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经典读后感10篇
《大转型》是一本由[英] 卡尔·波兰尼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27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转型》读后感(一)：欲望之源逐利动机是否存在
尽管卡尔•波兰尼在第四章以及整本书中极力反对“逐利动机”在自然界的原始性，并希望用“互惠”“家计”等词语作为早期人们这种动机的代名词，但不可否认作为自古以来生产和分配秩序的保障的秩序基础，逐利动机也许无时无刻不在人类身边，顶多不是表现的如今一般明显，如今一般每个经济人都毫不掩饰地宣称出自己的求利欲望。
一、我眼中的波兰尼怎么看
很明显波兰尼在论述人们对经济财富追求的秉性时，认为它起源于亚当斯密经济人概念出现的一百年之后的日子里，而对于之前的时代，则无疑都是一种“从属性”特征。且看书中原话如何描述：“一个工业体系已经活跃于这个星球的主要部分，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这一事实都意味着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包括其政治的、智识的和精神的追求的话——都已经被那种秉性所左右了。”首先波兰尼是肯定了这样一种秉性在“现在”（也就是当时）的统治力，那么究竟是不是如他所说存在这么一种情况——一个左右着全世界工业体系中各大阶层人们经济行为的广泛动机，在短短的一百年就大规模地普及到每个角隅，使得真的好像每个人都是为了逐利的动机而存一般。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可以浅谈它在这种假设前提下形成的原因。
波兰尼把这种观念的普及归结于亚当斯密对早期人类经济心理的假设（正如卢梭对蒙昧人政治心理的假设），并肯定其错误性。但是在19世纪的人们，尽管《国富论》的影响甚是广远，能确保每个阶级、每个人都曾接受过它的洗礼？必然有很多人在社会中是没能接触到如此革命性的教材，将一个左右人类社会的思潮趋势归因于一本书，多少是有些荒谬的。同样，他还认为了工业革命的变动和工业体系的形成致使了逐利观念的深入人心。确实这种概念解释了观念开始涉入的普遍性，但是如果“赚钱”的方式带来了逐利动机，那之前诸如手工业作坊等盈利经济活动，本应该早使逐利动机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才对（而这也正是我认为的事实）。因此再看波兰尼第四章观点的时候，我多了一些质疑和新的思考。
二、市场之前
“市场在各个国家内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直到近代以前，都是不重要的；而翻身转向一个由市场模式所支配的经济，这一巨大变化的突兀性就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市场是波兰尼眼中带来新秩序的催化剂。他认为市场之前，“所谓的经济动机是源自社会生活的背景”、“没有逐利动机；没有为报酬而劳动的原则；没有省力的原则；以及尤其是，没有任何单独的和明确的以经济动机为基础的制度。”因此为了探究市场之前的生产和分配秩序，波兰尼选择了西美拉尼西亚共同体作为原始人类模型，通过调研和分析得出了如上的结论。然而在我看来，无论从宏观普遍的角度还是从微观特殊性上，很多都是有待商榷的。
再分配的局限——团体运作
波兰尼在论述“再分配”这一原则过程中，大量列举了西美拉尼西亚的狩猎分配制度。“个体经济利益并非至关重要的，因为共同体会保护它所有的成员免于饥饿，除共同体自身被灾难所打垮，总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威胁的也是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在那个相对“未开化”的部族社会里，狩猎是获得生存来源的唯一渠道，男人们供养家庭，以武力作为资本输出换取团队合作捕获的猎物。或是岛上其他的物产，由氏族首领将其储藏起来，形成了分工体系分配输出的系统。这种模式在这种共同体中确实是显得那么的适宜，经济动机也彻底成为了集体行动下的附属品，而不是由心而发的秉性。然而这种分析却多多少少忽略了这样模式的适用性。那就是狩猎这样经济获取行为的特殊性，他所说的无经济动机的再分配、无逐利动机的运行机制也只有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模式下才得以生存。具体分析如下：
1，目标物获得以集体合作为基础。波兰尼以狩猎活动为主要生存手段的部族模拟市场之前人类生存模式，致命的弱点在于狩猎是一项依靠小团体共事合作才可以得到成果的生存行为。一旦碰上私自可以获利而不需要以来与他人合作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也许个人利益就会毫不犹豫地凌驾集体利益之上。最简单的例子如农业、小作坊手工业，都是以家庭自给自足的单位下，私人可以完成的经济行为，这样的情况下又如何做到波兰尼所说的：“只要社会组织依照既有的轨迹运行，就不需要任何个体经济动机来发挥作用；也不需要担心任何个人不努力；劳动分工会自动地得到保证；经济义务会必然地被履行。”连分工都不存在，该理论不攻自破，如果现实中需要用实例来说明，我想人民公社失败的合作机制就可以解释这一理论的巨大的缺陷。各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口粮供给制相结合；青年队集体吃食堂，推广公共食堂。结果早已在历史中众人皆知，官方的归因是打击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很明显，农民本可以自给自足依靠自己力量生产的手段受到了限制，集体出力集体获利的直观性相对于狩猎小之又小，这样的后果也丝毫不显奇怪。
2，正如波兰尼自己的说“由于狩猎的特殊性质，其产出往往是不规则的，因而就存在着集中猎物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是群体不至于在每次狩猎活动之后就分裂，除了集体分配猎物之外别无他选。”经济活动的报酬以实物的形式，个别情况是符合这样合作再分配的理论的，然而一旦以货币支付报酬时，就全然不适用了。再分配对同一首领支配下的人发挥作用，因此实物的成果对首领来说具有支配权，不规则的猎物无法做到平均，则根据集中之后的积压进行分配。这很明显也是狩猎的特殊性所致，一旦进入手工业农业领域，收成不再是不规则的，用这样的特殊案列以一推百，显然是不妥的。
互惠原则与逐利原则区别究竟何处
互惠原则与逐利原则究竟区别？波兰尼眼中这是个根本不需要解释的，我有不同于他的观念。我们认为逐利的“利”：与货币挂钩，或是对劳动物品剩余价值无穷无尽的获取；互惠的“惠”：使用价值，波兰尼认为巴利奥尔学院院长观念之错误——“没能认识到使用原则和主力原则之间的区分，而这正是截然不同的文明的关键所在。“然而我们看到，货币某种程度上正是利用其购置本领，成为使用价值的间接体现。人们在选择趋向货币或是趋向实物的过程中，本身没有直观的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的。货币仅仅是由于本身不可以使用而成为波兰尼攻击的对象，货币和实物的真正区别又在哪里呢？没有货币的时候这样的逐“利”动机也是早已体现的。只因货币没有作为支付手段被发明出来，所以物物交换成为原始“未开化”部族进行满足私利的手段，互惠本身也是一种求利不是么？
欲望终究来源何处
波兰尼认为维护市场之前生产和分配中秩序的第三个原则，是家计原则，为需要而生产。这里我们又要来看看这个“需要”是什么。为自己家庭采集食物和捕猎是需要，为满足消除饥饿的耕种也是需要，那么引申一下，为了基本生存是需要，为了获得更多生存的资本也是需要。归根结底，需要是人们的欲求，欲望。波兰尼之所以没有这样认为，因为当时的欲望还可以用生存需求做掩饰。那么就让我们进行一番欲望探源：家计真的与逐利动机无关么？我认为欲望来自可以获取更多利润的势能空间。在农业社会或是狩猎部族里，满足家庭基本需求是生产力差强可以满足的水平，起码不会超出太多，人们没有太多的剩余进行“逐利”活动。然而工业革命的社会成果是生产力质的飞跃，人们不仅能够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富足，同样扩大了利润空间，有利可图之时人们也不再隐藏逐利心理，逐利动机由是变得愈加明显，本能的欲望自然趋势获利行为。不是由于没有逐利动机，而是欲望被生存需要遮盖的拥有足够的理由隐藏自己。
无论在市场之前，抑或在市场之后，逐利动机本身应该是已经存在，由于市场的发展，货币、分工的扩大普及，工业革命将生产力扩展到一个未曾涉及的领域，人们的逐利动机被充分的挖掘出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动机，人们也就不将之称之为邪恶的东西，顶多是人性的黑暗面，但不可否认它的一直存在。以上是我的观点。
《大转型》读后感(二)：市场逻辑及内在矛盾
波兰尼这本书成于1944年，其目的是为了破除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迷信，即通过对市场（主要是英国工业革命）的、粗疏的历史性描述指出其内在矛盾。波兰尼指出，自由市场是计划的结果，但计划不是；也就是说，自由市场本身就是历史炮制的一个神话。
波兰尼以一战前欧洲大陆“反常的”百年和平史作为论述的开头，“和平百年”的历史基于力量均势、金本位、自由贸易体系、自由贸易国家四大基础而发生。这四大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自由主义世界市场的基本要件；在这里，他尤为强调国际金融（国际资本）作为一种新发事物在这一国际体系中维系和平的巨大作用；资本作为一种自发性的（与民族国家既联系又区别）力量，借助金本位（把世界市场联通）、自由贸易体系、力量均势（为市场提供军事保证）维护着欧洲的和平——当然，和平并非资本的目的，而是资本为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然而，一战的爆发表明，市场内部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而一战后对于战败国的军事制裁（不许发展武力）实则进一步破坏了重建市场的可能性（力量均势再不可能）；20年代后重建金本位努力的失败和法西斯主义的上台更宣告了自由市场的失败（德国正是看到了自由市场无法克服的矛盾，才会走上法西斯的道路），从而加速了二战的发生和自由市场的全面解体。因此在波兰尼看来，与一战相比，二战才是时代的真正转折（即市场的全面崩溃）。
波兰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对市场的历史叙述。简单说来，市场的前提是贸易，地点是城镇，基础是机器。贸易早在市场形成前很久便开始。贸易作为一种“制度”，暗含着包括家计、辐辏、对称等原则，这些原则并不导致市场的必然出现；真正导致市场出现，并且将社会中的一切事物裹挟其中的原则是“交易”，当交易以“自足”为目的时它只是作为社会的附庸，但当交易以“获利”为动机时，它就开始使得社会变成了利益的附庸（波兰尼使用的概念是“嵌入”，主要是便于理解）。交易的出现当然不代表市场的出现，市场的出现也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必须廓清的关系。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个体理性推出私有制，私有制推出贸易，国内贸易推出世界贸易。但根据历史实际，最早的贸易是“互补性”的远程贸易，然后才发展出地方贸易；当互补性的贸易逐渐转化为竞争性的贸易，现代意义的市场才产生，市场的边界开始不断拓展；地方贸易在市场（也就是城镇）中进行，城镇既保护了贸易，也为贸易限定了边界，从而保护了传统乡村。但市场并不等于资本主义，17、18世纪（工业革命前、重商主义期间）国内市场的联通，更大程度上出于重商主义者的需要，此时经济利益不过是国家利益的附属。资本主义的产生，归根到底在于机器的应用，机器的高成本和高效益，使得必须有广大的、稳定的市场为保障；此时，工业再也不是商业的附属（商业只不过是一种转手，生产主要来自于小农），而将商业变成了机器的附庸。机器的出现（及随之而来供给的无穷）使得资本必须将周遭的一切事物（包括人、自然等虚拟商品）作为资本的附属，作为可计价的生产要素，从而为机器提供保障（比如劳动力若不变成一种商品，那么生产的成本没法得到保证，这就无法开动机器），这就将社会整个地翻转成了经济的附属。在这里，波兰尼对资本（或市场）的处理，其实是将市场赋予了自足的逻辑，而没有分析阶级在其中发生的影响。
沿着这一逻辑，波兰尼将全书的主体分成两部分：一是市场征服社会的历程（尤其注意对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分析，即劳动力的市场化）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分立；二是社会对市场的反抗（主要是人、自然、货币，对应劳动力市场、自由贸易、金本位制度）和其中暗含的市场的内在矛盾。
