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帝国》读后感锦集

　　《论世界帝国》是一本由(意)但丁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1.00元，页数：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论世界帝国》精选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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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te的一厢情愿

　　●毒草！“唯独圣经”的先兆，按照自己的个人理解胡乱解释圣经，还口称圣经高于教会的训导。其实只是拿圣经做挡箭牌，包装自己的谬论，“打着红旗反红旗”

　　●上帝统一 上帝完美—统一是完美 人的思辨要安乐环境—世界帝国 希腊哲学理想国统一需要领导协助—帝国君主 judgment需要正义 正义来自纯正—需要一个final judge like god—帝国君主 拥有一切—没有贪欲 能够成为君主—能力 神学 历史—罗马人最高贵 高位是对virture的reward—罗马人统治世界帝国 功能—存在—人的基本特性是思辨

　　●但丁的逻辑推理能力值得钦佩。此外，作者受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圣经》等影响颇深。

　　●内容不难理解，但只有放在古典哲学和中世纪思想史的基本背景下才能看出但丁真正的革命性和独创性。譬如，但丁反复引用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资源（尤其是三段论）展开论述，但完全回避《政治学》中关于城邦是最高善的断言，而是将之转移到一个世界帝国的罗马式理想上。这些都值得认真研究。

　　●。。想看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但丁很销魂，但是这本书值得重译

　　●这本书是在解释社会存在的基础，这不是一种政治理想，而是一种政治逻辑！其中的罗马完全可以不当作罗马，撇开具体，这是在探讨基础与逻辑。

　　●全书逻辑性强，广泛运用三段论推理和反面推理，可以看作是但丁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应用于政治领域的一道应用题答卷。尽管有些论证现在看来逻辑上就存在漏洞，论证并不到位或充分，但还是让人赞叹西方的理性传统。

　　《论世界帝国》读后感(一)：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者之一：但丁

　　自觉的灵但丁•亚利基利（意大利语：Dante Alighieri，1265年—1321年），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之一，以旷世诗作《神曲》留名后世，被公认为“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但丁出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生于1265年，出生日期不清，按他自己在诗中的说法“生在双子座下”，应该是5月下旬或6月上旬。5岁时生母去世。但丁的生平记录很少。但丁早年曾师从著名学者系统学习拉丁文、修辞学、诗学和古典文学，在绘画、音乐领域，但丁也造诣不凡。此外，但丁精心研究神学和哲学。但丁在被二十年的流放时，曾在几个意大利城市居住，有的记载他曾去过巴黎，但丁于1321年客死他乡，在意大利东北部腊万纳去世。今天意大利的佛罗伦斯有但丁博物馆，门外竖有但丁雕像；意大利出品的欧元上也有但丁像。但丁的作品对意大利文学语言的形成起了相当大作用。但丁的著名作品有： 爱情诗歌《新生》，哲学诗歌《宴会》，抒情诗《诗句集》，长诗《神曲》，拉丁文文章《俗语论》，政论文《王国论》，拉丁文诗歌《牧歌》，但丁的被收集的《书信集》。

　　《论世界帝国》读后感(二)：但丁和欧洲的帝国梦

　　罗马意味着什么？一座城市、世界的中心，抑或是一个帝国、一个世界，罗素曾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谈及欧洲的法权虚构，即中世纪以来，各派力量都以罗马为其合法性的来源。罗马仿佛一缕挥之不去的幽魂，紧紧萦绕在欧罗巴。

　　西元800年耶诞日，教皇利奥三世“突然"在圣彼得大教堂加冕查理曼为“罗马人的皇帝”,理由是东罗马的伊琳娜僭用了帝号。自此，尽管拜占庭坚持自君士坦丁起的正统地位，西方在法理上不再屈从于拜占庭。1453年东罗马覆亡后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公主索娅，自称“第三罗马”。俄罗斯那种弥赛亚般的救世的心态今日犹在。地中海世界的希腊—罗马分野日益演化为天主—东正的矛盾，并以罗马之名为之。

　　教皇的权威，与一篇叫君士坦丁贡献（donation of Constantine ）的文献息息相关，在欧洲，尽管四分五裂，有两个梦想在冲撞，即帝国的梦与教权的梦，尤其反映在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矛盾中。这依旧与罗马的世界帝国梦想有关。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加冕奥托四世“罗马皇帝”。而神圣罗马帝国，因为在法律上领有意大利北部，新皇一即位就出兵北意，宣示主权，却错失了德意志内部统一，世界帝国的迷梦模糊了对于民族国家的诉求。虚构的法权能如此影响现实的政治，实在是奇观。

　　文艺复兴时，但丁写了《论世界帝国》，讲述世界帝国的必要性与世俗性。史家们大多考证为献给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卢森堡的亨利伯爵的作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要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实现统一的司法权，由一个帝王来统治，去保护人权。他同时强调，帝国的权力来源于上帝，而非教皇，只有罗马人才有资格成为统治者，因为他们曾经取得世界的合法权力，而且，罗马人决不是现在虚妄堕落的意大利人。有人说但丁用严密的逻辑叙述了一个虚妄荒谬的理想。可是，一切世界史都是当代史，它反映的几乎是一代有识之士的诉求。

