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的诞生读后感精选10篇
《现代世界的诞生》是一本由[英] 艾伦·麦克法兰 主讲 /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 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3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世界的诞生》读后感(一)：没有学术水平的著作
这本书完全没有穿透力，纯粹停留在现象表面。任何一个主题都讲不清根源，比如讲法律，说英国的普通法好，是平等的。并说：法律上平等的概念是13世纪以前在英格兰完完全全确立下来的！为什么呀？为什么能在13世纪就确立下来？不是更早？为什么是在英格兰？不是在其它国家？原因是什么？不知道！！！看看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都能知道这个原因，他都讲不出来。
这就是TMD这本学术著作！！！！！
光列举现象这他妈谁不会啊！你把全世界的物理现象都列举一遍，能得出万有引力的规律么？万有引力的深层原理能由此知道么？
那些所谓的评议、推荐人，都好好看过此书没？
真不知道这样的书是如何能够入选十大好书的，而且还第一名！
这个艾伦.麦克法兰有学术水平么？怎么请这种人来清华讲课？还梁启超纪念讲座。
他光知道吹嘘大英帝国的无所不在的成功。
《现代世界的诞生》读后感(二)：现代世界，诞生于英国？
钱钟书曾以“替野孩子找家谱”讥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种常见现象：为某种文学流派的形成追溯其起源和系谱。说起来大多数观念史和思想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如今我们人人都过着现代生活，可这现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现代性是怎么来的，学者们向来众说纷纭；对此，艾伦•麦克法兰的答案向来很明确：他断言现代世界毫无疑问诞生于英国，而且，早就诞生了。
书中所谈的许多都是不可辨驳的事实：英国确实很早就从生物能源转向化石能源、它也因此早早地就从土地-劳力-资源密集的农业中挣脱出来而转向能源-技术-资本密集；英格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权确立很早、而在此基础上又诞生了英国式的自由和资本主义伦理；英格兰也确实给现代世界带来了板球、下午茶和俱乐部（当然，他并未谈到英国也给中国人带来了鸦片）。这些读来都让人颇感愉悦，但对本书的论题而言最重要的是：即使具备了所有这些，是否就能确证现代世界必然诞生于英国？又是否即能证明现代世界诞生于英国后，又如作者所暗示和描绘的那样，扩散到世界其它地区的？
鉴于人类学对文化起源的研究早已逐步否定了这种传播论观点，甚至农业文明起源也都认可了多元起源，在现代世界的诞生这一重大问题上抱有这样的观点显然是有风险的。大多数学者宁可把现代世界或市场资本主义的起源看作是一场火炬接力：威尼斯传给荷兰（有时中间还经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传给英国、英国再传给西欧别的国家及美国，如此等等。另些学者（大多来自欧洲大陆）或多或少地主张那不是英国人独有的：马克斯•韦伯认为关键是新教伦理（而英国显然仅是新教国家之一），维尔纳•桑巴特则认为应归功于奢侈（尤其是法国王室和权贵精英的奢侈）。换言之，他们更多地倾向于认为现代世界是多元起源的，至少并不仅仅源于英国。
麦克法兰的某些论据，确实易受攻击。他认为市场资本主义是“一个集态度、信仰、建制于一身的复合体，是一个寓经济和技术于其中的大网络”，而近代早期整个英格兰其实就是一个大城市，就是伦敦的郊区。这些都没错，但如果说当时仅有英格兰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有争议了。换言之，他把现代世界的某些共性，看作了英格兰独具的特性，且认为其它地方只有学习英格兰这个榜样才能获得现代世界的这些特点。他有时也表现出对英格兰模式的过分固执，例如他强调18-19世纪的英格兰房屋的结构和材料坚固无比，而当时日本农民的住房却是廉价材料建造的，像是“漂浮的灯笼”——一个人类学家作此对比实在令人惊讶，差异并不意味着低劣，按照《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一书的论述，这其实是另一种现代性：一种资源有效利用的文明。李伯重在听了麦克法兰讲座后直截了当地指出他对现代性的定义不适于中国，不具普适性，想来也因如此。
他另一个备受争议的观点是：他坚信英格兰具有极强的连贯性（这倒是没错），其现代性是绵亘千年的“长长的拱弧”，它转变为现代社会是因其原有的某些社会特性，而不是某种断裂性的突变，而这些决定性的社会特性中最重要的就在于英格兰文明立足于个人而非集体，且这种个人主义早在11世纪就确立了。换言之，他认为“现代”的英格兰在一千年前就存在了。这一观点他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申述过，并因此成为确立16世纪之前资本主义实践起因的最极端派，招致了如潮的批评。对他的批评主要在于：他几乎完全依赖于一些不完整的原始资料，且未能理解16世纪之前的英格兰人只是交易隶农的承租权，而非真正的私有财产，也完全忽视了当时通过庄园法庭进行的紧密社区控制。很难说一千年前的英格兰乡村的个人主义就已具备了现代个人主义的所有特征，而且关键在于：他所描述的这些私人所有权及市场和劳动力流动性，是否可以等同于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
对这些批评，麦克法兰一贯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向来认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整个讨论对英格兰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它太独特。一言以蔽之，他所有观点的背后真正隐藏着的是某种“英格兰例外论”，只不过在本书中，他认为正是这种例外使英格兰成为率先现代化的国度，并随后将这种独特性扩展为现代世界的普遍性。也正因迷恋于这种沾沾自喜的英格兰例外论，书里的许多部分最后变成了对英国民族性的讨论，倒是偏重于知识趣味而非问题的逻辑思辨。那可以使一个讲座不至于那么乏味，但对于学术思考，则恐怕不得不回答另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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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误：
.24：在恩图曼之役（Battle of Omdurman），英国动用了六门马克西姆炮，结果是英方阵亡28 人，敌方12000 人被屠杀：按，Maxim gun应指马克沁重机枪，不是炮，参加那次战役的通常说是20挺马克沁重机枪，此处不知为何数字不同
.133：塔普罗班尼岛（Taprobane，在锡兰）：按Taprobane就是古希腊人对斯里兰卡岛的称呼，并非这一地名“在锡兰”
又按：译者有些译法固然是为怕歧义，如p.106将villain译为“维兰”而非“隶农”；p.108将yeoman译为“约曼”而非“自耕农”，似仍以后者的习惯译法为好。
《现代世界的诞生》读后感(三)：刘北成教授评议
艾伦• 麦克法兰教授是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在国际学界享有广泛的声誉。
麦克法兰教授于1941 年生在印度东北部的茶叶种植园。但是，如他自述，他从小接受的是“英国国民性”的教育。他18 岁返回英国，就读于牛津大学。在获得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后，他转读人类学，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从他后来的学术研究看，跨学科的训练使他兼具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学术素养，既能沉潜于史料研究，又重视实地考察。
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麦克法兰致力于跨学科、跨国界的现代化、全球化的历史比较研究。他的学术思考围绕着一个重大课题，即探究“现代世界”的起源和特征。学术界通常认为，“现代世界”兴起于西欧，逐渐扩展到全球各地。但是，在麦克法兰看来，其实许多“现代世界”的特征发源于英国。围绕这一想法，他发表了一系列英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著作。另外，由于幼时的经历，麦克法兰对其他文化或文明怀有深厚的兴趣。自博士论文起，他多次到尼泊尔，深入研究了尼泊尔的一个少数民族——古隆族。自1990 年起，他7 次访问日本，对日本和英国进行比较研究。自1996 年起，他10 次访问中国，并招收中国学生，把中国作为重要的比较研究对象。按照他自己的总结，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涉及多个学科（历史学、法学、人口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涵盖三个重要文化区域（西欧，喜马拉雅山，即尼泊尔和阿萨姆，以及东亚，即中国和日本），成果形式多样（专著和文章、资料库、视频等）。
麦克法兰教授早已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尤其是2003 年他的第一本中译专著《玻璃的世界》问世之后。对于许多中文读者来说，这是一部令人意外之作。我们可能对培根和马克思关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论述耳熟能详，而麦克法兰告诉我们，玻璃也是塑造现代世界的人类伟大发明之一。不仅如此，麦克法兰还试图从玻璃制造技术在西方和中国的不同历史境况，回答中西在近代（甚至更早的时期）为什么发生“大分流”这一重大问题。
