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村庄》经典读后感有感

　　《一个中国村庄》是一本由杨懋春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页数：28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个中国村庄》精选点评：

　　●记得作者的名字了，杨懋（mao）春,

　　●此书能看懂

　　●(｡ŏ_ŏ)(｡ŏ_ŏ)(｡ŏ_ŏ)

　　●又是一本上学时拖了三两年没读的。杨懋春写你岛农村的家庭生活十分灵动了，翻译的口风让人想起费老。《焚绵山》那个彩蛋太尖了！

　　●远没有吴文藻弟子们的著作出名的作品，但其实是不错的。带着那时候社会学人类学的痕迹，比《金翼》详细点，比《乡土中国》纪实。林耀华把乡村各面写进两家人的一生，这点子在当时的确不错，而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费孝通占了先机。看了本书突然发现王德福对于祖宗崇拜的观点似乎脱胎自本书。

　　●写给外国人看的，对当年的老风俗，老传统，描述单位很到位。

　　●近代中国研究

　　●将家乡永远从遗忘、不存在中记录下来，算是一种温情的报答么？

　　●翻翻，略看1949年前的大陆农村，与今天相比，或者说今天与彼时比，吃得饱、穿得好，算是历史的进步。

　　●时间问题只是翻了翻，了解大致叙述安排。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农村作为研究对象。文章先总体介绍了这个村庄，然后就范围缩小到家庭，探究家庭方方面面，最后又回到村庄大范围。可能是年代久远，看着有疏离感。如果有研究改革开放前后农村，时间近一点或许会更有兴趣。

　　《一个中国村庄》读后感(一)：初级学生不能所及的讨论

　　好读的民族志，主要是作者19世纪50年代在山东台头村做的社区研究——咦，我觉得还是民族志风，总之就是易读好懂，但是以我水平还是没办法以学术研究的心态去读，一知半解的状态。（重点在于，里面读得最认真的竟然是那个个案，天喜的故事…我还是适合故事型吧。）

　　问题在于，这是中国学者的著作，然后又由中国人翻译回来，浓浓的不适应感。更重要的是，没有认真学习老何的理论课，并不能想起一点理论，每看到有感觉的地方都是“啊，哦，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但是对于一个学者做到对一个村庄的全部几乎都了解觉得很神奇，我连自己所在的文化是怎么的都不是很了解…活在其中二十多年的文化。

　　这书还是适合在认真读理论后重新捡起来认真看，不过最可能的结果是永远不会再去找回来。

　　《一个中国村庄》读后感(二)：习以为常的村庄规则

　　杨懋春先生在《一个中国村庄》这本书中，描写了山东台头村的一系列村规民约、家庭生活和邻里关系等。作者承认自己在写这本书时并未回到过村庄，基本依靠自己生活时的记忆，以我的猜测，文章倒数第二章天喜的故事，也许就是作者本人的故事。有一个聪明的头脑，农家出身，苦读学习，最后有了自己的学业成就。作者对村庄的的描写十分细致，能在多处都看出作者深厚的专业功底，将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社会现状归类划分。比如将村庄的家庭划分为三类：上升期、鼎盛期和衰退期，同时还告诉读者这三类家庭的更迭迅速，劳动的勤劳度直接影响着家庭的收入。同理作者在描写春节贴对联时，也非常详细的列出了不同的家庭贴的对联不同，上等家庭希望能让孩子读书成才、中等家庭以赞誉美德为主，下等家庭则不太讲究基本以“花开富贵”之类的对联为主。这些平时在我们看来都是习以为常的东西，但作者都能在其中找到规律并进行总结。山东台头是中国千万个村庄中普普通通的一个，它的社会规律虽然不能代表所有，但还是能从中看出中国人的一些共性。在看此书时，我多次不自觉的将里面的内容和《平凡的世界》相互联系起来，同样是对村庄的描写，多处内容都具有共同性。在平凡的世界中，大哥放弃优异的成绩，回家帮农并供二弟读书，因为在中国人的眼中：大哥或者长姐应该承担起比其他兄弟姐妹更多的责任。例如还有“分家”制度，作者所描写的分家制度甚至在当下依然通用，《平凡的世界》中也是妻子坚持要求分家。不管是《礼物的流动》还是此书，都将妻子放在一个只知道追求“小家”利益的人，她们不断追求自己和自己丈夫的利益，甚至会借钱给别人以谋取利息；为了自己家庭利益，甚至会怂恿丈夫放弃与公婆一起生活，独门独户的生存。或许会有特例，但这条规律还是具有普遍性。全文在开头写出这书与《金翼》等并列称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的里程碑。但我个人感觉，《一个中国村庄》还是和《金翼》存在一定的差距。在金翼中，作者以一户家庭的起伏为切入点，描写了整个村庄、城镇的人际关系、商业贸易、官僚制度和社会制度变化带来的影响；虽然线索极多，但是富有条理深入浅出。在《一个中国的村庄》中，作者的条理虽多，但是不够透彻，比如在描写基督教文化入侵、战争对农民带来的影响都少了一点深度。 看这本书容易让我庆幸自己活在一个更文明的时代，因为在书中，农民的思想朴实的可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太过“直男癌”和“直女癌”，男人在众人面前抱自己的孩子就会被笑话，妻子不能参与男性的谈话。男女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相互不能逾越。好在，当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终于不用在温饱线上挣扎，于是思想开始变得纤细。人们开始思考人权，也开始争取男女平等，女婴不再被溺死、父爱不一定如山般沉重，公平和自由成为更重要的议题。相信社会发展更好的状态是，当人类最终相信钱乃身外之物，不再纠结“大家”的利益还是“小家”的私利，都饱含一颗温暖的心，相互关怀和尊重。当然，这只是我脱离一个中国村庄，幻想中的乌托邦。