1795年的斯品汉姆兰法令是市场征服社会过程中双方的妥协。它一方面反映了教会“父爱主义式”关怀的苟延残喘，反映了乡村作为城镇失业缓冲地带的地位；一方面则将人的尊严彻底打碎，将劳动力彻底廉价化，通过占有农村中产阶级的剩余加剧两极分化。斯品汉姆兰法令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特征（两极分化、商品化），其结果（被废除）则导致了无产阶级（赤贫化）的诞生。
无产阶级是市场本身的结果，又作为市场最大的颠覆者出现。无论是李嘉图、边沁，还是卡尔·马克斯，他们都将无产阶级的产生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区别只是他们的立场（他们都从经济逻辑出发，前者将贫困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后者认为资本主义在两大阶级的紧张中向前发展，他们都在强调经济的过程中否定了社会，这与亚当·斯密的人文主义不同）。波兰尼对欧文的社会主义持较高评价，他认为欧文的贡献在于重新发现了“社会”，发现了工人作为生产要素的悖谬。
然而市场将社会中一切事物卷入自身逻辑的做法必然包含其内在矛盾。市场扩展（至全球贸易体系）的必备要件是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制度、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这分别对应人、货币、自然三大虚拟商品，而这三大要素本身就是反市场的。建立在这三大要素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的必然结果是价格的剧烈波动，但劳动力和货币显然无法接受自由市场的这一结果，换言之自由市场在建立的过程中（这种建立是人为的结果）本就已经包含了否定因素，因为国家毕竟有其自身利益，它绝不可能以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的利益而不考虑各种国内因素（民族国家如何能够完全国际主义？）。欧洲在经历长达百年的大体和平后终究导致战争，也就是该体系最终失灵的结果。这就是市场扩展时所必然招致的社会的反对，这种反对的结果，若推至极致，就必然导致阶级斗争。
与马克思不同，波兰尼认为阶级是社会结构的结果，他取消了阶级的自我意识，而认为阶级的行为只不过是某一历史结果恰好落在这一阶级身上从而赋予其使命而已。可见，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建立在市场逻辑上的对市场的反动，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矛盾激化的表现。
根据上述逻辑，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是历史的必然。当市场矛盾爆发、阶级斗争剧烈之时，无产阶级当权的必然结果就是自由市场的消失，就是资产阶级利益受到极大损失之日，同时工人的高工资也必然增加农民的生活成本，因此此时以农民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就成为了大资产阶级的同盟军，双方共同对工人阶级进行镇压。法西斯主义的逻辑基本如此。
总的来看，波兰尼更为重视市场（或资本）自身的逻辑，而较为忽视阶级，这是他与马克思很不同的地方；同时，他显然不同意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这从他对欧文的赞赏中可以得出。
《大转型》读后感(三)：乌托邦？——《大转型》读书笔记
波兰尼认为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意味着一个十足的乌托邦。
经济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社会中所有的行动和活动都受到经济的限制和市场的操控，然而随着市场的扩大，会自发产生一套与之反抗的社会结构，具体表现为市场一方面在全球到处延伸扩张，所涉及到的商品数量增加到了不可思议的规模，而在另一方面，相应的措施或者政策演变成各种强有力的制度，以便阻挠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有关的市场行为。然而，波兰尼认为这种双向运动并非是一种钟摆式的平衡，到最后反向运动会摧毁掉这个“自我调节”的机制。
但是政府的作用究竟应该在维持在一个怎样的水平上才能很好地与市场协调，不致造成危害市场的局面？即使每个政府都在追求平衡，但实际上却实现不了，于是作者所预测的反向运动摧毁自我调节的机制也不是危言耸听了。理想的政府只应该为市场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维持市场秩序。
可是政府的力量总是太强大，以至于越俎代庖成为家常便饭。西方国家采取多党制的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决策太过偏颇，只是这也不能解决关键问题。我们就可以从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看到政府的苍白，正是多党制度使得当权政府不敢削减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支出，毕竟他们要靠这些来争取民意。这样一来，只增不减的社保负荷足以将政府拖累，也足以危害正常的经济秩序。再者说，政府总会千方百计地实施一些举措以显示他们的存在感，如果真正让市场自我调整的话，政府机构和其中的无数工作人员估计就不能如此悠闲安乐地趴在铁饭碗里了。
我虽然认同波兰尼不相信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这一观点，但是并不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是偏执而会走向毁灭的。我依旧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够解决很大部分的问题，政府需要制定与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和规范来维护市场秩序。完全的市场是不可能的，缺乏制度保护的市场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看，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确实只是乌托邦。但是社会的自我保护不会摧毁市场。政府和市场的反向运动即使不能始终维持在平衡的水平，至少也能互相牵扯着不让对方走得太远。
乌托邦也许只是一种美好的向往，无法实现也没有必要实现。立足于现实，做出一点有益的改变就足够了。相信彼此抗衡的两种力量，不会将一方带入深渊。复杂的社会形势下，总会有不变的规律在暗中驱策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这是我2013年看了一系列书单后完成的读书笔记之一，虽是旧文，又是课程作业，还是发布出来，还可以记录记录自己的阅读轨迹。或许以后还有增删补改的机会，或许还很有可能自己打脸。不要紧，开心就好~~）
《大转型》读后感(四)：由“嵌入”概念谈自由市场“神话”
一篇牵强的屎作业。
－－－－－－－－－－－－
由“嵌入”概念谈自由市场的“神话”
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揭示权力过度嵌入社会将带来的不堪后果，成为此后自由市场论的强大后盾。几乎与此同时，卡尔·波兰尼发表了《大转型——我们时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以19世纪百年和平到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历史演进为逻辑脉络，揭示自由市场经济自其诞生至今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大转型》对几百年来的自由市场神话实行了极有力的冲击，甚至对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硬核的“经纪人”假设亦做到了甚至可作称作颠覆性的批判。同时，作为一个具有人类学背景的学者，波兰尼提出了区别于主流经济学的制度分析范式，对此后的经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都极富启发。于是本文旨在对“嵌入”这一《大转型》一书中的重要概念为阐述起点，试图进一步缕清波兰尼对自由市场之批评的理论脉络。
“嵌入”
解释波兰尼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嵌入”（embeddedness）概念。经济是“嵌入”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之中。虽然人类社会的维系，离不开物质资源的获取，以及这些资源在社会中的流动，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完成这一切，并不需要人们拥有明确的“物质动机”。“物质生产和交 换活动，其实是‘嵌入’人荣誉感等‘社会动机’之中，自发地完成的，也就是说，物质满足其实是社会性行为的附带效果。”经济制度“嵌入”亲属制度、政治制度或者宗教制度等诸种社会制度之中的。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硬核的“经济人”假设在此已经被波兰尼动摇了。他追随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对早期经济与制度结构给予了高度关注，对工业化以前的多种既有交换模式进行创新性研究。他指出了经济体系的三种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波兰尼，2007：47）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没有任何哪怕只是在原则上由市场控制的经济曾经存在过”（波兰尼，2007：37）。并且，“市场或货币的存在或缺席并不必然会影响到一个原始社会的经济体制”。
经济的“脱嵌”
通过波兰尼对英国经济史的阐述，我们可以认识到前资本主义时代中，经济是真正“嵌入”社会的。在封建主义环境中，人们与领主或行会师傅的经济关系是建立在对后者的政治意义上和社会意义上的依附之上的。而后的绝对主义国家真正将经济问题真正的纳入政治治理范围，重商主义的经济与外交政策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只是到了19世纪以来，这个有机结构才被打破了，经济脱离开社会，成为“脱嵌式”(disembedded)经济，并且凌驾于社会之上（波兰尼，2007：50）。亚当·斯密是最后一个将物质财富领域从属于政治领域的古典经济学者，自大卫·李嘉图起始关于人的社会属性的政治经济学演变为关于人的生物属性的政治经济学。当斯品汗姆兰法令和之后的新济贫法使得穷人愈发多的时候，经济学者疾呼这是因为只有饥饿才能驱使人们去劳作，济贫法和其他类似的干预只能造就灾难。
自由市场机制带来的直接后果，不仅使市场直接脱离于既有的社会制度及文化传统约束，而且试图使市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宰。其最重要的体现即是，自然变成了可以待价而沽的土地，人变成了可以交换和买卖的劳动力，这些原本存在着并不是为了买卖的事物变成了商品。波兰尼称之为“虚拟商品”，由于人不会自发的变成商品，因而那种宣称自由市场经济是出自人之本性的理念是不合事实的。但是这些虚拟商品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得以建立的必要基础，也是经济开始脱嵌于社会的重要步骤。这种经济生活把人从原有的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中给拖了出来。很不幸，并没有像很多自由主义者们假设的那样，这种经济并没有使每个人都从中获利，而很多人因为失地而生活艰难，困苦潦倒的程度远胜于封建社会里的农奴。自此，社会所有行为和活动都需要服从于经济价值与市场的操纵，导致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关系的错位。本书的题目“大转型”即是指我们时代的这一剧变。
波兰尼强调的是，自由市场机制建立的如此过程绝不是如以往的经济学者所宣称的那样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仰赖国家的政治力量推行政策以促进整个过程。如若没有国家的推动，土地不可能成为商品，工人和工会的权利不可能被限制在资本家能承受的范围内。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自发秩序”为由反对政府的干涉，但是如果政府不干涉就根本不可能形成“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秩序”。
“双向运动”
