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来的中国读后感100字
读一本书，如果有可能，最好先了解一个人。下文是羽戈写就的，他是真懂王人博先生。
羽戈/文
我与王人博先生结缘，不是源自他的书，而是源自他的课。2002年春天，他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西方人权史》，听者如云，屡易场地，最后动用了学校最大的教室，晚上的课程，中午便得去占座，否则只能坐在后排，或者苦站两小时。这门课的内容，如今大抵忘却了，只记得先生的授讲，并非以人权为主题，而侧重于自由主义与宪政思想的普及。有时一堂课，竟不讲学术，反倒纵谈时事，横议江湖，说到愤激之处，头颅一昂，迸出一句“***”。这无论在何时何地的课堂，都会被视为离经叛道。然而王人博之为王人博，恰恰在于他异于流俗：万马齐喑的年代，他敢于发出不合时宜的“恶声”；待到万马奔腾，口号喧天，他却退回清寂的边缘，冷眼红尘，傲视天下，偶尔枭鸣一声，依旧不合时宜。
课后，我便找他的书来读，这一读就是十年，翻检书架，迄今共得八本之多——有人读到这里，也许会暗笑：一个学者，治学三十载，才写了八本书，怎么算多？这一问，适用于大多法学家，却不适用于王人博。他的写作风格全然迥异于授课。其开讲，激情飞扬，举重若轻，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其下笔，一如其思想，审慎而简约，不蔓不枝，质朴无华。他原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落笔之际却朴拙而压抑，哪怕写他最亲近的祖母，写梦靥一般纠缠他的乡愁，笔墨平淡至极，如晚秋风中的炊烟。这样的写作方式，与对写作的敬畏甚至恐惧(如他所言“书写会温暖手心，也会伤生”)，焉能多产？
相比同侪的“有所为”，王人博偏于“有所不为”。除了质直浑厚的学术功底，依他的见识与文笔，以及对时势的敏感把握，若走公共知识分子路线，简直如臂使指，探囊取物。谓予不信，这本《孤独的敏感者》便是最有力的证据。
此书谈绘画，谈音乐，谈电影，谈摄影，谈鲁迅，谈庄子，谈手艺，谈乡愁，却极少谈及他的本行：法律与宪政。整本书只有两篇写宪政，一是千字短章，一是以媒体的访谈稿代跋。若不加介绍，有些读者也许不会相信作者是一位法学教授、宪政学者。
书名《孤独的敏感者》，来自对朝戈油画《敏感者》的观感。作者看画，犹如庄生梦蝴蝶，画里画外，是耶非耶，敏感者与作者合为一体。“《敏感者》传达出了画家渴望对外在世界‘参与’的热情，但真的要面对这世界时，他又是那样的生拙和乏力。所以，他走回了他的内心世界。‘内省’不是与外部隔绝，而是认知的改变：由外在的打量、触摸、嗅探改为心灵的咀嚼。”——这段话可视为这本书的精神纲领。此书虽写外物，却是一本内省之书。一个热爱鲁迅、庄子的人，内心远远重于外界。
对内，作者以“敏感者”自况：“他们欢迎现代的理性与文明，却又遭受着人的善性丧失、伦德沉陷的痛苦”，“他们试图放弃对自己外在境遇的思考，把心灵投放到梦幻与虚无，却又舍不得这诱人的红尘；他们既是这世界的支持者，又是这精神世界的无援者”。对外，作者则以“闲逛者”(或者说漫游者、游荡者)自况，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内心尊贵者保持尊贵的一种仪式”。闲逛者与黑夜、孤独为邻，疏离于专业、规则、现实与破碎的世界，试图追逐“观察者的警觉”。“闲逛者不提供娱乐，也不提供教诲，更不想用自我的剖白来换取冰冷的金钱。他呈现的只是漫游的快乐和收藏的热情。”
敏感者与闲逛者这一体两面，可归结于作者的立身之道，第一是独立；第二是乐趣，借用书中的说法，就是“好玩”，竹内好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此言同样适用于王人博。在这本书里，他观影赏乐，谈艺喝酒，说梦话旧，一个法学家的人间情怀跃然纸上——他的学问何尝不是人间烟火呢，他把宪政炼成了“文化的乡愁”。
再说独立，这是王人博立身和治学的根本。他孤标傲世，不热衷，不盲从，不左不右，不属任何派系，甚至极其厌恶在中国政法学界风起云涌的派系之争。他逛书店，看到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而未购，“观点对错我不在乎，但我反感那种自以为是的嚣张，这‘派’那‘派’的派头让人不悦”。
为什么要强调王人博的精神姿态呢？在我看来，这是打开《孤独的敏感者》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威廉·詹姆斯说：“人的难题不在于他想采取何种行动，而在于他想成为何种人。”当你明确了王人博是何种人，或者欲成为何种人，便能理会他的书写与思想；更进一步，则可理会他为什么要这样思想。