　　《一个中国村庄》读后感(三)：村庄生活的多样性

　　有阵子心里还动过一个念头，就是以我所在的村庄为研究点，写一个关于我们村的故事。村里的老人、过年的风俗（打年糕和看戏）、亲戚关系、傍晚桥边的男人们的谈话、女人们之间的闲言碎语、村里出去打工的人、自己做生意的人，村里寺庙的活动以及村里的干部和选举。但是也就是动了个念头，并没有下文了。因为说到底，其实我已经是村里的边缘人群，常年在外上学，每次回家，也是宅在家，和村里人的互动特别少，但隐隐约约从爸妈和亲戚的闲聊中还是能知道村中的一些变化和风云人物。

　　《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其实就是作者写的关于自己村庄的人类学文本，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许烺光《祖荫下》并列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的经典之作。有意思的是，作者杨懋春是在康奈尔念的乡村社会学，后面去台湾任教，还开创了台湾的社会学研究。而他这个研究，译者序言里说到是定位于社区研究，的确，农村的社会也算一个社区。

　　如何描述一个村庄以及村庄里的关系是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这本书从村庄的位置、村民、农业、生活水平、家庭的构成、家庭内部关系、家庭作为初级经济群体、家庭作为初级礼仪群体、婚姻、孩子培养、家庭的兴衰、村庄组织、村内冲突、村庄领导、村级关系方面描述了台头村作为一个社区的方方面面。台头村的几大家族、家族之间的较量与冲突、家庭内部的长辈与晚辈的关系、媳妇间的计算、孩子的教育、村子里面的政府官员和乡绅之间的关系，以及村子同镇子的互动，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甚至有些在当代的农村社会里也能看到。比如赶集，像我们镇每月会有两次的赶集时间，各个村的人都会去镇上买些东西。而且从我妈身上，我能明显感觉到她对赶集的重视。赶集不仅仅是去买东西而已，正如书中所言，它也是不同村庄的人交往、获取信息或者维持社会声望的媒介。

　　关于孩子的培养话题，因为书里描绘了一个旧式教育和新式教育的重叠时期，这突然让我意识到中国的现代教育也不过是100年的事情。而旧式教育如何过渡到新式教育本身便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教学内容的转变、学校活动组织的变化、师生关系的变化等等。整个变化几乎是革命性的。

　　因为关注公民社会，自然而然书里描绘的村庄领导也成了一个非常吸引我的环节。里面有描述到村长，作为政府组织的一个官员，是被中下阶层的人所占据的，因为富人家庭并不觉得这个职位有什么光彩的。尤其当时的农村社会，真正具有话语权的是村里的乡绅，那种家庭富裕、具有社会声望的或者有文化的人。所以村里发生矛盾的解决之道很多时候是求助于乡绅这一非官方群体的仲裁而非政府。并且村里很多事物也是由他们商量讨论决定的。回忆了一下自己村的乡绅，小时候感觉很明显，好像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和村里的一位医生。感觉大家都比较信服他们俩说的话。可是，现在，零零乱乱的，就似乎不大能看到这一群体的人存在。而且由于青年人，或者学历高的人都在外生活，所以这拨人去重建乡村生活也显得更不可能。再回过头去想民国时期的乡村重建运动，觉得当时的人真是厉害和有抱负。