　　意大利尽管富庶，但却分裂纷争不止，在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的夹缝中生存。内斗不休，他就是因此而流亡的。就像战国时代的诸子在纷乱复杂的战乱中呼唤“定于一”一样。他呼唤一个世界帝国，一种秩序，奥古斯都时代被自然地美化，和平、有序。有人指责但丁神学论证的荒谬，他说上帝的意旨就是公理的根据。他是那个时代的人，如何能脱离社会的大环境，可是他说世界帝国的权威来源与教皇无涉，在那个时代，难道不振聋发聩吗？

　　统一的司法权，这是他不断强调的，几乎在同时，“法则区别说”在意大利出现，以解决法律的冲突，突破狭隘的属地主义，他的依据便是超越时空的罗马法。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先进的意大利人希望抛开教会。直接向上帝，向光荣的的罗马寻求终极的真理与希望。与其是重建过去，不如说是寻求前路。善良的政治、统一的司法、正义的诉求，这都是时代的声音。更何况，教会和帝国，都有各自位置，互不取代，这是怎样的先见呢？

　　他说一个君主以地球为其疆域的话，便不会有贪欲私心，自然会秉持正义一心为公了。这些话今天听起来，有些可怕，像是在向那位新皇帝谄媚。可是，想想战国时代，韩非子的尊君，造君运动的浩浩荡荡，也就情有可原了。

　　然而毕竟事与愿违。地中海终究没有再成为“我们的海”，更别说世界了。意大利在这之后还会更强大富庶，他们的当代史俨然是古罗马式的笔调，不断用古典的荣光装点自己。只是似乎忘了，自己曾是世界帝国。四分五裂的半岛终究没有胜过阿尔卑斯以北的统一君主国，只好哀叹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丁早就说过，今日堕落的罗马人不配做世界的领导，他的话言犹在耳。

　　至于他寄予厚望的神圣罗马，最终成了一具躯壳。

　　历史不能假设，帝国没能再现。但这未尝不是幸事，欧洲正是在这纷乱的战国中，走向多样的繁荣的。可是在中国，战国诸子的兴盛，却不见了。分裂的土，做着一统的梦，一直到今天。