敏感者与闲逛者是他的自命，若由我来定义，他当是一个旁观者，只是这种旁观，不同于麻木不仁的看客，他虽冷眼，心中却热血激荡，豪情万丈，所以我愿意在“旁观者”之前加上“入戏”的说明。“入戏的旁观者”，这是雷蒙·阿隆一本自传性质的对话录的书名，亦是他平生的定位。阿隆与他的同胞萨特、加缪的最大区别，端在于他冷静的旁观，而非热烈的参与。“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的流言，折射了阿隆的孤独与旁观者所必须承受的累累骂名。然而，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反观二十世纪的进程，可知阿隆的智慧与伟大，当那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死于疯狂，惟有阿隆，在守护理性与良知的底线，孑然而坚忍。倘放宽历史的视界，不妨说，阿隆并未缺席于那个风云突变的年代，他以旁观的姿势参与了真理与正义的建构。这就像程燎原说王人博：“……如果他是以学院派的风骨来观察社会，他的旁观却是为了参与。”
懂得，便可慈悲。不懂，则愈发惶惑。《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王人博，题为“一个宪政主义者的困惑”，收入此书，却改作“一个宪政主义者的当代史”——“当代史”的底色即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讲，《孤独的敏感者》不仅是内省之书，还是困惑之书。其困惑正来自真诚而痛苦的内省。那种飘忽的惶惑感，溢出了宪政主义的边界，而指向一个旁观者如何在虚无的世界安身立命。
我叫小保儿，现任先知书店编辑。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拨开云雾见真知。
在中国文化市场上，“历史热”长盛不衰。其中被研究最多、最深刻，观点争议最大，受关注最广的，无疑是1840年以来的近代史。
但是，大部分作品，都走不出这三种研究范式：
（1）救亡图存（2）回应西方冲击（3）想学习西方、融入现代文明
这些主流的历史范式着重关注的，是器物的现代化，是强国的工具。
随着作者笔下游走，会发现，现代化的首要问题，根本上是国家的性质与结构、权力的来源与归属、人与人之间如何缔结关系等问题。
而且，书中没有局限于仅仅讲述所谓历史真相、历史规律；皆因，就算明白这些，未必能保证历史不再重演，不懂本质，后人可能依然重蹈覆辙。
只有将“历史的真问题”挖得一清二楚，才能在警醒后发掘对症之药。许多学界讳莫如深的问题，罕有地在本书被毫无顾忌地、鞭辟入里地分析了，比如说：
近代中国的三大转型困境：
转型困境1：现代化是一种无限扩张的秩序。中国不现代化，等死；现代化，找死。 转型困境2：西方文明史是“先集权，后分权”，但在中国这是行不通的。 转型困境3：精英与民众割裂，作为向现代转型的立宪，没法生根发芽。对西方普遍性价值的“新”解析：
西方有两张面孔：一个是它的力量，一个是它的价值。 1840年以来的中国，切身感受到的是西方资本、军事、贸易、宗教文化的扩张或征服，这也容易被认为恃强凌弱，缺乏道义。事实上，中国人正是从彼此力量的对比中发现了真实的自己。差距就是差距，不能用文化上的差异为自己辩护。对改变民族习性的探讨：
国内的普通话之所以在全国普遍通用，不是因为它多么好听，而在于它是由中心生产、提供的。现实的恰当做法不是先忙着去中心化，因为即便在理论上解构了它，事实仍然存在——中心不会因为纸面上的否定就能自动消解。只在理论上抵制并不是个好主意。这本书史料也很丰富，可谓是融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智慧于一书。
抓住了“立宪”这个关键动作，近代中国的重大立宪时刻，被事无巨细地罗列了出来：
从戊戌变法、清廷预备立宪到辛亥革命；
再用真问题重新串联这些大事件、大人物，以及重要的思想，纵论近代中国的演进与嬗变，作者王人博老师这样写道：
“与阶级相连的革命叙事，并没有成为过去，它还存在于当下，在参与中国现代型塑造的同事，也塑造着自己。这是现代性走向东方这个大国时无法避免的中国特性。”上图正是那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老师，人称“法学界的王大爷”。
他天性幽默，而且极擅调侃。曾经有学者在饭桌上问他：“王老师，法治两字怎写？” 他稍稍侧身，两眼微睨：你说怎么写，就怎么写……
他还是中国法学界少有的、深具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的学者。2003年发表了《现代政治的中国之道》，学生羽戈问：“为什么不是中国的现代政治之道？”他闻之一笑，“潜意识中，我想突出的是‘现代政治’。将它看作一个共同普遍性价值，不管中国、美国，任何国家都要遵守。”