　　书里有讲到村民们对于选举的态度，大概就是村里开个很散漫的会议，有人提议前任村长继任，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或者碍于面子没有意见，于是这事就这么决定下来了。 这么多年过去，农村选举时真正发生的情境虽然有变化，但是村民们的低参与度还是一样的存在。农村民主的改善空间和可能性也是有意思的话题。

　　《一个中国村庄》读后感(四)：仍在苦苦跋涉

　　借用了已故诗人牛汉回忆录的书名做标题，也源自近年来读史常生的一种感慨，仍在苦苦跋涉，回首却发现迷途实未远。

　　上周看完一本《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该书是杨懋春1944年在美国参加人类学家林顿教授领导下的“中国乡村文化”研究工作所作，成为本人的代表作。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因为作者是中国人，研究对象也是中国乡村，所以翻译得也不错。文笔简洁凝练，堪称深入浅出以小见大，读起来很有趣味性。

　　作为研究对象的山东台头，算是中国汉族农耕文化的一个代表村落，那里的政治生活、经济结构、风俗人情像几千年积淀的一个浓缩：延续千年的耕作方式，外儒内法加亲情社会，既有田园牧歌的梦境，也有小国寡民的安逸，还有人情社会的亲切……但最后，是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的民族性和文化基因，无处不在。

　　也许在民国控看来，这是一幅美好的图景，不过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四维的崩溃也许导致国将不国，可是如果四维已经支撑不起这个所谓的国呢？眼见着人口问题、落后的经济状况、教育薄弱等等痼疾，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使这个庞大的帝国赖以维系的道德观、价值体系和精神信念，都已经在时代逐步加速的变化下，显示出了它的脆弱无力，以及，更糟糕的是——没有改良的可能，却能靠不断修正增加苟延残喘。

　　莫名哀哀，忽然想起宠物医院的医生跟我解释十六岁狗狗的身体状况：右室心衰是根结，因此导致血液循环不良，各种器官得不到氧气，失去活力，因此逐渐肿大渗水，最终带来的就是这样全身性的疾病，和机体整个的衰弱。

　　那时候的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吧，前有陆侃陆秀米，后有狂人发诳语，救亡之心从上个世纪起从未息止，但是撼动一个千年层积的巨厦谈何容易，因此也就有了教课书里说的“各种尝试各种挫折，各种道路都是行不通滴”——当然这是为了论证“唯一真神”的合法性。事实上，各种救亡图存的思想都是夹带私货的，所谓历史必然性不过是成王的凯旋门，败寇的墓志铭。

　　一个不怎么喜欢回头看的民族，碰壁和弯路，从来都来不及好好研究一下，愿意在被蒙蔽篡改的史料里找真相已属不易，更多人信奉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稀里糊涂好过活，像台头村的村民一样。

　　然后就是一次次穷途末路和柳暗花明的交替，我国历史的演进方式是改朝换代，但换汤不换药。

　　想起了另一本也是以某个村庄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吴飞的《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作为一个在城市长大的人，当年读此书后我震惊得无以复加，挥之不去的疑问，“怎么会活得这么苦”。也许不再是几十年前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毕竟科技和社会的总体进步，终于使人们获得了免于匮乏的自由，可是那种被限制被压抑和被扭曲的苦楚，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让人窒息。

　　再往前几十年看《山东台头》，发现这种苦几乎是根子里带着的，是每一代繁衍生息遗传的。可能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苦树上结果的民族，底色是苦难，活着就是受罪，所以说是“受活”。

　　当然也有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政权通过一次次运动，消解了传统文化中一个强大的力量：宗族。用文化人的话说，大概约略相当于“乡绅阶层”。也约略相当于过去教科书里的贼心不死妄图复辟的“地主阶级”，廖亦武的那本《最后的地主》，就是给这个阶层的挽歌。这是所有对民国心心念念的人最痛楚的，一个文化的正统继承阶层被强行瓦解，所以出现了断层，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我看到太多人试图将问题归结于此。

