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想像的异邦读后感锦集
《穿越想像的异邦》是一本由刘柠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个别文章不错，以书论，不算好书。另，作者文笔较差，经常找不准词，当然对此书而言，这并不十分重要。
●从政治、社会现象到历史与文化，不仅“知日”，更了解自己。所有评论坦诚、善意，虽是十年前的著作，却于今仍深感宝贵。
●初读稍觉别扭，文字介于学术与随笔之间，有点不好适应，习惯了倒也还好。作者很多思考和论述对于了解日本或中日关系还是颇有裨益的，尽管现在来读稍显晚矣。
●对日本感兴趣者必读
●艺伎一篇很好
《穿越想像的异邦》读后感(一)：日本并未衰落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东京给人的感觉，的确不像一个陷入终极衰退国家的首都。东京的米其林星级餐厅比巴黎还要多。英国《金融时报》的时尚宗师泰勒•布律莱(Tyler Brûlé) 徜徉在东京街头，不知疲倦地搜寻前沿设计的范本——这是在向日本的时尚声誉致敬。日本2002年主办世界杯时，“失落的十年”刚刚过去，日本向世界呈现出一副欢乐而好客的面孔，相比于其联合主办国韩国怪异的民族主义，显得格外讨喜。日本人的足球踢得也不错。日本国家队赴北京参加了2004年亚洲杯的决赛，击败了东道主中国队——而且还活着离开了中国。
当然，日本有其自身的问题。其人口平均年龄正稳步上升，而人口总数逐渐减少。每5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年龄超过65岁。民主党已承诺将提高养老金和父母的育儿补贴，并采取减税措施。但很难想象日本政府如何实现收支平衡。当英美两国担心其公共债务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0%时，日本的债务却正逐渐接近GDP的200%。
日本应对社会老龄化的一些努力也让人不安。在研发给老年人做伴的机器人方面，该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中包括一款“温暖体贴的Ifbot”，据媒体报道，这种机器人“身着宇航服，会谈论天气、唱歌和做游戏。”
最好不要嘲笑他们。美国和欧洲正疲于应对泡沫经济、公共债务不断上升和婴儿潮(baby-boom)一代退休带来的后果，他们应该怀着尊敬的心情向日本取经。日本的现在，可能就是他们的未来。
译者/何黎
《穿越想像的异邦》读后感(二)：读后感
一本从2009年写成的书，我2017年买来，多亏读书分享会，督促我2020年6月看完这本讲述中国与日本关系的书。书是由许多散文篇合集成一本书，所以整体性不强，思路也有因为分开一篇篇的，所以被打断，没有明显的联系性，好像看得时候点点头，是那么回事。连在一起全忘了写的是啥。书的一半内容都是我不太感兴趣的日本在战后的政治发展，后半部分还蛮有意思的。
从这个书名讲起，这个名字是我买本书的最大理由，真的，当时买的时候就是看这个名字：穿越想象去了解日本这个异邦。
本书我最推荐的一篇散文是《假如中国失去日本》，在写书的2009年中国经济不断崛起，接近日本，预测将超越日本。但我们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值比例远低于日本经济增长时期，我们靠得还是低薪酬、地保障的人海战术。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还不够。日本早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教育、文化立国”方针，通过文化加上现代元素，打造日本的软实力。2009年日本的动漫已经是支柱了，到现在日本的动漫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深远，还有日本的“匠人精神”等等，不断输入价值观，所以我们不能还是对对方越来越模糊，不要靠想象。原文是这么说的：有必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使，我们到底是要一个异邦，还是一个对异邦的想象？如果是后者，那么来源于各种媒体、电影、民间段子已经够丰富了，但异邦的形象为什么却在我们对对方照准的视野中越来越模糊了呢？……试想，假如没有日本，我们的郁闷会少很多么？也许，对着日本发泄的那部分情绪会有所减缓。……随着双方沟通的日益密切，理解的加强，一个对异邦的想象会渐渐逼真起来，会离事实越来越近，这将有助于中国学习接受并心平气和地与一个现状的日本相处。
书里还提到新闻媒体的自由，我觉得很深刻的一句话，原文是这么说的：在民主主义社会，作为社会共器的大众媒体毕竟不是国家的喉舌，任何国家利益的达成和国家战略目标的实施虽离不开新闻媒体的舆论造势，但却不应当是代表国家的政府公权力单方面强制的结果，否则便是媒体的失格、堕落。……没有什么“国策”具有高于言论自由价值本身的权威。因为从小到大的国家通过媒体的舆论引导，造成的我们对日本的所谓“战略误读”。战略误读是指两国主流社会受到各自传媒片面报道的影响和左右，“误读”了对方的国家战略，并且在误读的基础上，阴差阳错地制定自己的应对策略，乃至针对性全屋，政策水平始终处于“想象的异邦，飘忽的照准”的状态，我们对日本的认识也始终是飘忽的，导致中日渐行渐远的真正原因，在与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松动及基于之上的共同战略利益的缺失，这种状况同时诱发了两国的民族主义对立，并使其强化。这里的感受是别的不说，我带着对日本的片面观点的民主主义，来到日本旅行，冲突感就特别强烈。感觉反而从“无感”跳跃到“挺喜欢”日本的居住环境、礼貌的人文文化。