　　《论世界帝国》读后感(三)：七百年前的共同体主张

　　先从本书的第一条注释开始，说几句题外话。这条注释是说本书各卷各章的小标题由英译者所加。这也就意味着，原书是没有标题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但丁的时代，书面阅读——特别是对学术性的文献——设置小标题并不是一件流行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没有这个能力或缺乏这方面的“文稿训练”，而是，对全文进行完整的、深入的阅读，才是讨论和交流的基础，这在当时应该是一种共识，因此，设置标题可能反而是一种懒惰取巧的做法。 　　1302年，但丁因为反对博尼法斯八世的贪婪腐败被流放，过起了十九年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直至去世。但这也是但丁创作的黄金期，《神曲》就诞生在这个期间，另外还有《宴会》（1304-1307）《论俗语》（1304-1305）等。1308年，以贤能闻名的卢森堡的亨利伯爵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七世）的时候，但丁认为可以把和平统一的希望寄托在这位皇帝身上，并于1311年上书亨利七世。一般研究认为，《论世界帝国》就是这个时期但丁的政治理论代表作。 　　这本书三个大部分，思路很简明，即：世界需要和平统一，这有待于一个权力统一的帝国来实现；这个使命只能由具有伟大传统的罗马人来实现（当然，是古代的罗马人，而不是但丁同时代贪婪残暴的罗马人）；世界帝国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而不是所谓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即教皇。第三部分“架空”教皇的论述，无疑对当时的教皇统治具有直接的冲击，意义和勇气非凡。对第二部分，我则持保留意见。这部分的论证依据，主要是古代文学（诗歌、戏剧等）著作中对罗马光荣历史和伟大精神的描绘，显然这这部分缺少历史研究的必要训练和基本意识，算是但丁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吧。 　　第一部分则是我关注此书的重点。这一部分中，但丁认为创立一统的尘世政体是必要的，只有这样一个政体，才能给尘世带来幸福。 　　他认为，不同的文明有着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价值，那就是人类发展智力的能力。而想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最好的方法是实现世界和平。这是因为，部分是整体的样品，而“个人在宁静的环境里思虑更加周详，处事更加明智，只有身处安定的太平时代才能轻松自如地进行工作”。为了造就普天下的幸福，有必要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尘世政体，即帝国，否则国家将无法实现目的，面临“内部相互攻讦”的境地。在统一的治理下，“部分结构的利益不能超过整体结构的利益”，“部分之间的联系就为着统一的结构而存在”。大而言之，“尘世政体是同上帝结合的单一的世界政体的一个部分”，“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适应全宇宙的秩序”，而人又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理应像上帝那样是一个统一体，这样，才能使得“整个宇宙体现神的美德”，“人类只有尽其所与上帝相像，才能处于最佳状态”，“统一的真正基础就是上帝本身”。“人类只有以天国和天父为榜样，才能处于最佳状态。”因此，人类的一切动力和运动服从独一的动力（即整体）和独一的运动（即法治），人类才能处于最佳状态。尘世政体需要一个最高的法定，即帝国；也就需要一个最高的首席法官，即帝王。 　　从另一个方面讲，世界政体有利于使得贪欲减至最小程度，使正义的威力获得最大发挥，从而为世界带来良好的秩序。如但丁所言“正义只有体现在最自觉自愿和最有能力的人身上才能在全世界发挥最大的威力，而唯一具备这种条件的人就是世界君主。”——这与孔子所强调的“圣人”愿意，何其一致啊！ 　　统一的政体下，是不是意味着自由的失去呢？在但丁看来恰恰相反。他指出，“自由的基本原则是有选择的自由”。而人的“判断力往往介于理解和欲念之间”，理解基础上的取舍，才是自由的选择，否则，则是在欲念控制下的身不由己的行为。在但丁看来，只有在世界君主的统治下，生活才是最自由的，因为在这样的政体下，没有利害关系的取舍，公民代表才真的心无旁骛地去代表公民，法律才能心无旁骛去为建立良好秩序服务，君主才能心无旁骛成为全人类的公仆。总之，因为“世界君主无须贪婪（注意，但丁强调的是“无须”，而不是道德高标意义上的“不会”或“不想”），正义就获得了最大化发展的空间。正义的环境下，自由才能得到保障。 　　但丁还从高效率的角度来论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人能做之事最好由一人去做而不必由众多人的人去做”，即便甲、乙二人都能干好一件事，也交给一个人就行了，因为“无用而又多添就是多余和累赘”。估计这是对希腊时代“青蛙围着水塘叫”式的民主发表的观点。而合理的状态是按照一个最好的统一原则去行动，这种行动也应由一人完成，才能更接近目的。当然，这并不意味世界君主要事无巨细独揽所有权力，而要把次级权力下放出去。但丁以摩西为例，摩西保留最高级的全面裁判权，而将次级判决权交给部落首领。 　　但丁进一步申说，统一为“善”的根本，需要协调一致的行动形成协调一致的意志。作为世界帝国政体合理性的历史性证明，但丁提出，正是奥古斯都（前63—前14）时代出现了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世界政体，基督才会脱胎下凡，迎来一个天下安定的黄金时代。 　　为什么关注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因为我认为，但丁在本书中论说的基本原理，恰恰印证了当今时代“全球化”的趋势，也在700多年前呼应了当今中国所提倡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主张。随着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全新的“原始时代”，扎起篱笆、竖起壁垒、举着大棒，像原始部落一般相互警惕、掐架。当时此，中国领袖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个主张当然有利于中国的利益诉求，但你也不能可闭着眼睛对其担当天下的责任意识视而不见。 　　但丁所主张的“世界帝国”设想是700多年前所能想到的模式，对于当今世界来说，其构造当然过于简单，但其中所主张的原理却散发着持久的理性光芒。如果我们从西方原始语义的“帝王”概念而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下的“帝王”概念来理解，就能够理解但丁所主张的“世界帝国”和“帝王”“君主”，是一个担当天下安定治理职责的领袖，而不是一个掌握生杀予夺权力的独裁者。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所扮演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当然，中国的实际力量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没有真正实现“复兴”的宏大目标，但就发展的速度和发挥的影响力的进程，已经令世界非常震撼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但丁所主张的统一政体，并在实践的层面逐步解决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这里边任何一个问题放在任何一个大国，解决起来都不是轻轻松松的。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也避免了但丁在700多年前就敏锐意识到的政党政治的利益之争和低效循环等问题旋涡。而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马列主义思想及其近百年来不断中国化的思想理论成果，无疑从更深的层次上，回应了从孔子时代就在关注的主政者的执政能力和道德自律等核心问题，将孔子所主张的“圣人之治”与但丁所主张的“世界君主”，推向了可当代化、可操作的层面。 　　当然，中国从来不是想做传统意义上的“圣人”或“君主”，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推动者、责任的担当者、人类福祉的创造者。尽管路还很长，但毕竟已经迈开了脚步。

　　《论世界帝国》读后感(四)：【转】朱振宇：但丁的“世界帝国” ——在自然正义与末世异象之间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28日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在世俗权威与神权之间，向来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奥古斯丁的以“上帝之城”的末世图景否决了古罗马共和的自然正当，马基雅维利则以新君主基于男性气概的“德性”（virtù）驱逐了基督教信仰，看起来，在哲学与信仰、在尘世道路与灵性生活之间进行非此或彼的选择是无从避免的。但丁却是一个例外，他的“世界帝国”构想在古典政治哲学与基督教神义论之间把握住了微妙的平衡，将罗马与耶路撒冷合二为一。