　　其实往前看，当交通和通信逐渐发达，当土地和人口的矛盾激化，当城市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也就是当人们注定要离开土地，宗族的瓦解也算是浩浩荡荡历史潮流里的一朵浪花，又有什么值得叹息的？比较起来，倒觉得知识分子早早被打断了脊梁更可惜，对一个民族而言更具毁灭性。

　　言归本书，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台头人，虽然受的多半是西式教育，但依然能从字里行间看出杨懋春对这种文化的称许和眷恋，甚至不乏溢美粉饰。但他更注重作为一个研究者的客观和理性，所以贡献了不少有趣的观点，值得深省的地方。因此这本薄薄的小书，要比某公知作家那本标题宏伟内容空洞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不知高到哪里去。

　　最后忍不住发散一点点：书中可以看出，北方农村最糟糕的地方之一，是卫生条件太差，这和人们并不注重这些文明的细节关系很大。“露天厕所对农民的健康是一大威胁”，想起以前看为人称道的魏辅唐治青木川，有一条规定就是：“随地小便者，责令其脱了裤子，坐于尿渍上直至烘干为止”。

　　及至昨天，还在网络上看到官方微博“头条新闻”发出《七成网友能接受或理解小孩街头小便行为》为标题的新闻，当然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但标题如此，也不算断章取义。正如前面所说，读史的时候，常常忍不住感慨，仍在苦苦跋涉，也难免原地兜圈，嘴上说这是螺旋式前进，心里禁不住嘀咕是不是遇上了鬼打墙。

　　《一个中国村庄》读后感(五)：并不成功的力作：《一个中国村庄》

　　并不成功的力作：《一个中国村庄》

　　——经典人类学著作标准的审视

　　当初在书店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翻阅前言，无意中看到译者说，该书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许煷光的《祖荫下》并列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的里程碑作品。于是怀着兴奋和庆幸的心情买下此书，并在暑假中好好拜读了一番。或许期望太大，读完之后颇有些失落：全书虽说是较为全面地描绘了台头的生活情况，又以家庭为核心的活动和以村庄为核心的活动进行了重点阐述，但是全文篇幅较短，犹如流水账式的行文风格，对每一部分内容都浅尝辄止的阐述，都令笔者对这部经典之作颇为不满。然而尽管如此，对于历史学而言，此书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次利用写作读书报告之际，参阅相关研究成果，对本书略作评论。

　　从目前中国人类学界的经典著作中，不难发现，有两类人类学的作品可以传之久远，奉为经典。一类是以系统、丰富而翔实的资料见长的民族志类作品，另一类则是创新的理论性作品。前者重于观察、记录和描述，意在建立“文化的实录”。后者长于理论的分析和思考，以建立种种模式和理论架构为目标。扎实的田野工作、翔实的民族志记述是人类学赖以存在的前提，但正是有了理论上的不断思考、不断进步，以往的民族志作品才能够历久弥新。如若以上述标准来衡量中国早期人类学的四部经典作品，《一个中国村庄》算不得上乘之作。

　　首先，田野工作（field work）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之一，被认为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最主要区别之一。田野工作方法的成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成熟的标志。其特征就是要求研究者长期与被研究者居住在一起，参与观察当地的生活，研究其社会结构，了解当地人的思想观念，挖掘“地方”知识，以达到研究者应该有的工作需要。田野工作是研究社搜集资料和建立理论规则的主要依据，是人类学的核心。任何人类学著作都少不了田野工作。

　　中国人类学早期的四大经典之作，同样都建立在田野工作所得的资料基础之上，不过其进行田野工作的途径有别，从而造成了学术价值上的差异。首先,《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利用在姐姐费达生家—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养伤之际所做的调查，其对该村的人口、亲属关系、职业分化、土地状况、资金与各谋生行业等进行较为周详搜集与整理。然而费老本人坦言，此书是“由一联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促成的”，“调查并不是有计划的，是由于受到了当时社会新事物的启迪而产生的自发行动”， 很难说，费老无意中所做的田野调查完美无缺。然而此书妙在其开创了“江村”研究的体系，在成书之后，费孝通及其弟子对江村还不断进行着回访。回访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对资料进行重新分类、充实、整理与再认识的过程，由此将《江村经济》此书的意义拔高到了新的层次。其次，许煷光的《祖荫下》，民族志田野材料来源于其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云南“魁阁”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室工作期间完成的西镇田野调查。 再次，《金翼》同样也是作者林耀华根据其在1936年和1937年离开中国前的最后两次田野工作为基础而写作成的。