最后谈特别的日本文化，在《日本的文化有多厚》这篇文章中提到另一本在学术界被尊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菊与刀》这本书里对日本人的定义。菊花是日本皇室的纹章，刀是日本武士的象征。日本化的双重性，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感觉好贴切啊，日本的爱美，崇尚武力，特别有礼貌，但有好斗，很西化，有的时候有很顽固的有日本匠人的感觉，服从强者，当抓住机会的时候又会桀骜不驯。《菊与刀》对日本人为何如此的答案是，日本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耻感文化”，其强制力来自外部社会而不是人的内心，这是日本人在战争中易施极端暴力而滑向集体犯罪泥沼的根源。这个耻感文化带出来的有个很冲突的就是服从强者，当抓住机会的时候又会桀骜不驯，最直观的例子就是日本战败后的表现，书中这样提到，“日本民族性格中不可思议的服从强者、信守契约的一面再次（在战败事件里）凸显……美籍华裔历史学者黄仁宇在回忆录里写道，迎接他们的日本陆军及海军军官，一点没有不快或反抗态度。他们举止体贴有礼，甚至显得快活。”这个学者感叹道：日本人不愧是一流的输家，他们的自制力超群绝伦。以前的敌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如此杰出，让我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就是传闻中残暴野蛮的日军。新加坡李光耀总统谈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昨天还能残暴的日本军人今天就整齐列队，将新加坡的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此敏捷的转身，使他心里泛起一阵寒意。看到这里我也觉得有点寒意，这个民族特性真的太……不可思议。
另外日本还有一个特别的文化符号就是日本的艺伎，它不是中国人概念中的，充满某种苦难色彩及其对这种苦难遭遇的同情。这个不符合日本人的道德观。艺伎是专门服务成功人士的，被老爷保养后，是可以公开化的情人。艺伎消费是成本高昂的娱乐。艺伎穿的和服有两美，一美是露出脖子和香肩，像日本浮世绘描写的美人图一样：和服女子的背影——只有肩部以上鲜艳的和服与高高盘起并插满头饰的云鬓之间，是像花瓶的瓶口一样张开的衣领、雪白的脖子下一抹白腻的香肩。二美是下摆。小步子走，摆动下摆。这里提到一个和服公开的 秘密，那就是传统的日本女性穿和服里面是不穿内衣的。艺伎跳舞实际上就是通过袖口、衣领、下摆把手臂、脖子、香肩、大腿诱惑给 男人看。我还记得深夜食堂里的一个常驻食客，老人家了，常常看脱衣女郎，最后看到脱衣女郎把和服的下摆展视给大家看，就喝彩较好，干杯痛饮。这就跟和服文化对起来了，真的很不一样的文化。关于和服看到后来有点补充，和服到现在不是只是表达性，它是家境过得去的日本女子至少家中会保有一套和服，用于成人礼、茶道、花道、结婚礼的重要工具。
看完这本书，结合我上次去的日本蜜月游，我觉得还是对这个想象中的异邦——日本有了些了解，期待下次和蒙再去日本，亲身体会更多日本的独到之处。
《穿越想像的异邦》读后感(三)：和日本一起坐下来喝咖啡
和日本一起坐下来喝咖啡（《南方都市报》10月12日）
摘要：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个世代的时间，我们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三十年前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出过国，外人到了中国的街头，都多是带菌者、危险分子、特务，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平常地看待外人了。七九八的先锋艺术家、北京的学者、环保志愿者、江浙商人、丽江的平民，甚至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姿态做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中国特色的原教旨分子，都会跟外人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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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想像的异邦——— 布衣日本散论》，刘柠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35.00元。
余世存
□作家，北京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个世代的时间，我们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三十年前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出过国，外人到了中国的街头，都多是带菌者、危险分子、特务，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平常地看待外人了。七九八的先锋艺术家、北京的学者、环保志愿者、江浙商人、丽江的平民，甚至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姿态做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中国特色的原教旨分子，都会跟外人坐在一起。
