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岁月》读后感锦集
《白宫岁月》是一本由[美]亨利·基辛格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0元，页数：18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白宫岁月》精选点评：
●美国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传统，认为外交事务是善恶之争；有一种实用主义的传统，希望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有一种墨守成规的传统，把各种争端当作法律案件；但就是没有地缘政治的传统。——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
●太长太细节，终于读不下去了。但是对历史对政治感兴趣的人，还是一本很好的书
●荡气回肠
●内容很有料，非常有助于理解美国政治。文笔有些啰嗦，但毕竟是一个老爷子的回忆录，无可厚非!
●部分翻译太不流畅
●分数是给翻译的。看了一点实在看不下去了，这个翻译让我感觉很痛苦。等“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时候再继续看。如果继续看，会重新评分。
●太长了 充满了政治语言 看起来非常累 但是确实了解当时政治以及一系列事件的非常好的材料
●有的段落翻译的水平真的不敢恭维
●看了10%我放弃了，书很棒，不过不适合现在的我，书里讲了很多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于现在的我没有太大的帮助，可能再过个十年来读比较合适
《白宫岁月》读后感(一)：1486
在美苏高级会谈时尼克松班子给他准备的备忘录。简言之，跟中国领导层的会面，犹如跟一个学富五车的年长儒者会面，而跟苏联，则是跟一个四肢发达的毛头小子。会面可以聊的层次和深度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不知道尼克松和基辛格如何看待自己，不过显然他们跟苏联的沟通上，心理压力要小的多，不用担心会丢面子，显得自己粗鄙。
《白宫岁月》读后感(二)：动荡年代的美国外交台前幕后
这本近两千页、共4本的回忆录原著写于1979年，是基辛格1979年对1969到1973年担任尼克松总统特别安全助理期间经历的回顾。
这本书是我看过的基辛格写的最长的书，也是我今年读过的60多本书里最精彩的之一，自觉受益良多。自然，书中所写的外交斗争早已时过境迁，但基辛格对政治人物的观察视角、对瞬息万变的人物心理分析、对错综复杂的事物的深入解读、面临极度难缠的棘手任务时的勇敢态度，都让我很有启发。
如果说基辛格的外交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就是谈判桌上的胜负建立在冷冰冰的力量对比而不是温情主义上。事事都要讲究制衡。
篇幅如此长的书，对当时的美苏关系、到中国破冰、美国与中东关系、美欧关系、越南谈判等等细节很多，读起来不能说轻松，因为现实就是那么麻烦，但好在很多地方很幽默，不时让人轻松一下。虽然每一本都是不同的译者翻译的，但总体翻译质量一致，读起来看不出来是很多人的合作。
这里介绍过《大外交》、《世界秩序》、《论中国》等基辛格的著作。读本书过程中，我买了基辛格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他的后两本回忆录（任尼克松国务卿、福特国务卿期间经历的）貌似还没有出中文版，出了的话一定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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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岁月》读后感(三)：索然无味的《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
基辛格的开篇非常的有趣，一个普通的学者，单薄的政治从业背景，一跃而成为了总统身边最亲近的人，其中真实又生动的心理变化，以及对未来不可知的一切既充满新鲜感又心存畏惧的矛盾感受，都跃然纸上。
后来他就无力的发现自己错了。