当社会遭遇如此如此冲击的时候，社会便开始了反抗，这便是波兰尼所提出的“双向运动”。“双向运动”一方面指以社会保障为主体的社会立法，另一方面是指社会主义等各式运动，包括地主的反抗，贵族的反抗，国家的计划，以及后来工人与工会的反抗。针对很多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将社会的种种反抗称为“阴谋论”的论调，波兰尼指出“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计划则不是”。这些反抗并不是阶级的“阴谋”，而是即时的，没有预谋的，未必由所谓的阶级利益所驱使，甚至不是由经济利益为驱使的。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恶性膨胀而最终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
工人的社会反抗运动直接威胁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运作。“对国家的统治阶级——工商业阶级而言，无论如何不能让反向运动的力量从社会层面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只要工人阶级没有选举权，就能够继续维持经济与政治的制度性分离，也就可以让自发调节的市场继续运转下去。”然而当普选权逐渐实现之时，反抗运动很容易便进入国家政治的领域。于是经济与社会再也不能实现自由市场论者盼望的那样相互分离，而是开始了尖锐的对抗。“双向运动”所造就的两个尖锐对立的结构或者说制度是难以修复的矛盾双方，也正是这样的双方的争斗引发了两次大战和法西斯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
因此，波兰尼从未对反抗自由市场的反向运动进行激昂的歌颂。不论是对法西斯主义运动还是社会主义运动，他都分析了其缺陷，抱以深切的忧患。波兰尼反对法西斯和社会主义式僵化的以牺牲个人自由方式达到调控的目的。他赞成的是个人在意识到调控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主动遵从规则，在放弃绝对自由的情况下，而获得最大的相对自由和公正。他赞赏欧文的理论和实现探索，认为那是真正的对人的可能的生活方式之探索。纵使深知这样的制度设想不免理想主义色彩，他却并无意对人类持续的制度探索放弃希望。
由于波兰尼的理论有力的破除了自由市场可以脱离政府干预的“迷信”，使得现今这些理论被频繁的用在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阵线。在中国，波兰尼的理论得到很多新左派知识分子的追捧，因为这一理论契合了他们关于自由市场的看法，即自由市场经济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甚至可以说，没有良好的社会制度铺垫，自由市场经济解 决不了任何问题。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和“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分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让我们避免走入一场因抛弃计划、跳入市场后形成的极端性的认知空白。透过这些理论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社会是人的主体属性，国家和市场只是工具属性，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市场经济，甚至市场政治，但有竭力阻止市场社会的出现。总之要找准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在的方向，或许我们必须看破百年来西方关于自由市场的“神话”，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祛魅”、还原并扬弃。
《大转型》读后感(五)：卡尔·波兰尼对生态政治学的启示
《绿叶》2012第5期
卡尔·波兰尼对生态政治学的启示
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重读波兰尼的《大转型》可以说是时之所趋。但是，本文不准备去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也不准备去解构自发调节市场的神话，虽然这正是《大转型》一书的主旨。今天我们重读此书，有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目的。
有什么事件，其迫切性可以和反思、应对金融危机等量齐观？诚然，华尔街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全世界，但是，这一切还可以重来，可以恢复。可如果是我们的生态被破坏，我们的自然被毁灭，其结果可能是不可挽回的。
那么，毕生致力于批判自由市场神话的波兰尼，与“生态灾难”这一主题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市场社会的前世今生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市场与市场社会完全是两码事。只要存在私有制，存在劳动分工，交换不可避免，市场就会应运而生。可以说，从奴隶社会开始，市场就作为交换空间，让个体或群体之间可以互通有无。但这种交换行为与我们所说的市场社会中的交换行为有着巨大差别。
如波兰尼所说，在市场社会之前的社会形态中，作为经济交往空间的市场内嵌（embedded）于社会，从而从属于社会习俗或规范，而到了市场社会，经济活动脱嵌（disembeded）于社会之外，甚至整个社会的运转反倒内嵌在市场之中，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完全从属于市场的逻辑，市场调节着人的一切交往活动。在这种逻辑下，人成了经济人，成了理性逐利者。任何前市场社会的规范和道德习俗都成了碍手碍脚的教条，因为在市场社会中，起作用的只是的市场逻辑。因此可以说，市场社会是市场吞并或者吸纳社会的结果，而所谓市场社会的确立，正是资本主义取得完全胜利的标志。这就是19世纪的大转型。
一旦市场社会取得胜利，市场的逻辑就一跃而成自然规律，任何质疑都要被判为异端，而波兰尼则通过经济史与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指出：尽管19世纪学术咒语的大合唱是如此坚定一致，但通过交换来获取利益和利润这样一种动机，在此之前却是从未在人类经济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波兰尼通过人类学研究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之后和市场社会之前的漫长时期内，分配原则与现代经济（学）并无关系，只要体现为互惠、再分配与家计（或家政）。
而这些原则统统与逐利无关。这就揭示了一个关键的古今之别：在很大程度上，前市场社会并非为逐利而生产，市场社会的生产只是为了逐利。有趣的是，波兰尼与马克思都注意到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做的区分：家政与货殖（money-making）。[ 分别见《大转型》，第46页，原文的“获利”在吴寿彭《政治学》译本中为货殖；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吴译本将ουωνομια（economy）译为经济，不合理，兹改为家政。]前者为使用而生产，注重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后者为增值和利润而生产，注重的是产品的交换价值。波兰尼指出，虽然古希腊—罗马就已出现高度发达的贸易，但只要这种行为依然内嵌于社会，从属于自给自足的家政逻辑，整个社会的性质就不会变化。
真正的脱嵌行为开始于15、16世纪。这是绝对主义王权兴起以及重商主义政策得到贯彻的时代。这就摧毁了阻碍贸易的封建割据势力, 从而将商业和贸易扩展至整个国家疆域, 使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形式。这在英、法表现的最为典型，而德、意因为迟迟无法完成统一，邦国林立，无法形成整合、平滑的国内市场，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由此可以看出，西欧的自由市场和市场社会恰恰是由国家干预、创造出来的。
二、自然的商品化，或者，人与大地的分离
市场社会的奠定除了需要强大的主权之外，其最终确立还需要一个根本要素，那就是劳动力、土地（自然）和货币的商品化。
我们不免要纳闷，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本来不就是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的吗？其实，在19世纪之前，这三种事物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商品，尤其是把劳动力即人的劳动能力视为商品的想法，这在19世纪之前无疑是匪夷所思的。这是对人类尊严的最彻底的亵渎。
这里我们主要考察土地商品化的前因后果。波兰尼正确的指出，土地与劳动力不可分离，是一个“紧密链合”的整体，因为人的劳动不可能脱离大地，凌空蹈虚。土地承载着人的生活世界，提供了人类生老病死以及各种仪式所需要的舞台。土地因此与亲属的、邻里的、行业的的和信仰的组织——部落和庙宇、村庄、行会以及教堂——紧密联系在一起。（第152页）
而市场社会所要求的恰恰是土地与劳动力的分离——圈地运动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其结果就是土地的自由买卖以及劳动力的“解放”，后者从封建领主的土地上释放出来，从而能够“自由“地出卖自己。换言之，土地的商品化只不过是封建主义消亡的另一种说法。（第153页）这也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
我们在第一部分说过，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主要是为了逐利而生产，于是自然必然要被去魅。原本人与自然相安无事，和谐共处，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土地是维持封建秩序的核心要素，因为在任何封地中，军事、司法、行政都由土地所维系。土地代表着秩序与规范。但市场社会却要求人与土地分离，从而打破原有的封建共同体及其习俗与秩序，如此人便可以对土地进行自由开发与转让。自然也要服从市场社会的逻辑，其存在就是一种“为他”的存在，或者说，是为了人的货殖或求金欲而存在。
更为关键的是，在封建共同体中，土地具有某种公共性，是人（领主与佃户）可以寄托归属感的所在（虽然也存在不可抹煞的人身依附和不平等关系），因此人与人、人与自然能够相安无事。一旦土地可以随意买卖，成人个人所有物，那么，现代所有权所具有的内在的排他性，必然会让自然从共同善（common good）变成个人的私有商品（private goods）。人与大地分离，而作为商品的土地也越来越失去其实体性，成为轻盈而虚幻的资本，在资本家之间漂浮。资本家在牟利的同时，却将风险转移给了社会，具体表现在“对工人体力的剥削，对家庭生活的破坏，对邻里关系的破坏，滥伐植被，污染河流，败坏行业规范，损坏社会风气，使包括居住坏境和艺术在内的生存状态以及不影响利润的无数私人与公共生活方式普遍堕落。”（第114页）
三、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生态政治学
这种风险在愈演愈烈的同时，也必然导致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这就是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自我调节的市场从根本上瓦解了人类生存的根基，给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这就需要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
在19世纪, 封建阶级虽然失败，但并没有完全死心，当他们看到工业社会以
及市场社会所导致的巨大社会危机时，便想要东山再起，重拾声誉，转而鼓吹土地及其耕作者的德性。更有甚者，他们为自然再赋魅，臣服在自然的神性面前。浪漫主义思潮正是这股力量的天然同盟军，他们捍卫土地的自然使用价值——供人类栖居，以及传统价值与秩序，也就是说，他们诉诸于有机的前现代共同体去对抗机械的现代资本主义，对抗土地的商品化。
这是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在生态方面的一条路径。这条路径在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新时代运动”、“新异教运动”和“深层生态学”中得到强化，虽说其前现代要素已然成为历史陈迹，但对自然神性的崇拜却有增无减。这种新时代的“造神运动”正是社会（主要表现为城市中产阶级与小资）在面对危机时，无能为力、自我弃绝的表现。其结果就是，因无力联合社会的力量，只能走向个人的身体或灵魂的操练，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过着绿色生活，消费着有机食品，而在他们的小世界之外，机器对自然的征伐一切照旧地进行着。