我们的进展是显然的，但又是缓慢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一如我们跟生活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一样，我们跟外人的关系也难得从容平常。跟国际惯例接轨也好、融入国际社会也好、做世界工厂也好，在跟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比如G 8成员国打交道时，我们至今少有真正的平等认知和交往，少有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少有友直、友谅、友多闻一类的共勉和分享。一如我们对自家的历史和现实说不清楚，对周边国家，如俄国、印度、美国等大国，我们在盲目中又有着冷漠、势利和狂傲。
在这中间，我们跟日本的关系是最为严重的。对日本的误解使得我们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反日分子，其甚者就是在2005年爆发的反日游行。在一个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就的前现代国家里，对邻国不是因为具体的政策而由相对应的阶层和社会集团表达利益诉求、国策呼吁，而仍是由学生和社会青年上街表达意见和情绪，这种反日游行跟一百年前的反日浪潮相似，多少说明了我们的成就要大打折扣。
我们今天处于一百多年现代转型的收获期，尽管未来尚不确定，但确实，我国国势不可阻挡地突破了“亚洲之中国”的封闭状态，进入“世界之中国”。一百多年来国际关系体系的改变，今天的我国终于在开放中受惠受益，并成为G 8们不能不正视的大国。如何面对这个摇晃站起来的“睡狮”或“大象”，是国际社会十多年来的新课题。直接的军战没有什么可能性，席卷多国的金融风暴以及大大小小的商战、贸易战没有吹动狮象毫毛，思想文化、知识技术等方面优劣立判却击不垮我国由老茧、糙皮或厚颜围裹下的心灵感觉。这一切，对其他国家如果还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对日本来说，却是意味深长的。
无论华夏变夷，一如第三第四罗马一样，日本曾有另一华夏中心之认知；还是脱亚入欧，日本成功地现代化，摆脱了华夏文明的制度影响，而成就了另外一种有日本特色的文明国家，但这一切都不曾得到中国“老大”的承认。成功者一言难尽的类似“衣锦夜行”感觉、富贵者不得返乡或返乡不为人知的寡淡、无从展览，实在是不利于自处并与他者正当有益地共处。日本一直寻找着角色，它曾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国家体系里优秀的持自己意见者，今天它又是民族国家体系里优秀的一员。它的勤勉、刻苦、敬业举世闻名，因此，它才会有浴火重生，废墟上迅速站起的国力。在发达国家的俱乐部里，日本是惟一的亚洲国家，但回到亚洲是它的必由之路，但它需要亚洲的承认。
这是一个较真生活的民族，也是一个渴望创造性认同的民族。1949年，年仅42岁的日本物理学家、京都大学教授汤川秀树因预言“中子”的存在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消息从斯德哥尔摩传来，“给战败的日本带来一束光”，让尚未完全从美军轰炸的瓦砾和战争的疲惫中站起身来的日本国民再次看到了自信和希望。这个民族确实值得自豪，自那时起，日本已经获得包括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化学、医学与和平奖的12个诺贝尔奖。诺奖大国，这个标杆性的世界知识生产前沿地带，证实日本确实接轨了世界知识，甚至它是世界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老大中国的汉语知识仍只是地方知识的一种而已。日本的硬通货日元曾经施惠于周边国家；而人民币当时只是盯紧跟紧而已。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中国人仍死硬地不给日本以理解之同情，反而一再敲打它的爆发、它的罪错。在今天，中国俨然全世界都得买账的对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也会超越日本，中国的块头无可争议地大过日本。在朝贡国家体系中，日本伸展得并不舒适遂意；它今天在民族国家体系里仍难望项背。无论爱恨与否，希望如何，跟这个目前还暧昧的不可理喻的大陆相邻，是日本的宿命。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在开放的国际社会里仍封闭地想象日本式民主的可怜可笑，我们仍把日本当作中国人的一个副本，可厌恶的乡亲，是一个无主体意识在远交近攻中有待征服的异族，我们从未想过，日本已经是一个可以交往沟通的它自己，日本有着强大而可持续创造发展的自性，已经是一个制度保证政治文化多元多样的社会，已经是一个有其应得荣誉、责任和权利的主体国家。日本的国民可以跟我们坐在一起喝咖啡，如果我们不带阴谋论的有色眼镜观察，他们是文明的、善意的、彬彬有礼的，甚至带有一点点儿怜悯地看待我们中国人——— 当然有人会说日本人骨子里看不起我们，但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今天的日本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文明的“活广告”。我们都知道做惯老大或大家长的人不习惯有人崛起，但我们仍得承认并习惯日本已经先富、争气、独立、出息、自成天地并给世界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我们应该给予人家荣誉、名分、权利，以促使它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在跟他们一起喝咖啡后完善我们自身。
