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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青山》读后感10篇

2022-04-04 03:31:19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黄河青山》读后感10篇

  《黄河青山》是一本由[美] 黄仁宇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58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黄河青山》读后感(一):和老祖宗和解

  当初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并不神秘》被美国人拒绝出版,原因大概是书如果作为教科书则不够严谨:作为大众读物则缺少热点。我想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黄本身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历史学家,视角和技术与一般学者不同。《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夹带了些个人情感,包括对中国的热爱、对个人的遭遇的愤愤不平。这些个人的东西可能被认为不够真实不够客观。这本回忆录里也一样,黄将个人的遭遇、民国时期的屈辱历史、5千年的进退糅合在一起,大历史观的意识贯穿始终。

  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悲观的论调:如今落后的结局,乃是早已注定的。过去的历史,乃是当时环境下的产物。存在即必然。比如我们常谈到的如果没有外来入侵,明末出现的个人资本的苗头说不定能演变成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其实这根本不可能,许多条件不具备,接下来的历史虽然惨败,但是在当时,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所以以传统的学者以历史中的某个点深入分析,这当然是西方科学的长处,但是对于5千年的中国历史来说,有些片面。

  如果国家太大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和贪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长时间的统一呢?黄的解释是地理环境使然:1)北方游牧民族威胁,需要有统一的军事力量;2)频发的洪涝干旱,只有统一的调度。所以我们需要统一。这里文化的原因比想象中的小。而对统一的大帝国,存在很多技术上的不可能。而技术上的不可能则导致了国家的效率低下,以致落后。这里的“技术”指精确的计算,比如税收的计算、比如严格的法律,不同地方都要灵活应变。所以我们只能靠儒家来从道德和形式上管理国家,这个是无可避免的。(我原来认为的主要原因是和其他文明接触上的地理困难导致了统一。)

  鲁迅说,我们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如果这个论调是革命者的一针见血,则黄的论调更多是对老祖宗的理解。因为皇帝要保持这个大一个国家的安定和官员的和气,这需要普通人不具备的特质,就如万历皇帝那样的身不由己,蒋也有自己的难处。而这也是意气风发的毛难以理解的。

  而只有和老祖宗和解后,才能和自己和解,才能有黄对自己的失败的那种心平气和。

  《黄河青山》读后感(二):总结作者对于内战的观点

  本书大约写了三件事:一、阐述史观,探讨历史教研的思路。二、反思内战,梳理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三、个人和朋友的经历。

  黄仁宇曾说,对于内战的不能释怀是他选择学历史的一大原因。有时候与一本书的缘分需要在漫长的时光里一点一滴积累,如果不去台湾大约也不会想看这本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内战的发生或可从历史中寻找原因。

  中国很早就完成了统一,长久以来强调中央集权与单一的管理,将大量的佃农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地方机构和民间管理少有发展及成熟的机会。最后上层是巨大的官僚体制,下层是庞大的农民人口,缺乏中间阶层,组织结构无法与本身的规模相称。

  同时由于一系列管理方式,中国也很难通过经济手段联系起不同阶层。

  首先,用意识形态弥补技术的不足,对所有人进行伦理诉求,要求大家降低自我,对同胞的责任比自己的权利重要。将社会习俗当成自然法来遵行,比如读书人管理非读书人,年长者管理年幼者,男人管理女人。

  第二,以概要的手法处理大问题。土地和人口资料都不是以确切数字,而是以分类编组的一般概念进行管理。由简单的数学公式导出的预设计划可以放入法规中,强迫当地人口去调适。

  第三,由于没有其他国家威胁中国的地位,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会成为美学或神学问题,不再是经济或社会问题。只要经过共识认定为真的内容,就等于真实,缺乏客观标准。

  第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土地广袤而海岸线较短的国家,民法中并没有商业法,政府运作又排除商业因素,这些原因阻碍资本的形成,无法以有序的方式进行交易,完整意义的货币经济很难在中国运作。

  西方形态的现代国家靠商业原则运作,以货币控制和赋税制度来管理公众事务,而中国直到二十世纪一直近似只有农业社会。国共争斗的时期虽然长,实际上只是鸦片战争所开启的近现代史的一环。在近现代中国的所有层面上,都贯穿着一个基本议题,就是中国由文化主导的政治体必须转化成现代国家,其基本要求为可以从经济上管理公共事务。

