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录》读后感1000字
《谈话录》是一本由王安忆 / 张新颖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38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书是很早就标记了想读的，但直到豆瓣年度榜单出来后才突然意识到有这本标了想读的书在，于是开始读。
没有读过王安忆的书，以为她与迟子建是一代，但迟子建算她后辈诶。书里谈到各方各面，也有些自我重复的内容。从王安忆的家庭背景一直到最后的新书出来，是本类似于作家札记的书，但是以对话的方式展开，就显得张新颖还蛮会捧哏的，虽然很明显有多处不赞成，但对话完成度很高，不会因为不赞成就聊不下去。
我爸以前跟我说过王安忆的母亲是一位很有名的作家，在对话里也能看到她的家庭背景其实是很优越的，因而她的对话都有着高姿态，从开头就在批评现在的写作者没有教养、写一些普通寻常的人物，这种反教条主义催生了新的教条主义，而她鼓吹的是英雄式的人物，认为这些人物多半处在反常而不是寻常中间。
谈爱情和性：她说当代中国小说家很少有写爱情写得好的，像玛格丽特·杜拉斯那样轻盈的爱情，她写不出来，爱情都是要依附于一些别的事情上，比如说具体的生活。她也说在现在的书里性被赋予了太多批判现实主义的意味，因为米兰·昆德拉的缘故，而其实可以有更多的隐喻存在。
谈传承：她说当代中国文学展现出传承的断裂，没有一种继上的状态，而是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这样缺少了一些连贯性，也不知道反叛的由头，仿佛为了反叛而反叛。在对话里她都显示出这类思想，认为社会都是循环，一代一代并无区别，所有的地方都一样糟。这种传统的态度否定了文明发展的进程，不太同意。
谈结构：提到当代中国文学的结构多是依附在历史和时间上的结构，而很少有规划得很好的结构，因为传统来自笔记小说，缺乏规划大东西的能力；再就思维训练偏向具象，缺乏抽象的训练。
谈虚拟和现实：王安忆提到自己过着的是虚拟的生活，创作经验很多在“看”。张新颖提到没有经验的看会造成更强烈的感受，而且因为没有预设，从而更敞开。王安忆认为只有能看懂的东西才会进入记忆里。
谈劳动：谈到汪曾祺的作品里有点很难得——劳动是快乐的，也是享受，不全是意识形态下的概念。接着批判年轻作家们写的咖啡馆喝酒不叫享受，很无聊。
谈虚构：王安忆不太看得起散文，认为有虚构和没有虚构是不一样的。不过她还是赞扬了史铁生的散文水平。
谈年轻一代：年轻一代的生活场景完全无法体现出他们来自什么样的家庭，有怎样的籍贯，没有历史。
谈文本解读：王安忆认为现在的文本阐释多半是通过文本来论证评论者自身的观点，但是她还是希望能听到有人就她的初衷进行评价，也就是达到一种心有灵犀的点评。突然想到毕飞宇的《小说课》展示的就是这样心有灵犀的读法。
这个时代里缺少对话。看起来好像无时无刻都在发生，一个大城市的对话活动多到几乎参加不过来，但那种又不是自由的对话，因为它设定了主题、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它是说给某一群特定的人听的。这样的“对话”或多或少都要为它的听众总结出一些结论，让参加者满意而归，再不济就透露一些八卦小料。总之，它不能允许没有方向的摸索和难以进行下去的尴尬。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也不会去专门约一个安静的地方、舒服地坐下来、没有人和手机打扰地、为了对话本身目的而对话。
而至于那些网络中的对话，它是属于双手的，但毕竟双手比嘴巴离大脑更远一些。 这本谈话录因此就显得很可贵。就像直白的书名一样，它没有准备为读者总结出什么结论，它就是对话本身。虽然它再版过多次，但在知识付费这样的目的性阅读大行其道的时候，它的再版是必要的。
所以看的时候在想编辑应该是很有勇气的，能把这个反知识付费逻辑的书出出来，可能会有些营销压力吧。但转而又想，对谈者毕竟是张新颖和王安忆，什么时候这样的谈话录主角变成路人甲和路人乙了，那我可能会更加喜欢这个世界。
当然也不是说任何人都是可以进行这样的对话的，它需要对谈者有一种结构性的东西去支撑。这个结构源于生活经验、思考经验、观察经验等等。在这样的结构包裹下，情绪不至于在对谈中横冲直撞，因为情绪是最容易脱口而出的东西，也是最容易破坏对谈的东西。它还需要能抽离出来审视的目光，不至于过于热烈地直视对方，最后对话变成辩论。所以这种对话就变成了自己和自己说、自己和别人说、自己和别人的另一个自己说。两个主体的对谈也就变成了四个人、六个人，或者更多人的。最后，这个结构是要有一定弹性的，弹性大到可以足够支撑另一个人的结构冲击。