这种比邻而居，本来可以是亲善的、和平争奇、相辅相成的。但不幸，由历史、政治家和国家尊严、利益纠缠不清的问题大大伤害了两国的邦交和国民心理。这是直到今天仍有待改变的事实。幸运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作家、科学家、思想家、普通国民乃至政治家都能明白，今天一国国民之福祉绝非建立在对邻国的征服或围堵之上。数千年的人类史证实，军战给当时的人民带来的无尽的灾难，而近代以来的商战和学战不过是一些忽视民漠的自大的概念，从来没有给本国和他国的人民带来持续的福利。边贸、互市一直是民族国家体系以前民众的愿望，消除贸易壁垒、与国际惯例接轨、给予国民待遇等一直是现代国家的人民的愿望。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福祉，这也包括从邻居那里受益受惠。
当今不少政治家多谨慎表态，而民众也多肆意发泄，肉食者鄙，民众乌合，都未能远谋。值得注意的是，中日两国仍有不少作家、学者，努力传达一种理解之同情和认知理性，以消除误解，为中日的新关系职尽绵薄。本书的作者刘柠先生就是近年来活跃在两国媒体间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以布衣之身致力于解读中日问题，他的日本观、中日关系观经历了一个过程。但自从他扬弃了民族主义，而进入一种更开放的民族主义境地，获得了自由民主的眼光和胸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阐述本身也是文明的“活广告”，是文明言说和文明对话的体现，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个中国作家推进两国国民亲善相处的情怀用心。
《穿越想像的异邦》读后感(四)：日本自民党为何衰落？
8月30日第45届众议院大选，改写了日本历史：民主党一举收割了全部480席中的308席，大大超出了单独过半的预期，成功兑现了“政权更迭”的悲壮毒誓。自民党遭遇了结党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在众议院席位从选举前的300席急剧萎缩至119席，与民主党换位，成为最大的在野党。
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几乎等于一部日本战后史。老大政党自民党缘何衰落？深藏于其前世今生中的“遗传密码”是什么？导致其衰落的“衰减机制”何在？
经济增长与自民党长期坐庄互为因果
在日本战后第一个10年，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民主化改革”。1945年9月，美国制定的《战后初期对日方针》所确立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的美国目标的、和平与负责任的政府”。
为此，以盟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部（GHQ）为核心，对日本实行了被称为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造：释放政治犯、废除特高（战时恶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警察和《治安维持法》、审判战犯、颁布“和平宪法”等等，日本在军事、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初步被改造为现代民主国家，并通过《旧金山和约》，加入联合国和关贸总协定（GATT，WTO的前身），实现了对国际社会的复归。国内政治格局也从战败初期的“乱党林立”，到初步形成左右两个对立阵营的政党框架。
1955年10月，左右两派社会党走向联合。随后，另一个独立左翼政党劳农党也并入社会党。统一后的社会党在国会中的地位陡增。为对抗社会党的势力，一个月后，两个各自独立的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实行保守联合，成立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
自民党的结党，标志着日本战后初期动荡政局的基本结束和新格局的产生，而这种新格局被称为“1955年体制”，对日后的日本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由于社会党在国会中的议席只有自民党的一半，自民党的一党独大便成为其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但直到1993年，社会党始终是第一大在野党。