  在古老的下层结构和现代化国家的要求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终究无法弥补。历史出现了僵局,而内战正是突破。1926年到1950年时期的中国似乎有无限的选择,但由于种种限制,对中国进行管理的方案事实上只剩两种。

  一种是国民党的方式,在政府组织上层创造出现代的外观,试图用货币进行管理。但中国面积太大,普遍贫穷,底子里仍是村落的结合体,管理方式很难比明朝更现代化。于是国民党不得不回到中国传统的政治手腕,创造出一个理想模式,将之标准化,应用于各个阶层,在理论上弥补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黄仁宇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是我作为失败者的一员,并不感到遗憾。”

  我们这个时代很特别,一场大动乱之后所谓的失败者并没有消失,于是历史有了两种走向、两种叙述,互相矛盾又自圆其说。或许比起统一,以对方为镜子进行反思,才是解决问题的更好办法,也是对内战这一悲剧的抚慰。

  《黄河青山》读后感(三):历史学家黄仁宇

  相比于杨宪益先生《漏船载酒忆当年》的活泼豁达,《黄河青山》的情绪要沉重的多。阮一峰看完这本书说,黄仁宇在书中一直在列举自己的失败之事:追求安而不得、被学校解聘、写的书不能出版,等等。在这些失败中,有两段话让我印象深刻:30多岁的他在美国读书做杂工谋生,被来餐馆吃饭的年轻妈妈称为“中国小弟”时,他说“即使我有自己的价值观,以外在的判断来看,我的自尊也不可能永远不动摇”;在密歇根读书却不知未来要如何选择时,他说“我的生命毫无牵绊、毫无目标,难道我就以这样奇怪的方式放弃我的人生?难怪在中国的田伯伯、在密西根的教师和同学都认为,我做了错事”。有时我不免想到我自己,我的自尊是否已耗尽?我是否做了错误的选择?

  与杨宪益先生的偏文学的身份不同,黄仁宇先生始终强调自己是个历史学家,因此在书中总将自己的经历放进历史大背景里,也不断思考这历史大背景所以如此的原因。在讲到内战发生的原因时,黄仁宇疑惑为什么没有中庸之道可走,蒋、共、第三方势力都没有做任何妥协,黄说是因为“中国的现实面落后理论层次的理想面”,没有法治和公民权等。其实现在的中国也是如此吧。那现在的中国为何依旧没有法治,民众依旧达不到理想层面呢,大概是教育的问题,中国的基础教育从来没有把如何培养一个现代公民作为目标,而所谓的思想与政治教育,充满了脱离实际的虚伪的幻想和满是谎言与自我满足的欺骗。大多数的中国人,依旧离“理论层次的理想面”相差太远。

  黄仁宇先生最著名的大概是他大历史的观点。我以前总将中国陷入军阀统治归于某个党派的错误,依据大历史,黄却说其实那时中国发展的必然之路。看《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对大历史并不了解,所以看得似懂非懂,读完这本回忆录,才对大历史有了更多的认识,看来以后看书不能完全没有理论知识就去找经典看。

  《黄河青山》读后感(四):记录

  第一部分主要描述作者的国内以及印缅军旅生涯。

  第二部分描写作者在美国的学习和研究生活,作者“大历史观”的形成过程。讲述了作者在美国出书过程的艰辛,与美国一些权威历史学家的交流和意见相左之处。

  1952~1964年,作者在密西根大学读硕士及博士,同时打散工赚钱;

  1967~1980年8月,作者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任教,副教授,最后被解聘;

  1970~1971年,作者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担任兼职研究员,准备出版一本研究明代财政的专著,未成功;

  1972年9月~1973年9月,作者在英国剑桥大学参与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与文明》的编纂工作,这段时间的研究和思考奠定了此后写作《中国大历史》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两本书的基础;

  1974年底,作者研究研究明代财政的专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方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76年春季学期,作者开始撰写《万历十五年》;

  1979年夏,作者在普林斯顿大学参与《剑桥中国史》的编纂工作;