　　在《飨宴篇》第四卷中，但丁根据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的理念指出，世界帝国权威的根基就是“人对人类社会的需要”，在但丁看来，由于人的征服欲，小的社会共同体如城邦无法避免纷争等痛苦，为了消除这种痛苦，只有让整个人类的大地联合成一体，才能使各个共同体共享友爱与和平。在《帝制论》中，但丁根据亚里士多德“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观念和对于潜能与实现的划分，提出人的目的便是实现理智的潜能，由于任何个人和较小的社会共同体无法在一时间实现这种潜能，必须依靠整个人类历史中生生不息的人类群体才能实现这种目的，人类社会因此有自己的目标，由于缔造人类社会的原则是单一的，那么人类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即世界帝国。在人类历史上，“世界帝国”的典范便是罗马，但丁援引了《埃涅阿斯纪》中关于埃涅阿斯业绩的描述罗马历史中大义灭亲的布鲁图斯等英雄的事迹，指出罗马人统治世界具有自然正义，因为罗马人具有最卓越的德性。

但丁·阿利基耶里（Dante Alighieri）

　　来自《圣经》的权威有力地支撑了但丁基于古典哲学得出的推论。他借用《旧约》中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的说法（《创世记》1:26）指出，由于上帝只有一位，人类社会只有统一成一体才与上帝最为相似，因此，遵守唯一律法的、统一的世界帝国是尘世生活的最理想状态（《帝制论》1.8）。《新约》中关于基督殉难的记载也成为了但丁为罗马辩护的证据，他指出，基督选择在罗马执政者手下死去，恰恰为罗马帝国赋予了统治世界的神圣权威：“若罗马帝国不依正当而存在，那为彼拉多所代表的提比略·恺撒便不能有管辖整个人类的权力。因此希律王虽然不知自己在做什么……仍是把基督送还给彼拉多接受判决。”（《帝制论》2.17）依据对帝国权威神圣性的确信，但丁驳斥了那种认为罗马的统治权威来自教皇的意见，他指出，上帝为人设定了两个目标，一个是此生的幸福，一个是彼世的幸福，实现第一种目标要依照哲学的教诲，运用沉思理性与实践理性，而实现第二种目标则要依靠超越理性的灵的启示，由于作为原罪结果的自由意志的败坏，人类不可能自动追随这两种力量，因此在尘世中需要两位向导分别指引人來实践两种目标，前者便是世界帝国的君主，后者便是教皇(《帝制论》3.15)。

　　在《神曲》中，但丁不断将对罗马以及其理想君主的想象转化为末世期待，编织进朝圣者的精神旅程，《地狱篇》第2歌中，但丁便借维吉尔之口预言，一只以“智慧、爱和美德”为食的“猎犬”将成为意大利的救星，将象征忌妒和淫欲的母狼重新赶回地狱（1.101-111）；《炼狱篇》也结束于贝雅特丽齐对未来救世主的预言：“上帝派遣的一位‘五百、十和五’”（DXV）将杀死象征假智慧的淫妇和象征罪恶统治的巨人（33.43-45）；而相应地，在《天国篇》30歌中，但丁通过贝雅特丽齐之口为作为基督教君主典范的亨利七世在天国的玫瑰中预留了地位。在但丁眼中，作为理想王国的天国就是“基督是罗马人的那个罗马”（《炼狱篇》32.102）；而觐见天国的最后福境——由享福的灵魂组成的天国的玫瑰——则被明确地比喻为“看到罗马及其高大的建筑”（《天国篇》31.34-35），在这玫瑰中，处在根系位置圣母玛利亚得到了罗马皇后的尊称“Agusta”（32.119），全部人类的两条根就在她之上延伸出去。“猎犬”、“五百、十和五”、亨利空缺的位置以及天国的玫瑰一起，构成了《神曲》中世界帝国的末世异象。

但丁所描述的地狱

　　正如费兰特（Joan Ferrante）、霍金斯(Peter S. Hawkins)等学者指出的，但丁笔下神圣罗马的末世异象与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的表述一脉相承，然而对人类理性力量的托马斯式理解，却使但丁对教会以及作为尘世王国的“地上之城”的作用具有与奥古斯丁完全不同的期待。