　　相比之下，在实地调查方面，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则要稍逊一筹。作者在写作此书之前并不曾于当地进行田野调查。正如前言中提及的：“选择以台头村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作者在那里出生并长大，成年后还经常回去，与村里的亲戚保持着联系，知道村庄里的日常生活和偶发的重大事件。这项研究是作者本人所见、所闻、所经验的事实的记录。” 但事实上，一方面，杨懋春先生早年毕业于齐鲁大学文学院，后到燕京大学研究院进修2年，1939年赴美求学，1941年和1942年于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科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44-1945年得到机会在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部接受农业技术推广的培训，随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与中国研究相关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工作。可见，杨氏在国内时并不曾接受过系统的人类学（当时中国人类学主要是社会学）的学术训练，显然鲜有用人类学的视角看待、感受身边事物的自觉。另一方面，杨氏在中学以后基本上就算是离开了家乡，从县城到黄县、济南、青岛、美国、台北等地直至逝世。这期间，只有1945-1948年间在青岛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此时恰是乡村里新旧更替与矛盾最为剧烈的时候，有关台头的信息大多数是从亲戚口中得知的。 应该说，他对台头的生活既熟悉又陌生。写作此书时，作者在远离村子几千英里的地方，完全凭记忆进行写作，本书的数据，除引自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章外，不能保证统计上的精确性，也不能保证所有资料百分之百的正确。 简言之，这本书的资料并非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之上，这势必使此书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其次，理论创新视角上的审视。20世纪30-40年代被誉为中国人类学的“古典时代”，也是中国人类学从纯理论的介绍向理论运用于田野调查的时代，而这四本书即为此时期的代表作。不仅如此，这些著作在理论的运用与创新上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贡献。

　　人类学是一门产自西方的学问，中国的人类学直接导因于西方，西方的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始终在规约着人类学的研究实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进程。在此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西方人类学各理论流派在中国的影响与分布。20世纪初期出现于德国和英国的传播论在汉语人类学中有相当大的影响，而20年代以后在英国、法国、美国人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派和历史学派则直接培养他们的东方成员，中国人类学界依照所受学术熏陶与训练之差异形成了相当鲜明的区域类型。华南地区的人类学者深受美国历史学派和德国传播学派的影响，以中央研究院、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为中心形成相对注重族群文化区域类型的田野考察，解释模式围绕着语言-文化的特征而得以呈现，将空间分布的人文地理因素作为还原田野观察所见现象的历史依据，为新式的进化论、传播论和历史学派的综合框架为主要内容。在华北区，以燕京大学为中心的人类学者注重结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优点，在研究对象上偏向于社会组织，在方法论上以“社区”概念为核心，在理论界解释上倾向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结合，同时亦注重吸收法国社会学派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学术经历来看，费孝通和林耀华均毕业于燕京大学，许煷光肄业于辅仁大学，杨懋春毕业于齐鲁大学，在燕京大学进修了两年，这些大学都属于华北区人类学派的范围。此外，费孝通、许煷光留学英国，林耀华、杨懋春留学美国，故而他们所受的学术训练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和社会结构学派有着直接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继承自英美人类学研究的衣钵。但是这四本著作在理论的解释和运用上有深度和广度的差异。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直被认为视为小型社区窥视中国社会的实验性范例。这本书除了前言之外，包括15章，论及调查区域、中国人的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畜牧业、贸易、资金以及中国土地问题，它涉及江村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把经济、社会关系、仪式等方面的素材，以功能的整体观加以联想、概括、分析。费氏还以他姐姐帮助农民建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为例，探讨了与技术引进相关的社会变迁动力。总的说来，费孝通的著作虽然沿袭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论述框架，即把物质文化、人类行为、信仰与理念放在“文化事实”中作整体的考察，展示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在当时中国其他人类学阵营仍然十分尊崇进化论、传播论、历史具体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此同时，费孝通并没有单纯运用“社区方法论”，他还结合了社区分析、比较研究、社会结构论等，不断修正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方法论和功能主义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此外，国际学界还一直把《江村经济》作为转变了人类学只研究未开化文化的轨迹，而进入对较先进文化的民族和社区进行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而给予高度重视的。