但从波兰尼的论述来看，还可以存在另外一条应对生态危机的路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生态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以来，作为社会自我保护的民主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生态政治学不只要解放自然，也要解放人本身。换句话说，这种生态政治学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据说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人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哪里还需要解放？但是在波兰尼看来，只要人依然以劳动力的身份存在，人就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虽然在当下所谓的消费社会，消费自由更增强了个体自由的观念，但这种自由一方面以更加卖力地出卖自己（从而赚取更多的钱）为前提；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消耗了更多资源，从而对自然的剥削更加变本加厉。他们没有看到，这种的统治自然从而剥削自然的意志正是来源于阶级统治，来源于雇佣劳动（劳动力）和资本家的对立。只有消除这种阶级对立，让社会真正能够按照自身——而不是资本——的需要去合理地组织生产，人类才能对自然采取和平的态度。
因此，真正的生态政治学必须综合考量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这必然要求市场社会的终结，即让劳动力和土地摆脱商品化的命运，不再让市场而是让人类自己根据需求，来规划自己的活动。如此，社会才能变成欧文所说的合作性的共同体（commonwealth）。
将社会还给社会主义，将自然还给生态社会主义。这是我们从波兰尼那里得到的启示。但波兰尼并没有告诉我们，社会保护运动如何走上社会主义的坦途，在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的阴影下，我们更要追问，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到底要何去何从？
波兰尼：《大转型》，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35元。
《大转型》读后感(六)：大厦角落里的波兰尼
作为学习中国史的学生，英文水平一般视野也不算开阔的我，直到学习历史学将近十年的时候才读到波兰尼的著作，不知道是否具有一定的指示性含义。从初高中开始因为应试学习政治课程，到大学为了拿学分浑浑噩噩的去出席政治理论课并考前背诵以求考个好成绩，整个十余年的时光在同马列毛邓周旋。愚钝如我，直到研究生时光的尾端才有时间静静的主动摸索社会学的理论世界。余生也晚，并不能亲历大师时代，出生于九零年初的我在出生年份上也与上一年永远没有交集。
其实，我（不敢指我们）有意识的去接触社会学的理论可以说是从大学高年级开始，但当时也只限于马克斯·韦伯、涂尔干等人，阅读其著作也似懂非懂，更谈不上登堂入室。随着大流去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与《社会分工论》。另外，受到云大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课老师的引导，硬着头皮去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完成阅读笔记上交。现在都想不起当时写的什么东西。时光匆匆，到了研究生阶段，因为所学方向偏重实证而非理论，因此阅读考证与复原的成果增加，连大学后期曾经阅读过的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这类书籍都日渐减少。时间是公平的，阅读的内容会决定你自身的内容。加之自己的懒惰，基本上就与理论无缘了。
埋头阅读历史学的论著及气候学的论文是自己学习中最主要的内容。这当中，如何认识历史气候变化的规律，如何将气候变化与社会变迁两者结合起来，达到解决历史学的学术问题逐渐成为自己思考的核心领域。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去理解与掌握一个时代的历史。在三年前的春天，开始进入朝代历史的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相关的经典论著以及史料文献，自己渐渐对研究时段有了一点点感觉。之后就一个具体的事件与时段开始深挖，像采集树轮标本那样对历史长河“抽刀断水”式的截取剖面来研究。我不知道自己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与正确。就这样我在贯通的基础上截取了数个时间剖面。在我自己都不忍回顾的时光中，痛苦与点滴的兴奋交织出现，文艺的精神享受与物质的匮乏无奈同时并存。在这个过程中也越来越感受到理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历史学是研究社会与人性的学问，除了纯粹考证的朴学之外，历史学另外的魅力还在于理论的入场。因此，在此时又转过头把自己变成海绵，去尽可能的吸收理论的知识。而这时可能已经为时已晚。
在我所学的领域中，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与时段理论以及达比的剖面理论是接触最多也相对熟悉的史学与地理学理论。无论这些理论是否理解的正确，但将之与自己的个案研究相结合起来，总觉得有那么点感觉。当自己再去仔细阅读贝克《历史学与地理学》等著作时，也便有了不同于大学期间的新感受。然而，随着自己阅读的增加，面对如何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近世以降的社会变革时，自己的理论素养匮乏又一次开始困扰于我。而到此时也让我朦胧的认识到之前跟随老师仔细梳理加州学派论著，并讨论明清发展论与停滞论的意义所在。这之后开始接触市民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再之后又机缘巧合的从邓正来的讲座中知道了波兰尼的《大转型》。
曾经老师在课程上讲过，任何套用经典理论去解释中国历史的做法都不足取。中国传统社会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均不是针对西方某时某地所产生的经典理论所能够解释的。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阅读与学习西方理论究竟有何意义呢？可能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跳出既有的学习了十余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到更多的可能性。马克思、韦伯、哈耶克、哈贝马斯以及波兰尼中的任何一位都不能解释中国的问题，但是他们让我们学习到什么是理论的多样性以及如何进行批判。
尤其是其中的波兰尼，在他的《大转型》一书中切切实实的用自己书写的内容告诉我们如何进行批判，又如何建立理论。有关波兰尼本人在书中所传达出的理念与思想，阅读过此书及相关介绍的人自会熟悉，不必赘述。这里仅仅想以阅读中激起自己思考火花的几段话为例子，阐述书中思想对我们固有观念的批判性冲击。
“市场或货币的存在或缺席并不必然会影响到一个原始社会的经济体制——这否定了那个19世纪的神话：货币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发明，它将通过市场的形成改变社会面貌，推动劳动分工的步伐，释放人类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自然秉性。实际上，正统的经济史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无穷夸大市场重要性的基础之上的。……就一个经济的内部组织而言，它们的存在还是缺席并不必然意味着任何差异。 原因很简单。市场并不是主要在一个经济体内部，而是在其外部运转的制度。它们是远距离贸易的汇聚场所。地方市场本身的重要性微不足道。 确实，事实的逻辑几乎与古典经济学说完全相反。正统教义的起点是个体交换的秉性；从这种秉性推导出地方市场和劳动分工的必然性；然后，推导出贸易，最终甚至包括远距离贸易在内的对外贸易的必然性。就现有知识来看，我们几乎应该倒转这一推理的次序：真实的起点是远距离贸易，它是货物的地理分布以及据此形成的地域分工的结果。远距离贸易经常会产生各种市场，不仅包含着以物易物，并且如果使用货币的话，它还包含买和卖，这样，最终，但在任何程度上也不是必然地，为某些个体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沉浸在那种他们所谓的讨价还价的秉性之中。”（第50页）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货币与市场的重视，使得两者成为研究明清社会变革中重要的元素而被重点解读。明代中期以降的白银货币化与市场的扩大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被潜移默化的拔高，从而令明清社会中存在的其他国家、社会因素在无形中被忽略。波兰尼的观念直接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被当做常识的理论预设。其提出市场或货币的存在与否并不必然影响原始社会经济体制的观点无疑向既有理论下的研究泼出了凉水。接下来其所提出的远距离贸易说更是接近了问题的本质。货物的地理分布与地域分工所带来的远距离贸易可能比市场与货币更为根本，沿着波兰尼的思考，我们会提出远距离贸易在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可能比单纯研究市场与货币更具有本质意义。
“尽管各自采取的阶级立场相互对立，但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假设是相同的。他们把他们的如下论断维护得天衣无缝：19世纪的保护主义是阶级行动的产物，这样一种行动所维护的首先是相关阶级的成员的利益。两者几乎全都阻碍了对市场社会的整体认识，也阻碍了对这个社会中保护主义功能的认识。”（129页）
看似对立的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在波兰尼看来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的命题并无差异。因为两者对于社会中的保护主义功能都因自身理论的限制而无法清晰的认识。因此，将波兰尼简单的理解为左派思想家，我认为有失公允。波兰尼身上左与右的区别并不大，因为他的论述是在超越两者的高度上进行的。如此，按照波兰尼的思路展开，既有史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与自由主义倾向之间其实就变得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对立。由此，当我们在反观中国历史时，可能会收获更为宽广的视野。那么，这样的视野从何而来呢？波兰尼下面的话可能会有所提示。
“此时，从原则上讲，这种作为整体社会的情况是由外在原因创生的，诸如气候的变化，庄稼的收成，一个新敌人的出现，或者老敌人手中有了新武器，新的公共目标的出现，或者，在这方面，达成传统目标的新手段的发现。面对这样一种总体性情况，如果我们想要了解阶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就必须把这些局部利益放在社会整体状况中加以考虑。”
波兰尼在这当中多次提出了“整体”一词。这个整体既包含了自然的状况也囊括了社会的情况、技术的革新等等。这种观念与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的整体史观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这足以令我们反思，国家-社会，政府-民众等视角的差异是否真的那么大？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均会遗失掉不应忽视的历史面向。而整体史的观念是否能够弥合“上”“下”的差异与对立，建立起更为中性与全面的历史认识呢？其实，波兰尼《大转折》一书更接近一部经济史著作。他所抛弃，乃至批判的既有理论预设足够强大，而支撑他做到这一点的恰恰是整体性与历时性的研究理念。可能正是如此，《大转型》与同样伟大的波兰尼被大众遗忘在了理论大厦的角落。至今，在耀眼夺目的理论大厦的一角，被盖满灰尘。因为，当尘土被拂拭下的那一刻，即是大厦坍塌时。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融入大厦以便改造与加固他。
《大转型》读后感(七)：市场神话的终结
（旧文，应该以前在豆瓣发过的，但后来自己删除了）