　　奥古斯丁划分“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依据，是两种不同的意志或爱，“上帝之城”的心灵基础是朝向上帝的、或正确的爱，而“地上之城”的灵魂基础则是指向人个体的、邪曲的爱。由于人的原罪，意志的堕落不可避免，“地上之城”的结局也必然是因占有欲而产生的纷争，罗马充满血腥与霸欲的历史正是这种结局的见证。奥古斯丁固然承认，“地上之城”也渴望此世生活中最大的善——地上和平，但终极的和平却只有在“上帝之城”中才能寻找，作为对“上帝之城”秩序的恶意模仿，地上和平全部意义仅仅在于制止更大的恶和为天国的生活做准备。若想在肉身与灵魂分离之后进入“上帝之城”，人在此世必须加入以基督作为其“头颅”的教会，现世的教会固然也是善恶交织的组织，但唯有加入教会才能追随基督，将作为原罪惩罚的肉身之死变成救赎的工具。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Augustinus, De civitate Dei）

　　而但丁则依据托马斯主义伦理学认为，虽然人的自由意志因原罪而堕落和败坏，但理性作为人性自由意志中最高贵的部分仍保持着向善的潜能，所以在灵性生活之外，人类社会也有其独立的“善”或目的。因此，“地上之城”中也孕育着“上帝之城”的种子，地上和平有其独立的神圣意义，“在那些为人类的快乐而立的诸种事物里，普世的和平是最好的”（《帝制论》I.4），换言之，在但丁这里，具有神义论基础的“世界帝国”取代了奥古斯丁那里的理想教会，成为了世人得救的此世保证，而理想君主统治下的世界帝国实为一个“普世教会”。这种将地上和平神圣化的做法对书写《论保卫和平》的马西留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将君主作为上帝尘世代言人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启发着新教改革时期政教分离思想。

　　应该指出的是，但丁关于政治生活自然理性基础的思索虽然更具托马斯主义色彩，但圣托马斯关心的，仍是人如何运用实践理性为哲学的生活做准备，政治——即人类共同体的善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在托马斯的神学体系中，人的唯一目的便是指向信仰的灵性生活，尘世生活没有其独立的目的；但丁的世界帝国理念则将托马斯主义伦理学变成了一种现实政治期待，也第一次在基督教的视野里给予了“地上之城”存在的形而上学基础。如果说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奥古斯丁将“上帝之城”看成某种“理念”（ιδεα）、将“地上之城”和教会都看做这种“理念”相對良好或歪曲的投影，那么深受托马斯主义影响的但丁则把“上帝之城”、教会与“地上之城”看作处在不同等级上的实体（ουσια）,虽然在存在体系上的等级不同，每一种不同的实体却都有各自的目的。因此，对但丁而言，作为不同“实体”的理想教会和理想的“地上之城”都可以是“上帝之城”在人间的准备。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诚如沃格林在《政治观念史稿》中所言，在中世纪末，但丁的世界帝国理念预兆着现代政治思想中“自然”的上升，而正是“自然”的持续上升导致了现代政治思想的诞生。但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等建立在人类欲望或情感基础上的现代“自然权利”学说，但丁所理解的自然正当仍是古典哲学中所讲的“理性”；但丁关于人类社会在单一权威统治下最为理想的观念，也恰恰与柏拉图《理想国》以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以君主制为理想政体的观念有所契合，在此意义上，正如福廷（Ernest Fortin）所言，但丁的“世界帝国”理念实为古典政治哲学的再现。但在另一方面，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世界里，人类共同体的理想规模是以家庭和公民间的友谊为基础的城邦，城邦生活的基础是公民的分工劳作，但丁却借助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学说，以对基督的无差别的信仰取消了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分工论，同时以奥古斯丁“救赎历史”的总体视野将亚里士多德式的城邦扩大到了整个人类世界，因此，虽然但丁对于人类理性的理解是古典的，但他抽象的帝国理想却预示着现代“陌生人社会”的来临。

　　《论世界帝国》读后感(五)：但丁《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小摘要

　　【按语：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还曾是活跃的政治家，担任过佛罗伦萨最高行政会议的行政官；其政治理论著作、短短的《论世界帝国》（1311？）表现出但丁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而且似乎还透露了这么两点：1.但丁时代的观念中，神圣罗马帝国被看做是罗马帝国的直接延续，法统上两者是同一的，而不像现在历史研究中会对两者做出截然区分；2.但丁强调了区别于教权的君权，或许可以看做某种君权神授理论的较早主张者。另外，论述之中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格式有一种繁琐的关注和应用。

　　《论世界帝国》分为三卷，分别阐述了三个论题：为了世界的福祉有必要建立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罗马人有资格掌握这一尘世帝国的权力；世界帝国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而不是受自上帝的代理人教皇。但丁的本义是为帝国权力独立于教权做辩护，但这一辩护最终诉诸于灵魂-肉体的二元区分，却至终却为掌管灵魂的教权更高的主张留下了空间，因此不能说是成功的，而其否定教皇权力主张的一些批评性的论点则较为有力量。】