此后，麦克法兰教授的另外一些作品也被陆续译成中文，包括《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日本镜中行》《给莉莉的信》等。这些著作，除了《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外，均有很强的可读性。喜欢宏大理论的读者，或许会认为玻璃、茶叶之类的话题趣味大于学术，会将麦克法兰的著作视为通俗读物，而不屑一顾。其实，麦克法兰的著作探讨的是有关现代化、全球化的重大课题，其研究路径也体现了某些新的学术潮流。此外，从考察日常事物切入，将重大的学术话题写得很有趣味，非有举重若轻的能力不可。
2011 年春，应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之邀，作为“王国维纪念讲座”学者，麦克法兰教授发表了题为“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World）的系列演讲。一年后，他在演讲基础上写成了本书。如麦克法兰本人所言，这次演讲和这部著作是他毕业学术思考的一份总结。他四十年来的探索一直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现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本书书名可以说是他本人十几部著作的一个总标题。
麦克法兰在“致中国读者”里表示，他是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和中国读者对话。他估计自己的观点会让中国读者感到意外。此言不虚。不过，正如他指出的，中国读者的许多观点其实来自西方。可以说，在西方学术界，他的见解也是自成一家之言。
现代世界的起源和特征，可以说是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议题。近些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围绕着对“大分流”的解释展开的。所谓“大分流”指的是近代“西方的兴起”和“其他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所谓停滞。一些学者基本沿袭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的思路，强调东（中）西有别，认为资本主义或现代性只能在西方的特殊性中产生出来。英国学者埃里克• 琼斯（Eric Jones）的《欧洲的奇迹》（The European Miracle，1981）是这一思路的代表。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东亚和西方的差距是一种巨大但暂时的分离。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德国学者贡德•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是第二种思路的代表。
麦克法兰属于第一种学者，而且走得更远。概括起来，麦克法兰探讨的是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现代世界起源于何处，二是现代性是什么。
在后续著作里， 麦克法兰吸收了一个概念—— 勤业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这个概念是日本经济史学家速水融在1967 年首次提出的，用来概括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发展，以区别于英国的资本/ 技术密集型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麦克法兰对这对概念爱不释手，不断发挥。最终我们在这本书里看到，他把这对概念发挥到极致。他认为，12—18世纪，只有英格兰走上“工业化”之路，而整个欧亚大陆其他地区都走上了“勤业”之路。至此，在麦克法兰看来，“大分流”乃是工业化的英格兰和勤业化的整个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之间的分化。
对于第二个问题，麦克法兰的回答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他反对任何决定论，认为现代性意味着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的彻底分立与组合，而不是融合，也不是某一领域支配其他领域。其次，他不是像一些现代化理论家那样，把现代性概括为现代化所实现的几条原则，而是按照人类学家的方式，来描述英格兰“现代社会”方方面面的特征。如此来看，现代性与其说是一些理想原则，不如说是复杂的社会现实。他的描述常常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让我们产生许多联想。下面举几个例子。
在谈到英格兰历史上的经济“现代性”特征时，麦克法兰提出了一个“丰裕革命”（affluence revolution，或者“富裕革命”）的概念。这个概念可能是从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那里脱胎而来。不过，他的丰裕概念与通常讲的“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或“经济成长”）的概念有所联系。“经济增长”是指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生产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从而跨过马尔萨斯门槛。一般认为，英国和荷兰在17 世纪首先实现了这一点，世界其他地区则是从19 世纪后半叶才陆续开始进入这个阶段。麦克法兰教授的丰裕革命概念，其核心也是如此，即克服马尔萨斯危机，另外他强调了普通人的普遍生活质量。不过他把英格兰“逃离饥馑”的时间大大提前了。
谈到社会结构的转型，麦克法兰采纳托克维尔的说法，用种姓和阶级来区分前现代与现代。乍听起来，有点奇怪。按照一般的常识，种姓是印度或少数社会特有的等级制度；而现代社会则是平等的社会。托克维尔和麦克法兰的种姓和阶级概念，显然不同于我们的“常识”。他们是用“种姓”来泛指前现代的以血统为基础的世袭的等级制度，用阶级来指称现代社会非法律规定的社会阶层。在麦克法兰看来，英国的现代社会特征恰恰是自由而不平等。我们知道，英国一直保留王位和贵族体制，因此具有显性的社会分层。我们也会好奇，废黜了贵族体制的法国和没有贵族体制的美国似乎与英国有很大差异。那么这种差异究竟是不是隐性和显性之别呢？
谈到英国人的精神世界，麦克法兰呈现的是一幅更加纷纭的画面。在全球化的时代，他反而揭示英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及其隐秘的培养机制。他对比法国人和美国人，分析了英国人既向后看又向前看的双向态度。英国文学是英国人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麦克法兰对英国文学的概括也有独到之处。在他看来，直面纷繁的世界、表现纠结的心理、处理棘手的矛盾，乃是自乔叟、莎士比亚以来英国文学的现代性所在。
总的来看，麦克法兰的这部著作充满了精辟的创见，发人深省。尤其是，他给我们构建了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英国形象，几乎处处都可以用来对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当然，麦克法兰教授的一些观点也有推至极端之嫌，或者说，具有“片面的深刻”，无疑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其实，几十年来，麦克法兰教授在争议中一路走来。按照他对莎士比亚的解说，争议乃是现代世界的常态。他很习惯和享受这种争议。这或许正是一个现代学者应有的态度。
在2012 年夏季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一位著名演员朗诵了莎士比亚喜剧《暴风雨》中的段落：“不要怕，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让我们也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麦克法兰的著作，对待学术中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争议吧！
（pp.373—378）
《现代世界的诞生》读后感(四)：zz九百年前的“现代世界”——《现代世界的诞生》读后 張明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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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百年前的“现代世界”——《现代世界的诞生》读后
张明扬 2014年4月28日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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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没想到《现代世界的诞生》竟然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在看似宏大严肃的书名掩盖之下，书中充斥着各种段子和八卦。而我一向坚定地认为，关于国家的八卦，才是最冷艳高贵的八卦。
真的没必要去穷究“现代世界”是个什么意思，反过来理解可能更容易一点，“现代世界”是和“旧制度”相对立的，所以，这本书的书名也完全可以理解为“旧制度的最初告别”。
诞生也好，告别也好，这其实是一个热门到让人腻歪的著名话题：为什么西方率先崛起？再恶俗一小步的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问题”：为什么不是中国？对此，我看过一个最离奇的段子是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话说，太子允礽背后的势力是康熙喜欢的西方传教士，而四爷（雍正）背后的势力是西藏的喇嘛，雍正夺位成功以后，西方传教士势力就被驱逐出了中国。中国由此丧失了与欧洲共同“走向现代”的机会。