《大转型》的中心主题是批判那种认为市场是通过自发调节并使经济最终成为支配社会其他一切方面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当土地、劳动力和货币都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时，市场机制这台"撒旦的磨坊"就将自然环境、人的命运和生产组织一起绞成了碎末，撒落在社会毁灭的的废墟上。
波兰尼通过人类学家的研究得出，亚当·斯密所说的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秉性"完全是人为发明的，"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没有任何哪怕只是在原则上由市场控制点经济存在过...尽管市场这种制度自从新石器时代之后就相当常见，但它从来没有扮演过超出经济生活的附带现象的角色。"（P37）。19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所遵循的行为原则是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原则，对应的组织结构是对称、辐轴和自给自足模式。"我们已知的、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这些原则在特定社会组织结构的帮助下得到制度化，这些组织机构的模式包括对称、辐轴和自给自足。"（P47），此时与市场模式对应的交换原则并不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市场并不是主要在一个经济体内部，而是在其外部运转的制度。"（P51）即使到了后来的重商主义时，"经济制度仍然被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市场仅仅是某个制度设置的附属特征，而这个制度设置前所未有地受到社会权威的控制和规制。"（P58）因此，在经济方面，中世纪欧洲基本上与古代波斯、印度或者中国处在同一水平上，甚至在近代社会的组织方面，中国远远超过了西欧，这一点得到了王国斌的印证（见王国斌对中国与欧洲经济和政治的比较分析《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也就是说，19世纪之前的经济是嵌入在其他社会领域之中的，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而市场制度让原本嵌入社会关系的经济转变为支配社会关系制度，"18世纪末从被规则的市场向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转变代表了社会结构的彻底转型"（P61）。由此，经济原则成为支配所有一切都根源，市场运作中劳动力、土地与货币是工业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些原本不是商品的东西就在资产阶级的不断要求下市场化了，组成了各个要素市场，这就是通常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劳动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任何阻碍这些虚构商品市场化的行为都必须被禁止。
在这里我们不必重复波兰尼详述这些元素如何被市场化的过程，重要的是他造成了什么危险。市场体制让虚拟商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必然带来一股强劲的反弹，这就是波兰尼所说的"社会的自我保护"，"对人、自然和生产组织的保护导致了对劳动、土地和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的市场的干预，并因而削弱了体系的自发调节。 "（P184）正是市场领域带来的紧张压力扩展到了政治领域，把整个社会都卷入进来时，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波兰尼对于市场自发调节神话的破除，对于非西方国家在重构历史特别是经济史方面有积极作用，如上文提到的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以及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还有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和《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等都可以看作是在这方面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我们不必再过分揪心于韦伯和马克思，他们让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要么在中国寻找可以比附新教伦理的宗教（见阿里夫·德里克对新儒家把儒学视作发展和疗救资本主义的批判 《后革命氛围》 王宁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要么寻找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踪迹（见黄仁宇的分析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然而，并应该把波兰尼的理论当作是反对市场，他反对的只是对社会起支配作用的市场体制，让经济重新入嵌到社会之中，人只有免于匮乏的威胁，人的自由才能获得保障。另一方面，波兰尼所说的"双重运动"中，单靠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和强制也并不能使社会自发的出现自我保护的反向作用，没有民主政治通过制度化机制保护人的不服从的权利，人在国家与资本主义合谋的"权贵资本主义"下比市场体制下更容易受到奴役。
《大转型》读后感(八)：Karl Polanyi《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1944)》小摘要
[补充：Karl的立场是民主社会主义，在1944年这个危机时刻，诊断时代需要让市场（再度）从属于社会。Karl的“社会”一词应该包含政治和社会的内涵而未做区分。2016年2月19日]
Carl与同其弟弟Michael一样，都是一战前中东欧成长起来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也都发展了自己独立特行的理论——这或许与其时中东欧的智识氛围较缺乏建制性支援，依赖知识个体及其小圈子的品味有关。化学家出身的Michael以迥异于数学或物理的化学为模本，发展了一种强调超规则的、发生学的知识理论：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和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这种理论据说深深地影响到改革宗神学家T.F.Torrence，以至后者写出了一本《神学的科学【theological science】》(1969)。Michael的思想至今还有人在研究，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名教授郁振华先生。
依据Stiglitz的新版导言以及严博非先生的评论，Carl在《大转型》中陈述了某种反对无节制的自由市场，倾向于福利国家或民主社会主义路径的理论。照这样看，Carl非常主流，但其独立特行的地方却在于：1、不完全沿着经济学或者政治学的学科范式，却带有强烈的个体化写作，灵感、猜测、道德关怀、跳跃、经济史、文化人类学分析杂散其间；2、高度复杂的取态，一会儿看到了阻碍市场的代价是使得整个民族陷入了不道德的生存【1795年英国的Speenhamland Law阻碍劳动力市场的确立， p67】，一会儿却又要逾越市场，甚至激进地主张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置于市场的自发调节之外。【p、213】，这些复杂取态的原因并非逻辑上的困难，而是诗人品质的表现。3.虽然如此，Karl的作品却是简洁的框架和笔触、渊博的经济学识、深沉的道德感融于一体的经典作品，而这个在现时代的经济学家中或许没人做得到：虽然著名的Sen是研究穷人经济学或福利经济学的，Rawls却曾向万俊人透露：Sen嗜好的红葡萄酒从来都是一瓶500美元起。
Karl Polanyi著作中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维度就是一种保守主义精神。Karl的保守主义立场是这样的原理：“一个注定速度过快的、无人指导的变迁过程应该减慢速度（如果可能的话），以维护共同体的福祉【p.29】”。Karl赞许了英国历史中那些貌似注定失败的反圈地立法，“反圈地立法虽然没能全面阻止圈地运动，但也并不是完全无效的。变迁的速度与变迁自身方向相比并不显得不重要，虽然后者常常是不依赖于我们意志的，但我们所能承受的变迁发生的速度确实可以由我们来控制的。”【p.32】而且，Karl的这种保守主义立场所抨击的对象刚好是向市场经济的激进转型所带来的剧烈的社会变迁：“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如若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p.63】Karl的这种保守主义情愫在今日饱受急剧社会变迁之苦的中国无疑能激起强烈的回响：急剧恶化的自然环境和资源，过度拥挤的都市，浮躁而匆忙的生活体验，物欲横流而灵性消隐…不过，在汲取Karl的保守主义资源时，我们务必小心翼翼：Karl认为，为了遏制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破坏性，需要通过诉诸民主政府、福利国家和保护性立法；而在中国刻下的现实中，减缓或逆转市场化进程，却更可能意味着权威政府更为压抑的权力渗透和控制。
以下整理该书的具体思路，以免遗忘。
1815-1914是和平的百年，其文明基于四种制度：实力均衡体系；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自由主义国家。在Polanyi看来，关键是建立在逐利动机之上的、自我调节的市场以及其国际表现金本位制。和平是市场和国际金融的利益所在。不过在20世纪建立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乌托邦的努力终于导致了灾变：金本位的放弃、自由政权被独裁取代、经济自由被新政或法西斯取代。为了理解这一切，需要研究市场经济的沉浮史。【p.25】
olanyi从英国圈地运动回溯起，这其中关键的变化是，生存【subsistence】的动机被逐利【gain】的动机取代。但在19世纪之前，市场经济从来扮演的是社会的从属性角色，人类的经济是浸没【submerged】在他的社会关系中的【40】。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根本无法从自利的角度去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相反，人们的行为原则是互惠【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家计【householding, conomia】。甚至Aristotle在《政治学》中就区分了家计和获利，逐利动机并不突出。这一切使得19世纪的转型更显突兀。
传统上，经济制度被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中；而市场控制经济体系的关键所在：意味着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50】而“市场经济是一种仅仅只受市场控制、调节和指导的经济体制，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都被委托给了这个自发调节的机制”【59】。向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转变代表了社会结构的彻底转型【61】，因为这意味着存在所要生产要素的市场，“不仅有关于货物（劳务）的，同样有关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60】；将劳动力和土地囊括进市场意味着使社会生存本身屈从于市场的法则。事实上，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只是虚构的商品，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出售而生产的；相反，它们是人的命运、自然环境。将其从属于市场将会导致文化灾难和社会混乱，因此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应声而起，以克服市场的威胁。由此，19世纪的历史就成了一个双向的运动：市场的扩张以及在虚拟商品方面受到的限制。
