忙于努力工作,经常在夜里或周末写作,因为此时此刻没有教书任务的打扰。我当时是那种不称职的父亲,没有给女儿应得的陪伴和关爱。两个女孩彼此相处得很好,小瓦莱丽知道如何对她姐姐的滑稽动作报以咯咯的笑声。所以,我对她们的“照看”,常常是在我忙于写文章时,让她们自己一起玩。

  正如这些生活片段所示,苏珊、清美和瓦莱丽,每个人都因为我全心地迷恋于研究东北而受了影响,但她们从未抱怨此事。我乐于将此书献给她们。

  我的许多朋友、老师和同事读过此书的初稿,并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尾形洋一是其中之一,他那时是早稻田大学的研究生,也正在研究东北。他向我介绍日本,将关于现代东北的日文文献介绍给我,并介绍我参加了由其老师安藤彦太郎教授主持的东北研究研讨班。尾形洋一是一位出色的导师,也是一位好朋友,他现在已是位于东京的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的领导。在密歇根大学,我的学位论文委员会成员也不遗余力地给了我许多帮助,他们是费维恺(Al Feuerwerker)、罗杰·哈克特(Roger Hackett)、墨菲(Rhoads Murphey)和厄尼·杨(Ernie Young)。在那几年里,舒尔曼(Frank Shulman)定期地、可以说是不间断地将进入其视线的关于东北的最新学位论文和文章发给我,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980年,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支持,我回到东京待了一年。之后令我也有些意想不到的是,我又在东京继续生活了18年。在此其间,我在国际出版机构任经理多年,然后又在一个美国大学的东京分校担任校长。那些年里,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从事高水平的学术写作。虽然我自己写的东西大大减少,但令我骄傲的是,我仍能坚持定期发表。那篇博士论文的手稿也一直伴随着我同在东京,但我将其束之箱底不曾审阅。1997年我回到波士顿,在傅高义(Ezra Vogel)的帮助下,我成为隶属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助理。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有着极为丰富的学术资料,并且每天都有中国知名学者光临。如此好的条件使我决定用一年的时间来完成对那篇博士论文的修改,并将初稿写成以来最新出现的学术资源中相关的部分不断加入。

  重写这篇论文并整理成书,使我每天都处于一种乐此不疲的状态。经过在亚洲多年的生活和学习,加上对早年所作研究之意义在潜意识里的思考,我确切地知道了自己应该如何按所希望的模式重写此文。为了向读者表述一个趣味盎然的故事,我想把它写成一个类似小说的东西。我是这样安排全文的:在绪论里为全剧的演出设置了舞台背景,每一章服务于对某个故事的详细阐述。最后,我希望读者能够感受到较多的主人公失落、失败、丧失机遇的感觉,这种感觉加深了他们在弥留之际的忧郁。最后一章通过阐述整个研究的主旨和文章情节的要点,将整个故事嵌入了更广阔的背景。

  本书得益于许多朋友和同事的建议、评论及洞见。山根幸夫曾对我说,生活中没有比读书、写作和研究更让他喜爱的了。他对学术的热情令我印象深刻,他还给我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并提供了详细的研究信息。涩谷由里是中国以外为数不多的研究王永江的学者之一,实际上很可能最近只有我们两个对王永江的一生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她发表的研究成果对我很有指导意义。彼得·波利德(Peter Bleed)、欧立德(Mark Elliott)、艾伦·永云·李(Allen Jonghyun Lee)、西村成雄、奥那·帕特里克(Oona Patrick)、罗普(Paul Ropp)、戴维德·L·维克纳(David L. Vickner)、约翰?茨默(John Ziemer)、徐人仁从不同的角度给了我许多有帮助的建议。汤姆·考茨常(Tom Gottschang)、柯伟林(Bill Kirby)、孔飞力(Philip Kuhn)、白鲁恂(Lucian Pye)、林霨(Arthur Waldron)和朗(Lang)出版公司的审稿人也坦诚地给了我一些有益的评论。

  回顾往昔,我的生活因此项有趣的研究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我也希望它能为读者带去快乐和新的启迪。

  薛龙

  2001年12月于哈佛燕京学社

  《张作霖和王永江》读后感(五):军阀混战时期的文人政府

  读书笔记。摘抄总结为主。

  奉天,即今天的辽宁省。20世纪20年代,张作霖是东三省的实际控制者,而王永江则是张作霖所任命的当时民事政府的首脑。在1917年到1926年,在民国初年大多数地区在军阀的蹂躏下限于民不聊生、灾祸四起的局面的时候,东三省一度出现了奇迹般的经济繁荣,同时造成了其他地区的人民为着更好的生活,带起的一股“闯关东”的热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王永江的功劳。而在1924年前后,张作霖由于其对于控制华北地区及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陷入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漩涡。由此东北经济开始崩溃,王永江的近十年努力付之东流,灰心丧意之下向张作霖辞职,并于不久后病逝。张作霖则在1928年返回东北的途中遭到暗杀。再后来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人民的苦难看起来没有尽头。