对于是“1955年体制”，或者说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导致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还是相反，即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导致自民党长期坐庄，反过来延长了“1955年体制”寿命的问题，学界始终有争论。
有学者（如日本著名历史学者、《日本政治史》作者升味准之辅）则把战后历史分期，如认为池田政权之后，“1955年体制”变成经济发展的促进体制。但无论如何，主流意见普遍倾向认为这是两个互为因果的问题，而少有认为二者互不相关者。
“铁三角”和派阀积重难返
小泉的失败在于，削弱派阀之后，却没能建立一套取而代之的人才培养机制，乃至派阀瓦解后，党内青黄不接
自民党缘何衰落？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些原因本身就是多重构造，重峦叠嶂，相互纠结，殊难描述。笔者权且从远因、近因和技术原因三个层面试分析之。
先谈远因。众所周知，自民党之所以独步天下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其成功的最大秘密有二：“铁三角”和派阀。
所谓“铁三角”，即由政、官、财三届构成的特殊利权结构：财界通过官僚拉拢政客，在国会游说；政治家通过国会斗争取得公共事业的国家预算；国家预算经官僚之手流向财界。
对财界来说，通过对公共事业工程的参与，不仅获得了实利，也“润滑”了与政、官两届的关系，从而确保恒久通畅的利益管道；对官僚来说，仅靠充当政界与财界之间的“黏合剂”，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且旱涝保收；而对政治家来说，通过手中的政治权力，换来大笔公共事业预算，借此扶植家乡的产业，既兴国利民、回报乡土，又能扩大自己的后援团体，兑现大笔的政治献金，何乐不为？
正是这种可使政、官、财三届利益均沾的特殊利权构造，在自民党内滋生了大量被称为“族议员”的既得利益层（“道路族”、“建设族”、“邮政族”等，不一而足，连肩负国家防卫重任的自卫队系统都产生了“防卫族”），国民和舆论的批判声浪不绝。这客观上也构成了自民党“金属疲劳”的原因，借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表达，是自民党已过了“耐用年限”。
而最早坐下“金属疲劳”病根的，是前首相田中角荣。这位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建筑设计师出身的政治家，其所倡导的“土建国家”，本质上是当代中国“要想富，先修路”的朴素经济发展观的“东洋版”。《日本列岛改造论》是一个旨在通过工程建设来维系国家可持续性增长的宏大叙事，理想主义色彩颇浓。但其背后，则是惊人的金权政治黑幕。
田中本人凭借其在建筑业上聚敛的财富，进军政界，一路畅行无阻，不仅成为“道路族”、“建设族”的靠山，而且亲手缔造并长年执掌自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系“田中派”，向首相府输送了数任总理，其影响甚至在田中身后仍不衰。
洛克希德事件被舆论曝光，日本国民得以窥视“铁三角”幕后黑金交易的规模和恐怖，田中本人也受到法律的追究，但金权政治的DNA和风土已然坐下，积重难返。
至于派阀问题，是自民党政治的一种特殊现象，舆论一向褒贬、评价不一：否定评价者认为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暗部”、长老政治的遗留，是自民党尚未进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的标识，同时也是金权政治在执政党内蔓延的“元凶”；而做积极评价者（如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则认为派阀是党内民主机制的土壤，是激发不同意见和讨论的“诱发剂”，是人才辈出的聚宝盆。
真正做到了使自民党延命者，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这个打着“粉碎自民党”、靠反党起家的前党总裁，在“构造改革”的名义下，极大削弱了派阀的实力。
此前，历代首相上台，组阁名单几乎都是与派阀大佬“协商”、“调整”的结果。只有小泉特立独行，虽然自己出身于党内最大派系“森派”（即“田中派”的继承形态），但组阁时却把自己关在小屋中，拒绝与“森派”掌门人、前首相森喜朗商量。而且，首相履新后，便正式退出了所属派系。
可小泉的失败在于，削弱派阀之后，却没能建立一套取而代之的人才培养机制，乃至派阀瓦解后，党内青黄不接。
此番大选前夕，眼瞅着自民党大厦将倾，勉为其难的麻生太郎惨淡经营，在血气方刚的民主党的强大攻势下，不说别的，单从人才上看，怕也只有訇然倒地之一途了。
小泉接任者输光了政权凝聚力
想当初，英国工党上台，打出的口号是“够了、够了”，准确契合了英国选民对保守党18年执政的厌倦心理。此番大选，日本民主党对自民党的战术如出一辙。
再谈近因。对自民党的一次“回光返照”式的有效调整，是小泉政权，他开出的药方是新自由主义指向的“构造改革”。
改革的成功，不仅成就了战后屈指可数的长期政权，而且确实挽救了党：2005年9月的“邮政选举”，自民党大获全胜。
可随后，随着美布什政权的终结，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加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的菜单受到清算，小泉改革的负面作用也开始呈现（被称为小泉的“负面遗产”），其具体表现就是“格差”扩大、地方经济凋敝和农业萧条。加上老龄少子化趋势的进一步升级，各种社会矛盾呈表面化。