Karl分析了1795-1834年阻碍建立英国劳动力市场的斯品汉姆兰法令【speenhamland law】,该法令确立了对贫苦者的津贴，意味着提出“生存权”的要求。这一法令直到1834年地《济贫法修正案》才终结，后者被当成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因为排除了形成劳动力市场的阻碍。与济贫法的讨论塑造了Bentham, Godwin， Malthus, Richardo, Robert Owen, Mill等人的思想，在此，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集体存在（collective being）,而之前人们似乎忽视了它的在场。【73】这一新的现实以政治经济学进入人们的视野，涉及三个主题：赤贫化【pauperism】、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发现。
Karl或许支持遏制市场的福利国家，但其著作的魅力却在于，意识形态的党性色彩让位于冷峻的历史分析，仅仅维系悲悯的道德底色。Speenhamland法令虽然是为了捍卫穷人和农民免受市场的侵袭，其后果却并不总是正面的：它促成了“大众的非人化，开始使整个国民生活失去了活力，并严重地束缚了工业自身的能量。”【85】人地形象被某种可怕的灾难玷污了。该法令的补贴，实际上使得穷人赤贫化，且造成普遍的道德退化。 “只要一个人拥有一个他可以坚守的社会地位，一个由他的亲属或者同伴所设定的行为模式，他就可以为之斗争，并由此重获自己的灵魂。但对于劳动者来说，这只能以一种方式发生：通过使自己成为一个新阶级的一员。除非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谋生，否则他就不再是一个工人，而是一个赤贫者。人为地将他置于此种境地，这是speenhamland法令所造成的后果中最可恶的。这一暧昧的博爱主义行动组织了劳动者将自己构造成一个经济阶级，并由此剥夺了他们避开在经济磨盘里那被注定的命运的唯一手段。”【85-86】在这种背景下，废除speenhamland法令是资产阶级的杰作，把社会转化为市场经济，也标志着现代工人阶级的真正诞生。不过，在Carl看来，逃离噩梦不过是盲目地冲向市场经济乌托邦。
18世纪的一个重大的主体就是：贫困化与进步密不可分，财富的巨大增长与巨量的穷人产生出来似乎成正比，揭露贫困的意义则是古典经济学的议题。Karl说，从Smith到Townsend之间存在某种分水岭。Smith虽然发现了“看不见的手”，但却仍是在传统的道德和政治框架内来分析经济，财富相对于公共生活仍是从属性的；而后者却从属于Richardo和Hegel的19世纪：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已经被发现。Townsend从动物性方面来探讨人类共同体，将政治统治的基础奠定在自然法则之上：一个自由社会是由两种人组成的，有产者和劳动者；行政长官是不必要的，因为饥饿是一个更好的惩罚者。【99】Malthus的人口法则、Richardo的报酬递减率都基于Townsend这种生物性基础。一个新的社会浮现，这个社会就是市场体系。然而人也被置于一种危险之中，因为原来的基础，有从前的政治机体所构造的道德世界被抽换了。【100】【Karl这里的社会概念（动物的）显然不同于前面的社会概念】因此，Malthus等的结论是，让大多数公民频临贫困是繁荣的必然代价。这些理论奠定了为speenhamland法令松绑的理论基础：自我调节的市场现在被视作自然的无情法则的产物。【109】
Karl倒是对robert Owen情有独钟，认为只有owen意识到社会与国家的区分，也拒绝从动物的角度理解社会。新的经济原则正在破坏着他从前的经济存在所嵌入【embedded】其中的那些痛自然和人的关系。Owen呼吁立法干预和社会保护。不过Owen也没有料到，社会保护运动将被证明与经济体系不兼容。
社会中的两种组织原则导致双向运动，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目标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确立，另一种则是社会保护原则，目标是对人、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保护。但这两条原则的冲突由与阶级冲突纠缠在一起，把危机变成了灾难。
经济自由主义或laissez-faire有三条古典原则：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贸易。在1830年代变成了好战的信条。但在1930年代则见证了自我调节市场的终结，而且反向运动具有自发的特征。Polanyi认为阶级利益不足以提供对社会长期进程的满意解释。经济事务与社会承认可能无法相提并论。在这里Karl使用了文化冲突的case,那些在优势文化入侵面前发生的文化退化和堕落现象远远不是经济解释得了的。
社会保护运动分为三个部分：人、自然和生产组织。就人而言，有欧文主义运动【标志性特点在于坚持社会的方法，拒绝将社会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146】、宪章运动【失败及其原因，自由主义对全民政府的厌恶，只有当工人阶级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时候，中产阶级才会让步。】就自然而言，土地是栖息之所，是风景和季节。市场则试图使整个星球表面从属于工业社会的需要。对自然的保护则以农业关税壁垒和土地法表现出来。甚至生产组织也需要保护，而中央银行就是一种保护机构，但却正是这种保护机制最终导致了国际体系的崩溃。【机制我觉得似乎有点牵强】。保护主义攻破了市场经济的最后堡垒，金本位制，一系列新的理念取代了自发调节市场的世界。两者的冲突表现为：失业、阶级紧张；汇兑压力和帝国主义竞争。
在冲突中呈现出来的问题有：constitutionalism取得新的含义，防范来自人民的对私有财产权的干涉。在198页，Karl说，“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有意识地试图使得市场从属于一个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这让人想起了Schumpter的思想。
随后Karl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方案，“可被描述为一种对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这种改革是以根绝包括工业领域内和政治领域内的所有民主制度为代价来实现的。”【p.200】在此，显然的是，Karl对于Auschwitz的那种践踏人类尊严底线的法西斯主义邪恶还没有任何清晰的认知，其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解仍然限于市场与社会的冲突框架之内。这只有在二战结束时才知晓，而该书却写于1944年。
在最后一章中，Karl讨论了在复杂社会中的自由。首先回答了开始的问题：19世纪文明的解体恰好是为了不被市场摧毁而采取的反向措施造成的。然后说19世纪的缺陷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212】。关键在于要保证社会对于经济体系的优先性【the primacy of society, 212】:市场体系不再是自发调节的，即便在原则上也不如此，因为它不再包含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很奇怪的是，Carl这里似乎采取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僵硬立场。他说，这一切意味着“废除商品化虚构假象而实现社会恢复”。【213】
到底如何？将契约关系等同于自由是错误的【218】；人类意识中有三个基本事实：死亡的知识、自由的知识、社会的知识。第三个其实是通过工业社会的生活得来的。Karl Polanyi推崇Robert Owen，Owen发现了基督教中欠缺的社会概念。“他的社会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对人类的自由权利的坚守。…社会的发现既是自由的终结，又是自由的重生。”【220】 Karl的理想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一方面让自己顺应现实，另一方面则不顾现实如何，仍然坚守着自由权利。人类已经成熟了，并且能够以人的方式生存于一个复杂社会之中。”【220】
江绪林 2011年6月9日星期四
《大转型》读后感(九)：中国转型的困境与出路
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如何克服转型期困境已经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转型期困境矛盾深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当下中国的社会认同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势。最近由所谓新左派主办“乌有之乡”网声称有22个省的新左派人士要集体“公诉”茅于轼与辛子陵的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公诉文”后面的跟帖支持率高达95%。有意思的是，有人把此类“公诉状子”转贴到其他的网站，却没想到出现意外的结果：这些网站内的跟帖的立场恰恰反了过来：网民对所谓“公诉文”是一片批评与斥责，反对者同样高达95%。论争双方不但是观念上完全对立，而且都表现得相当情绪化。这表明，当下中国社会共识裂度已经十分明显了。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这个阶段，是国内的社会认同度比较高的时期。那时新左派的话语权不是很强大，自由派也不是很绝望。新左派势力虽然已经存在，但是并不像现在网上那么自我膨胀。现在他们却自认为得到了某种鼓舞，认为中国开始回到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他们网站上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们说，2009年是新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则是他们的“战略相持阶段”，到了2011年，他们认为时局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了。
如何看待现在社会上的新左派思潮？人们提到新左派与毛左，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新左派实际上是当今中国现代化纵深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批判性思潮。用最通俗的话来说，他们把现在的中国现实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新左派可以分成温和派与激进派两类。温和派是学院型的，他们从法兰克福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来批判资本主义；激进派是民粹主义动员型的。毛左是指新左派中的激进派和更极端的一种，特点是把“文革”中的毛泽东偶像化，使之成为反资本主义的浪漫寄托的象征，以表达他们对公正与平均理想的诉求。
要判断某人是新左的温和派还是激进派，有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凡是文字艰深晦涩，看不懂的，那就是温和派；凡是写得很通俗，那就是激进的毛左派。前者沉溺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乌托邦自得其乐，并不在乎别人是否理解；后者要进行民粹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员”。表面上，新左派在网络上咄咄逼人，但他们在全国网民中的比例不会高于1%。
新左派的对立面是西化自由派。他们相信，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可以通过移入西方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制度来实现。其中极个别激进的人也希望出现一场“茉莉花革命”，但他们人数很少，当政者大可不必把他们放在心上。事实上，大多数有自由主义价值倾向的知识分子都赞同民主法制与人权自由的理念，但他们总的趋势是温和化，主张在体制内推进民主与法治。近年来他们大多数人又开始感到失望，对体制有疏离感，对政府的认同度也在下降。一个体制失去这样一些温和派的内心支持是很不利于民族凝聚力的。
正因为现在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认同分裂，早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新保守主义，也许可以作为超越左右之争的第三条道路选择，起到重新寻找一种社会共识的作用。