　　卷1 人类需要统一与和平

　　“关于一统天下的尘世政体（temporal monarchy）的知识最为有用，但也最不为人所知。”【但丁《论世界帝国》，朱虹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页，下同；事实上，这里也可以说是在论述抽象的国家，而未必是一个君主国，只是明晰的区分需要到Hobbes那里罢】这是一个统治着一切人的帝国（empire）：“尘世君主国被称为帝国，是一个在一切权威之上的单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Temporal monarchy, then, which men call 'empire', is a single sovereign authority set over all others in time, that is to say over all authorities which operate in those things and over those things which are measured by time）。”【2】这一论题有三个疑义需要考察：“首先，我们必须探讨，为了给尘世带来幸福，是否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个政体；其次罗马人是否有权执掌这一政务；再次，这个政体的权威是直接来自上帝，还是有赖于上帝的某一仆人或代理人（first, is it necessary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world？ second, did the Roman people take on the office of the monarch by right？ and third, does the monarch's authority derive directly from God or from someone else (his minister or vicar)）？”【3】

　　但丁区分了思想和行动。在政治中，“讨论的主要不是思想而是行动”【3】，目的因（final cause）在此是最重要的原理，“最终目的是一切行动的原理和动因。”【3】需要找出适合全人类的目的以及相应的activity。整体人类的独特的Activity是“对于智力发展所具有的感应能力（a creature who apprehends by means of the potential intellect）。…人类的基本能力显然是具有发展智力的潜力或能力（It is thus clear that the highest potentiality of mankind is his intellectual potentiality or faculty）。”【5】思辨智力还会扩展到实践中（the theoretical intellect by extension becomes practical），即政治审慎和技艺，“但两者都是思辨智力的扩展，思辨智力则是最高级的功能，至善的上帝为了发挥这一功能而创造了人类。”【6】这种潜能只在一部分个体身上完全实现，这样则“具有智力的强者生而治人。”【6】

　　作为整体的人类的本分工作就是行使其智力发展的全部工作：理论以及实践方面，“人类显然也是只有身处安定的太平时代才能轻松自如地进行工作。….在这种种安排之中，世界和平是头等大事。”【6】因此“世界和平（universal peace）…是我们的基本原理。”【7，和平是智力发展的条件推出世界和平头等重要，这推理蛮弱的】

　　尘世帝国必要性的理由诸多理由：Aristotle的《政治学》指出，必有一者起支配和调节作用。为了智力发展以及和平，人类就应该实行独一无二的统治和建立独一无二的政府，“一统的政体或帝国是必要的。”【9】国家本身以及社会组织都应该有一个由统治者来统一的结构，“这就必然要有一个单一的世界君主或世界统治机构。”【10】人类社会是宇宙的一部分，“必须根据一统的原则才得以秩序井然,即得力于它的统治者。”【10】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而只有完全统一才接近上帝的形象，而“只有整个人类服从一个统一的政体，才有可能全面统一。”【11】这也算是对天国的模仿。君主制犹如最高法庭，能裁决一切争执。

　　正义与意志和能力有关，而在世界君主身上，正义得到最大彰显，因为：世界君主“无所不有，贪欲也就不复存在。…在那包含着正义的世俗意志中，世界君主的意志是最纯正的。”【15-6】世界君主的仁爱遍及万物。而且世界君主拥有最大的能力。

　　另一个论证与自由相关。自由的首要原则就是自由意志（free will），“判断力介于理解和欲念之间。首先是理解，理解之后再判断好坏，判断之后才决定取舍。如果判断力能完全控制欲念，丝毫不受欲念的影响，那它就是自由的。”【１７】因而自由意志取决于理解。自由对于人是最佳状态，“这种自由——我们一切自由的原则——是上帝对人类的最大恩赐。”【１８】世界君主的统治下是最自由的，不同于民主制、寡头制或僭主制，“自由的意思就是为自己生存，而不是为他人生存（a thing is free which exists 'for its own sake and not for the sake of something else'）。．．．只有在世界君主的统治下，人类才能为自己而生存，而不是为他人而生存。”【１８】“顺应民情的或正当的政体是以自由为目的的，人们是为自己才存在的（these just forms of government aim at freedom,　i e that men should exist for their own sake）。．．．虽然从施政方面说，公民的代表和国王都是人们的统治者，但从最终目的这方面来说，他们却是人们的公仆，而世界君主尤其如此，他应该被看做是全人类的公仆。”【19，第12节的论述并不严密，出现了对freedom的两种理解：自由意志和为自己的生存。】

　　另外，“只有世界君主最有资格执掌统治权。因此，世界君主最善于统治。由此可见，为了使世界得以大治，有必要建立一个世界政体。”【21】而世界君主的统治不意味着每一城市的每一细微的规章都直接来自世界政体。“世界政体是在人类共性的基础上统治人类并依据一种共同的法律引导全人类走向和平的。”【22】

　　另外，“一切事物，凡是最统一的，就是最善的。…善的根本含义是单一存在（unity is root of goodness）。”【23】同样，“为了达到人类的最佳状态，世界就需要一个一统的君君主，因而，这世界为了获得幸福，也就有必要建立世界政体。”【25】