王人博老师，是一位地道的山东人，真性情显露无疑，
身为一名33年教书者，他却“大言不惭：学科的厚墙有时安放不了思维的自由：
“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因为业余者缺少的是学科规训，却拥有真诚，除了忠于因读书而获得的智识之外，任何立场都与他们无关。
但是，看得越清的人，就越开朗了吗？也许，未必。
挪威作家曾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学识渊博如王人博老师，却自况是一位“孤独的敏感者“：
“他们试图放弃对自己外在境遇的思考，把心灵投放到梦幻与虚无，却又舍不得这诱人的红尘；他们既是这世界的支持者，又是这精神世界的无援者”。近代以来的任何一段经历，都是那个时期国民的共同抉择。
历史的绞肉机影像，在他眼前愈发清晰。我们似乎无可避免成为傀儡的命运，而一代人的错误，至少应有三代人共同埋单。
但，只要多一个人读懂“历史的真问题“，我们进步的尺寸，便可多一分。
——
剩少量王人博老师签名版，先到先得。如购书有疑问，可豆油私聊我。
以下语录出自王人博《你看我说》，一个法学者的人间情味。
一 打捞 | 记忆
01. 看人名挺有意思：一看我妻荣，就想到婚姻法；内藤湖南像是个搞中国学的；牧野英一总感觉是苏武的后代；舒马赫，生下来就该是个赛车手；藤野先生像是搞植物学的；山本五十六，一听就是个二愣子。
02. 鲁迅怀揣的是「超人」，塑造出的却是阿Q。
03.西方传教士特别爱抱怨中国人迷信，但他们没有能力区分：“迷信”是中国百姓的日常信仰还是喜欢那些多少带有想入非非的故事？实际上，中国人既对狐狸成精的故事津津乐道，也对有狐狸皮毛的衣服乐此不疲。
04. 在主人与奴隶之间，奴隶更优越。这倒不是因为道德，而是认识上奴隶具有更高的层次，他用艳羡或仇恨的眼光把前者认作人的同类，而前者对后者的认知却超不出物件的范畴。
05. 乐观主义的行当是助产士，悲观主义的职业是入殓师，而无政府主义不能言说的爱好是从政。
06. 足球赛比篮球赛有意思：后者只要把球扔进篮筐就完事了，而前者光看进球还不行，还要看站在门前的那个家伙：既希望他把球抱住，又希望他脱手。世界杯之所以有意思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大多都在晚上看。
07. 「赞」这个符号并不表示「赞成」或「欣赏」，而是绕过畏惧和寂寞，仅凭一言不发的沉默就能达到被视见的目的。它暗示的是一种不淡不咸、若即若离的微关系。
08. 坐在校园的街椅上，闻着花草树木的秋之味，看着眼前新老学子的来来往往，心生感念：“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09. 女人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隐性符号。小说家若不谈女人，国家与民族这样的修辞就成了空洞化的政治书写。
10. 时间碾过我们的灵肉，一转眼，我们成了“大爷”；再一转眼，我们枯朽，成就了一座丰厚的废墟。
二 内心 | 独白
11. 我始终相信：人的命运与他的思维方式之间有一条隐秘通道，而通道里那条系着铃铛的绳索则牵在上帝的手里。
12. 撒谎最煎熬的时候，是明知别人在等着你撒谎。
13. 磨折了自己不是为了绽放，而是在空白处留下足迹。
14.「长大」意味着季节不再往返，人只能活在一个冷冬的世界，那里叫成年。
15. 一壶浊酒，便是我与自己的距离。
16. 心里无论怎样炎凉，还是想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7. 生活有时就像辫子上的橡皮筋，绕三圈太紧，绕两圈又太松···好不容易弄好了，却发现还是不扎辫子更好看。
18. 年轻生长爱情，而我的故事已珍藏在花里。
19. “想当年”的意思说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的境遇。
20. 故事通常最悲惨的结尾：“最后，他们各自过上了幸福生活···”
三 况味 | 人生
21. 总是细数着以后的日子，却忘记了活过的快乐。
22. 悲苦在男人的烟中燃烧，从女人的眼里流出。女人的烟灰掉落的往往是寂寞。
23. 动物习惯用自己的尾巴表达感情，而秃臀的人类更愿意用钱财代替。
25. 放弃现成之路，用自己的头颅撞出另一个缺口，不问它的大小和意义，只为了这个缺口。这是我理解的自由。
26. 民族永远不是我们每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个体的简单相加所得之和。它无形地把我们抽象了，去掉了每个具体的人的血和肉。
27. 让我掉下眼泪的，是昨夜的酒，还有异乡的那一地温柔。
28. 曾学这学那，到老了照镜子才发现，学谁也没戏，自己还是自己，一个不得不接受的自体。