说正经的，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对这个问题恶补的一点心得：乱啊，非常乱。最流行的立场无非是“西方中心论”，中心思想是没有西方的介入，中国将永远无法自行完成现代转型。这一派开宗立派的大概可以附会到亚当·斯密和马克斯·韦伯那里，将西方的成功与中国的不成功抽象成为“制度决定论”，将工业革命的奥秘拐了无数个弯之后追溯到宪政、法律、税收、自由市场、虚君乃至新教伦理等等，借用微博的流行说法就是：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就是制度。自然，这种说法是完美契合了国内自由主义者的脾胃，谈什么都不如谈制度。但在理中客或左翼青年看来，这种说法多少显得单薄或浅薄，将几千年的中西历史极简主义到“制度论”，而后再是缺乏有逻辑的论证，确实很容易被抓到细节上的漏洞一阵猛打。
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近几十年逐渐兴起的，也可以概括为“中国中心论”，比如说前些年很流行的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彭慕兰的《大分流》，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就拿差点将我洗脑成功的《大分流》来说，作者显然是个喜欢追根刨底的典型理中客，相应的显然对于“制度决定论”不太看得上，认为中国和西方的拉开差距要晚至1800年以后，而个中原因非但与“制度无关”，仅仅是由一些“巧合因素”构成的。比如，英国有煤，当然，没有煤是没办法进行工业革命的，你大可以争辩说中国也有煤，不过彭慕兰早就有了对应说法，中国的煤不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再比如，欧洲发现了新大陆，这个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创造的资源基础，自然也要大大超过中国人开垦荒地创造的资源基础。总之，在这一派看来，欧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运气好罢了，中国就差那么一点，欧洲率先崛起并非是什么必然与宿命，借用王国斌先生的一句名言，“18世纪前欧洲和传统中国经济上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18世纪以前欧洲和以后的欧洲的对比。”
“中国中心论”在国内应当也是大有市场的，比如，满足了民族主义者的民族自尊心。再比如，文化保守主义者，儒家宪政主义者，毕竟，“中国中心论”隐含的一层意思是，中国与欧洲在“分流前”共享着相似的制度压力和传统资源，简单粗暴地说就是，只要欧洲有的好东西，中国一定也会有，中国完全可以借助自身的传统历史资源完成“现代世界”的转型。
说回《现代世界的诞生》这本书。作者英国人艾伦·麦克法兰显然不是“第二种人”，他在书中将彭慕兰他们称为“修正主义者”，将他们的逻辑概括一个笑话，“现代性就是一个工具箱，里面装满了发明物，其中很多是中国的原创，然后被偷走或借走，并被改良，到了19-20世纪，又被重新出口到欧洲”。
不过，麦克法兰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第一种人”。或者这么说，麦克法兰不是一个“西方主义者”，他更像是一个“英国中心主义者”，整本书只谈英格兰而不及其他，就连欧洲大陆，甚至同一个小岛上的苏格兰都被撇除在“现代世界”之外。
麦克法兰在书中最傲娇的一句话是，“现代世界”不是一个“‘西方’现象，而是一个英格兰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在观察现代世界的起源时，甚至连法国这样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西方列强都不用去考虑，所有的答案就在英格兰身上，也就是麦克法兰所说的“英格兰奇迹”，“没有英格兰，现代工业世界不可能横空出世，我们依然生活在农耕世界”，“英格兰曾是世界上唯一‘逃离’了农耕桎梏的国家”。
“我们全都降生在一个英格兰制造的世界”，而时间呢，麦克法兰的追溯历史能力或者想象力可能比所有历史学家都更壮阔。在他的叙述中，从12世纪起，英格兰就与欧洲其他地区分道扬镳，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也就是中国的南北宋之交的时代，这着实难以想象，当中国人还在“靖康耻”和“风波亭”时，英国已经敲上了现代世界的门。到了16世纪，英国已经完成了这一现代进程，而后就是17至19世纪的“全世界推广期”，从西欧到北美再到日本一路“现代”下去。
不谈制度时，“人类学家”麦克法兰谈了些什么呢？全是一开始说的那种八卦。比如，他说到了吃。在他的笔下，我们平日里所鄙夷的英国这个“薯条加鱼”的反美食国度，简直是“舌尖上的英国”啊。16世纪的英国餐桌就比其他国家更丰盛，当美食祖宗法国人连黑面包都吃不上的时候，英国人每逢周日“炉前必有一块上好的牛肉，一年到头地窖里必有一桶麦芽酒”；英国农民很喜欢一种“用瘦牛肉、豌豆、土豆粉、米粉、葱头、芹菜、盐水做的汤”；“英格兰人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余人口提前500年有效摆脱了饥荒”。据说，英国人在“漫画中总是把法国人画成一个个饥肠辘辘的穷鬼”，而他们自己呢，“吃得好，吃得饱，是英格兰百姓的民族自豪感的主要资本”。
在康乾盛世的中国、东欧南欧，乃至法国人还在担心吃饭、穿衣、住房这些基本生存问题时，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老百姓已经在和哈姆雷特一样操心，吃饭喝啤酒还是威士忌，这真是一个问题，“19世纪以前的数百年间，英格兰人只要有可能，就不肯喝白水”。
除了吃喝之外，麦克法兰还研究了祖先们的“奇装异服”、“养宠物”、家庭关系、俱乐部文化、友谊、竞技体育文化等等，反正给人的印象是，英国人很早很早就很阔，而且很闲，甚至可以说，和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没有哪个国家的普通人如同英格兰这样在进行“高消费”，而这种高消费，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内需”，成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至于，英格兰的普通人为何如此“富有”，这背后的原因呢？请原谅，人类学家最后还是“无法免俗”地谈到了“制度”，又回到了公知的立场。“公知”麦克法兰给出的一个解释是，英格兰的税制清晰，“英格兰的农村居民身在人间天堂，这里既没有横征暴敛，军队也入驻民舍，政府也不收国内税”。由此，麦克法兰认为，英格兰率先“现代”的一个最关键特点是，它的王权的“有限性质”，自1215年《大宪章》时代以来，英格兰实际上已初步走上了“宪政”道路。之前所说的英法经济水平的巨大差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两国专制王权的巨大差距。
这只是其中一例。诸如此类的精密推论，《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中比比皆是。
先像一个理中客一样以无比绵密的细节与逻辑说服你征服你，而后以公知的姿态出现告诉你细节的背后有制度那只若隐若现的手，对于这样的公知，你还怎么去黑？先知识，后公共，这就是英国公知麦克法兰的腔调。
（美国史学家孔飞力，Alden Kuhn）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作者孔飞力也是这样一位“公知”，他也出生在英国。孔飞力在书中坦承，他对于现代国家“建制议程”的理解，部分来自英国模式。在我的理解中，孔飞力笔下的“现代”和麦克法兰笔下的“现代”当属同一范畴，他们所说的这个“现代”肯定与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时代”（21世纪）不是一回事，或者这么说，在他们两人看来，中国离“现代国家”尚有距离。比如，孔飞力就非常明确地说，“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而麦克法兰则相对隐晦地说，“当前，英格兰与中国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个充分的现代社会”。而按照之前所说的英国16世纪就完成现代转型的时间表，中国和英国在“现代”上的差距竟已达到了500年。
在孔飞力看来，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三个根本性问题是：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但务请注意，孔飞力笔下的“政治控制”远不是什么贬义词，他甚至暗示，如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走向现代国家时，一定程度上的“中央集权”（政治控制）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是，这绝不能以牺牲另外两个目标——政治竞争和政治参与为代价。这样既有自由主义导向又有一定“集权”倾向的说法，在中国显然是左右两边不讨好的，不过我奉劝一句，当谁将不懂中国或中国体制的大帽子砸向孔飞力时，必须得掂量掂量孔飞力真正分量，或者，你真的确定自己比孔飞力更懂中国历史么？
作为公知，孔飞力和麦克法兰在我看来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们对于未知世界与未来的谨慎。他们或许都是一个“制度论者”，但未必是一个“唯制度论者”。对于中国有待完成的“现代之路”，孔飞力和麦克法兰的表态是相似的。麦克法兰的姿态是开放性的，“中国是否将要、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当沿着西方道路走下去……中国又应当将自己的关联性文明保留多少为宜”；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的最后一句话是“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
对于未来的开放性，对于另一种文明自身传统的借重与尊重，这也可以看作孔飞力和麦克法兰这两位学术大佬的“公知教程”，而我尤其相信，这与“普世”和“制度论”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那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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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书出版信息：
《现代世界的诞生》