这一点，其实也表现在印巴危机和印度支那的战争（不仅仅是越战）的谈判桌上。作为一个粗浅鄙陋的历史爱好者，深深的认识任何一个阶段的为实现和平的努力，都逃不过是战后势力平衡的善后工作。但是我还是颇为佩服基辛格其人的某种可以称为赤子之心的情怀和开启全新时代的企图心。
前者，表达了他对于名利双收和里外不是人这一对组合的智慧判断。后者，则代表了他那种神奇背景的人对于历史及未来的态度。
有意思的是，一开始，他那么不掩饰写这本书的立场，和解也好，论证也好。隐匿在段落里没有用加重符号的长长的句子则毫不留情的指出，任何振振有词的说服，都不过是自我立场的强调，而美国国内付诸于所谓辩论的巨额时间，说穿了都是政客们利用民意的摇摆来为自己挣取理念曝光的机会。
然而稍微有些意外的发现，基辛格对军务方面的态度和坚持，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倾向于鹰派的人物。我曾经为他贴上了怎样的和平爱好者标签，甚至觉得他在冷战时期的东西方破冰中所做的一切，充满了开创性的意义。而来自基辛格自己的论断，真是狠狠鄙视了我这种小民心态。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擅长于激活内需，1890年到1900年的美国经济蓬勃发展，已然证明了这一点。而基辛格论述中提到的社会主义或曰共产主义下的计划经济，则在助长军队武器发展这一条线上，非常厉害。
很显然，他的这番论述，就是因为国会对他和尼克松政府的反弹道导弹等项目的掣肘，以及尼克松任期因为越战影响国内反战呼声高涨，随后国防开支大幅削减到影响战斗力而让他十分感慨的关系。因为不仅仅是和苏联直接的拉锯，甚至包括了美军驻地的布局。
相比之下，中国两弹一星的大工程，如果不是因为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胡椒面的瓶子捏在决策者手里，只怕依照当时的状况，大有可能冒出一个人来，与基辛格遥相呼应。
正是因为这种无聊的拉锯，让尼克松政府的外交工作，大量依赖于所谓的秘密渠道和中间国。尽管这些方式促成了最后的东西方破冰，以及在某些利益框架下实现了有限的和解。但是这种外交方式的效率之底下，程序之繁琐，工作之空洞，实在很难让我这个效率至上的人，对此产生眼前一亮的惊喜。在我看来，外交斡旋达成的过程，根本不是彼此意见交换以达成共识的过程，而是双方在谈判桌及边境线反复试探、毫无诚意的指责及敷衍，必须等到时间成本被耗费到满足彼此的期待值，就自然而然的有了联合公报。
我并不想讨论基辛格如果没有这一刀，当时的中国芯会否在市场竞争中活下来，也不想讨论他的美国公民身份让他说出这样的话是多么的理所当然。我想说的是，过了那么许多年，他在国际环境中，在一个那么微妙的事件上，还能有这样的影响力，那些年斡旋国际政坛的那些智慧，真的不是徒有虚名的。
基辛格的智慧还表现在，他对他的那些外交对手的尊重让人动容，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大强国的代表出现的时候，他眼中的对方，表达出来的那种自信、气度和专业，都让基辛格为之赞赏。
不过也有可能，基辛格用那些让他尊敬的对手，来表达他有幸于在一个有聪明人的世界从事外交工作，同时也表达着他对自己是这些聪明人中的一员而十分满意。
谁知道呢。
前面已经说了，书的一开始因为详细的陈述，精确到日的时间记录而满足了一个读者的好奇心。然而当你发现后面的种种，都不过是开始阶段的循环往复，可读性就一落千丈了。或许，对于更深层次的阅读者来说，这可以为他拼凑出一副尼克松政府的外交策略图谱。但是对我这样一个只是贪图八卦好玩的人来说，实在是太过辛苦了一些。
而作为尼克松政府、基辛格先生在四年时间里国内外平衡斡旋之核心事件的越战（耗费他们最大精力的，还真就是这么一档子事），贯穿了全书的各个角落，和印巴搅在一起，和古巴混杂，和中苏交错，并渗透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微妙形势里。
随便吧。书那么长，基辛格写了那么多，我自然很难简单概括。
《白宫岁月》读后感(四)：《白宫岁月》（中美建交部分）——基辛格
第十九章北京之行
他作出这些决定既没有同行政部门商量，也没有同国会商量，因此，一旦出了差错，他就完全处于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困境。他极其果敢地独自作了这些决定。可是，他是一个个性复杂的人，高尚的动机往往与一些不那么高尚的考虑相矛盾。他迫切希望自己成为访问北京的第一个美国领导人