1980年代后期知识界出来的“新权威主义”，可以理解为新保守主义的前身。
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针对改革中的激进主义而确立自己的立场。20年以前新保守主义提出时，主要是针对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激进主义而言。在新保守主义看来，八九事件是知识分子的浪漫激进主义与务实政府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新保守主义有三个批判对象，一是西化自由派，二是毛左派，三是极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三者都属于不同类型与方向上的激进主义。
新保守主义强调的是什么？第一点是强调在保持共产党所缔造的历史上的秩序的基础上，渐进地走向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民主。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在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中国执政党，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一是它起到对社会各部件进行整合的功能，二是共产党的权威也是转型与发展所必需的有效的杠杆，不能脱离这个杠杆来进行现代化。因为中国既没有成熟的中产阶级的力量和公民社会组织力量，也没有第三种力量。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原教旨主义的正统派与新保守主义者都尊重执政党的统治权威。两者的区别何在？从政治哲学上说，正统派对正统的捍卫，是基于认为这种传统制度符合某种“终极真理的信仰”，而新保守主义者维护现存制度的原因则在于，这些制度的存在至少在功能上是具有有用性的。用美国学者彼得·伯格的话来说，长期确立的制度所凝聚的崇敬感，使其具有潜力去满足社会的新目标。
其实，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第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严复的名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可称得上中国近代新保守主义的宣言。这里的“守”字非常值得玩味。所谓传统旧物的“守”，就是指传统所具有的维持秩序的功能。严复显然并不是从信仰的意义上肯定传统的意义。严复不是正统主义者，而是新保守主义者。
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个要点是，它主张开明与渐进。这是一种开放性的保守主义，其发展方向不是回归到过去的时代去，而是要把中国转变为一个更新的、更开明的社会。
新保守主义的发展逻辑可以这样简单概括：一、通过具有开明的大家长式的威权体制，来实现政治稳定；二、通过政治稳定，来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三、通过经济发展来引导与这种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多元化变迁；四、通过社会多元化与利益分殊化，来发展公民社会；五、不同公民社团与利益团体的相互交往，就要求彼此之间的妥协与协商，以交换彼此利益。
契约精神、妥协精神、法制与理性精神，所有的这些被他们称之为公民文化的东西，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公民社团组织中通过自教育培育出来的。公民社会也是培育公民文化的社会大学。
经由这五段式的逻辑，中国将在经济发展中逐渐成为具有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国家，此后建立整合性的民主体制，就水到渠成了。如果不是这样，超阶段地建立民主，势必陷入民粹主义的陷阱。那对中国必将是一场大灾难，这些正是新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
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全能主义或全控主义体制，历史上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已经被革命扫荡殆尽，正因为如此，中国重建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过程比一般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韩国这样的前威权社会)更为艰难，更为漫长。这就决定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主张对于中国来说就更为值得重视。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民主应是一个渐进的发育、生长过程，而不是用一套现成制度通过休克疗法的方式，或俄罗斯的“五百天计划”那样，简单地把西方制度移植进来的结果。
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从开明家长下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 会 多 元 化----公 民 社会----公民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发展序列。
其实，李泽厚先生过去也提出过，中国现代化要有“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可见，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民主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民粹主义 未来中国最大的危险之一
新保守主义特别要警惕的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就是广场动员型政治，就是大众口味决定政治选择。新左派强调的广场动员，自由派主张的一人一票的直选民主，都是民粹主义的不同表现。可以说，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有民粹民主的取向。如果我们跳过公民文化与公民社会的发育阶段，通过所谓的直接思想启蒙与制度移植，来实现所谓的选举民主，其结果将是谁掌握了票仓，或谁掌握了广场上的“人民公意”，谁就可以决定民族的命运。这常常是很危险的，因为没有公民文化的训练或者多元力量的制衡。
比方，如果中国实行民选总统，有人站出来说，他上台后一定要解放台湾，或把外蒙收回来，把俄国强占的土地搞回来；或者说，要向日本清算第二次大战的所有赔款；又或者说，要让所有富人交高额税，交到差不多让他们破产，来解决社会贫富不均……当一个政客用这种话来煽动大众的情绪，他就能比冷静务实理性的政治家更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选票。
此类靠民粹主义上台的政客，要么把整个国家引导到一个很危险的战争深渊当中去，要么大搞平均主义福利主义，使国家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阿根廷的庇隆总统(1895—1974)在短时间里让全国劳工工资涨了40%，结果是资本外逃，外资撤走，大量失业，福利又不能降低，于是政府大印钞票，大借外债，阿根廷从二战以前全世界生活水平前六位，跌到现在的七十几位。至今拉美还在承受民粹主义的恶果。所谓的拉美病就是民粹主义病。
除此种民粹主义，还有一类靠民粹主义上台的，就是根本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空谈家，议会变成政治清谈馆。这样的人既没有能力解决经济转型与贫富分化的矛盾，也无法有效地控制局势，就是一个空架子。例如泰国与南亚一些国家就是民粹主义政治下产生的弱势政府。
可以说，凡是靠民粹主义广场动员上台的总统没有一个做得好的。这种人要么是弱势总统，要么就是一个绑架国家的危险政客。
也许有人会觉得现在谈中国的民粹主义是放空炮。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是威权政治严密控制下的极低度的政治参与，用上海话说，全民普选总统的事与中国“混身不搭界”。然而，历史往往会出现物极必反的现象，一旦社会失控，民粹主义极有可能会成为中国人人心所向的不二选择，那时就来不及了。换句话说，越是集权制国家，越是容易产生民粹主义。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上面是统治者与官僚，下面是原子化的个人，缺乏中间的社会组织，也缺乏中间阶层。此类哑铃形社会一旦发生革命，要么变成为超凡魅力的强人振臂一呼，天下芸芸众生景从的革命社会，如毛泽东当年那样；要么变成民主化的民粹主义社会。
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险。要避免这个洪水猛兽，应该是坚持一个理念，就是在现存情况下有序地发展公民社会与公民政治文化。某种意义上，一个拒绝发展公民社会的威权政府，就是培育未来民粹主义的温床。
用公民社会克服民粹主义陷阱
民粹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以来势头越来越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权观念的普及。这本是好事，但也造成一旦搞民主，谁用煽情的语言掌握了大众，谁就得到国家权力。
拉美有一句有关民粹主义的名言：“只要给我一个阳台，我就会成为总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英国民主发展初期，当时还没有民粹主义，可以通过财产权来划分选民和非选民。在这样一个界限范围内，民主的游戏规则始终受到尊重，不会遇到民粹的挑战，民主规则可以从小范围里逐渐扩大，用既有的民主文化规则与氛围来教化、约束、整合新扩大进来的人们。扩大进来的成员始终处于这个范围当中的少数，他们在学习既定民主游戏规则的过程当中，逐渐养成了遵守规则的圈子中人，按民主规范与游戏规则约束自己。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民主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主文化始终能够保持对新成员的有效整合能力和教化能力。
民粹主义路径正好相反。民粹主义往往发生在长期专制的社会，专制崩倒了，突然之间每个人都享有民主了，每个人都有选票了。但此前谁也没有得到过民主训练，一人一票的权利如此神圣，如此符合“人民公意”，不容置疑，多数票就可以拥有了决定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决定权。然而，新成员如洪水瀑布般涌入民主圈，这样的“乌合之众”最容易受煽情的政客左右。人们如痴如醉，整个民族却面临危险的深渊。
台湾也存在由于民主化过快而出现“民粹主义陷阱”的问题。当年陈水扁正是用极端手段来刺激大陆对台做强势反应，以此来强化本省人的悲情意识，再利用这种悲情来争取本省人选票，于是大得其利，根本不顾战争危险。概括地说，陈水扁的竞选秘诀实际就是“刺激大陆----大陆反弹----悲情动员----省籍划界----民粹多数”，我在台湾访问时，一位台湾学者说，你回去要告诉大陆朋友，中国将来搞民主化，最好是想学习英国模式，不要学我们。
当然，直接学英国也是不太可能的。英国模式是在封建贵族等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当今中国以及绝大多数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一旦进入民主化过程，“民众是主人”就成为天经地义，任何小范围递进扩大的民主化路径，将被大众所质疑，人们会问你“凭什么你们可以享受民主权，凭什么我们就不能享受？”这种话语是最强有力的，没有任何人能挡得住。
为什么在民主高潮来临之前，中国要不失时机地发展公民社会？因为只有公民社会这种民众的自我学习的过程，才能比较好地来克服那种民粹主义价值与思维方式。
对于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来说，有官员自然会担心，一旦开放此类自治组织，就可能面临大量对抗性组织出现并与政府发生冲突，出现“井喷效应”，对政治治理造成困难。
必须指出的是，英美这种公民社会抗争式发展路径，其实在人类整个公民社会发展历史上只是一种类型。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的路径并不是英美式的，而是合作主义或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即政府为了整合不同的利益集团，建立起由政府控制与支持的法团，来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一方面，法团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控制之中，另一方面，国家法团组织进一步发展下去，就会蜕变为社会法团，这就是向自治的公民社团的软着陆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发展公民社会的。