作者：[英] 艾伦·麦克法兰 主讲/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刘北成 评议/刘东 主持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译者：管可秾
出版年：2013-8
页数：388
定价：49.00元
装帧：精装
丛书：讲学社丛书
ISBN：9787208113701
《现代世界的诞生》读后感(五)：刘苏里书评：另一种现代化样式
原名：另一种现代化样式
——读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
刘苏里/文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人才普遍知晓现代化这回事，此时去现代化起源，已二百余年。我们接受有关现代化的知识，今天看来，大都教条化、模式化，更深更细致的知识，是随着自己“现代化”进程一点点获得的。即使如此，也非常有限。比如，我们并不知道世界各国现代化模式，有保守和激进两条路线。我们获得的，多属激进路线条条框框的知识，城乡人口比例啦，贸易对经济总量贡献率啦，第三产业的比重啦等等，包括英格尔斯有关人的现代化的各项指标，都是条条框框，都是图标式的，分着左右两栏，自己是左栏，比照右栏，缺什么补什么，完成一项，划掉一项（宣布实现）。几十年过去，左栏愈益丰富，可仔细检点，发现问题多多—我们离现代化所要求的“指标”，似乎越来越远，而非越来越近。
现在看来，我们走的是一条激进现代化模式。
所谓激进模式，即将代表成熟现代化指标，按重要程度（包括实现时序）进行排列，多者十几个，少则六七个，根据完成的数量和程度，作为检测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程度。在中国，指标甚至降到一个，即人均GDP总量，而不管其含金量如何。我们的确享受到了GDP总量跃升带来的好处，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只有回过头来，才看得清楚—是我们自己首先开始怀疑这种模式对个人自由和幸福的意义。我们自己开始感到极其不满。我们并不真的清楚，为何生活好了，抱怨反而越来越多。
当我们反思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失去了方向。我们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即保守的路线。如果非把它模式化，我们只能用一句话概括：这种现代化，是从一个社会一点点长出来的，而非打造出来的。所有代表现代化的新事物，不是在打碎、毁弃旧事物基础上建起来的，而是在所有旧事物中间，带着旧事物的痕迹，一点点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指标之一，其中物理意义上城市的多少、大小，是硬指标。激进模式下，拆旧城建新城，它意味着什么，我们每一位活在当下的人，都有深切体会。而保守模式下，你完全分不清一个城市是新城还是旧城，你看到的是，新城被旧城包裹着，旧城除战争破坏（有时也有人为的拆除，但非主要），能保留的尽量保留下来。你甚至能看到城市中的“农村”，现代化停车场一路之隔，就是稻田；成群别墅的某处，种着成片的蔬菜；蜿蜒曲折的现代化公路两边，疯长着没被修理的野草，然后野草连着树木……
麦克法兰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最丰硕，带有总结性的成果，完整体现在这部超级文本中，论篇幅，实在不大，但几乎每一章节、段落，甚至每一行每一个字，都令人惊讶，给人震撼。他的研究样本是英格兰，这个世界上最早现代化的社会。他通过极简略又极细致的手法，给读者呈现了一个老牌现代社会的全部面相——它们源自哪里，如何成长，各“要素”间，又是如何有机联系，共同支撑起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
这本书来得及时，应成为每一位关心自己社会现代化进程读者的比读物，床头书。它不让你按表对照自己的所有与缺失，而是体会一种成熟类型现代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让我们自己社会具备越来越多的现代性因素，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它不一定便捷，但却坚实。
（本文刊于《中国周刊》杂志2013年10月刊，如需转载请豆邮）
《现代世界的诞生》读后感(六)：《现代世界的诞生》读书笔记
1978年的《法学讲座》，亚当斯密在其中提到，英格兰法律凭借其确定性，复杂性以及对财产权的关怀，显然十分理想，适合于充当商业资本主义的绝佳基础。
法律上的平等的概念是13世纪以前在英格兰完完全全确定下来的，然后首先被输入了美国，继而被输入了法国和欧洲各地。
梅特兰阐明，英格兰很早就有了平等。“从本质上说，这个恰好吻合梅特兰关于不动产诉讼之论的世界是一个扁平的世界，居住着互相平等的邻人。（Maitland，history，2 232-233）
封建社会受制于契约法。10-11世纪这种转这是普遍的，但是后来在欧陆各国，契约又重新变回了身份。借用托克维尔的一个精确类比，他们变成了种性社会。
14-15世纪，各国君主在罗马法及其诠释者的帮助下，成功地在中世纪自由制度的废墟上建了了绝对君主制。唯独英格兰人决绝采用罗马法，特立独行地保存了他们的自由。（Tocqueville，memoir 1，428）
梅特兰概括了英格兰法律的由来，简言之，国王的宫廷里的习惯变成了全英格兰的习惯，这就是普通法。
普通法在其发展史上始终呈现出一个惊人的表征：尽管写下了浩瀚的的讼案记录，普通法的终极基础却是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s)和记忆先典（remembered precedents），而不是一部固定的书面法典（a fixed written code).
布雷克顿《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
衡平法院（equity courts）逐渐发展成一个与此平行的系统，地位日益重要。教会法（cannon law）必须服从于普通法，世俗法庭（secular courts) 从来不以教会法庭的审判为依据，去判处一个人监禁或死刑。这一点迥异于天主教国家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
quot;英国法律允许灵活的调节，相反，法国法律最完美的表达了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理性的法律理论——设定了一个超乎一切的主权法人，亦即国家。因此法国法律否认任何更重要的单位或独立单位的合法性。除非这些单位得到了国家的明确承认。”(smith,corporations,131)
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两人都认为英格兰的历史轨迹与众不同，而且都将它追溯到了“日耳曼森林”。（German woods）
从12世纪开始，英格兰与欧洲大陆之间发生了一次大分流，在英格兰，“反城市主义、商贸天赋、共同体的缺位，法官和陪审团的共同审理制度，普通法的非成文法性质，法律意义上的不同身份群体的缺位，教会与君主力量之间的张力，核心家庭体系。：所有这些表征都在持续和巩固。
在13-18世纪，欧陆变成了一个广袤的、以农民为基层的文明，知识分子和文盲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方亦元
2017.9.28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现代世界的诞生》读后感(七)：专访 Alan Macfarlane:“现代性一点都不是必然的”（第一财经日报 读书）
这篇采访稿中，马克法兰先生对有些争议给予了回应，感兴趣的童鞋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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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教授麦克法兰看来，很多人过分夸大了一些历史事件对世界的影响，“当我们真正回到历史的转折点，你很可能发现促使世界发生变化的并非彼时的某个历史事件，历史的变化是与其深层结构相适应的。
采访、翻译：姚颖（小知儿）
麦克法兰认为,《现代世界的诞生》由其毕生索解现代世界之谜的许多思想与心得汇总而成
“很多后发国家在走向现代世界的过程中，往往倾向于只关注那些现代性带来的优势，而忽视了伴随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民主而来的代价。比如，如果一个政治体意识到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会导致两极分化从而影响社会公正，那么公共领域可以提供公共服务确保人人机会平等，穷人便可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而不被边缘化。”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艾伦·麦克法兰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他认为，作为第一个步入现代世界的特殊案例，英格兰是一系列偶然事件或机遇碰撞与组合的结果，但仍可为其他国家提供许多借鉴，比如说幽默感，绅士精神，对诗歌的兴趣，对休闲生活的重视，保有童趣，文化自信，社会信任，友谊的理念等。
2011年春，麦克法兰应邀作为清华大学第一届“王国维纪念讲座”的演讲人发表了题为“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World）的系列演讲。其新著《现代世界的诞生》作为这一系列讲座的扩充，正是通过对英格兰步入现代世界的全景描述，为读者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以思索未来中国如何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阵痛。