回到这本书的对谈，张新颖一开始就说不想为谈话准备好河道，不过他还是不自觉地铺好了一些，可能是这样的对谈习惯要一下子打破有些困难吧(自由对谈是属于古典时代的)。有时候能隐约感觉到两个人有些聊不下去了，然后还在努力寻找话题，所幸又找到了新的可以聊的内容。就像在一个气球里的两股力量，各自往各自的方向发力，去尝试这个气球可以延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书里有一段对话，说一个艺术家就是匠人，当他去做某个东西的时候，无意表现自己，反而会留下个人风格，而现在的人太重视个性，对个体独特部分的强调让文学领域变得狭隘。我觉得这种反思可以转移到对知识的理解上。当你对知识的划分变得很明确的时候，它就会变得狭隘。当你不再为了追求知识性的东西的时候，反而可能有所创造。这种对知识的发展，就是通过这样不设定方向、目的的对话碰撞出来的。
人们往往根据作家的不同写作风格分为各种派别，例如老舍属于京派，张爱玲则是海派，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王安忆的多部小说描写上海，本人也在上海长大，被归属于海派作家，但王安忆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作为南下干部的子女，王安忆和那些土生土长从出生开始就经历了上海家庭和社会文化浸淫的地道地上海人又有着不同，在文化上始终是外来人的眼光观察。现在成为上海文化代表的三十年代上海风情，王安忆就认为格调不高。
《谈话录》是张新颖和王安忆，整个过程发生在2004-2005年左右，一位专注小说写作，一位精心于文学评论，谈论起文学自然是如数家珍，而且视角不同。张新颖话少些，更多是扮演访问和点题的角色，以及把控谈话的方向，王安忆则自在地谈论自己作为作家的感受。两个人谈及王安忆的成长过程、创作的关键点及转折点、写作的方法、老一代和同辈人、以及王安忆个人的写作历程。增订本新添加了关于2015年王安忆新的长篇小说《匿名》的对谈。
两位的谈话虽然以口语化的方式呈现，但还是带给人很多启发。如王安忆讲中国人喜欢在作品中抒情，而外国人则人和作品是分开的；写过《沈从文的后半生》和《沈从文的前半生》的张新颖探讨沈从文的“看”，对老一辈人的回忆和作品的评价，对当代文学代表人物和作品的描绘，都让人颇有所得。
德国汉学家顾斌在2012年的《铿锵三人行》上曾经批评中国当代文学，认为中国文学远落后于世界文学：中国人还在执着地讲故事，包括诺贝尔文学讲奖获得者莫言，都在以十九世纪的方法来讲故事。顾斌说，现在在德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小说家还会讲什么真正的故事。基本上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不能够再讲什么故事，这个故事时代过去了。
且不论顾斌的观点对与错，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他是在以西方的文学来衡量中国当代文学。王安忆曾经在书中提到顾斌，不知她对顾斌的观点持何种态度。从《谈话录》里来看，大概未必同意他的看法，但她本人显然更钟情于古典派。她对古典派的喜爱未必是古典派的叙事方法，而是古典作家的人道立场，人的救赎。
王安忆的身上似乎还保留着“老一派”作家的风格，极其喜爱传统和经典，对文学上流行的意识流派不太喜欢，有点像是西洋画派中的写实派或古典派无法接受后来兴起的印象派或野兽派等等。王安忆认为人们都太自我了，并且把原因归于独生子女。她认为，限制人们写的东西是围绕着我，是在写“我”；现代作家的作品已经变成了“存在即合理”，可以原谅了，可以为各种阴暗卑污寻找借口。
我想对于文学中越来越倾向“我”的描写，实在和独生子女没有太大关系，这是社会发展中人类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王安忆生长的年代，人们更加强调集体主义，漠视个体的思想与存在。而当代的年轻人，内心更加强化了自身的存在，询问“我是谁”是一个更热的主题。这种生长环境不同导致的价值观差别，处于不同时代的人很难彼此理解。
可以看出王安忆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甚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希望文学作品能有一个升华的效果，即她所强调的虚构能力。就像《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就像《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他们曾经犯下的恶，应该通过虚构的方式让人物保持精神高尚，保持生命中的那一点光，保持一颗初心。
潘多拉魔盒中最重要的，是希望。
《谈话录》读后感(四)：谈与思
文/林染書
《谈话录》中，王安忆曾如是评价杨丽萍：“她就是喜欢。她跳舞让你感到这才是她，她是为跳舞而生存，跳舞是她的生命方式。”转换一下，这句话何尝不是对她小说生涯的一种真实的映照？对于小说，王安忆是真的喜欢，只有写小说的时候，她的生命的每个细胞开始绽放，衍生出许多有意思的想法，她是为写小说而生存，小说是她的生命方式。