29. 戴着手套要饭是现代人的一种讲究，与在裤子上挖上几个破洞的机理是一样的。
30. 宗教告诉了我们一点：活着都是暂住证，死亡才是永久产权。
四 雕刻 | 时光
31. 长大了，我和我的小狗都在社会里走丢了。
32. 害羞不是胆怯，而是人对自己与外界的关系过于敏感。
33. 生活在别处的人们一般都这样：用饥饿诅咒富贵的罪恶，用光棍谴责爱情的悖德。
34. 身影还在，却忘记了是你的送行还是我的远归。
35. 朋友间无原则的吹捧，基本上都是为了背叛做舆论上的准备。
36. 温情是一件快递，拿在手上的包裹恰好是想要的那种信息。
37. 有罪恶就有善行，有冷漠就有温情，有阴影就有日光，阴阳隔着不远，相互都能看见。
38. 在意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块琐碎，便是一种修行。
39. 所谓劳动创造美，关键不在于劳动而是谁看。
40. 与其熙熙攘攘，不如俩俩相望。
五 哲学 | 漫步
41. 活在万千世界，“留白”是洒脱，也是真正的富有。
42. 推杯换盏未必是真朋友，在路边摊一起吃东西关系一定不寻常。
43. 我的本性是驰骋，结果负重却成了宿命。
44. 人的寂寞不是孤单，而是看到了孤单的物。
45. 自恋就是非常成功地不认识自身而呈现的一种满足状态。
46. 人最难的是爱自己，自私不是爱，是贪。事实上，人最喜欢的是自我挑衅直至头破血流。所以呢，耐心才是活的久的良药。
47. 不是我特立独行，只是想看一看不同的风景。
48. 以前总认为喜欢音乐是因为心情。看了电视才知道：这个爱好的最大价值是用来相亲。
49. 叶子跟树说，本是同根生，您能经住岁月的风吹雨打，我却活不过秋天···
50. 其实，人有时不是为了充实，只是为了一片空虚。
任何范式都是“事后性”的演绎，“启蒙-救亡”亦不例外。所以，它并非历史过程的客观记录，而是从某一“定制原理”出发对这一过程重新梳理。
当然，对历史的反思，只要逻辑自洽，能够自圆其说，都有其合理性。但是，若要历史照进现实，多少有些僭妄了。
一直以来，我总觉得，在近代史领域，任谁也写不出新意了。
其实这几天，我在向很多书友推荐这本书的时候，他们也有类似的质疑与顾虑，反映最多的有以下三个：
近代史是每一个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初中学了一遍，高中、大学又学了一遍，学了三、四轮了。踏上社会以后又从别的书里，甚至互联网上，重新“反洗脑”了一轮。
学了这么多次可以说是学烦了，对重要的事件几乎倒背如流，都能给人上课了，为什么现在还要再读这本大部头的著作呢？
鹰眼视角的特点，就是抓住一个核心的真问题，兼顾历史的关键与纵深。
比如辛亥革命后，隆裕太后以末代皇帝溥仪名义颁布了退位诏书，写明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袁世凯经过深思熟虑，在清帝退位诏书中加了一句话——“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以当时帝国溃败，摇摇欲坠的情形，如果没有加这句话，边疆很可能就纷纷自立门户，国家被肢解的只剩下汉地十八省。
袁世凯的这句话，将革命党的初衷从“驱逐鞑虏”转到了“五族共和”之上，避免了全国的分裂——不论是哪个民族的人，从前怎么效忠满清皇帝，现在就怎么归附中华民国。
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如果分析戊戌变法、清末立宪、袁世凯洪宪帝制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功败垂成，大可以从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的角度加以阐述。
然而，王人博老师的视角却非常独特、他往往从当时的宪制思想出发，一击直中核心问题。
比如他评价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伟大的，但留下的遗憾也同样刻骨铭心。中国再也容不下一个名正言顺的皇帝，但人们仍可以忍受花样翻新的“强人”。中国有了民国的名号，却并无宪制之实。
宪制浓缩了当时治国者、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构想——抓住“立宪”这一关键问题，既抓住宏大的全局，又能看到中国近代史中种种生动的细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依次铺展开来。
可以说这本书一上来就抓住了近代史最根本的问题。经过这一核心的串联，即使再众所周知的史料，也展现出了全新的意义。
▍质疑二：“这本书讲的历史是真的吗？”
有的人读书只爱读“真相”，甚至觉得近代史的真相都在“禁书”里，追求真相固然重要，但比真相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史识”。