官员们如果开阔一点学术视野，不要以为公民社会只有英美模式，就不会画地为牢，草木皆兵。与其说是有这么一个“公民社会陷阱”，不如说是某些官员由于知识缺陷而陷入了自己的“思维陷阱”。
官员个人对公民社会有如此误解，问题还不大，但他的想法一旦影响了决策层，就会使中国丧失发展公民社会的最佳时机。那才是大问题。
警惕极左思潮回潮
令人担心的是，在提倡红色文化的政治运动中，极左思潮会借机获得了它公开亮相的合法舞台。一旦中国出现比较大的社会经济危机，政治极左化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中国会出现激进的西化自由派鼓动的“颜色革命”，不如说，更大的可能是出现极左派鼓动的原教旨主义者的“黑色革命”。伊朗的原教旨主义反改革派，就和民间的不满改革的势力结合起来，发动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是穿黑袍的，因此叫“黑色革命”。与其说中国要防止红色革命，不如说要防止“黑色革命”。由于中国出现社会不公，底层阶层严重不满，出现了极左的“黑色革命”的概率，似乎要远远高于自由主义的“颜色革命”。
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人们会发现，“颜色革命”并不是所有社会都会发生的，它的出现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作为条件。那就是，第一，这个国家采取了多党制的全民普选；第二，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弱国家与弱社会的结构体，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双弱结构”的体制。更具体地说，就是一个弱势的民主政治下的产物。
“颜色革命”发生的机制是，民主政府在弱势国家体制下，既没有足够的政绩来满足人们的心愿，腐败与社会不公又难以治理，人们又没有能力与国家强力部门进行沟通，以解决社会矛盾。这种治理失败必然引起广大选民强烈不满。这就使反对党可以借助民粹主义广场效应，通过煽情而获得大量选票，外国政治势力出于自私的目的也推波助澜，于是在野党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政权。那些靠这种民粹主义手段上台以后的新政客，同样是个弱势政府，仍然解决不了积重难返的问题，老百姓仍然不满。于是风水轮流转，又被下一波反对者利用民粹主义方式再把他选下去。一切又周而复始。
由此可见，颜色革命必须是在弱势民主体制条件下才会发生。中国现在的体制恰恰相反，是“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结构，完全不存在普选总统，以及选票决定政府命运的情况。颜色革命的体制和中国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有些人之所以担心中国会出现颜色革命，完全是用肤浅的类比思维。其实中国与前共产主义国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的极强势威权体制，乌克兰或者哈萨克是弱势民主体制，这两者在结构上根本不同。换言之，由于认定中国要防止颜色革命，于是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就形成恶性循环：国家越来越强，受国家控制的社会自主性越来越弱。这就如同是犯了中医上的阳亢症，我们却大服补阳的药剂一样。
其实，邓小平多年一直反对重提阶级斗争。他是个明白人，知道左的意识形态多么厉害，阶级斗争的潘多拉盒子一打开，就合不上了。中国的“黑色革命”就一步一步从潘多拉的魔盒里向我们走过来了。
邓小平的权威主义是尽量减少公众的政治参与，把老百姓从广场请到市场上去，进入威权政治的“政治冷淡主义”(political apathy)逻辑之中。在国家发展还不足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的情况下，这种政治恬淡气氛有利于降低公众政治参与的程度，也有利于政治稳定，为政府从容调整经济争取了回旋的时间。这也是大多数威权政治国家走向成功现代化的经验逻辑
《大转型》读后感(十)：王铭铭：卡尔·波兰尼－－诠释大转型年代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和麦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是20世纪罕见的几对兄弟大师之一。弟弟麦克尔是科学学的奠基者之一，他运用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对阿赞地人宗教的研究，在原始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做了一项比较分析，指出在二者的相似性中包含着一项重要差异，即原始思维的内在连贯性是以知识的自我封闭为前提的，而科学思维则恰好相反，其内在连贯性的存在前提，乃是知识不断推翻自身的开放性。哥哥卡尔则综合了人类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各种经济生活形态的研究，对经济史做了精到而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曾在奥匈帝国的军队服役，后来在大学任教，也曾在维也纳一家财政新闻报社担任编辑。1934年迁居英国后，先后曾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任教，后前往美国，在本宁顿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供职。帝国体制、纳粹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及市场，构成了卡尔社会思想的主要关注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开始构思一部具有思想穿透作用的作品。1944年，书稿以《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以下简称《大转型》）为名正式出版。
《大转型》是针对将西方文明表现得淋漓尽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写的。战争期间，盟国的喉舌将所有祸根归咎于“专制国家”和“军国主义”，流行于民间的理论更是局限于就祸端谈祸端。犹太人卡尔也是纳粹的受害者。然而，在理论思考中，他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超然和冷峻气质。对于卡尔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与19世纪西方文明的“百年和平”构成鲜明的反差。19世纪出现西方文明编年史中没有先例的现象，这就是1815年至1914年之间的“百年和平”。是什么因素造就了19世纪的“和平百年”？又是什么因素在20世纪一开始就摧毁了西方世界的和平？与卡尔同时代的理论家，大多从那些有损于“和平百年”之制度基础的种种潜在因素中去寻找答案。而卡尔则完全相反，他坚信“和平”与“战争”有着必然的历史联系。在他看来，“百年和平”并不是因为19世纪不存在冲突的原因，而是因为19世纪的西方文明出现了一种对和平的热切兴趣：贸易在这个世纪里史无前例地与和平连接在一起。
19世纪的西方文明奠基于四种制度之上：其一，确保破坏性战争免于发生的权力平衡体系；其二，象征着世界经济组织的国际金值标准；其三，创造了空前财富的“自我调节市场”；其四，自由主义国家。这四种制度各有作用。但是，它们的源泉和母体是“自我调节市场”。正是“自我调节市场”生发了19世纪西方文明，其他的制度都属于这个创造的附属品（国际金值标准无非是让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手段，权力平衡体系无非是在国际金值标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带有自由主义国家无非是自我调节市场的造物）。
在人类经济史上，“自我调节市场”（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也即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创造。这种经济类型能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组织经济生活，而其他的经济形态则从未能够脱离社会对它的制约。在部落和早期文明社会中，个人的经济利益从来没有成为社会的最高追求。人们之间若说是有什么“交易”，那么，“交易”一般也是采取互惠（reciprocity）和再分配（redistribution）这两种形式达成的。“互惠”的基本原则在于帮助保护生产和家庭生计，它的存在前提是具有高度对称性的社会组织，如氏族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二元组织”。“再分配制度”的典型是“朝贡贸易”，其原则是社会组织具有非对称的中心性（centricity），中心性使货物和服务的收取、储存与重新分配成为可能。这两种经济形态都已被人类学家所研究。在人类史上，还存在过第三种经济形态，即自给自足的“家庭所有制”（householding）。在古希腊，“家庭所有制”被称为是“oeconomia”，是“经济”（economy）一词的词源，这被亚历士多德想象成为金钱而生产相对立的一种理想经济形态。
与历史上所有其他类型的经济形态一样，“自我调节市场”本来也是需要强大的社会力量来维系的。然而，19世纪西方“自我调节市场”的确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不知出于何由，社会力量一旦干预到市场，便导致对工业的衰败，最终反过来对社会体系自身的完整性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卡尔指出，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危机，根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是“生产工具的奇迹般的改进”，及其所带来的对人类稳定生活方式（habitation）的破坏。“自我调节市场”成为一个不被控制或自我控制的系统，在西方思想中成为一个信条和乌托邦，它使人误以为：人通过“自我调节市场能得到世俗性的拯救”。然而，历史经验同样表明，市场与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为19世纪西方文明提供了动力，也导致诸多矛盾与压力的加剧，到20世纪终于摧毁了社会，使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发展到非以战争为结局不可的地步。这就意味着，吞噬着社会的“自我调节市场”乃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人间悲剧的根本原因。
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阅读一部旨在反省19世纪西方文明的“大转型”给20世纪埋下的战争祸端的著作，不免使人怀疑这中间包含的“怀旧心态”是否必要。然而，《大转型》给我的印象却真的很亲切。卡尔•波兰尼在诠释一个逝去的年代留给人类的教诲时，没有落入俗套，没有因此简单化地将“黄金时代”的失落归咎于阴谋家。为了解释导致和平向战争的演变，他具有反思性地考察了推动近代西方文明发展的因素，力求用一种令人乐观的过去揭示出其内在矛盾与限度。他那对“自我调节市场”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由此延伸出来“还市场于社会”的号召，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经济生活并没有失去其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将市场分离于社会之外，似乎已再度成为人们认同的“经济自我拯救”的惟一手段。怎样防范因市场脱离社会而造成的矛盾与压力？怎样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维护作为人存在本质的社会性？怎样在维护社会性的过程中避免其中心性的过度膨胀所导致的对个人自由的影响？我以为，卡尔•波兰尼于60年前提出的问题，依旧值得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在60年后的今天来探讨。
作者:王铭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