这种情况下，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掌舵者，或将小泉开创的改革进行到底，以期以改革的深化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或改弦易张，以其他政治议题来取代改革话语，无论如何应该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指明道路。
但“后小泉”时期三任领导人却采取了投机主义、鸵鸟主义的应对：并不正面否定改革路线，却在政治操作上背道而行。其结果，不仅未能矫正此前改革的负面效果，且很快输光了靠改革而重建的政权凝聚力和新道统。
加上麻生之前连续两任首相关键时刻“撂挑子”，令国民失望透顶，进而对自民党的执政能力也产生了深刻的质疑和厌倦感。
想当初，英国工党上台，打出的口号是“够了、够了”，准确契合了英国选民对保守党18年执政的厌倦心理。此番大选，日本民主党对自民党的战术如出一辙。换句话说，是国民对自民党政治的忍耐到达了极限，民主党才“被选择”。
自民党领教了小选举区制的恐怖
小选举区，受制于当选人数限制，焦点必须集中，易受电视左右，极适合小泉那种“剧场政治”型人才演出
最后是技术原因。所谓技术原因，指选举制度方面的原因，具体地说，就是小选举区制。
小选举区制，是相对于过去那种每个选举区可有3-5名候补议员当选的中选举区制度而言：选区划分更细化，全国划分为300个选区，每个选区只有一名候补者当选。
曾几何时的“邮政选举”，小泉发动由前美女电视主持人或风格清新的青年才俊组成的华丽刺客军团，充分发挥小选举区的特点，一举夺取了大选的全胜。
自民党核心层恐怕做梦都没想到，4年后的今天，如此战术会被用在自己身上：被媒体称为“小泽的孩子”（但小泽本人和民主党似乎很拒斥这个说法，以回避国民对“小泉的孩子”的联想）的刺客们，正是利用小选举区的特点和选民的心理，“接管”了一个个被认为是自民党“牙城”的选区。
那些在“教父”小泽授意下，只提纲挈领地发表不长于3分钟演说的俊男靓女们，凭借自身包括“身体语言”在内的优势，几乎瞬间便准确地捕捉、把握民意，短、平、快地把那些满脸皱纹、啰里啰唆的老自民党政客打将下去。
通过这次大选，自民党充分领教了小选举区制的恐怖。因此，一些资深政治家、学者（如中曾根康弘和著名政治评论家、《读卖新闻》老板渡边恒雄等）力主再次改回到中选举区制。因为小选举区，受制于当选人数限制，焦点必须集中，易受电视左右，极适合小泉那种“剧场政治”型人才演出；而中选举区制，则可以设定多个焦点，深度辩论，被认为更有利于大党构筑长期稳定的政权。
□刘柠（北京 学者）
《穿越想像的异邦》读后感(五)：日本艺伎：一个窄而幽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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遑论国人，即使在普通东洋人的概念里，“艺伎”也是一个非日常的名词，艺伎生活也是笼罩在一团氤氲之中的非日常风景。1968年，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题为《美丽日本的我》的演讲，为在座的瑞典王室和外国嘉宾普及了一次关于“日本美”的教育。深爱日本文化的作家引用从平安时代起就一直倍受日本文化界推崇的白乐天的诗句——“琴诗酒友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中的“雪月花”三个字来概括日本文化中人与自然万物交互感念、密切交流的“物哀”传统。在泡沫经济“全盛期”的1987年，由富士通公司经营研修所编纂、旨在向外国企业家介绍日本人文化心理的经营学研修教材的书名就叫做《雪月花之心》。其实，注重四季时序的变化，在自然的风花雪月中寄托个人纤细、易碎的情感，不仅是日本文化的精髓，小而言之，也未尝不是迷一样的艺伎生活的写照。
艺伎，在日语中叫做“艺者”（Geisha），与“和服”（Kimono）、“寿司”（sushi）等词汇一样，是作为东洋文化的象征而直接成为英语的有数的几个日语名词之一。一般说来，与那些在“遊郭”（旧时的烟花巷、花柳街）里从事的“遊女”、“花魁”（两者都指妓女）不同，在日本也有所谓艺伎“卖艺不卖身”的说法。但卖与不卖其实全看买方的“品质”和交易的方式，只靠卖艺而完全不卖身有时是不现实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艺伎实际上就是“艺术化”了的高级妓女，只是其服务对象多为“成功人士”（大公司社长、政治家、执业医生、名作家、大相扑“横纲”级选手、歌舞伎名优等），服务项目也不仅仅是单一的肉体交易，而是包括了音乐、舞蹈、花道、茶道等一整套严格的“礼仪作法”在内的系列乐感“套餐”。
服务的对象和内容，决定了艺伎之所以成为艺伎的稀有“品质”。就是说，仅有姣好的身段和容颜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成功”的艺伎，在她成为“一人前”（日语，顶梁柱的意思）的“角”之前，必得经过从小到大长年的、动辄十数年的极其严格的训练，内容从音乐、舞蹈，到插花、茶艺，从如何陪酒，到诱惑男人的技巧以及对一些确实“不堪”的客人如何既以礼相待又能使自己免于被伤害的“Know How”等等，不一而足。可见，成为一名“一人前”的艺伎绝非一日之功。事实上，尤其是在战前的日本社会，成为艺伎，就像今天的“当明星”一样，是多少生于贫贱、然而却渴望“出世”的小家碧玉们的“窄门”。