其实，历史是否有真相，本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求索真相受制于技术、学养、事物的复杂性，以及史观的影响，真相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至少不是唯一存在——真相只是散落成无数碎片的镜子，而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一小片才是完整的真相。
王人博老师的这本书，其实就是对“唯真相”史观的一次剧烈颠覆。
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个历史事件，在不同的历史书中，常常是天差地别的。哪个才是真的历史？这只能通过读者自己的“史识”——分析总结的悟性和能力去判断。
“史识”的价值，远大于事实。
因为如果缺乏判断能力，即使真相放在眼前，也会视而不见，只当做是几行数字。尽管“史识”并不带来真相，但它却是穿透历史的一种目光，能使真相免于遮蔽，无处可藏。
比如中国传统史学，可以说拥有人类最庞大的史料库，却很少产生伟大的历史著作。这是因为很多传统史学家的脑子里只有“善恶忠奸”一种“史识”，他们有再多的史料，也只是进行简单地整合加工。
王人博老师在书里谈到：“历史永远都不会以它整全的面目显身，历史留下的只是它的残骸。……历史因为他的残存物而被灌入后人的理解之中，它自身必然带着活人的偏见。”
意义大于真相，这一“史识”在书中无处不在：
比如一谈到洋务运动，大部分历史爱好者的反应是否定的——只学习技术，不学习制度，过于保守僵化。
然而，王人博老师却对洋务运动评价道：“他们用‘西学’这个武器将旧的文化传统戳了个窟窿，使古老的中国透进了一丝近代的空气，西方的‘用’在增大的同时，中国的‘体’便在减少。”
在传统视野中，梁启超是一个善变的人物，戊戌变法、清末立宪、中华民国立宪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然而，梁启超看似“骑墙”的身段背后，是对现代原则的一贯坚持，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民主，无论是和平改良——戊戌变法，还是暴力革命——号召全国讨伐袁世凯，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中国跨入现代政治文明。
王人博老师说：“梁启超长袖善舞，随机应变，但他绝不陶醉于权谋，他的政治手腕，都是为了实现现代性价值，这样一个政治理想，从来都是他内心最底层的压舱石。”
正如书中所说：对历史来说，其实不存在本体意义上的“真假”，只有“合理”与否的判断。
没有“史识”的所谓真相，无异于史料的随意拼接和生硬堆砌。
▍质疑三：“对中国学者写的书不感兴趣？”
这些年，国内引进了许多西方学者的书，客观的说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实很好，有的带来了最新的学术研究范式，有的通俗性和思想性兼顾。但其中也不乏很多水平不高，竟是老掉牙论点的平庸之辈。
相比国内，更多的是毫无良知的“学者”，要么一门心思做权力的掮客，不会写书，只会给权力“背书”，这种人写的书糊墙都嫌多；要么虽然书都很畅销，但不是贩卖焦虑，就是迎合阴谋论，写的书、说的话全是“生意”。但无论哪一种，都是有毒的。
一些真正专心做学问的，很多也眼界封闭，谈不上任何学术创新，不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晦涩难懂的教材，就是做二手知识的“搬运工”，固守着“一亩三分地”，对现实毫不关心。
因此，在推荐这本书时，很多读者对这本书有些迟疑，也很正常。
废物哪里都有，人才也是一样，中国同样不乏优秀的学者。那么，究竟如何判断一个中国学者写的是本好书呢？换句话说该如何衡量一个中国学者的水平呢？
◎独立，只忠于自己
文学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曾说过一句格言“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
王人博老师将这句话视为信条，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自己就是自己，没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除了忠于自己因读书而获得的智识之外，任何立场都与他无关。
正如他在讲台谆谆告诫台下的学生那样：欲求解放，必须自主；欲求自由，必须独立。
◎从不认为自己真理在握