我在备忘录写道：“我们曾经设想，他们现在这个行动部分原因是要对苏联对其边境的军事威胁作出反应。如果他们想利用我们对苏联人起某种制衡作用，那么使我们丢脸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温斯顿·洛德是这次行程中的无名英雄。他不仅要监督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还要掌管我们这伙人中分发的文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因为按照了解情况的范围划分为三类。有些人了解我到什么地方去和我到那里说些什么。另外一些人知道我的目的地，但是不知道我的议程，只是帮助我到达其他各站。还有一些人什么都不知道。洛德必须保证每类人得到他们应该知道的文件和日程表，但不能得到别的。除开做这些以外，他还必须按照我的指示写好每一站的简报（我命令他做什么，总是特别和气而有礼貌的）。他设法保持每个人对他的尊重，也保持自己头脑清醒，这确是这次旅程中不小的成就。
们的聪明的大使想到一个解决办法，最好用他自己的密电概述如下：“大使馆的医生不再是什么问题。他于七月六日离开。在这种情况下，大使馆的护士很好对付，她不会自动地闯进来。使馆副馆长七月七日休假离开；美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七月二日回国休假。其他人都好办。”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长期卓越的外交史上，一位大使因总统代表来访而把他的全部要员赶出城去，居然引以为豪，而且他还因为很有办法而受到华盛顿表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凌晨四点三十分我们起飞去北京，航程两千四百英里，飞行时间四小时四十五分。
七月九日上午八时，我离北京已经不远，开始执行掩护计划。一队没有我本人在内的伪装车队，花了三个小时，行驶五十英里开到纳蒂亚加利。这个车队的乘客有法兰大使，我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两个特工人员，还有一位巴基斯坦副官M·M·艾哈迈德。哈尔·桑德斯（他了解这个计划）留在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官员们讨论双边问题，并处理紧急事件。第二天上午九时（那时我在北京差不多已有十四小时了），我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从纳蒂亚加利打电话到伊斯兰堡，说我要多休息一天，取消一切约会。霍尔珀林还打电话给我乘坐的那架飞机的驾驶员，要求他发电通知飞行计划作必要的改动。
叙述这次秘密旅行，我的“衬衫传奇”却也不可不提。我事先料到，这十二天的亚洲之行势必变化多端、忙碌不堪，所以吩咐我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在这次长途旅行中，一定要替我留两件干净衬衫，特别留在访问北京时穿。我无疑和往常一样地一再提醒霍尔珀林一定要照办。当巴基斯坦的飞机从查克拉拉机场起飞，飞向喜马拉雅山时，霍尔珀林正带同秘密工作人员乘车前往纳蒂亚加利山中别墅，他突然想起这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他把我这几件衬衫过于小心地放在一边，因此，我决不会放入旅行箱中。想到这里，他实在懊丧不已。当快要到达北京我想换一件衬衫时，不免大感惶急。其实平时我挺喜欢霍尔珀林，这时也不禁责骂了他几句。无可奈何，我只好向约翰·霍尔德里奇借几件白衬衫；他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仪容修洁，出身于西点军校，他的身材和我小得多的身型很不相称。我们一行在游览紫禁城时，大家都只穿衬衫，中方人员替我们摄影留念，照片中我的脸露神秘莫测的笑容，身上那件衬衫，显得我好像没有头颈似的——衬衫尺寸不合还是小事；衬衫的主人是一位亚洲问题专家，衬衫上很显眼地印着“台湾造”字样。我对主人说，台湾和我贴得很近，这句话倒是说得分毫不差。
我对这些人的估计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其信仰之坚定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