这几天阅读王安忆和张新颖的《谈话录》，读得慢。中国文人自身特性所致，好发议论，共同探讨的思想碰撞在两位作家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谈话录》以张新颖发问，王安忆回答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全书以王安忆的成长经历、与老一辈，同一辈作家交往的过程、写作的思考创作的历程等几个方面为主而铺展开来，让读者对王安忆及其作品的了解又深入几分。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我们能感受到王安忆的真诚的同时，也能看到她对这世间的一些人和事的思考方式，这些无疑为喜欢小说，热爱小说创造的读者提供了一种可参考的学习方式。
作为作家，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即完整的个人，对应较为完整的文化。第一章成长中，更像是一种寻根，王安忆对儿时，母亲和父亲的记忆牵引出日后对自己写作的影响，她从不隐瞒母亲茹志鹃对自己写作之路的影响和帮助，文中，她好几次提及自己的运气好。其实，这运气中虽有母亲帮助的成分，更多时候，还是王安忆自己努力，勤奋的结果。母亲是她的引路人，而后面的成绩全是自己创造的。她热爱写作，把所有的能量和思考都融入到每一个字里，就算是行车路上的一次谈话，一片风景，都能进入她的眼，继而转化为一种思考和素材，为日后的写作时刻准备着，这大概就是一个作家的写作姿态，时刻准备着，不放弃任何的细节。
《谈话录》里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和写作的奥秘，虽然是两位作家一问一答的形式，却是呈开放性的思考，对话中充满着一种穿透力。在我看来，完全可以作为“阅读经验与写作生成”来读，作家的生命轨迹与思考智慧都融入在其中，是难得的经验。尤其是第三章《看》，让人受益匪浅。阅读过王安忆小说的读者，大多能感觉到她的小说里浮现出来的生活气息，这些是实打实的就包裹在我们周围，虚构的小说却让人读出现实的况味，这就是王安忆的“看”的功力。王安忆是非常注重“看”，她带着思考，带着生命的体验去看，因此，在她的小说里很少能感受到一种虚构的雕刻，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写实。包括《长恨歌》里无数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一分一秒地消磨，却真正是过日子的样子。王琦瑶的生命也是被这些无数的日常生活累积起来的，这些描写充满着烟火般的风情时，也是有着象征的深意的。诚如陈思和先生所言，“《长恨歌》写出了这种独特的生活规律。”这也很好的诠释了王安忆叙述这些日常俗事的价值动机。
王安忆是率性真诚的，她从不否认自己小说中的失败之处，在谈《流水三十章》的时候，她直言“真本事写得非常难看的”。她敢于直面失败，在否定中反思，汲取养分，可以推翻重洗。她不会沉浸在往昔的光辉和成绩中，总是以一副即将出发的姿态，为后面新的创作时刻做着准备，让自己的写作之路更加长远一点！
《谈话录》是一本凝结了作家思想的对谈过程，从这本书里，我读到的阅读与写作的奥秘比不少的文艺理论教科书中学到的还多。因为两位作家的提出的观察、阅读、创作和思考方式是值得每个人学习和借鉴的。
《谈话录》读后感(五)：我推荐《谈话录》的十个理由
1 诚如书中简介所言：“本书是两位以文学为志业者的真诚对话，是一部个人写作史，也是对当代文坛的一次回顾。”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她的作品广为国内外读者所熟知。即使你不专修文学，也一定知道她和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张新颖老师是国内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专家，他的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和《九个人》，都是既有学术价值，又兼具人文关怀的优秀作品。
2 这并不是散漫随意的对话，恰恰相反，王安忆和张新颖的对谈既用心又恳切，谈话内容丰富充实。是只有在两个有相当学识教养和人生经验阅历的人之间，才能发生的对话。我认为，能够记录下来，并成册出版，是万千读者的莫大幸福。
3 张新颖在对话开头提出：“如果把谈话比喻成河流的话，我并不想事先为它准备好河道。”于是，围绕着文学这一主题，他们谈个人生活，谈家庭及父母，谈成长历程，也谈交友与远游，更多的是谈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社会发展的思考。
4 王安忆和张新颖，一个是写小说的人，另一个是研究小说的人，王安忆读过的书，张新颖也同样读过，且两人都对于不同的文本、作者有深刻的思考，由此才能够顺利地交换意见。《谈话录》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能够进行一次又一次良性而有效的沟通，前提二人一定要有着广博的交集，对话才能得以铺开，并持续深入。否则，对话如果不是沦为空谈，也只能是对牛弹琴。
5 这本将近400页的新版《谈话录》，还收录了2015年王安忆的长篇《匿名》发表后，张新颖和王安忆做的一次全新对话。《谈话录》中有对于当代作家作品的点评分析，有对于中国小说发展潮流的评述，也可以成为读者按图索骥，选择优质读物的第一手书单。