  这本书主要考察了王永江执政的近十年期间,其作为民政文官集团中的精英成员,与军阀张作霖之间就治理东北的合作、争端与妥协,东三省如何在他之手下有了蓬勃发展,又怎么在穷兵赎武的后期毁于一旦。对于民国初年,民政与军政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合作,本书梳理出了一段详尽可感的历史。

  对军政的反感

  1912年以后,共和政体并没有按照设计者的方式运转,中国陷入了混乱之中。中央政府的首脑并非由议会选出,而是当权军阀操纵的结果。中央政府缺钱缺兵,没有控制力,各地区实质上由地方军阀控制。很多军官虽然穿着华丽的西式制服,但骨子里与地方土匪无异。在很多极端的场合,从事的是彻头彻尾的劫掠,完全打破文明的法律和秩序。屠杀民众,践踏省府,分裂社会。

  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军阀这种分裂中国的行为最终还是没能够让中国社会“巴尔干化”呢?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华文明拥有压倒性强有力地共享价值体系,这几乎被所有中国人认可,从目不识丁的农民到掌权者,这也是我们称之为中华文化的东西。中国被一些社会批评家和改革者们定义为拥有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和习俗的奴隶,但是大批国人被共同意识所束缚,却能让社会在破坏性的军阀撤离后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复苏。

  中华传统中,对于武力和军事行动的目的被认为是重建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而不仅仅是为了对敌取胜,更应该是给百姓带来和平。军事行为只有在带来和平时才会被社会认可,这不同于欧洲文明所表彰和英雄化的军事传统。如同皇朝的推翻和建立,一旦社会秩序被重新建立,人们就期待军队撤出民众价值所主宰的社会。即使社会被军事力量一再破坏和操控,都被认为应该是暂时,不具有正当性的。这使长久控制社会的军阀无论手上握有多大权力,抑或持续多长久的破坏,他们仍然是正常社会的局外人,无法真正被民众尊敬。

  民政官员和地方精英的责任

  而民政系统中的官员,在他们所具有的社会地位、个人财富和优秀教育的背后,会被要求他们相应地承担一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广大民众与民政官员之间的家长式关系下,民众是愚昧无能,因而也无需负责的,而官员比民众具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随之而来的也是责任和使命,他们被认为要对普通百姓和他们所生活的社会负责,尽管这种负责通常也包括了专制和严厉,但这种不平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民政官员身负这样的使命,他们也是深受军阀所害的人。他们被迫为军阀服务,帮助其从民众中搜掠钱财,在军阀的统治下苟延残喘。一旦战争结束,军阀撤离,当地的民政官员便毫不犹豫地开始修复社会结构。大量地方官员将支离破碎的中国从军阀手中拯救出来。平民百姓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是非常消极的,民政官员往往会寻求当地社会精英的合作,兴办实业和金融,特别是商会。

  共和理念与旧有价值

  帝制被推翻以来,思想上发生的最大变化便是统治者靠血缘来获取合法性。因此,统治地方的军阀需要某种合法形式时,都会借助于共和理念,利用对地方议会的影响来迫使其承认他们的权力。

  而在民政官员这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在清朝尚存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他们接受正统的教育,学习古代经典。虽然一些人远渡重洋接受过西方教育,但绝大多数的民政官员并不是这样的,在进入民国之后,他们仍然保持着和他们的祖先在几十年前或几百年前一样的气质。

  有人说,好的共和制度是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平衡和折中。而在精英统治这一点上,民政官员们并不陌生。共和制度中的官僚制度本身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新的共和制度只是对一些长期存在于中国精英分子中的商榷和讨论形式进行了一定调整。召开省议会,就地方重大事情进行讨论、投票的思想是新的,但是,由省内精英构成的旧网络,由科举考试、社会事务、人文交际、商业来往等等网络被连接起来的官员们,共同谈论公共事务并形成一致意见的情形却是熟悉的。

  另一方面,共和理念在官方经营中带来的新的一面是一种透明、公开的精神和对官方行为的问责,这是民粹主义下民众的自觉行为,但在实践中,这种氛围并没有形成,地方精英通过私下协商来管理政府的旧方式,被新体制简单地延续着。