　　林耀华的《金翼》同样运用了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描写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地方农业、船运、商业、政治、法律、教育、民俗、信仰、宗教家族等多角度的社会文化生活，是对地方家族史及家族所在社区的人类学考察与研究。全书以两个农人家族的兴衰为线索，实际上就是将家族兴衰放到社区关系的背景中考察，并糅合当时较为流行的平衡论 。这本书一经出版就被列为研究中国家族制度的必读书目。但别具一心的是，作者专门借用小说的形式，使得“此书不是以分析为目的，而是以尽量细致地刻画中国南部农村显示的生活为目的而写成的。” 因此该书基本上是按照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对所掌握的资料进行分类、描写和总结的，理论上并无太多新颖之处，然其采用的非论著式的写作手法，率先使人类学家和他们的研究对象处在共同分享体验与情感的互动过程中，让读者可以直接了解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这也是此书长久以来被奉为经典之魅力所在。

　　如果说费孝通是对功能主义“本土化”的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林耀华的主要贡献是为中国家族宗族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视角和“深描”式的叙述方式，那么相形之下，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则表现得守成有余而创新不足。第一，作者摒弃了以往从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教育等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分别加以描述的方法，采用当时盛行的社区研究法，从个体之间复杂关系以及较大组织的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扩散而展开论述。全书共17章，主要分为，1、台头的地理位置；2、村民；3、农业；4、生活水平；5、家庭构成；6、家内关系；7、家庭作为基本经济群体；8、家庭作为基本祭祀群体；9、婚姻；10、儿童养育；11、一个家庭的兴衰；12、村落组织；13、村内冲突；14、村庄的领袖；15、村内关系；16、天禧的故事；17、台头的明天。另有两个附录，一为台头使用的农具集，一为日常的亲属称谓。从目录中也可窥得此书的结构与论述重点。值得称赞的是，在社区研究法由于过分专注于小社团而忽视村庄与外界的联系而被诟病的时代，杨氏成功了回应了这样的批评。杨氏在写作之初便在构建研究乡村社会生活的途径，并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初级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起点，然后扩展到次级群体中初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扩展到一个地区中次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具体操作上，作者考虑到村外关系（包括集市），又仍以村内和家庭生活为主，旨在“描绘出一幅整合的总体的画面”。不过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将社区放到更广阔的区域范围内讨论其实是当时所有本土人类学者研究的共性，是学者们将人类学研究方法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推动人类学理论本土化的重要贡献。同时代学人的影响以及他们之前实践的示范作用，都为杨氏的著作提供了相当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框架。

　　另一方面，同时代的人类学著作中都隐含了对中国乡村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回答，但由于研究取向、侧重和学术风格不同而产生了不小的差异。然而事实上，费氏、林氏将所研究社区中的一切事物和它们之间的互动看作是该文化的合理性，“一切制度的构造均符合人的需要”。在《江村经济》中虽然强调新的现代性事物的引入，但同时也更关注农民与新的制度、设备之间的冲突、调适。二者互动的基点是农民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更直白些就是能否增加收入。这样的标准是合乎情理的。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费孝通立足于中国国情，充分考虑到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与自发性，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用自下而上的眼光看待农村的发展。而杨氏似乎更有进化论的倾向，他将台头村描述成一个“原始部落”，将现代化定为村庄未来发展的方向，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微妙的调节和英明的领导”，具体到发展策略和措施上，包括乡村的领域及其外延，交通、教育、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医疗卫生等，则都需要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植。与费孝通对农村现代化的回应相比，杨氏似乎按照乡村社会学之类的教科书的框架进行论述，仿佛还停留在教条式的层面上。