麦克法兰认为，这次演讲与这本著作，由其毕生索解现代世界之谜的许多思想与心得汇总而成。他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游走于古今东西之间，探寻现代世界的奥妙，在他看来，现代性最显著的特点是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各个领域的分离。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主导一切，各领域间由于分离和平衡而产生不息的张力，国家需求、教会需求、家庭需求、经济需求恰到好处地相互牵制，同时现代世界出现的要义在于人口结构、政治支柱、社会结构、财富生产方式以及认知方法等“一系列似无历史可能性的表征必须同时出现在某个时间节点上”。
麦克法兰的现代性叙事将英格兰的方方面面囊括其中，他在清华大学的讲学中也用七巧板来比喻英格兰的现代世界。对于这样严丝合缝的现代图景是否过于理想化的疑问，接受采访时麦克法兰回应称：“我书中所提供的现代世界确实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描述，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想型。比如在我看来英格兰可能过于个人主义了，孤独成了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尤其对老年人来说。只有你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你才会采取行动。”
采访麦克法兰先生时，他正在酒店侧门的小花园摆弄花花草草，看着他站在花草面前出神的样子，瞬间想起了《又一年》中的鲁斯·西恩以及那句经典的英国式反讽吐槽：“这就是生活”。
现代性不是必然的？
第一财经日报：《现代世界的诞生》开篇提到一个关于“如何提问”的有趣现象。1980年代末，伴随着世界三分之二的落后地区开启工业化与科技发展的大门，研究者对现代世界的提问方式发生了逆转，从前的提法是，为什么会有一些例外进入了现代世界（英格兰奇迹、欧洲奇迹、日本奇迹等）？现在的提法变为，为什么还有一些例外仍未进入现代世界？问题的转换是否意味着现代性或现代世界的产生从偶然变为必然？
麦克法兰：我认为现代性或者说现代世界并不是必然的，回溯到过去，谁能想象几百年后的英格兰会像现在这样？作为第一个步入现代世界的特殊案例，英格兰是一系列偶然事件或机遇碰撞与组合的结果，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奇迹。一旦拥有了第一个奇迹，更多奇迹的发生就变得相对容易了。
回顾二战以来60年的世界历史，你会发现它一点也不现代，甚至可以说它是反现代的，因为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曾在法西斯主义的笼罩之下偷生，即便他们拥有先进的科技与现代的工业，但开放性、自由与权力制衡却在整个社会中缺位。
从发生学上看，工业化是具有相当的必然性的，现代性更多是偶然因素的结果，这也是区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主要依据。现代与非现代并不是线性发展的关系，一个现代国家随时可能因为偶然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倒回或抑制现代性的展开。未来50年之内，我们很有可能会产生新的独裁者，他可能会挑起战争，把这个世界又一次拖入非现代，所以现代性并不是必然的。
我并不同意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必须把工业化与现代性区分开。未来20年，美国有可能变成一个非现代国家，在我看来，美国的民主平衡机制正走向失败，至少趋于弱化。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越来越分裂，美国总统权力变得难以置信地强大，他可以发动战争，做出重大决定，谁能肯定他不会变为一个独裁者？就我对世界的理解来看，现代性一点都不是必然的。
麦克法兰：在布罗代尔的《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他把历史分为三个叠加的层面，每个历史层面以时刻变化的节奏展开。其中深层历史是指非常缓慢的、几乎世代不变的历史，它以几乎不变的地理景观和某些文明的传承强加于人类，而中层历史以几十年为周期影响着政治国家与社会观念，表层历史也就是事件历史，是飞快变化的历史。
这三种历史同时存在，就像潮汐深处运动和海面上的波浪。比如对中国来说，五四运动是中层历史变革，某些群体性事件是表层历史变革，深层结构对于中国来说已有千年的历史积淀。你所说的那些大事件当然非常重要，它们以不同的路径改变着世界。但很多人其实过分夸大了这些历史事件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当我们真正回到历史的转折点时，你很可能发现促使世界发生变化的并非彼时的某个历史事件，历史的变化是与其深层结构相适应的。
因此，我更倾向于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的传统，认为居于深层的结构可以直接影响表层现象。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看待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语言等已经历经久远的历史对象，即使万物流变，这些较稳定的历史对象已在瞬息万变中以固定的形态被接受，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马克思的理论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但我更关注的是那些较为深层的社会形态或者说社会结构。如果你以卡尔·马克思或者马克斯·韦伯的路径追问英格兰的社会形态是怎样的，也就是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为标准来划分社会形态，他们将回答你，英格兰的社会形态在16到17世纪由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从封建主义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断裂的时间节点上。
我们必须注意一点，马克思与韦伯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研究者，也没有对大量相关领域的历史材料进行淘洗，很有可能他们对历史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想象之上，而未能真正理解历史。过强的判断无疑是反常识的。我的意思是，就布罗代尔意义上的那种深层的社会结构，即一个内嵌于贵族法律制度之中的英格兰，无论从社会秩序、财产规则，还是做人标准来看，都没怎么被这些个重大历史事件所拉扯以致发生明显变化。英格兰从1300到1800年的法律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些重要的观念，比如个人、财产、犯罪，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太大的改变，如果你去对比乔叟与简·奥斯丁的文本，你不会发现他们在语言的使用上有什么不同。
可如今现实生活里的变化比比皆是，我们有了新造的词，新的审美，新的思想，与此同时却又保有一些不变的习俗、规则、政制。拿日本来说，从历史上看，古老的东方文明顺应着时代变化的同时仍然保持着旧日风范，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日本社会与早期的日本社会并无二致。回过头来看英格兰，从深层结构来说，800年前的英格兰与现在没有区别，如果一个生于彼时的古英格兰人可以穿越而至走在伦敦街头，或许他会惊讶于琳琅满目的高科技产品与稀奇古怪的朋克少年，但只要开口交谈，古今英格兰人之间运用幽默的方式与力道瞬间就可以抵消那几个世纪的延宕，他们可以毫无障碍地打着桥牌谈论足球，用相同的语言表达相同的情感。这种连贯性在法国、俄国以及中国的社会之中可能已经不那么清晰甚至彻底被革命打破。所以我不会否认文艺复兴对英格兰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没有深入到我一直强调的那个深层结构里，人们还是按照同样的方式继续着同样的生活。
同样地，人们常常谈及启蒙运动的重大影响，但你要知道，学理上所指称的“启蒙运动”事实上在英格兰并不存在，或者说，我们从来不会谈到“英格兰启蒙运动”，只会说“苏格兰启蒙运动”或者“法兰西启蒙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英格兰人民没有经历过启蒙，恰恰相反，在苏格兰与法兰西热火朝天地开展“启蒙运动”时，英格兰人早已跨入了现代文明的次元。苏格兰与法兰西之所以要言说、要书写启蒙正是因为他们的人民在彼时还未见开化，所以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急切观察并描述英格兰，法兰西人伏尔泰为他的国民讲述英格兰的传奇，但英格兰人并不需要这样做。
我的工作可以看做是对历史研究某种程度上的矫正，我更关心的是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学所强调的现代性是一种过强的现代性理论，它对历史研究，尤其是二战之后的历史研究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我必须再一次指出，马克思更多的是在观察俄国社会事实的基础上，将历史阶段论理论化与普遍化的，自然不能那么顺理成章地描述我所理解与看到的英格兰历史。事实上，很多学者对历史的认识与考察建立在托克维尔与孟德斯鸠治学传统之上，他们安身立命之处也正是我所相信与不断追求的。
现代性是可以设计的？
日报：正如你认为的，英格兰作为第一个进入现代世界的孤案，并非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结构性变革或革命，它是在历史的浸润之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现代国家，但纵观其他现代国家的历史，不能否认他们的现代化之路是由一些卓有远见的政治家设计与建构出来的，你怎么看待这种被建构的现代性？
日报：既然现代性是可以设计的，你认为当今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应对现代化的挑战？
麦克法兰：虽然我多年来经常在中国教学，也带过很多中国的学生，但我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并没有非常精准的把握，所以作为一个英国人，我实在不能对你们的政治设计者评头论足。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领导人还是比较明智的。他们以较为平和的方式将革命中国转变为现代化中国。对比英国的历史发展，渐进改革要远远比革命来得有效。