七月十三日星期二晨七时我到达加利福尼亚州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我这次环球旅行共历时十二天。艾尔·黑格前来迎接我。他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主持日常事务，办事能干而有魄力。黑格和我搭直升机飞回圣克利门蒂。理查德·尼克松早已迫不及待地在机场等候。他已知道我此行获得成功，我在飞往德黑兰的途中就把约好的代号用电报发给了他。代号是“尤雷卡”[7]。他收到这个信号后异常激动，他一反原先的约定，要求立即用电报报告。我从飞机上向他发了电报。他回电再三向我表示感谢，并试图跟我开玩笑，告诉我回来之后我可以休假一天。他还要求我对他本人作一次全面的汇报，然后再向他的“客人”——黑格给国务卿起的别名——“有选择地”汇报，当时国务卿正待在圣克利门蒂。
我们在尼克松的小书房里纵论天下大事，那书房处在他圣克利门蒂别墅的最高层，从那里望出去可以看到浩瀚的太平洋。这使我们不禁联想起大洋彼岸那数千海里之外的中国。
尼克松颇为自负，他确信，这一次总可以敲诈一下新闻界，使他们对他更温和一些，办法是，特别照顾那些他认为对他公正的记者。不用说，他的想法根本不能兑现；无论是他还是霍尔德曼都不能否决新闻机构选派的随同尼克松去北京的记者。
我们得要稳住心绪不宁的敌人，应该使那些惴惴不安的朋友们放心。
洛德和我准备了一篇同公告一起发表的简短的讲话（这样就打发掉了答应我的那一天假期）。两年半的策划、工作和期待最后仅归结为四百个字。
此后的四十八小时是在能否保密的焦急不安的心情和高度紧张之后的疲劳之中度过的。在我整个的政治生活中，我自己的心情总是和周围的环境不太协调的。我高兴的时刻总是在事情看来已经相当有把握的时候，通常比公众，甚至比我的某些同事要早几天、有时是早几个星期。等到群众中引起轰动的时候，我已在考虑下一阶段的问题了。在外交政策中是没有坦途可走的；每一项成就都是通过新的艰苦努力去换来的，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作更多的努力去加以巩固。在圣克利门蒂，在总统讲话之前那紧张而又平静的两天里，情况正是如此。我的同事们考虑的是四十八小时以后在广播电台播音室里的一场表演。我则稍事恢复高速飞行后的疲劳，并且越来越关心如何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了。
可以理解，我们当时正在进行的三角外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马上领会其含义的。这绝不是一种想要挑拨中国去反对苏联的拙劣图谋。我们并不想玩弄“中国这张牌”。中苏敌对是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事实上近十年来，我们对这种敌对的激烈程度根本不了解。北京和莫斯科相互争吵都不是为了讨好于我们，是因为它们吵架才向
早在一九六九年夏天，我们就曾要求那些不太情愿的官僚机构制订应变计划。很明显，这说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并没有什么协议——那时候甚至华沙会谈也没有举行。是根据清醒的地缘政治的估计才这样做的。如果莫斯科得逞，使北京屈服而陷于无能为力的地步，苏联的全部军事压力就要转向西方。在那种情况下，苏联冷酷无情，而美国软弱无力（或者漠不关心——其结果都是一样），就会促使日本和西欧去迁就苏联的其他要求，至于苏联周围的许多小国那就更不用说了。很明显，三角外交要求灵活机动。我们不必用多大力气，而是像日本的柔道一样，利用对手的重量顺势把他推到我们希望的方向去。搞得好，我们就可以对双方都有大量选择的余地，而它们彼此之间的回旋余地则比较少；当然也总会有与双方对抗的风险。
政府首脑作为主要的谈判者关系太重大了。他们通常太忙，无法照顾到各方面的细节，而那些细微的事情却往往决定谈判的成败。他们身系重任，不能从容不迫地去应付一次拖长的谈判所必然带来的压力。如果谈判出现僵局，就没有回旋余地。再说，最高级会谈时间都太仓促，不容许过分仔细地去分析问题，而过细才能保证协议持久。尼克松了解这些，因而批准我第二次去中国做准备工作。
此外，还必须有某些共同立场，否则此行将被认为是一种徒劳无益的表演。我答应第二天早上提出我们的草案。这变成了一场体力的竞赛。我去睡了三个小时，由洛德重新起草公报。然后他去睡觉，下半夜由我修改他起草的公报。我们尽量使表达中国立场的那部分文字温和一些，也写出表达美国立场的那一部分，并且拟出某些双方同意的共同点。我们特别选择温和的措辞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向中国公众提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目的。我们企图用一种坚定的而不是好战的语调。