6 王安忆这一代的作家，既见证了多场革命运动，又切身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等关键的历史阶段。她的感受即是属于她个人的，同时又具有普世的代表性。他们这一代的作家，都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历史使命感，真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艺工作者。她能够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和苦难，也能够抒发这类沉甸甸的情绪。
7 阅读的过程是非常享受的，既有思辨性，也不断地内生出“本领恐慌”和“阅读量恐慌”的感觉，鞭策自己在读完《谈话录》之后按图索骥，按照王安忆所提及的书继续读下去。若没有大量的阅读打底，不论是谈理论，还是谈作品，一切都将成为空谈。
8 作家的语言风格，与学者之间有非常鲜明的对比。王安忆的词汇量极为丰富，对于语言词汇的调度非常自如而熟练，她的形容与表达常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而学者所偏重的是准确性，是客观庄严的立场。因此，在读《谈话录》的过程中， 可以感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表达体系相映成趣。
9 《谈话录》集中地点评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多位文学前辈和文学同行者。他们是载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群人：冰心、萧军、宗璞、陆文夫、高晓声、王蒙、张承志、张炜、莫言、贾平凹、阿城、王朔、刘庆邦、刘恒、迟子建、苏童、余华以及年轻一代的作家。作家鲜少如此大幅篇章地谈论其他作家，这一点十分难得。王安忆不仅回忆了和他们的交集，也对于他们的为人、个性、文学作品和写作技术一一作了点评。作家谈作家，相较于常见的学者谈作家，更为立体化，更具有生活的质感。
10 虽然张新颖并不想预设“河道”，但可以读出来，他和王安忆的这七场对话的层次是不断递进上升的。从生活化的闲谈，到理论化的分析，最终抵达哲学性的思考。
《谈话录》读后感(六)：一次非常糟糕的阅读体验
读王安忆《谈话录》
2019.07.15
王安忆《谈话录》，访谈者：张新颖， 2019年第54本读物。译林出版社2019年4月第1版，精装版， 24.6万字，382页，给予三星评价。
王安忆也是在世纪文学60家里边排名非常靠前的作家，是第14名。
我这是第一次读王安忆的书，但真的非常失望，是一次非常糟糕的阅读体验。
整本书就是张新颖与王安忆的对话。这张新颖还经常自问自答、喧宾夺主。整个对答，语言随性而为，唠唠叨叨的口语化语言，反反复复的不停重复，缺少基本的逻辑感与层次感；记得王蒙的对话录也经常有重复的语句，但那是为了语气的强调。书中偶尔也有几句精辟的话语，但那往往是他人的高见。对作家的回忆多从生活层面，除了史铁生与王蒙外，少有从写作层面入手的。谈论作家，你不谈写作、作品，而谈生活，作家就是一个普通人，往往比普通人的生活更波澜不惊，有什么可谈的？豆瓣给了王安忆这本书8.9分，这么无脑的高分，不可理喻。真心为精装版感到不值。从这本谈话录，我对王安忆的小说也降低了阅读期望值。
唯独对史铁生的评价还算可圈可点吧。王安忆认为：史铁生是一个思想有光彩的人。他讲一个比较现实的事情反而索然无味，但如果讲他的思想，讲得形而上，非常有意思。他有一种思想上可以不断激发人的力量。史铁生就是一个偶像。问题是这样的评价也算不得创见吧？
还是比较一下王蒙与王安忆吧。
总体感觉，与王安忆相比，《王蒙谈话录》，大气、深刻、哲理、有社会责任感。
而王安忆的谈话录，过于点面、太狭窄了。她不大瞧得起王蒙，认为王蒙“太聪明”，过于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她这样评价王蒙，不是自负，而是两个人真的南辕北辙，尿不到一个壶里。王蒙的作品往小里说，是教育人鼓励人，往大里是改造社会。而她只关心写作，只盯着某一个物某一件事，她的世界非常窄非常小，周围的大环境均与她无关；她的生活与世无争，也于世无补。即便文革搞的天翻地覆，她的世界也只是书籍，她的生活就是安逸的阅读。她的创作，就是爱好，就是悦心，与他人无关，更与社会无干。这样看，她其实是个无关紧要的人，她的作品，也许看或不看，也无关紧要吧？
忽然想到，她的名字与她的安逸的生活舒服有关？
记录一下书中比较独到的观点：
激赏外国作家，把创作的东西与自己关系之间脱离的状态。反对中国作家以个人经验直接进入到作品里边，抒发自己的感情。
当我们的孩子没有顺从的积累，就施行反叛，这不叫反叛，而是任性。 反叛肯定是处在一种需要挣脱的状态。
与新时期文学相比，认为现代文学经得起咀嚼。【这个观点是转述外国专家的】