　　再则，本书在人类学写作的具体操作层面上也存在不当之处。最为后人所责难的就是此书中的人物都照实使用了本名。不影响当地人和当事人的实际生活是所有人类学写作与研究的基本原则，故而人类学家总给所研究的村子起一个“学术上的名字”，所涉及到的人名也常常是虚拟的“化名”。然而杨氏的著作中，照实使用了本名，书中的“四大家族”的故事也是村中的事情，杨在书中写得非常清楚：“依据本书所述，人们很容易对号入座。”正是由于杨氏所用的都是实名，且以自己家庭的实际为中心，故而难以摆脱“局内人”的限制，对涉及自己家族前途和名誉的事情都加以修饰。例如杨氏对于村内关系的描述，认为四大宗族内部的关系并不紧密，对个人和小家庭的控制非常无力，但根据后来人的回访，在60年代之前，宗族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在婚姻的缔结和完成上，潘、杨二姓不互婚，一直到60年代才被“革命性家庭”的鼓励所打破。 再如书中描述说，陈、杨二小姓借助外来的基督教与天主教扩张自己的势力，与潘姓宗族对抗，如“西学堂”与“东学堂”，延续到后来东西学校分立，表明上是信教家庭与不信教家庭的区别，实质上是对村内公共事务与公共权力的争夺，宗族间关系紧张持续了至今。其实这不仅仅是学术规范上的失误，更给予本土人类学者们以警示，作为文化“边缘人”，在描述他自己所在社区的生活时必须采用更为客观的方式，尽可能无偏颇地写作，理性的分析。

　　那么这样一部著作，何以一直被许多西方大学相关科系列为中国社会研究和乡村社会研究的必要参考书呢。笔者猜测以下几个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首先，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使然。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人类学方兴未艾之时，学者们深入中国内地做广泛的田野调查，将西方理论运用于到中国的乡村研究中，并逐渐形成了对汉人社会研究的传统。然而受制于战争和政治局势，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为数不多。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大陆实行禁止外国学者入境从事田野调查的政策，使得这一传统在大陆被中断。一方面，由于对中国社会文化有兴趣的学者无法进入大陆进行实地研究，此领域的学术发展进程相对缓慢，故而写成于中国人类学古典时代的著作一直以其写作者以其本土人的身份，以双重文化参与者的视角为最大看点，长期为中国乡村研究的入门参考书目。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转战到港台等边缘地区作研究，其所形成的种种理论与假设，总是受到地域的限制，未能充分得到宽广的比较与验证，而在英文世界中仅存的一些反映中国乡村多样性和区域性差别的著作被不断的引用和对比。其次，杨氏，按照其导师的评价，“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换言之，即认为写作者能够摆脱人类学研究“异文化”固有局限性，这是西方人在当时的共识。然而他们忽视了，早期中国人类学者的工作之一就是想“外国学者”介绍中国，特别是杨氏在写作此书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设定的读者也是不熟悉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美国人，对读者而言，这个民族志仍然是来自“异文化的”，故而尽管此书的每一部分都让人感觉言未尽意，浅尝辄止，但对西方人来说仍能满足其猎奇的心理。

　　当然，作为一部早期的人类学著作，对于历史学而言，它依然有其价值。20世纪初叶到40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刻，中国农村在遭遇现代性之后，社会逐渐呈现出混杂的、多元的面向，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糅合，新老事物的世袭更替，变不变？变？不变？变什么？怎样变？成为当时人们普遍面对与思考的问题。《一个中国村庄》正是以这样一个时代作为场景，勾勒了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文中对生活细节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农村人对待新事物的态度转变，深刻反映出当时农村社会的某些共同现象、或者当地情况的特殊表征。比如，书中提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台头村有学校两所，东学校“博古堂”和西学校“信义会”。博古堂主要讲授四书五经，最初以富裕子弟为多，信义会讲授教科书，以贫穷、信教的子女为主。好多家长认为读四书五经能多认字，而教科书内容无非是动物、职务和刮风下雨之类的简单事物，学了没有什么用，也认不了几个字。这种乡民式的争议，本来可以共存更长一些时间，最终以“国家化”的强力“嵌入”，结束了儒家四书五经式的教育传统。教徒一度成为新国家政策的真正受益者。基本上，在抗日战争前，新式教育已经取代了旧式教育，教科书取代了四书五经。但乡间说起“老私塾底子”时，对他们的多识和多能，仍不乏敬畏。书中对“新式教育”兴起，并逐步取代“旧式教育”的描述，无疑形象的表述了人们对新式教育经历了一个从起初对之不屑、疑惑，到无奈地承认其存在、又心有不甘地抵触之，再到新式教育国家化之后，主动接受并积极推广的认知过程，与此同时，传统的知识在民众心里仍保有重要地位，农村人对于知识的权威力量从未有过怀疑，“知识的两面性”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新旧教育体制国家化的过程中，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必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书中同样提供了此方面的论据。可以说，此书是我们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的窗口，在与同时代相关资料的对比、互证的实践中，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洞察中国农村社会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