中国人概念中的艺伎生活，常常充满了某种苦难色彩及其对这种“苦难”遭际的同情，这多少是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出发、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的一种似是而非的想象——总以为人家就是《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或者《日出》里的陈白露，甚至连对日本文化有精深造诣的周作人也不能免俗。1919年，知堂在一篇批判日本武士和艺伎这两种国粹的文章中说，“艺伎与遊女是另一种奴隶的生活。”其实，这种“哀妇人”的心态未必符合日本人的道德观，尤其忽略了东洋“耻感文化”的乐感性质和所谓“非罪性娱乐天堂”的游戏性。他只把艺伎看成被动的受害者，而忽视了其自主性与进攻性的一面。1936年，富山艺伎出身的料理店女侍阿部定与店老板石田吉藏有一段恐怖得令人窒息的畸恋。对性快感的偏执追逐使热恋中的二人心智迷狂，深陷于病态的“极限体验”之中。终于，在一次高潮迭起的做爱中，阿部定用丝带绞杀了情人，并用刀对其尸体实施了阉割（“只有如此，他才能永远属于我”），制造了轰动列岛的“阿部定事件”。1976年，大岛渚根据这个故事导演了影片《感官世界》，成为著名的“问题电影”。
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书中说：“在人类历史上，妓女从未像江户时代的艺伎那样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起过如此突出和重要的作用。”而近代以来，性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态度，而日益成为一种类似“国家意识形态”似的东西。福泽谕吉有句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战前遍布整个东南亚的“南洋姐”和日据时期南京、上海的日本艺伎，无不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国家意志的产物。而电影《望乡》中阿崎婆催人泪下的悲惨遭遇，也许只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被卖到“星洲”（即新加坡）的底层娼妓的个案文本，远无法涵盖那些在京都、奈良的艺伎馆中跳扇舞、弹三味琴的艺伎，以及日本本土的官娼的生活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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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伎，是日本情色文化的集大成者，所有情色的要素和暗示，都能在艺伎身上找到对应关系。1990年代的畅销小说、“日本通”作家阿瑟·高顿（Arthur Golden）所著的《一个艺伎的回忆》（Memoirs of a Geisha，下文简称《回忆》），以京都著名艺伎馆“祗园”的“看板”（日语，招牌的意思）艺伎仁田小百合的回忆录的形式，向我们掀开了神秘的艺伎闺房窗幔的一角。
14岁的小百合在“姐姐”（前辈的艺伎）——老师真美羽的指导下，系统接受了扭腰、摆臀、露臂、飞眼等技巧的训练。然后，接受老师的露天实习测验。一位端着托盘送外卖的少年迎面走来，老师发出了“让他扔下托盘”的命令。小百合轻挪款步，低眉颔首，似乎漫不经心地向小伙子送了个秋波。少年当即“触电”，魂不守舍，绊到路边石头上，果然摔掉了盘子。
艺伎离不开和服，就像武士离不开日本刀一样。什么等级的艺伎，穿什么等级的和服，逾矩越位几乎不可能。因为有名的艺伎，大都配有伎馆指定的穿衣人，而她的一套高级和服，动辄相当于一位警察或小店主一年的收入。一个身穿色彩鲜艳的和服的艺伎，就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符号系统，系统中的每一个元素，都诠释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性。
《回忆》借定居纽约的小百合之口，这样告诫西洋人：“我一定要告诉你有关日本人的脖子，假如你还没听说的话。日本男人对女人脖子的感觉就同西方男子对女人大腿的感觉一样，这已是一条定律。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女人穿和服，脖领低到可见头几个脊椎的缘故。”
在备受周作人推崇的日本颓废派作家永井荷风著名的自传性小说《墨东奇谭》中，主人公大江在雨中召唤妓女阿雪，撑开雨伞，进入伞下的是“雪白的脖子”；在吉淳行之介的小说《娼妇的房间》中，主人公“我”视线中的年轻妓女，从衣领处“剥出肩肉”来；有太多这样的浮世绘美人图：和服女子的背影——只有肩部以上，鲜艳的和服与高高盘起并插满头饰的云鬓之间，是像花瓶的瓶口一样张开的衣领、雪颈及颈下一抹白腻的香肩。
对东洋女人来说，和服之美不仅在领子，而且在下摆。小百合尚未出道时，曾被老师如此教导：“走路的步法不能变，要小步子走，以便让你的和服下摆能摆动。一个女人走路，应当给人以一种小细浪漫过沙堤的印象。”在这里，和服之美与女性之美高度融合，已成规范化、程式化了的符号系统。
和服之所以成为承载“性感”的载体，还在于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传统的日本女性在穿和服时，是不穿亵衣的。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创作于民国初年的长篇小说《留东外史》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黄文汉趁暑假从东京出发徒步去箱根避暑。第一夜，泊宿茅崎，招来三个艺伎。深谙东洋文化三味的黄亲自弹起三弦琴，让她们跳一种叫做“浅川”的艳舞。“原来浅川是个极淫荡的歌，舞起来，有两下要将衣的下截撸起，做过河的样子。日本女子，本来是不穿裤的，撸起衣来，什么东西也现在外面。”