在现代化的社会改革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凝聚力的问题，正如我方才提到的，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是各个领域的分离，因此需要强有力的社会凝聚力将各个分离的领域整合起来以维系政治共同体的存在。社会凝聚力本身需要各种因素的支持，以西方的经验看，公民社会取代血缘家族成为凝聚个人的方式。千姿百态的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也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缓冲器，这些民间组织为民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了自主性以及归属感。
在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中，对游戏、运动以及业余爱好的作用深有体会，对于过去和现在的许多英格兰人来说，游戏的功能堪比宗教的功能，它赋予人生一种意义，对不幸作出一种解释，带来一整套能将人们联成一体的仪式。即便对社会公共生活的投入可能以降低经济增长率为代价，但每个个人幸福感的上升会更好地平衡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张力。
《现代世界的诞生》读后感(八)：【汪丁丁书评】复杂秩序涌现过程的案例——评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
汪丁丁/文
《现代世界的诞生》的编辑将这部作品的电子版发给我之后，依照习惯，我从最后一页向前浏览。最初吸引我读这本书的，是麦克法兰2011年春季在清华大学国学院讲课期间的两位助手（方麟和余婉卉）写的两篇“印象记”——我尤其喜欢第二篇。然后，我读刘东2013年4月8日为“讲学社丛书”写的总序，除了感受一如既往的“刘东风格”之外，对刘东兄主持的这项工作有了更深层的认同感，当然是从我的“演化社会理论”视角。于是，欣然接受编辑李頔之请，从我的视角写我的阅读感受。
正宗的经济学起源于英美思想传统而非欧陆思想传统，这是我在思想史课堂上反复陈述的一项事实。西方的两大思想传统，英美的和欧陆的，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也正是这些张力，使西方社会得以演化。就社会系统的演化而言，没有内在紧张，也就没有了演化的驱动力量。与此相类，中国社会自西周晚期至宋代，有“皇权与绅权”或“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张力。而明代以降，皇权独大，社会演化遂陷入停滞。恰如王焱三年前在我主持的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跨学科系列讲座的演讲中论述的那样，英国社会因为有了经济传统而遮蔽或弱化了“老欧洲”的政治传统，从而更容易成为“经济动物”。王焱兄的深意，我那时理解尚浅。去年讲授“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班里，我突然有所领悟，将王焱的见解追溯至阿伦特论述的“Human Condition”思想传统之中，又由此而转入更深层的诺斯替教义与荣格心理学思想脉络（参见今年9月出版的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最后两讲）。缺乏政治性，西方人的生活当然不能达到古希腊人定义的最高幸福境界。部分地，王焱兄的提醒，其实可引导我们理解目前方兴未艾的“幸福经济学”研究和这一研究试图解释的谜题——人均收入持续增长而幸福感并不随之增加。
可见社会演化之复杂。为了表述关于这样的复杂性的感受，以往各种学说相互竞争的结果，关于“涌现秩序”的观念涌现出来，成为某种“定见”。涌现秩序（emerging orders）怎样表达？我相信，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哈耶克，也同样困扰当代研究复杂现象（包括演化社会理论）的学者，而且尤其因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深刻含义，与欧陆和英美的其他思想传统相比，哈耶克更欣赏苏格兰启蒙时期的经验主义传统。
首先，根据哈耶克的描述，将“复杂现象”区分于“简单现象”的认知特征在于，微观层次的行为主体不可能预见哪怕是服从最简单规则但数量极大的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之后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的样式，尽管他们可能事后理解这些样式。其次，哈耶克相信，语言、人类的社会网络、每一个人脑内大量神经元的交互作用网络，这三类现象是复杂现象的经典案例。最后，哈耶克试图论证：（1）存在“模糊型”与“清晰型”这两种不同的人类头脑或心智结构，（2）与清晰型头脑相比，模糊型头脑更富于原创性，因为，（3）脑内的创造性过程是一种复杂现象。
从最简单的社会网络仿真不难看到，只要存在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并且只要相互作用的行为主体数目足够大，则不论行为规则多么简单，仿真研究者不可能预见微观行为的宏观秩序。哈耶克试图论证的，在引入哪怕是最少量的奈特的不确定性之后更可能获得清晰论证。为什么哈耶克必须假设有数量极大的行为主体服从哪怕最简单的行为规则？数量极大，意味着不可预期的小概率事件必定发生，相当于引入了奈特的不确定性。杨格（Peyton Young）在1990年代得到的一个著名结果是，在随机过程的作用下，两个具有完备理性的博弈参与者相互观察对方策略的“学习过程”可以不收敛或收敛于错误的均衡。因此，对于复杂现象之发生，与奈特不确定性的作用相比，个体理性是否完备并不很重要，或者说，理性不完备只是奈特不确定性的另一种表达，例如，表达为“C-D gap”的有限理性。
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怀特海：《思维方式》）怀特海的意思是，凡重要的，总要表达。面部表情、手势、声音、语言、文字、行动、情绪、群体行动和政治、战争和契约，凡有所表达的，都有重要性。绝大部分感受，不能获得而且可能永远不能表达。许多被意识到的表达可称为“presentation”（呈现），或“representation”（再呈现）。虽然，还有许多呈现或再呈现的重要性，从未被我们意识到。
要概括无数具体的表达，荣格尤其重视“符号”，他相信符号能够涵盖全部文化及其意义。关键是，人类或许永远只能理解符号的一部分涵义，而由符号激发的精神过程的绝大部分是无意识的——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脑科学进展到Ralph Adolphs提出“社会脑”概念以来，符号互动论与社会交往理论获得了脑科学术语的表达。符号的涵义在社会交往中呈现于具体情境，孔子解仁，只在《论语》描述的那些具体情境之内阐释这一符号的涵义。完全脱离情境的符号，蜕变为“指号”（signs）。可以认为，符号是历史性的，而指号是逻辑性的。也因此，符号涵义是不可穷尽的。于是，符号涵义在历史过程中的呈现，与社会交往和人类的实践活动，有了密切联系，它们一起构成海勒女士阐释的“文化创造”过程。
涌现秩序是历史过程，因为这些秩序只能通过“历史”（一系列的事件）呈现自身。斯密恪守“有限理性”原则，他从未将他对具体情境的政治经济分析扩展为一般原则，他始终对“体系之危险”（the danger of system）保持警惕。事实上，斯密的这一态度是苏格兰启蒙时期经验主义传统的心理特质。就斯密而言，这是一种源于斯多噶学派的身心修养。或许受到博兰尼（Michael Polanyi）的影响，哈耶克对斯密的经验主义态度有一种远比同时代人更深切的理解。根据哈耶克的（或他尚未清晰表述的）理解，涌现秩序几乎是不能表达的，至少不能用统计方法来表达。如果一颗清晰的头脑试图将某一新观念的全部内涵逻辑地表达到排除了任何隐秘知识的程度，那么，这一新观念的“新意”就将完全消失。因此，哈耶克相信，与创新过程相适应的是模糊型头脑。（以上参见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第三讲“附录”）
现在我可以谈谈麦克法兰这部新作的意义，尤其是对中国读者的意义。读者不妨想象，在平面世界里，有许多——例如两千多——不同的人类社会。这些社会之所以不同，当然只是看起来不同——这些社会，从我们这些理性能力有限的个体的角度看，或多或少是不同的。情形往往是，如果我们决意深入研究任两社会之间的本质差异从而必须长期生活在我们原本不熟悉的一个社会之内，这样经过了许多年，然后，我们可能自言自语，说在这两社会之间很可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质差异。我的观察是，我们这样说的概率是30%，另一可能是，概率是70%，我们自言自语，说在这两社会之间确实有了不起的本质差异但却无从表述。我相信这也是麦克法兰在写作时的困境——他认为英国个人主义精神是独特的却很难表述他所信的。
事实上，他试图更清晰从而更具说服力地表述他所信的，从1978年他的成名作《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发表那一年开始计算，至今已近四十载。据我观察，他的表述，对中国研究者而言，说服力仍嫌不足。读者翻阅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可检索到两次引用“麦克法兰”观点的段落，读了就明白我的意思。
尽管如此，我信麦克法兰所信的。因为，我写了许多类似文章，在演化社会理论视角下。麦克法兰的英国叙事，是复杂秩序涌现过程的案例。回到上面设想的在平面内的两千多个社会，对任一有限理性的观察者，任一特定社会，可以由一组性质来刻画，只要这些性质足够他从两千多个社会当中辨认这一特定的社会。继续设想，每一特定社会都有了一个理性有限的观察者，两千多个观察者聚在一起，试图为全体社会分类。充分交流之后，他们注意到，在他们各自列出的社会性质当中，有些性质是人类社会通有的，有些性质是特定社会特有的。通有的性质，称为“普遍性”。特有的性质，称为“特殊性”。在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两极端之间，还有一些社会性质，是一些社会通有而另一些社会没有的。例如，我们说“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时候，其实很难精确列举，但暗中假设了存在一组性质以区分这两类社会。又例如西方人说英美传统与欧陆传统的时候，其实很难精确列举，但暗中假设了存在一组性质以区分这两类社会。