不想让他自己的助理串演他的主角戏。我从一件事上看出了华盛顿这股潮流的微波细浪：回国途中要我在阿拉斯加停留，以免在联合国表决的那一天回到华盛顿（这是罗杰斯的要求）——实际上是说我的北京之行要对表决的结果负责。我是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下的飞机，那是一个新闻记者和摄影师都不去的地方。这不是英雄的载誉归来，特别是经过几天的艰苦奋斗之后。不过，这也没有多大关系。不能把一个外交人员的挫折看成是政治问题，这种挫折是早已认识到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比预料要来得早一些。尽管尼克松可能脾气乖戾、气量狭小，他也不至于拿即将到手的胜利或者他的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来冒风险的。
第二十章美苏关系：在两条战线上突破
在正常情况下，葛罗米柯知晓问题的每一个侧面；同他谈判如果不掌握过去的记录和问题的症结，那就无异于自杀。
当他发脾气时，人们知道那是精心计划好的。奇怪得很，这一来倒显得不那么凶狠了；显然这绝不是个人的感情。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可以记住他认为我们作出的——或者甚至是暗示过的——每一个极微小的让步。于是这就成为下一轮谈判的出发点了。葛罗米柯不相信一鸣惊人或戏剧性的策略，内禀的谨慎和莫斯科的国内政治不容许他这样做。一九七三年，他被提升到政治局
每个谈判者都必须作出决断，到了什么程度小利就不值得再争下去了，那种不择手段的争执会失掉对方的信任。在外行眼里大外交家是狡诈的；而明智的外交家懂得，他不能愚弄对手；从长远的观点看，可靠和公正这种声誉是一笔重要资产。
一九六九年九月，总统为联合国大会的各国代表团的团长举行招待会，我和葛罗米柯第一次见面。葛罗米柯走到我跟前说：“你看起来真像亨利·基辛格。”我回答说：“你看起来真像理查德·尼克松。”这使他过了好几秒钟才说出话来，尤其是直到他作了表示，他的随行人员才作出勉强的笑容。到第二年他已经学会了这种风格。在我们商量他从哪个门进入白宫会见尼克松时，葛罗米柯说，从哪个门进去都一样，卫兵都向他敬礼，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畅行无阻，谁能够阻拦总统呢？为了使每个人——尤其是他的同伴——都懂得这是一个轻松的时刻，他发出酣畅的笑声，使人联想起街头的圣诞老人。
第二十四章尼克松的中国之行
黑格的先遣任务
马尔罗的许多判断后来证明是非常深刻的。他说，中美和解势在必行，这是中苏分裂的必然产物。越南战争不会构成障碍，因为中国的行动是它国内需要的反映。中国在越南的作用只是一种“假象”；中国决不会有效地帮助越南；中国对越南的宿怨太深了。中国人并不信仰任何思想体系；他们首先信仰的是中国。马尔罗说，美国在越南的作用如今已非实质性问题。重要的倒是我们在太平洋的政策。如果日本不再相信我们的核保护，它就会转向苏联。如果我们能继续把日本和美国拴在一起，这就可能促使苏联乃至中国更加需要去专心致志地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马尔罗警告说，过些时候，早的话可能在两年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就会发生矛盾，而需要小心调整了。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决不能被人家看出是在犹豫不决；整个亚洲需要美国坚定。马尔罗说，中国所寻求的首先是统一、荣誉和尊严。到头来也是想要解脱经济困境的。
二月九日我们发表了总统的年度外交政策报告。在尼克松执政的前四年，这种报告每年都是由我和我的工作人员起草的。我们感到难过的是，不管我们怎么认真推敲，我们总达不到我们的根本目的，不能使新闻界把它作为一份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哲学的声明来对待。