日本的加藤周一说： 古代的艺术家，十四世纪以前，那个时候的艺术家，他们做东西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表现我的个人风格，他只是认真地做一个活计，可他的风格却形成了。今天的艺术家都想要表现自己的艺术风格，却没有风格。 王安忆说： 当你去做某件东西的时候，你无意表现自己，反而会留下个人风格，所以我觉得艺术家应该是一个工匠，千万不要认为工匠是贬低艺术家。
古典作家与现代派作家（二十世纪作家）的区别： 古典作家给你的是教养。教养需要从小培养，大了就水泼不进了。 现代派作家给你的是方法。 譬如托尔斯泰与卡夫卡： 托翁好像一家银行，你可以取之不尽； 卡夫卡只是一笔贷款而已。【这是余华的观点】
有这么多问题在前面，可我不能回过头去，只能面向它。【一个外国诗人】
对传统没有敬意，反抗也就缺乏严肃性。
德国汉学家顾彬: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非常轻松的任何一个人都轻易而举地说，不要鲁迅、不要巴金，什么都不要；如果在德国，我说我不要，是一件很慎重的事。
《谈话录》读后感(七)：《谈话录》：谁来读一本只关心文学的书？
以“谈话录”命名的书籍不少，我说的这一本，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为王安忆和张新颖。两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那是对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读者而言。所以，在描述《谈话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之前，我觉得有必要简要转述一下环衬上的作者介绍。王安忆，中国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启蒙时代》、《天香》、《匿名》等等。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作品有《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双重见证》等等。他们俩对谈的成果《谈话录》，书里所有话题都是围绕着文学创作的，是吗？阅读第三版《谈话录》到半程，盘旋在脑海里的一个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把作家与评论家的谈话记录下来，汇编成册，打算出版前从作者到出版社他们预设的读者，是谁？《谈话录》的第一章，章节名为“成长”，“成长”下还有一些小标题：小时候、母亲、父亲、“文革”期间的阅读……就在你以为这将是一本以“谈话录”的形态呈现的作家王安忆的传记时，怀揣“越过虚构的迷障窥见作家真实生活”的目的一页一页地往下读后，读到半程，你一定为觉得难以界定自己对这本书的先期判断，对或不对。说它是作家王安忆的传记，未尝不可，可它只撩开了王安忆生活的一条缝隙，只告诉了我们作家与写作相关的那部分生活。谁会对王安忆的写作生涯感兴趣？不想成为作家的至少也应该是文学爱好者，如此一来，《谈话录》的受众面会不会太窄？虽然手里的这本《谈话录》已是第三版，我依然边往下读边替责任编辑担着心。第三章到最后一章第六章，《谈话录》很多小标题直接就用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姓名，莫言、贾平凹、苏童、余华……千万不要雀跃着期待这些篇章，以为从中可以偷窥到著名作家的八卦。王安忆笔下的他们，只与文学和写作相关。此刻，那个问题简直就在我的脑子里叫嚣起来：谁来读一本只记录了文学的《谈话录》？因为疑惑，读的时候格外小心翼翼，想要找出不喜欢文学的人也能成为这本书读者的理由。2002年，王安忆去日本访问，期间拜访了日本著名的文化学者加藤周一。在与加藤周一的谈话中，老先生说到的一个观点让王安忆一直记忆到与张新颖对谈的2004年，“他说古代的艺术家——在十四世纪以前，那个时候的艺术家，他说，他们做东西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表现我的个人风格，他只是要做一个活计，可他的个人风格学形成了；今天的艺术家都知道我要表现我的个人风格，最后风格却没有了，没有风格。”这段出现在第51页上的引文，分号前后各有一层意思。分号后的一层意思，会让《谈话录》的读者以为那是创作谈，这不是误读，作家王安忆在理解加藤周一这段话时会落实到“成为有风格的艺术家”的层面上，理所当然。听君一席话时，虽已有足够的作品坐实自己已是中国当代作家翘楚的地位，但从2002年到2019年的17年间，王安忆笔耕不辍，《天香》、《启蒙年代》、《匿名》等等长篇小说乃至在这本《谈话录》之后问世的《考工记》，她不强求风格淡然地等待风格自现的写作过程，敢说没有受到加藤周一这番话的影响？面对王安忆的丰厚收获，难道我们没有自问：加藤周一的话只对艺术家或作家有效吗？再细读分号前的那句话，“他们做东西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表现我的个人风格，他只是要做一个活计，可他的个人风格学形成了”，只是要做一个活计的说法，不就是当下提倡的工匠精神吗？