  1980年下半年~1983年9月,作者写作回忆录《黄河青山》。

  《黄河青山》读后感(五):《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读后

  十二月初,参加了一次读书会,所读之书是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那位同学让我也参加这个读书会,并很早就告知书名,可我很是乌龙,竟然记成了《万历十五年》,并没有读《中国大历史》。因此,在读书会上很是尴尬,没有带书不说,还常常不知道别人正在谈论的问题。不过,那天印象最深的也正来自于我的这次乌龙阅读经历,同学们大多对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认为这样做历史难免粗疏之嫌,甚至可能对作者学术方法和观念产生怀疑,而我因为读的是《万历十五年》,每每感到这样的怀疑可能隐含着某种认识上的偏差。

  对于黄先生的书,我的认识很浅,却经历过一些起伏。多年前最初阅读《万历十五年》时,曾经很感慨,原来历史还可以写得如此细致和精彩!那时没有什么概念,一本书读过也就读过了。后来接触到一些清代考据学的同时,又比较随意地读过黄先生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以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虽然宏阔的眼光让人还是很有启发,但渐渐感到这种宏大叙事中比较随意和空疏的一面,对于动辄就谈论数目字管理,动辄就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标准的认识方法,甚至还有些厌倦。如果不是同学们发起的这次读书会,我很难想象自己还会阅读黄先生的著作。

  重读《万历十五年》,最大的感受是,黄先生并非粗疏之人,他对于文献和细节的把握相当到位,怎么可以轻易以空疏评价呢?于是,在读书会后找出黄先生的一些著作,包括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和《中国大历史》等,想要了解他研究历史的方法和主题,当然,还包括他的大历史观。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就是他的那本回忆录了。虽然我个人觉得这本书编排相当混乱,要理清头绪并非易事,但对于了解黄先生和他的历史观的形成,却是最为直接的证据。

  唐代史家刘知畿曾经说过史家不易得,原因是能够兼具史学、史才和史识的人很少。虽然至今对于黄先生的大历史观还是心存疑虑,但他作为史家,具备很多人所不具备的条件,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父亲乃辛亥元老,世家出身,年纪轻轻,考入南开大学学习机械。入学一年,抗战军兴,黄先生即投身救亡,与范长江、廖沫沙等共同办报,宣传抗日。此后投笔从戎,进入成都中央军校学习,后随军远征缅甸、印度,一路给各大报刊投稿,可谓九死一生。日本投降,他奉派前往东北,后前往日本,成为中国驻日代表团副官。1950年,因牵扯到朱世明将军一案退伍,孤身赴美求学,从此一心研习历史。在美期间,他不畏贱事,一边打工,一边在大学求学,自云坐在大学课堂里,跟那些年龄可以做他的子女的同学一起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获得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后,黄先生成为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先后参与过《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编著,以及与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虽然如此,但黄先生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并不高,不但在工作十年后,被纽普兹大学解聘,而且因为历史观的原因,与美国汉学名家费正清、莱特等颇有矛盾,著作的出版也每每受到匿名审稿所阻碍,真可谓郁郁不得志。他的著作且不论价值,仅仅从出版来说,远不如在时下的大陆这么红火。

  为什么黄先生与费正清等权威会产生矛盾?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他所秉持的大历史观。他屡次提到,费正清指导学生做的问题,大都是以20年为限,这样对于历史学界的人来说,还是很容易理解的,毕竟这样在材料上比较容易驾驭。但黄先生则动辄需要透过百年、几百年乃至数千年来考察历史,而且还非常坚持自己的认识,甚至每本书的序言或后记都会提到。其实,两者都并不错,费正清考虑的是人的有限性,而黄先生思考的,则是学理的需要。这绝非是说费正清不了解学理的需要或黄先生不了解人的有限性,他们只是在思想上有特定的倾向而已,这样的思想具体到学术研究中,自然会带来很大的区别。彼此之间有无沟通的可能?当然有。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与黄仁宇对于百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的观察,都不会简单地站在单一立场臧否人物和党派,都把不同党派当做一个历史进程的不同面相,甚至会对反右等运动抱着某种同情之理解。虽然如此,人有定见在心,我们或许觉得他们彼此有一致之处,但现实中的两人,却是不断地相互疏离。