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回忆》中：“女人表演‘溪中之舞’实际上就是表演脱衣舞。她假装是一步一步地往溪中走去，为了不让和服弄湿，于是把下摆一次又一次地往上提，直到男人最后看到了他们想看的东西，于是便喝彩叫好，干杯痛饮。”这里所谓的“溪中之舞”，实际上就是平江不肖生笔下的“浅川”——一种以和服为道具的和式脱衣舞。优雅的和服，就这样从袖口、衣领到下摆，成了将玉臂、勃颈、香肩和大腿依次呈献给男性欲望视野的淫媒。
看春信、北斋们的“肉笔浮世绘”（浮世绘中的秘藏春宫），女人大多穿着和服，绝少见全裸的场面。日本男人，在与艺伎“交际”时，最常见的要求就是“着物姿SEX”（穿和服做爱）：将和服繁缛的裙裾连同“襦袢”（穿在和服里面的衬裙）层层往上卷，掖在腰带里，然后从后面做。这种体位有一个象征性的名字，叫“昆布卷”。昆布，在日语中是海带，女人身体被鲜艳的和服层层裹在中间，就像是一卷赏心悦目的海带。据说，这是最具日本风情的玩法，一直为各种文艺作品所爱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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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伎，作为“艺术化”了的性的符号，一方面被定格于“成功”男性的交际场，在以西装、皮包和烟斗为象征的男权社会中，被动地承担着快感提供者的角色；但另一方面，作为喘息于由男性的虚荣和欲望构成的漩涡中的存在，她既是客观、冷静的旁观者，有时也是名利场的操纵者——再有名的艺伎，当她洗去脸上的铅华，摘掉华丽的头饰之后，只是一个俗世的女人而已。女人需要被爱，需要有家的感觉，艺伎也是一样。
在册于某家艺伎馆，每天接受客人的预约，然后“出台”，靠给客人弹琴、跳舞、表演茶道、陪酒助兴等挣一笔“台费”，这种“浮世”的风尘世相，仿佛举世皆然。就像今天中国某些官员和富商包养的“二奶”一样，有的艺伎也有自己的“老爷”（日语，Dannasan，老公的意思）。今年8月号日本的《周刊现代》杂志，刊载了对一名30岁的京都美人艺伎浜岛美穗子（化名）的采访，作为该媒体策划的所谓“一亿人的性体验”中的第12回，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关于艺伎感情生活的情况，为我们了解这个在今天已经越来越少的特殊人群（据说全日本仅有约2800名）的生活实态开了一扇小窗。
“所谓老爷，实际上就是资助者，帮你买和服、解决住处、在生活上给与全面呵护的人。当然，他在经济上关照我们，而我们拿什么偿还人家呢？只有身体。实际上，尽管是一种类似契约情人的关系，可老爷只能有一个，这是‘铁律’。
“在我们的世界里，一旦认定这人是我的老爷，就会绝对地奉献自己。如果他想要看我的话，再难为情的姿势也不在话下……我想，多年来自己拼命锤炼、塑造的身体，全都是为了这个人的高兴，这样想着，自己也会激动起来。
“平时跟老爷过‘家庭’生活，或是被叫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或是他来京都的时候。在京都，艺伎和老爷的关系是公开的，去旅馆全然不必偷偷摸摸，甚至跟老爷一起走在街上，说不定还有人向你打招呼道贺喜也未可知。如果受到老爷以外的客人的邀请，吃饭应酬的话可以，那种事绝对不干。换句话说，即使想干也干不成，因为‘系统’不允许你这样做：当你与客人离开“座敷”（指艺伎演出的场所）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去的那家馆子的人会给“座敷”那家店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在哪儿，电话是多少，一切尽在别人掌控之中。无论老爷人在不在京都，你都不能和别人去旅馆，万一露馅儿可就惨了。到那时，被人家（老爷）一句话休掉也没话说呢。
不过，还没有老爷的不到20岁的小艺伎到底有些贪玩，他们甚至会参加 “和宿”活动，对象多是年轻的大学生。纵然只是拉着一个男子的手，如果被别人看到，也非同小可，那女孩子会被说成是“怀孕了”。这个世界独对与老爷的关系格外宽容，对与除此之外的男人的关系却极其地苛刻。
比如，在京都城有座桥，叫“四条大桥”，艺伎们绝对不能穿着和服单独过桥到“鸭川”的西岸去。其理由是不合“风情”，即不必要的游戏不要去做，不必要的朋友不要去交。如确实有事需要过桥的话，也得与“姐姐”一起才成……她们是一群美丽的笼中之鸟。
艺伎消费，本来就是一项成本高昂的娱乐。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能力支付的高额费用和志愿者“后备军”人数的越来越少，不仅使日本的这项国粹再难发扬光大，而且不无绝种的危险。就像那位京都艺伎说的那样：“无论（艺伎）有多么深的传统和多么高的门槛，终归难以抵御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座敷’数量在锐减，豪游的男人越来越少……每当离开花街（指京都艺伎街），再回头向里眺望的时候，总觉得那是一个窄而幽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