工匠精神会结出什么样的善果，王安忆以自己的作品为加藤周一的一番话，做了注解。有了这一处文学以外的得益后，再读《谈话录》，就更加仔细和认真了，于是发现，都以为一个文学评论家和一个作家的谈话录一定囿于文学，他们自己大概也以为两个人在一个多月里的6次谈话为的只是文学，可体会他们的言下之意，他们何尝不是在谈论怎么与这个世界善意相处呢？“我记得在三年前了”，王安忆以这句时间状语开始的回忆，说的应该是发生在新世纪开始没多久时的往事。“（德国波恩大学汉学家顾彬）一下子有很多问题，他感到最奇怪的问题就是，他说当然不是不可以，就是觉得奇怪，就是说你们怎么就可以这样子非常轻松的，任何一个人都轻而易举说不要鲁迅，不要巴金，什么都不要；如果在德国，我说我不要，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王安忆回忆里顾彬的惊讶，只限于文学吗？肯定不是！所谓旁观者清，我们能从一个德国人的善意提醒里警觉到一些什么吗？“现在年轻的一批作家，我很难和他们沟通的原因。就是说，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写作者把自己精神放在和大众一起。当然，我不是说写作者一定有能力引导大众，而是，写作者总是应当描绘一个乌托邦，开拓精神空间吧”，王安忆感慨的，当然是年轻的一批作家将琐碎甚至猥琐的生活故意不加修饰地拽进文学创作还自以为很酷的现象。从中，我们是不是也能反观自己，是不是将自己的精神生活都给了那些无聊的无趣的甚至低级趣味的八卦里？我们拒绝文学乌托邦的同时，会不会丧失真正的精神生活？两段引文，两次惊吓。我想说的是，貌似写给作家或文学爱好者的《谈话录》，有着不少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生提醒。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自己不是作家不是文学爱好者而在遇到这本《谈话录》时绕道而行。在成为成功的作家和教授的同时，王安忆和张新颖也是与这个世界时时刻刻相处的个体，他们的职业体会之中，岂能没有人生经验。
《谈话录》读后感(八)：与智者对话，得到的是提升，读智者与智者的对话，得到的是升华
像我们人类这样的两足兽，行动本不是那么自由的，心也是受到拘禁的，眼界是狭小得可怜。我们生活在同类之中，看见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没有什么新发现的。我们的心里是没什么好奇的，什么都已经了然似的。因为我们看不见特别的东西。——王安忆《长恨歌》文学创作，无论任何时间，无论哪个年代，迫切需要的一种态度，就是真诚。不仅仅为了写而写，而是融入了自己的一种思索与探究。
《谈话录》这本书，记录的是两位以文学为志业者的对话，纯粹而真诚，去除了种种流于表面的辞藻修饰，转而将文学中最朴实的一面，用最平实的方式一一道出。
一本书，七次谈话，两位文人学者的思想碰撞与交流，相较于雕琢成书的作品，这种谈话录的方式显得极为特别且真诚。
这种形式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将看起来“束之高阁”的思想和文化通过一种类似于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将当代文学中所呈现的一种现象和方向，讲述得再明白不过。这有点像《巴黎评论》中的问答形式，却又不尽相同，《谈话录》不是你问我答的采访，而是一次次真真切切的谈话，既然是“谈”，当然就有你来我往，这正是这本书最为精彩之处。
那么这一次次的谈话中的精彩，究竟在哪里？大概正如张新颖所说的那样——如果把谈话比喻成河流的话，我并不想事先为它准备好河道。
一条没有河道的河流，一场没有“标准”的谈话，但并不是说它漫无目的地去聊天，我们从书中不难看到，张新颖每一次抛出的主题，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且颇具深刻意义的，两个人之间的对话，是对当代文学的探讨，更是一个思辨的过程。
所以，它自由而不散漫，亲切却不谄媚，充实又不枯燥。
说到王安忆，她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她的文字以及她的思想，总是会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来自大家闺秀的教养。
这大概跟她从小的经历，以及家庭环境等因素有着莫大的关系，环境和家庭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绝对不容小觑的。
王安忆的母亲是作家茹志鹃，父亲是剧作家王啸平，她从小受母亲影响就非常的深远，她在文学方面，既有耳濡目染的学习，又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更为可贵的是，那种孜孜不倦的兴趣。