　　最后，历史也证明了上述论证的合理性，圣子在奥古斯都的和平时代降临人世。

　　卷2 罗马凭正义一统天下（Whether the Roman people rightfully appropriated the office of monarchy）

　　但丁主张，罗马人称雄世界、所向无敌的业绩，并非仅仅依仗武功，而是凭借正义而来。并且给出理性和权威的证据。首先是寻找基本原理：“善首先归于神…正义是善的一种形式，所以正义首先就在上帝的心中。…上帝心中的正义就是按照他本身的意旨而形成的。…上帝的意旨就是正义。无论是何种正义，都不过是上帝的意旨的体现。”【29】

　　“罗马人建立帝国，对世上一切人加以一元化的统治是合乎正义的，而不是篡权行为。”【30】这里的论证是：罗马人是最高贵的民族，而最高贵的民族应高居其它民族之上。罗马民族之父Aeneas与hector同等伟大，其先祖显赫，其婚姻中Creusa亚洲、Dido非洲、 Lavinia欧洲。“谁还能不承认这三个大陆的血统的三重组合是天命所归的神迹？”【34】

　　借助奇迹达到目的的一切，都是合乎神意的，也合乎正义。罗马帝国是靠神的干预和助力才得以建成的。Numa的盾牌。Livy提到布匿战争的一些事情。

　　“正义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真正的和个人的纽带，维护它就是维护社会，破坏它就是破坏社会。…正义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公共利益（common good）。”【37】罗马人的所作所为说明，“他们征服全球确实是为了追求这一利益（共同利益）。…这个神圣的、虔诚的和光荣的民族，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以拯救人类，简直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37】罗马的统治是defense than a dominion of the whole world.举了一些罗马人的例子，如Camillus, Fabricius等。罗马人追求公共利益和正义，因而，其行为是正当的，有权享有帝国的尊严。

　　自然界的秩序是靠正义维系的，罗马人则生而治人，是天生的统治者，引用了Aenead里的诗歌。“罗马人征服全世界，是凭借正义而取得世界统治权的。”【45】

　　神的旨意或显露（理智或信仰）或隐蔽，其中后者“无法通过自然法则或圣经教义所能掌握，而只能靠蒙受特殊的神恩。”【46】这分为单纯的神启或经过考验的神启，后者分为抽签或竞争（又细分为格斗或竞赛两种）两种。接下来就用竞赛和格斗两个方面的神启来说明罗马人的统治符合神的旨意。

　　“在争夺世界统治权的竞赛中，取胜的民族是凭上帝的旨意取胜的。”【47】亚述人、埃及人、波斯人、马其顿人都卷入，但最后是罗马获得了桂冠。在与希腊人和迦太基人的格斗中，赢得了统治世界的光荣。至此，依据理性的原则的论证结束，随后转入根据基督教信仰的原则来论证。

　　基督的降生表明罗马的统治是神授的，“降生在罗马的政权下，以便他这位圣子可以作为人登记在人类那特殊的户籍簿中。…基督通过他的降生表明，奥古斯都颁布的这项法令是有充分根据的。”【56】基督服从罗马法令也同样表明罗马的统治权是神授的。“如果耶稣受刑不是出于有资格的法官之手，他当时受刑就不算是惩罚。…如果罗马帝国的存在不合理，那么，彼拉多所代表的罗马皇帝提庇留斯就不可能掌管全人类的司法权。”【58】

　　卷3 尘世的君主统治权直接由上帝赐予而非来自罗马教皇（whether the authority of the roman monarch revives from God immediately or from some Vicar of God）

　　但丁说自己对第三个问题的论证会触怒那些不敢面对真理的人。问题在于区分两个光体（luminaries）:罗马教皇和罗马皇帝。“罗马统治者凭法权统治世界，但他的权威究竟是直接来自上帝，还是通过上帝的代理人（vicar,即教皇）？”【60】这里但丁确立的原理是：“凡是违背大自然的就不符合上帝的意旨（what is contrary to nature's intention is against God's will）。”【60】

　　有三种人反对但丁探求的真理：或许出于热忱的罗马教皇；理性之光一杯贪欲熄灭的魔鬼的孽种；教令派（Decretalists）,“对任何神学或哲学都一窍不通，却把教令当做自己的全部论据。…他们中间的一个喋喋不休地说：教会的传统乃是信仰的基础。”【63】但丁首先解决教令派。信仰先于教会传统；“继教会之后产生了那些称为‘教令’的传统，它们具有使徒的权威，也受到了尊崇，但无疑应从属于具有根本意义的《圣经》。”【64】“传统是由教会获得其权威的。”【64】解决掉教令派之后，只剩下那些基于热忱而否认真理的人。