  黄先生对大历史观的坚持,可从他专门写了一本叫做《大历史不会萎缩》这样的书看出,可惜我没有见到。不过,大历史也并不是什么神秘的观念,黄先生自己也说,这个词他取自宏观经济学,并不稀奇。具体内容就更加不稀奇,不外就是一种对过分专业化的反思,希望能够像司马迁那样“通古今之变”,而非兀兀穷年,只盯住历史的一些枝节,这个要求不过分,毕竟历史是连续的,无法割断的。如果简单一点儿说,大历史就是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加上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其实,要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就不得不在长时段内审视历史,反之亦然。技术这个词值得斟酌,我以为在黄先生的书中,技术可以包括自然环境对历史的影响、科学技术、生产和商业技术以及组织管理技术等几个层面。比如黄先生的那本《明代的漕运》,就从京杭大运河的地形、管理机构、具体运输的组织以及征税等情况来探讨漕运对明代兴衰的影响的。

  就个人而言,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并不很稀奇,不过是研治历史的人所应当具有的常识而已。但这种常识也很奇怪,往往会被对细节的强调或者专业化的趋势所湮没,学术的这种趋向,并非没有先例。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兴盛一时,其弊端也很可从晚清今文学的兴起看出考据学对于人们思想的一种束缚。黄先生由于自身的一些优势,比如说他早年丰富的阅历,与学院派的学者有所不同,具有某种不受分工限制的自信。另外,他娶了美国夫人,仰慕西方文化,又时时不忘故国之思,接受西方理论较多,自然也要用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因此马克斯·韦伯和年鉴学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追溯黄先生大历史观的来源,除了上面两条以外,还有一条很奇怪,但也是他经常提及的,因为美国的大学能够讲授中国历史的课时极少,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介绍整个中国文明,那只好从宏观上组织条理来讲授。这一条在学理上实在未必站得住脚。

  我不知道黄先生坚持大历史观,是不是在面对根正苗红的学院派时内心里的自卑感在起作用,所以会竭力强调大历史的重要性。但他与众人迥异的坚持让人很容易把大历史观作为他的标签,而又常常能够找到其中不够严谨、知识有所欠缺或过于依赖所谓“数目字管理”的西方理论之处,每每为人所诟病。有时候,人们甚至会忽略他对于明代文献之熟悉,特别是花费两年半的时间苦读全套《明实录》,并加以细致的分析和考辨。从明代的漕运、财政到《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编纂以及受李约瑟之约合作研究,都可以清晰地看出,黄先生并非只有大历史观,而且是一个真正的明史专家乃至中国史专家。即令是常常被人轻视的大历史观,也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说来说去,其实我也并不真的了解黄仁宇先生,只是希望我们的同学在评价他人的著作和思想时,不要匆忙下判断。

  《黄河青山》读后感(六):斯人已去青山不老

  看过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就很关注他的其他作品。还是在代课期间,请朋友从盐城带回这本书,然后它成了我的枕边书。

  黄的为人,坚毅,举重若轻,带着白帽的打杂小弟,我甚至讲给我教的初中生听,可是他们还无法体会吧。

  关于此时的现状,能体会到黄先生的乐观,让此时不断充斥负面消息的我,仍然乐观,站在一个大背景下看问题,也会使自己乐观吧。

  他的坦诚,他直言自己愿为美国大叔身披战袍,他对中国的深沉关心。

  不得不承认,看一方的历史,有时会忽略很多真相,而看他的自传,也能使自己对近代的种种疑惑,有更深认识

  《黄河青山》读后感(七):什么是大历史?

  1) 中国近代的一团糟要从更大的格局来看待,不是清末,而要上溯几百年到明朝的中叶;

  2)他的看法和de soto一样,,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关键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技术问题”。庞大而单一的官僚体制直接面对庞大而单一的贫困农民阶层,中间缺乏生性活跃流动的商业和相关服务机制——更重要的,缺乏相关阶级。所以没有"资本的秘密"的平台- 私有产权吗?(不过在我看来,先是市场的培育)

  中国适应现代社会的精髓,就是数字化管理代替人治。用“非人治”的商业管理模式代替以意识形态和道义统治的组织模式。他明确指出,所谓资本主义不是一种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财产权至高无上”为核心的商业模式,而财产权最大的特色就是数字,当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成商品,变成数字进行交易买卖积累转移信托,那么商业积累就能开展,财富就能累积,竞争就能开展

  3) 中国以文化统治的政体要变革为现代以商业统治的政体是一场空前的革命,这场革命仍然在进行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国体制是SUBWAY的说法。

  黄仁宇反对截取几十年做精确数据的研究方法,而强调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某个现象背后的意义,