王安忆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读者们最为熟悉的，应该就是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了，除此之外，她还创作过《纪实与虚构》《启蒙时代》《天香》《匿名》等多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在成就方面，则更是获奖无数，譬如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一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第四届红楼梦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还有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再说说张新颖，他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王安忆可以说是同事。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九个人》等作品广受好评，曾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这两个人之间的谈话，可谓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
一、文学是需要终身学习、认识、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漫长到与人生同步
现如今，写作的人越来越多，写作的方式和途径也越来越广泛，但真正可以称之为文学的，却屈指可数。文学的“门槛”一直看起来似乎降低了，其实，它一直也没有那么高。
1、文学中的匠人精神
真正的文学，其实是最需要去打磨的，王安忆把文学家比作匠人，在我看来，是最恰当不过的。其实无论各行各业，最需要也是最难得的，就是一种匠人精神。
文学家就是工匠，就是在做活，做到一定程度的量变自然会有质变，但这个量也许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去完成。文学中的匠人精神也是一样，不仅需要反复地去钻研，雕琢，实践，还需要不断地去突破和创新，这就是一种独创性。
无论是文学家还是大众读者，有是有去评判一个作品的好坏，往往在不知不觉中会融入对于独创性的要求。
当一个人将自己情感与身心都投入到一件事情上，那么这件事情将会是这个人真挚情感最直接地流露。长此以往，认真去对待，倾心去投入，那么就会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自己所特有的风格，这个风格将会成为你的标志。
风格，并不是刻意而为之，越是却绞尽心思地“创造”风格，反而越会失去自己真正的风格。
也正是这种匠人精神，让王安忆真正成为了文学家中的“工匠”，几十年的笔耕不辍，才带给我们更多的优秀作品。
2、文学中的“看”
“看”，究竟是在看什么？看自己，是自我的审视；看外界，是眼界的开阔。
王安忆在谈话中所提到的“看”，更在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她举了鲁迅的“看”和沈从文的“看”为例，来阐述如何在一个“安全的壳子”里去看那芸芸众生。
沈从文的“看”，更注重对于外界的“看”，大概是因为其生长的环境和背景，使他离开家之后，始终可以抱有一种愉悦的心情去看外面的世界。
而鲁迅则不然，鲁迅的“看”，更多的是出自于自身，以一种俯瞰的角度，怀着一种怜悯之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去看这个世界。
从不同的“看”的角度，来谈如何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进而引出对于文学中审美的探讨。
二、前辈和吾辈——一个作家眼中的“同行”
其实，书中我觉得最有趣的部分，就是王安忆和张新颖两个人讨论对于几位文学家的“八卦”了，完全不拘一格，让我们通过一个侧面来了解这些作家不为人知的一面。
很随意的谈话之中，将冰心、萧军、汪曾祺等，对于王安忆来说是前辈的这些作家对于她创作的影响，以及作品的评价，展现地格外清晰生动。
而与贾平凹、莫言、苏童、余华等同带人的作家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照顾欣赏和惺惺相惜。这些距离我们似乎非常遥远的作家们，在王安忆和张新颖的“聊天”中，更加有了“烟火气”，每个人有着什么样的特点，不再是通篇一律的“简介”式的介绍，而是一张张格外真实，格外亲切的“生活照”。
譬如说起作家阿城，可能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阿城善于将古意与口语相结合，明快而刚健。可是在王安忆的口中，读者似是看到了一个更为不一样的阿城——
王安忆眼中的阿城，是当代作家中的一个“异数”，一个爱唬人的“老把式”，一个有清谈风格的人。