　　教皇派认为罗马帝国的权威从属于教会的权威，有很多论据，有的根据圣经，有的根据教皇或某些帝王的约法，并从中得出一些理论结论。《创世纪》中白天和黑夜两个光体：现世的权力仰仗教会权威。但丁说，regime不是人的本质，因此，上帝先造regime，再造人是荒谬的，两个光体不能这样来寓意解释。 以色列12支派中利未和犹大的关系也被用于说明教会与帝国的关系，教会权威高于帝国，正如利未的年龄较长。但丁指出，“年龄”和“权威”完全不是一回事。撒母耳和扫罗的比拟也不成其为理由：撒母耳不是上帝的代理人，而是作为执行上帝特殊使命的一个使者。【70】 一个推理是这样的：上帝掌管教会和世俗事物；教皇是上帝的代理人，因而教皇是教会和世俗事务的主宰。但丁指出这个推理是不对的，上帝和代理人不能等同。彼得确实被授予了释放和捆绑之权，但这指的是“掌管天国钥匙的权力”【73】，不是或未必是指能够解除或制订帝国的法律与法令的权力。 对“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但丁也否认彼得是用来比作两类统治权的说法，那是指12把刀，一人一把来防身用。

　　接下来转向了以罗马历史和人类理性为依据的一些论证。但丁处理了所谓的君士坦丁馈赠（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但丁并不否认其真实性：因为Sylvester的祷告，君士坦丁将罗马城以及帝国的许多权柄都赠给了教会。从此，这些权柄的所有全都属于教会，“帝国从此依赖于教会。”【78】但丁否认康斯坦丁馈赠的合法性：“康斯坦丁不能吧帝国送出而教会也不能教义接受。”【78】帝王无权分割帝国，“教会的根基是基督…而帝国的基石则是人权（human right）…帝国也不能做任何违反人权的事。帝国毁灭自己也是一种违反人权的行为，因此帝国无权毁灭自己。”【79】管辖权先于法官，康斯坦丁的行为是无效的。另一方面，“教会则根本不宜于接受尘世的权力。…教会不能称为这项馈赠的合法占有者，而帝王因为无权转让他的占有物，也就不是一个合法的捐赠者。”【80】帝王可以委托保管，但其至高的统治权则必须完整无损。

　　查理大帝从教皇Hadrian那里接受王权和王冠，并不能断言皇帝从属于教皇，因为皇帝扶植教皇的例子更多。教皇和帝王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属，各自可分解出本类的典范，应按照不同的方式衡量。

　　接下来但丁正面证明帝王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分两个方面，“或者是把有关教会的权力这一点排除出这个问题…或者是明确地证明上帝是帝国权力的直接源泉。”【84】教会后于帝国，不是帝国权力和力量的根源；基督也服从罗马皇帝在世俗事务上的司法权；康斯坦丁也对教会的财产拥有主权。教会没有被授予向尘世政体授权的权力。“向管理世俗事务的政体授权（to confer authority）这一职能是违反教会本性的。所以，这一职能不是教会的职能。”【87】教会的形式是基督一生的言行，而基督在比拉多面前放弃尘世的权力。“教会是不参与尘世的统治的。…行使任命政体的权力是违反教会的性质的。”【88】以上足以否定教皇方面（关于帝国的权力有赖于教皇）的主张。

　　接下来但丁说“帝国的权威既然不取决于上帝的代理人，那就是取决于上帝自己…我们必须证明：帝王或世界政体是直接从宇宙的统治者即上帝那里获得它的权力的。”【89】唯有人处在有朽和不朽之间，肉体可朽而灵魂不朽。“因此人类的存在就有双重目的。...一个是他作为可朽之物的目的，另一个是他作为不朽之物的目的。”【90】神为人类安排了两重目的：尘世的幸福和永生的幸福，犹如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必须遵循哲人的教诲，而且要按照我们的德性和智力去加以应用。…我们要达到第二个目标，就必须遵循超越人类理性的神的教导，而且也要按照我们的宗教能力、信仰、希望和仁爱去加以应用。”【90】但因为人类的贪欲仍然会蒙蔽我们的双眼，不得不用缰绳和嚼子勒住它。人类的缰绳由两者来掌握，“其一是教皇，他用神启引导人类走向永生的幸福；其二是帝王，他用哲理引导人类走向尘世的幸福。罗马帝王的奋斗目标，让人类在这尘世的磨练中获得自由与和平。”【91】地球的状态取决于天体内在秩序，我们需要全知的主管人，只有上帝才能选帝。因此，“尘世的世界帝国的权威无需通过任何媒介直接来自宇宙的权威之源。”【91】

　　但似乎最后这种直接的论证未必能证明王权不从属于教权，因为教会的对象灵魂应该远远高于王权的对象有朽的身体。事实上，在最后，但丁直接让步了：“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不能死板地解释成为罗马政体根本不必服从罗马教皇，因为在某些方面我们尘世的幸福服从与我们永生幸福。因此，凯撒之敬重彼得，犹如长子之敬重父亲。”【91-92】

　　江绪林 2012年12月19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