  《黄河青山》读后感(八):《黄河青山》:黄仁宇的辩白

  #摘录

  gt; (P202)中国宣称是民国,但一堆村落的组合不能算是国家,社会价值不是法律。自制和互相尊重如果还算受到重视,也不能取代经济。现代国家的功能必须来自熟而生巧的惯例,各组成要素都要各就各位,共同发挥效能,而且要适当维护。宣言并不能取代上述种种组织上的细节。

  #笔记

  影印本在笔记本上看的,在笔记本上看书,不太方便,如果笔记本重量轻一些,续航久一些,颜值高一些,就会方便许多了。但影印本的问题就不好解决了,划重点、做笔记什么的都很麻烦,因此只适合那些浏览一遍的书,认真读的书,是没法这样对待的,kindle的好处,是方便划重点、查词典,问题在于打字太慢,基本可以打消任何做阅读笔记的欲望,那么就适合读些古书、外文书,或者干脆是简单浏览一遍的书。幸好大多数书都只是简单浏览一遍而已,人生有涯,读不了许多。

  这不是自传,是回忆录,自传的意思,是自己给自己盖棺定论,卢梭的《忏悔录》就是个例子,别人怎么说也管不了那么多,自己对自己有坚定的判断。回忆录的意思,是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回忆一路走来所经历的种种事情,反思也好,辩解也好,很多时候是对写作时各种情境的回应。作者自己也说,写回忆录很难,因为现状不同,我们对于过往经历所赋予的意义也就不太一样,如果有一天,比尔盖茨也落魄了,那个时候来写回忆录和他在意气风发的时候写的回忆录,读起来自然有不同的味道。经历过太多变幻的人,不太容易写自传,没有那种坚定的自我意识,秋风渐起,白发丛生的时候,就适合写写回忆录。

  黄仁宇先生总是强调自己一生的变幻,书里面却并不给人很深的印象,不论是就学、从军,还是转入史学、教书著作,从我平凡的眼中看来,都安安稳稳、平平顺顺,并没有旦夕祸福的跌宕,也没有潮流浩荡的起伏,那么,自然也就没有那种“天凉好个秋”的淡泊感慨。行文之中,许许多多的琐碎,有时让人难以忍受,甚至于总是提起一段一段与著名人物的过从经验,颇有些“我认识某某某”的意思,不太能让人喜欢。不知是由于看多了历史人物那种奇遇记一般的传记与回忆录,还是处于自身的经验,总之,这是这本回忆录给我的大体感受,谈不上消极,也谈不上积极,有空看看而已。

  但作者所经历的时代,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时代,从小见大,我们也看到很多历史的细节。读自传和回忆录的好处就在于此,别人写的传记,取材考究,偏向明确,在很多细节见闻上是比较缺乏的,因此总是不如自传和回忆录那么吸引人,给人予真正丰满的历史血肉。就好比是一副画,你看得清清楚楚,却只有一个结论,没有枝节,没有许许多多无关的要素,而许多时候,导向结论的并不是只有一个主要因素,而是许许多多似乎有关,似乎无关的多种要素的结合。另一方面,作为读者,可能很多时候并不关心某个特定的结论,并不关心某个特别的人,自传与回忆录这些作品给我们在历史背景方面的血肉认知,是别的作品无法提供的,尤其是历史课本。

  《黄河青山》一方面为读者增添一些民国时期的历史血肉,另一方面也让读者体会了英美学术界的一些运作逻辑,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值得一读的。而作者苦口婆心,为他的“大历史”观辩白,也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作者叙述的内容中,不论是学界的遭遇,还是著述的困难,我想主要都是出于辩白的目的,其实作者的辩白并不复杂,作者的思路也容易理解,从《万历十五年》读来,主要就是经济技术与社会组织的困难,决定了国家的基本管理方式和运行模式,历史的路径并不是大人物的道德抉择,而是狭窄三峡中的艰苦冒险。作者提出“大历史”的说法,要从数百年前的明朝讲起近代的故事,无非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大历史”不“大历史”其实是无关紧要的,而从更多的技术细节来探究历史,接受历史的多样可能性与复杂条件性,事实上是这几十年来一直的趋势,冷战结束,中国改革开放,告别意识形态的考虑之后,这也是必然的结果。