抵达北京：握手尼克松的第一站是夏威夷；为了避免人们对铺张浪费的批评，他在一个陆军基地停宿，可是一发现这里的艰苦环境又懊悔了。以前在亚速尔群岛，这次在夏威夷，屈尊住在一个小防区司令官的房子里，看上去大有爱国的自我牺牲精神。旅途中，我从霍尔德曼那里领教了如何保证使尼克松能得到最有利的电视镜头。齐格勒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被告知说，在北京期间他不能在新闻发布会上谈任何实质性问题，他已经在害怕遭受记者的折磨，这些人受新闻报道时限的驱使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整个旅途中，尼克松时而担心手下平常能干的工作人员会不会忘了公共关系中的某些细节，时而认真而潜心地为访华做准备。看完了所有的参考资料之后，他在长时间的飞行期间就像打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
我们下榻在两幢楼里。总统和他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我也包括在内）住在大一些的楼里；国务卿和他的随行人员住在几百码远的一幢小楼里，这楼我在前两次访问时住过。这两幢楼各有餐厅和厨房，这样就把两批美国官僚之间的日常联系压缩到了最低程度。中国人很熟悉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在北京的中心依样安排了在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的鸿沟。
目的；结果他就约束了自己，中国人以后就能够引用他自己的建议（而且时常这样做）。苏联人脾气暴躁，有时口是心非，给人留下一种心理反常、心神不安的印象。中国人则强调中国价值标准的独特性，因为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们表现了一种不为压力所左右的优越感；他们甚至用暗示“原则问题不容谈判”的方法事先就阻止对方施加压力。
每次对中国的访问都像是一出认真排练过的戏，什么都不是偶然的，然而一切又显得那么自然。中国人记住每一次谈话的内容，从低级官员到最高级政治家说的话全都记住。中国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拼图游戏中的一块，尽管一开始我们这种简单的头脑还没有看清整个的图案。（后来，温斯顿·洛德和我确实学得很擅长这样做了。）我前后访华十次，好像是在跟一个有机体进行一次连续不断的谈话，这个有机体能记得每一件事，似乎由一个头脑在指挥。这种会晤令人振奋，而有时又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样严格的纪律和彻底的献身精神使人不禁产生敬畏，感到自己在它面前完全无能为力——这是外国人在接触到中国文化时常有的感觉。尼克松这次访华也是这样。到喝完茶的时候，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正像七个月前我在秘密访华时所感到的一样——自己已经被接纳进了一个有严格限制的俱乐部，虽然那时连一次实质性的谈话都还没进行过。
现代集权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它坚持单一的道德标准，同时破坏一切传统的约束。为了划一新道德，引起了自从宗教冲突以来不曾有过的感情冲动，并使政府独揽了史无前例的大权。（美国革命不是这种意义的革命。它的目的不在于推翻现有的制度，而是使现行制度恢复原来应该发挥的作用。）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具备非凡的自信心。除非一意追求自己的信念的胜利并且毫不怀疑应该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还有谁敢强迫追随者作出革命斗争必然要有的牺牲？正是为了追求这种具有无限魅力的真理——有时是神化的，有时也是邪恶的——才造成了现代历史中的巨大灾难和剧烈动荡。因为“真理”不受约束，“道德”不受限制，它们以自己为行动的依据。反对者不是无知就是邪恶，必须接受再教育或者被消灭。破坏越激烈，就越需要用纪律来强制建立新的秩序。自发性一消失，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强求一律。
在我十月份访问中国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还有三段话尚未确定下来。一段是关于印度-巴基斯坦问题，第二段是关于中美间的贸易和交流，第三段便是台湾问题。双方开了四次夜车才把这三段的内容定下来。