他反正特别有清谈风格，漫无边际，你不能带问题去赴他的清谈的，如果你带着问题去问他的话，你永远也得不到回答的，你问他此，他总是回答你彼。寥寥数语，便将阿城特别的一面，生动地讲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甚至会忍不住会心一笑，觉得王安忆的描述，或者某位作家的事迹，实在是有趣的很，也让我们喜爱的这些作家们，不再决定那样的遥不可及。
除了对于前辈和同代人的一些讨论，王安忆和张新颖还讨论了对于现代的年轻一代的看法。
说起现代很多的作品，已经找不到作者和作品自己本身的特色了，仿佛是同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流水作业，表达着类似的情感，运用着同样的流行语，很多时候是难以趋同的。
“由于我们的声音在这时节与主流大众一致，于是，难免会有一个假象，就是作家是时代的代言人，掩盖了一个更本质的事实，就是作家在他的时代总是孤独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着每一个时代的特色，每一种思潮都需要一个足够的周期，而这个周期正在逐渐缩短，时代的力量，真的很强大。
当然，对于欣赏和认同的年轻一代的作品，王安忆依然会不遗余力地去推荐和帮衬，例如于田儿的三篇小说，就被王安忆高度赞扬，并且推荐给了《上海文学》等刊物，使之成为了于田儿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三、作品是一个作家思想与经历的最好呈现
王安忆的作品，可以说是数量和质量双丰收了，难能可贵地是，她和张新颖在这里几乎进行了一次“王安忆作品编年表”式的创作历程的探讨。
《雨，沙沙沙》是王安忆创作之路的正式起点，即便是获奖无数的大作家，也有过第一次看着自己的文字变成了印刷品的激动和雀跃的心情。
这个作品成了一个“源头”，源头打开之后，作品和灵感便源源不断地产生了。
之后，张新颖按照时间的顺序，和王安忆将这些作品一一讨论下去，说到《小鲍庄》这个脍炙人口的作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它的起因竟来自于发生在王安忆身上的一件小小的真实故事。
当时我还在杂志社工作，一九八四年盛暑，单位给我一个紧急的任务，说在江苏宿迁县出了一个英雄，一个小女孩，她为了保护一个五保户的老奶奶去世了，被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员，我们准备做个报道……这个村庄向我呈现了一幅完整的画面，也许是“寻根”让我有了不同的眼光，那些散漫的细节似乎自行结构起来，成为一个故事，这就是《小鲍庄》，很偶然的。有时候，一个好的作品，一个可以流传下去的故事，就是来自于这样一个个很偶然的事情，甚至可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往往看起来不值一提，却可能带来强烈的灵感，给我们以不同的眼光，然后成为一个好的故事。
对于很多人避之不及的“性”的话题，王安忆并不避讳，而是很客观地去述说自己对于文学作品中对于“性”的表达方式的看法。
文字有时候写的来自于周遭的真实经历和生活体验，王安忆在文工团的经验，对于她作品“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的创作，以及她对于“性”这一话题的认识，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而说起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似乎让她成为了上海的代言人，对此，王安忆其实是很不认同的。她并不想让“怀旧”和“上海”成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更不愿意看到《长恨歌》变成上海的一个符号。
“人们谈《长恨歌》总是谈到怀旧二十年代，其实我在第一部里写的上海根本不是二十年代也不是三十年代，而是四十年代；其次，这完全是我虚构的，我没经历过那个时代，因此也无从怀旧。事实上，这又是我的小说里面最不好的一部分。”
她从不忌讳去讨论自己的代表作品中有着怎样的不足和缺憾，甚至愿意去主动地展示出来，也正是这种坦然和真诚的态度，才使得更多好的作品得以被创作出来。
真诚与坚韧，是最好的写作态度
王安忆几十年笔耕不辍，好的作品不断的涌现，这种耐力，是很多人所不能及的。当时代的洪流去“大浪淘沙”，当写作的孤独让很多人都放下了手中的笔，我们庆幸，王安忆将自己变成了文学家中的“工匠”，更是成为了当代文学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
而她对与写作的真诚，和对于创作的态度，正是给予她这种坚韧和耐力的最强大的力量。
所以她对于作品是恳切的，对于和张新颖的这七次谈话，更是恳切的。这两位之间的探讨和碰撞，带给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现状和发展的深刻思考，这也是这些谈话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