  光读《万历十五年》和这本书,可能还不太容易看到传统中国在经济技术与社会组织上的真正困难,不知道是作者没有好好归纳划重点还是我读书不认真,看来读一读作者的学术著作还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就只看到了作者提供的一个结论,可能我内心也非常同意这个结论,但并不了解具体的原因与过程。

  《黄河青山》读后感(九):前半生戎马岁月,后半生是教书匠。

  黄仁宇前半生辍学从军,戎马岁月。先后到滇缅、上海、日本,这些经历使得他有高乎于常人的眼界,军队的经历,使得他开始司考中国的历史,在近代史中的诸多运动,何以失败,何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把它归结到社会的结构与上层制度冲突和地理因素——人多地少中去。

  后半生到美国学历史、教历史、写历史。历经坎坷又从未放弃过,面对权威也从没妥协,用他自己的话说“和我湖南人的性格不符”。

  《黄河青山》读后感(十):《黄河青山》——生活经历带来经世致用

  黄仁宇先生的著作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历史爱好者当中受欢迎是不言而喻的现实。不仅是爱好历史的小圈子内穿越他的作品,即使是在向圈外人推荐进阶书籍时,《万历十五年》常常也是热门的备选书目。一个没有上过大众节目的历史学者,能有这样的盛誉,和他作品的质量是分不开的。对普通研究者来说,越来越悬乎的学术著作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勉强增加阅读的困难以及降低读者对于历史这门学科的兴趣。不过世事常如此,现代史学观追求真实客观的反人性指标也只能把学术著作渐渐带离普通人的视线。象牙塔里的东西,流传出来反而不好,倒不如让读者们自己选择那些没有那么多参考书目,但是同样具有历史教育意义的作品。

  黄仁宇提出的中国古代社会难以用数目字管理这个论点,以及他选择从大历史角度剖析中国中国古代史,其实对很多人的历史观产生了影响。传统的中国史学颇重于伦理道德的概述和王朝更替的详尽描写。大量的细节反而把中国古代史对外国人来说最大的困惑——螺旋式发展的无尽循环——给掩盖住了。很多号称喜爱读史的人,更多的只是把历史作为厚黑学的武器,很难把眼光放在更大的角度上用历史真正起到指导性的作用。偏重细节和人物决策描写而拒绝讨论外部环境的传统史观,其常见的归因性错误只有用大历史才能洗干净。

  看了这本书,才知道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并非自主形成,而是具有一个刺激性的外因:他必须尝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向西方学生讲清楚中国历史的大致脉络。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他极尽个人特色大历史观。这让我不禁想起了金庸和古龙两人各擅胜场的写作风格:金庸铺陈叙事,对武打场面的描写特别细致,甚至穿插大量人物心理活动和回忆杀;古龙则往往用写意的风格讲述故事,段落尽可能短小,读书体验往往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盖因为这两人年轻时结算稿费的方法分别是按字数结和按行数结。年轻时候的一点经济上的私心,深远影响了两位文豪的人生路程,黄先生也不遑多让。

  而引出他数目字管理这个新分析角度的诱因,也是一些人生经历的影响。在国民党内部做到中层军官的黄仁宇,整个军旅生涯就是见证着中国近代军队的现代化转型和政治斗争之顽固过来的。不管是身为前线的基层军官还是作为高级将领的助手副官,他满目所见具是一个看似现代化了的中国军队,实际上还是无法完成自己精确的后勤管理。至于兵种联合作战,大兵团集群协作之类的事情,就更是痴心妄想了。蒋介石手下的中国军队,本质上和古代军团没有太多区别。如果说清兵入关时还带来了八旗新风的话,明朝中后期那种大而无当的卫所军团就是中国汉人王朝最后一个可堪作为样本的典型了。他选择明朝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在这里似乎也得到了解释。

  不过这种受到老百姓欢迎的历史作者,似乎很容易就被同行归类为不学无术的非学院派。从《万历十五年》出版之艰难以及黄后来在教职问题上的屡屡碰壁就能看出来。但我一直还是觉得,文科的学问越做越远离生活是很错误的方向。理工科的研究,总是在照亮人类的未来,在领先几十年的地方等着技术赶上;而文科的研究却始终标榜自由而无用,自由是可以理解的,但无用的学问又怎么好意思叫纳税人埋单学问家们的日用开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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