  民政官员和地方精英的能力

  尽管对于军阀来说,通过烧杀抢掠的方式来获得钱财资源的方式是简单方便的,但其来源若只是普通民众,其财产并没有巨大的价值,牲畜、推车、粮食等等少量的物资并不能满足军队所需。另外,只要军队奔赴战场,当地的财源就不再滚滚而来。而民政官员和地方精英的作用,便是能够通过对社会的日常管理,从税收、征款当中收集资金,并且对企业、商行的运营进行监督的同时对资金规模进行预估、计划,同时为军队的钱财管理附带记账等会计责任。这都是军阀所缺乏的能力。

  而对于商会来说,上交给军队的资金都付之东流,这些资金用于购买军事装备、支付部队开销,增加军阀及其高级指挥官的财富。无论何时,总是需要更多,而扩张的军队只意味着更多的暴力,并没有任何安全感的回报。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现代化,需要本地的财富用于再投资,因此对于民政官员和商业精英来说,他们往往站在同一条战线之上,及如何安抚需要大量资金的军阀,以及发展地方的经济。

  张作霖和王永江

  东三省自然资源丰富,铁路网络发达,地理位置优越,张作霖舒舒服服地坐镇东北要塞,利用东北的财富和地理优势,便可轻松拒敌于门外。然而张作霖的野心远远超出了东北,他想成为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者,从而领导中华民国。对于他来说,东北只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自然财富的宝库,一个为他向中原扩展实力提供所需资源的基地。而张作霖也深知,要将东北的资源化为实在的金钱,需要王永江这样的民政精英对地方经济进行建设。

  1917年,接受张作霖任命的王永江着手建立了奉天省的金融体系,创造了被称为奉票的新流通货币,并于白银储备为后盾,后来与日本金元票,一种由日本发行的在朝鲜和东北都相当稳定的货币,形成了均衡势力。他利用省内的资金投资实业,兴办了著名的东三省纺织厂,其商品打破了日本纺织厂数十年的垄断地位,他推动建成了从沈阳到海龙的铁路线,挑战日本在南满铁路的运输控制权,他实行的垦殖与发展计划,从华北等地区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劳工来到东北工作和定居,他倡导并建成了东北大学。王永江是首个在东北地区实现全面的财政、行政和经济改革的人,他和其他民政官员、地方商业精英一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还清了奉天省政府所有的贷款,并出现大量的盈余。

  然而,1922年,张作霖为了扩张其控制力,陷入了华北打响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大量资金被消耗在战场上,军官肆意冲入银行取走政府资金,地方预算的76%被用于军事开销,当地经济和社会受到极大打击,而且这看起来还没有尽头。

  对军阀的挥霍无度深恶痛绝,王永江以辞职的威胁要求张作霖同意民政和军政管理部门的分家,民政官员有畅通无阻的权力来处理省内事务,军队不能干涉民政事务,军队得到的回报则是按时的军费拨款。

  张作霖妥协了。从1922年到1925年,王永江全面控制奉天省的民政事务,在中国其他地区陷入更深的混乱和政治分裂的时候,东北不仅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其农业和商业也在一步步地壮大。1924年,王永江将三家地方银行合并重组为东三省官银号,使政府资金的流动能被严格监管和控制,给政府财政带来全新的问责制。

  然而,不甘心于上次的失败,1924年底,张作霖的军队又陷入了中原地区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军队甚至南下到了上海。

  地方经济和社会开始全面崩溃,近十年的努力付之东流,王永江心灰意冷,于1926年宣布了辞职,在来自张作霖的几度挽回并拒绝后,不多久,便病逝了。

  随着王永江的离去,可怕的通货膨胀已无法挽回,政府对于地方实业的投资计划先后破产,1926年至1928年间,东北经历了军阀无法无天的统治。

  1928年,战事失利的张作霖在返回东北的途中被刺杀。1931年,日本人入侵并占领东北。苦难还要持续数十载。

  军阀混战时期的文人政府

  许多研究民国初年的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她看上去已经失去全部活力。然而军阀混战时期,中国并没有瓦解。中国人有着一套千年继承下来的丰富而古老的传统价值观,其中之一便是对军阀统治的反感,以及期待一个有序的民事政府的信念。无论是由于自身理念与传统价值的认同,还是在舆论环境下的表面配合,绝大多数的民政官员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图景,即他们有义务为其管辖下的普通百姓带来一个有序的政府。他们在地方不断重建民事政府,在军阀的阴影下维持着社会和经济纽带,以此对抗席卷中国的更广泛的瓦解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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