如果外宾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长，就从以后参观项目中减少几个相应的八分段；如果相反，可以加上一些八分段。换句话说，中国人想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在时间表问题上不是要客人遵守主人的安排，而是主随客便。这样，中国的礼宾安排给人一种神奇的安逸感；这种做法看起来完全实事求是，更能有效地体现出对客人的尊敬和殷勤。
宴席上的中国人只有向美国人敬酒时才喝酒。嘴里欢叫着：“干杯！”那可是言下无虚，当真每次都喝干的。敬酒的人显示他的空杯，逼得对方不好意思不跟着干杯，使谁都蒙混不过去。中国人人数是我们的两倍，而且喝惯了他们自己的酒，于是随着宴会的进行，也就越发热情奔放起来了。幸好宴会的祝酒词是事先准备好的，宴会时只是宣读一下。只有在上海高兴得过了头，尼克松在他此行唯一的一次即席祝酒时，居然似乎提议同中国缔结防御性的军事同盟。[2]幸好当时记者们也喝得有些糊里糊涂，而且他们也不想再发表任何超过《上海公报》的重要新闻了。在这些宴会上我的问题是，每次宴会之后我一般还要和乔冠华会谈几小时，来草拟《公报》。有一次我对他说，现在大家都很高兴，我们不妨用汉语来讨论《公报》。
这就是多次会谈内容的精华，这些会谈是以独特的间接方式和微妙的暗示来进行的，尤其中国人方面更是如此。没有作相互的承诺，甚至并没有尝试规定协调的行动。一种奇特的伙伴关系形成了，这种关系正因为从未正式明文规定而更为有效。这种关系始于我七月份的秘密访问，在我十月份先遣访问时继续发展。随着尼克松在中国巧妙而明确地表明了美国的态度，这种关系达到了顶峰并合法化了。
上的发展。两个大国不是通过正式协议，而是通过协调各自对国际问题的理解，协调它们与此有关的利益来寻求合作。这样的关系不仅是法律上的需要，而且也成了一种心理上的需要。
双方都理解，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观点一致，那么自然就会形成一种并行不悖的战略；如果观点不一致，即使就个别问题达成了策略性的决定，那也会是临时性而缺乏成效的。
乔冠华和我的最后时限是二月二十六日，这天上午尼克松要离开北京去杭州。在旅途中是没有什么机会谈判的，而且中国领导人也很难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谈判结果。二月二十四日，也就是我们谈判的第三天，尼克松和随行人员去游览长城，而乔和我之间开始了真正的谈判，这时只剩下三十六个小时了。在那天上午两个半小时的谈判中，乔再次提出中国的方案，即：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他要求我们声明——和其他条件没有联系——美国“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我拒绝了这个方案，我说这会破坏整个关系，因为美国的公众舆论决不会答应的。下午，乔和我进行短暂的会晤，让我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实际上是稍微修改了一下我们原来的建议。我们把撤军同一个“前提”联系起来，这前提就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这样就同越南问题联系了起来）。乔答应进行研究。晚宴之后，过了午夜，乔拒绝了这个建议。于是我们陷入了僵局，而这时只剩下大约十八个小时的谈判时间了。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上午尼克松游览故宫，乔和我又谈了九十分钟。我们两人都没有显出着急。我们随便交换着意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让双方都可以装作说的话并不约束自己。我坚持美国撤军一定要有某种条件，尤其是要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前提。那天下午，尼克松休息的时候，乔和我又见了两次面。下午两点三十五分，乔提出了一个方案，这第一次符合了我们的基本原则。只要提到撤出全部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我们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答应迅速答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