麦克法兰所信的，是英国社会的一些特有性质，其他的西方社会没有。由上面的叙述，我们明白，仅此一点，不足为奇。麦克法兰所信为奇的，是英国社会的这些特有性质不仅延续千年以上，而且扩散至西方其他社会，以致成为区分“西方”与“东方”两类社会的主要性质——例如，个人主义，真的，不是假的（参阅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一章“真的和假的个人主义”）。这一点，是争议的核心。
以往的世界史，将人类社会的演化看得太简单，以致“阶段论”流行，至今尚有余毒。根据马克思并非认可的马克思主义阶段论演化观，人类社会通有的五个演化阶段（所谓“五种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学界历来关于这些名称所指内涵有丰富的争议，其中，例如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封建”一词，毛泽东与郭沫若各自所执的解释，就颇具代表性。按照今天的主流观点，以往中学历史课本所说的“秦汉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毛泽东说“百代皆行秦政治”），不仅与西方封建社会有本质差异，而且根本不是封建社会（详见冯天瑜《封建考论》第二版“提要”）。又例如，麦克法兰考证，以财产权为基础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在英国起源远早于西方其他社会。如果我们相信“资本主义”的核心性质是私有产权，那么，英国早在1200年（麦克法兰追溯的年代）已进入资本主义演化阶段。
在我熟悉的演化社会理论视角下，人类在走出非洲的时代（16万年前至8万年前）就已涌现出了足够复杂的社群生活，以致从那时开始就不再可能为人类社会划定统一的演化阶段。从那时到现在，学者们可以做的或试图做的，是在例如上面设想的简单平面内，考察两千多个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及由此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无疑，在这样复杂的演化过程中，存在着丰富的不确定性，以及“黑天鹅事件”——例如麦克法兰英国叙事中的小概率但具有致命影响的事件。
这些小概率但具有致命影响的事件不必发生，金岳霖说：“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然而，它们却在英国发生了。麦克法兰写道：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是某个更恢宏事物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市场资本主义（market capitalism）。市场资本主义是一个集态度、信仰、建制于一身的复合体，是一个寓经济和技术于其中的大网络。……市场资本主义的表征之一是对财产权（property）的态度。根据英格兰普通法（English Common Law），财产权具有私有化的、个人的性质（privatized and individual nature）。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表征，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现代世界的诞生》第4章“资本主义的起源”）。此外，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核心之处还有一种态度，是对利润最大化、对积攒财富和花费财富的态度。他考证，与例如法国人相比，英国人在“清教运动”之前很久就有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他还指出，在其他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人们不愿意积蓄财富，因为担心（战争或君主）周期性的掠夺。浏览英国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大约自1200年开始，英国统治者在至少600年里不得不在三种外来势力（来自法国的安茹王朝影响、来自西班牙的天主教影响、来自苏格兰的王位竞争者的影响）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同时，在国王与贵族的权力斗争中，英国农民获得了类似于“中间投票人”那样的独立性——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也是基于这样的政治局势——“均衡的政体”，国王、贵族、议会、庶民，没有哪一方可以拥权独大，麦克法兰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里讨论过私有产权在英国何以如此早就得到广泛承认。或者，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第4章的结论，“这一切也可以换个说法：英格兰从来不是一个农民社会。以 13世纪的古老修道院和农业论文为例，它们无不体现了一种赚钱、投资、存钱、理性计算利润、资本流动的态度，一定会让亚当•斯密拍手称快。”与私有产权和资本主义生活态度密切相关的，是英国人的个人主义情感方式。麦克法兰考证，在英国1800年以前的数百年里，不仅儿童在家庭中享有极高位置，而且宠物享有与儿童相似的位置——主要由于与个人主义情感方式相伴随的孤独。与个人主义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共生的，麦克法兰考证，是英国人普遍的信任感和基于诚信的自尊感。
因此，麦克法兰认为，英国独享一种健康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当法国人试图模仿海峡对岸的英国人时，如迈克尔•博兰尼在《个人知识》开篇指出的那样，他们的模仿产生了“雅各宾红色恐怖”、王朝复辟、再革命、再复辟……却始终不能获得英国人普遍具有的那种政治均衡感（政治之为一门艺术）。
但是，麦克法兰必须承认，如果世界各国都要模仿英国，那就意味着英国有一些可满足普遍需要的因素。这样的普遍需要，可能是英国制度在与其他制度的竞争中胜出并流行于世界的后果，也可能源于人类通有的演化结果——个性与群性的冲突与协调。不论如何，这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诸深层议题之一，所谓“普适价值还是亚洲价值”的争论。在我所理解的麦克法兰视角下，这一议题不应被表述为普适价值与亚洲价值的争论。虽然，政治体制、文化传统、行为模式，这三者之间的配合，始终是我思考的深层议题。
（本文刊于《读书》杂志2013年11月刊，如需转载请豆邮）
《现代世界的诞生》读后感(九)：反韦伯的现代性
书名为现代世界的诞生，实际的主题是要论述原发的现代世界诞生在英国，且只在英国诞生。不同于许多论述相似主题的大部头著作，此书没有从体系化的政治制度等方面溯源现代世界在英国诞生的原因，而是以社会学，人类学或者说文化史的角度给出了许多英国现代性的要素。如同作者在第一章所言，他所秉持的，是一种“反目的论”（anti-teleological）（p17）的论点，他认为，“进步倒是极不可能发生的，衰落和消亡才是正常现象。”（p17）因此这本书中并未孜孜以求现代世界在英国诞生的原因，倒是时时都在强调，英国确实是有幸获得了一种完美的机运，才能偶然将诸多因素组合在一起，从而导致了一种自发生长（phusis）的现代性。
虽然这本书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溯源之作，但我们绝不可因此小觑了它的水准。实际上，此书的内容可以看做是对韦伯“理性化”的现代性方案的一种挑战。书中也曾提到，韦伯在看待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英格拉似乎缺少他通常视为资本主义起始阶段必不可少的一种可推算的、逻辑井然的、正式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一旦在英格兰建立起来，却几乎未对英格兰法律产生任何明显的理性化作用”。（p217）也就是说，当韦伯以一种观念化的理性化视角来看待英国的现代性时，他发现了英国内部许多不符合理性化观念的要素，而这些要素，正是本书内容的重中之重。诸如结社自由、友谊、游戏、公民宗教等等许多要素都是韦伯在考察英格兰的资本主义时所忽略的，因为这些要素恰恰无法归结到一种逻辑一贯的观念体系之中去。当然，这些要素恰恰是最近二十年开始复兴的托克维尔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主题。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此书频频引用托克维尔的论述，这恰好在托克维尔和韦伯之间构成了一种张力。
国朝学界近年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可谓喧嚣尘上，我们所批判的现代性要素，大概都是韦伯所研究并痛苦面对过的要素。然而，当我们通过麦克法兰的眼睛来看待这第一个现代国家800年的现代历程时，我们没有太多感到现代性带给英格兰的痛苦与挣扎，反倒在他们自发生长的现代性中看到一种涌动的活力，这恰恰是因为本书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给我们展示的诸多要素给予了韦伯的现代性一剂解药。人们按照兴趣爱好自由结社，在社会交往中的友谊以及游戏，还有一种相对世俗化（相对于大陆天主教而言）的宗教，这诸种因素，在现代性消解了传统的家庭和宗族之后，重新在陌生的个人之间建立起了情感和社会的纽带，这些要素，恰恰是消解现代性负面因素的解毒剂。
以此观之，所有后发国家在移植这种现代性时所产生的种种不适，无非因为是忽略了政治经济因素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我们仅仅着眼于富国强兵，而忽略了维系民众和社会和谐的心灵感情因素，这才是现代性批判中真正需要加以重视的部分。而这一点，恰恰对时下相互掐的不可开交的左右两派都提出了挑战。如何在引入西方现代性的同时，给中国这片古老大地上的古老民族重新找到一个家庭和宗族之外的安身之所，如何在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自然的传统（nomos）被人为打断之后重新接续上一个较为自然的现代世界，这是我们如今面对的大问题。