不从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忠于自己，只是外在的独立。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自省，认识到自身的“无知”。并在不断的审查与追索、拷问与质疑中，完成内在的独立。
“内省”不是与外部隔绝，而是认知的改变，终身研究现代政治文明的王人博老师，从不认为自己是权威，是正义的化身。他自称“到现代文明的路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不去现代文明的路”。
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一个人一旦认为自己掌握了某个真理，他便变成了畸人，他拥抱的真理也成了虚妄。因此，一个高水平的学者，从不把自己当做真理的化身。
◎带着中国人特有的问题意识
一个高水平的学者，必然把学术当作志业，他们的学术根植于内心的“问题”中。即使研究国外的东西，也肯定有自己的情结，带着中国人特有的问题意识。
王人博老师懂现代价值，但他并不是只讲现代价值，正如他在书中说的：“中国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不借助西方语词便无法表达，但借助西方语词又不能准确表达的困境，这可以说是我们当前的最根本的困境。”
坊间常说，中国人有三样东西最为擅长——烹饪、农业和历史。 其中，历史，不仅是我们的绝对强项，甚至有时候历史填补了宗教的空白。古代中国就有着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史官体系和历史记录。 历史教训，是中国历代治国者最重视的东西。历朝帝王无不牢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一警世格言。 历史智慧，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有。天桥底下的评书，是古代城市的另类“文化地标”，无论贩夫走卒，多多少少，都能说几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轮回”。 中国文化市场上，“历史热”更是长盛不衰。其中，被研究最多、最深刻，观点争议最大，受关注最广的，无疑是1840年以来的近代史。 理解近代史的三种范式 关于中国近代史，大致有三种研究范式：
◎第一种范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 这种范式，在史学界处于主流地位，它有一个压倒性的主题，那就是“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它就像一把火炬，在各个阶级的手中传递。我们从小听到、学到的主流叙事大致如下： 首先，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紧接着，是封建地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立宪，其后，是资产阶级发起的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无产阶级登场…… 以上救亡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历经血腥残酷的动荡，直到1949年，历史才掀开新的篇章。
◎第二种范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回应西方冲击的历史。
在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视角之一，是汉学家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 他在《冲击与回应》《剑桥中国史》等著作中认为，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采取怎样的回应，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旨。 在华人学界，这一范式影响颇广。比如，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曾指出，“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立宪、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互相连锁,构成了一连串梯次式反应。外界压力越大,中国的反应就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