本书最后一章在总结英格拉的道路时说到：“英格兰的最伟大贡献或许是向世人证明，混沌、混淆、矛盾和悖论应当受到欢迎。”（p358）世事纷纭，想要从中抽象出一条一以贯之的原理，不说绝无可能，也实在难于上青天。英国人在面对这种状况时，选择了一种最轻松的方法，“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相较于大陆哲学对体系化和形而上学的欲念，英格兰确实走了一条更为实用的道路，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毋宁是一种更明智（phronesis）的做法。而我们也应该记住亚里士多德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研究都同样确定，而只能在每种研究中要求那种题材所容有的、适合于那种研究的确定性”（1089a27-28），因为，“这个大陆上充满了各种声音”！
《现代世界的诞生》读后感(十)：悠游“店主国”
自1588年击败无敌舰队起，英国开始“日不落帝国”之路直至1922年的极盛，再经由二战与“非殖民化”过程，庞大帝国回复到现今的本土加十几处海外领土的规模。虽然“日不落”照旧，但仅只剩下地理学方面的意义。几百年的扩张，恰如东印度公司这种兼具政治、军事功能的贸易机构所寓示，离不开武力与贸易。在艾伦•麦克法兰看来，以贸易为原初动力，而战争、贸易和帝国相辅相成的大英帝国，乃是一种与以往“军事帝国”相区别的新型“经济帝国”。这个帝国对当代世界的影响乃至形塑引人注目，并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语境。由此开始，他更进一步，将英国问题延伸至整个世界的现代性进程，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中加以阐发。
麦克法兰指出，“现代性的要义在于，一系列似无历史可能性的表征必须同时出现在某个时间节点上”（P21）。他列举了现代性的五项表征，分别为：恰到好处的人口结构，政治自由，国家取代家庭成为公民效忠对象的“公民社会”，全新的财富生产方式的兴起（即“工业革命”）；一种鼓励质疑的特定认知方式（即“科学革命”）。而“英格兰文明的立足之本是个人，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政治领域。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P7）。维持这四个领域的平衡，并为其提供共同基础的是法律体系，“英格兰的最重要特点是其法律，它体现了也导致了英格兰的另辟蹊径”（P206）。也惟有如此，《大宪章》《权利法案》《改革法案》等重要法律文件，才真正地在英国社会发挥基石作用。
以五项表征为轴线，麦克法兰试图观察一系列基本因素，构造出精妙、充满互动的现代性进程，并证明一些颇为偶然的因素，将现代世界先驱的殊荣赋予了大英帝国。不同于许多理论，认为16世纪的分水岭分开封建、农民、前现代的社会与资本主义、现代的社会，麦克法兰将“大分流”回推至11世纪，并利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资料，考察这个他认为延绵至今，横亘千年的历史过程。此外，面对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对“东方主义”与“西方奇迹”的反思，他赞成一种传统的观点，即18世纪的英国工业、农业革命具有独特性，并因对资源的高效利用而脱离农耕陷阱。而工业、农业革命恰是市场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在他那里，“大分流”并不是一个“西方”现象，而是一个英格兰现象，甚至是英格兰的奇迹。对比其他国家的经验，英国的“顺利”确实彷如奇迹。
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曾提到，一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波兰学生在论文中设想，她的祖国是一个如英国一样的岛国。她认为，不幸的地理位置使波兰遭受了太多的侵略和瓜分。虽然历史渊源不同，但是萨尔马提亚主义（Sarmatism）影响下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在16世纪和17世纪创造了极具现代因素的政治文化，可以与当时的英国相媲美。除去当时在欧洲大陆领先的宗教自由，这个国家的五三宪法还被广泛认为是欧洲第一部，世界第二部现代国家成文宪法，仅次于美国宪法。可惜的是，这部设计三权分立的宪法，引起了周边君主国的恐慌，仅仅施行一年，而国家也很快为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强邻瓜分。
相形之下，最近一次成功入侵英国的，还是早在1066年的征服者威廉。这种幸运的地理位置，的确使英国拥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可以保持规模较小的常备军，国王也难以利用武力优势来压倒议会。地理环境的另一个副产品，是英国历史具有相对的自足性和独特性，形成较为独特的传统。当然，即使地理环境对未来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影响，那也只是诸多充分条件中的一个。进行比较研究时，能够与英国相提并论的岛国，不过日本等少数案例。在提出某种因素或现象时，作者必须格外小心地避免本质化，并要言之有据地重构11世纪前后的状况，以展示自己论点的最初动力。
另一方面，英格兰还幸运地为日耳曼人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族所拓殖，而非与日耳曼人相对应的罗马人。英格兰的在欧洲边缘地位，使罗马人以撤离结束300余年的统治，并未留下深刻烙印。日耳曼人“拥有一系列将在后来一千年发挥重要作用的特点”（P346），作者指出，这影响了未来英格兰人的诸多特征，包括偏好乡野生活，热衷商业等。非常重要的是，日耳曼人的传统习惯法与罗马法存在诸多不同，妇女和儿童具有相对平等的地位，子女没有继承财产的天生权利，国王总被视为法律解释者而控制者。在阿尔弗雷德大帝时期，英格兰形成了契约性质的王权。麦克法兰认为，“在英格兰皈依基督教之前，英格兰的政治体系业已形成”，教会未能与王权融为一体。据他观察，在12世纪，“英格兰与欧陆大部分地区之间发生了一次大分流，在英格兰……所有的特点不仅延续下来，而且有增无已”（P349）接下来，13世纪—18世纪，在欧陆，教会具有极高权威，身份群体或等级间的法律区分被制度化，政治上愈发僵化——这更加印证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可贵。包括亨利八世吊诡地与天主教会决裂，在既有基础之上，一些偶然事件使英格兰突破了“旧制度”的陷阱，走上独特的道路。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物质生活、技术、文化、法律等若干要素的铺陈，都意在增强这本书的说服力。他把英国的社会结构形容为一只铃铛，小规模的贵族阶级以及庞大的“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这种存在着巨大贫富差距的结构，未必完全合乎现代社会的要求，但是仍然形成了一种以财富为动力和阶梯的，“入门条件是美德、能力，外加大量的策略和机遇”的相对“现代的、开放的阶级体系”（P111）。这种阶级体系对市场资本主义的适合程度，要远高于贵族阶层固化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并能将久已有之的“新教伦理”转化为永不满足的持续奋斗。依据英格兰普通法，财产权具有私有化与个人的性质，而社会化的契约关系，又减低了个人对家庭的依附。这一点，与当下中国社会个人主义的兴起，当会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
作者对英国“软实力”的考察也颇为有趣。因为“游戏、运动和业余爱好是映照资本主义的一面重要的镜子”（P119），作者谈及英国人对游戏的痴迷。足球自不消说，令人惊讶的是，他还举出强手棋与“侠盗猎车手”这两个较为新潮的例子。另一方面，消遣、业余爱好与英式幽默，则体现了英格兰人“小布尔乔亚趣味”的一面。他形容英国是“举世闻名的店主之国”（P129），“形形色色的俱乐部、协会、业余爱好、游戏和运动，被英格兰的另一个典型现象所增强，那就是英格兰的客栈和酒馆”（P127）。这种公共空间，给拥有财富与余暇的英格兰人以与家庭保持距离的机会。而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解决了“如何建立公共信任和博爱”（P177）的重要问题。最终，这些综合性社会因素提供的社会环境，使“现代科学和技术得以发展……也使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得以成长”（P176）。
涉及1714年借助《联合法案》与苏格兰合并之后的历史，作者使用了“联合王国”“英国”等名称。另一半时光，他则使用“英格兰”这个称谓。对本书来说，这个区分相当重要，尤其在讨论英格兰“民族性”时。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与费孝通先生的名著《乡土中国》颇为相似。但是，在著述中应用“文明”“民族性”等概念，无疑需要莫大勇气，毕竟学界已经更原意关注社会、文化内部的异质性与动态性，宏大词汇早就显得缺乏说服力。麦克法兰自然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强调英格兰是“混血国家”，民族性格并无所谓一贯性，也明言，令他自豪的英格兰道路，并不比其他文明的道路具有道德优越感。而他的研究目的，亦包含着对中国现实与前途的理解。
麦克法兰笔下的英格兰社会，不乏田园牧歌式的理想色彩。即使他列举出种种缺陷，书中更多体现的还是书卷气的悠游之感，而较少“创造性破坏”的无奈。他每每回忆起英格兰“民族性”给自己的影响，在探索自己时表达了对祖国的情感。本书的写法，亦有别于严肃的论文，更多依靠材料来呈现历史逻辑，以材料间的微妙性启发读者。以他的方式检视英格兰的得失，细究历史细节背后的意味，试着从中抽离一条影响全球的现代性之路，将会呈现交叉小径的花园式的智识乐趣。
《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2月27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