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修订版)的读后感10篇
《金庸传(修订版)》是一本由傅国涌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4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金庸传(修订版)》读后感(一)：查良镛：创造武侠神话与续写报人传统
傅记《金庸传》的传奇
傅国涌撰写的《金庸传》在2003年初版时，海峡两岸关于金庸的传记或带有传记性质的专著已问世多部，自1980年金庸武侠进入大陆以来，明河书社版与三联书店版《金庸作品集》都已成为收藏品，“金学”方兴未艾。低调、内敛，对私人生活毫不张扬的查良镛先生，其身世与经历已不再为广大读者所陌生。此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向傅国涌先生约写《金庸传》，不但促成了世间一本全新的金庸传记的问世，也开启了傅先生新世纪的历史研究、写作之旅。作者熟读金庸武侠，对江南风物非常熟悉，而且对传主“老派读书人”的身份寄予了自己的理想和情怀。傅记《金庸传》的写作经历恐怕今天一般传记作家无法想象：传记作家没有访问传主本人，成稿后亦未请传主审阅和发表意见：“传主是个公众人物，有大量的作品公开行世、有关他的纪录、回忆、报道也不难搜集，只要我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我下笔是客观、持平的，……自始至终不受传主态度的任何影响，这是失，也是得，得至少多于失。”始终以独立态度对待可靠材料来写作传记，是傅记《金庸传》显著的特点。
金庸武侠经典，一直享有最广泛的读者群，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其武侠小说创作上展示出的丰富想象力和充沛的感情表达，传记写作不可能不受这种情势所影响。强调突出查良镛先生报人身份、《明报》的历史贡献以及金式社评的时代价值，并将金庸武侠作品同其创作的时代背景产生紧密逻辑联系，——讲述查先生作为一个报人，多过一个武侠小说作家，是傅记《金庸传》最值得注意之处。修订之后的《金庸传》对初稿进行大幅增删，一仍原稿对传主的平视视角和客观态度，从增加的材料上看，更加丰富了对查良镛先生报人身份和办报情怀的叙述，突出了《明报》办报的一贯立场和态度是对以老《大公报》同人为代表的“民国报人传统”的传承和发扬。作者写作这本传记的诉求，乃是试图“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呈现他所栖身的时代，以一个具体个案窥见20世纪中国曲曲弯弯的历史脉络。”由此，这部传记作品通过修订，越来越体现出重新审视“中国报业传统”方向上的史料价值。传主查良镛先生经历丰富，执着于信念，充满浪漫和理想主义，具有一个时代的烙印和时代赋予的机遇，可堪长久的探讨。
金庸武侠经典：在时代动荡中扼守中国传统价值
查良镛先生出身浙江海宁查家，世受名门文化启蒙和价值传统熏陶，很早就开始大量接触白话小说和旧刊；8岁时查良镛偶然读到顾明道的《荒江女侠》，这是他生平初次接触武侠小说，此后对武侠日渐入迷。抗战硝烟起后，江南各地渐次沦陷，家乡海宁袁花镇损失惨重，查家大量房产化为灰烬，书香门第就此中落，母亲和弟弟都在战火中离世。查良镛随学校避战流徙，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求学，度过中学时代。1943年查良镛考取了西南联大外文系，但最终因经济等原因放弃了，最后选择了不收费的中央政校外交系，这缘于他自幼想做外交官，想周游世界。由于查良镛对国民政府教育体制中的“训导制”有看法，后来几经辗转，仍免不了失学。在中央图书馆任职时，他曾尝试赊账办一份时事翻译类杂志，结果只出了一期便因物价飞涨而告终。1946年11月，查良镛进入杭州东南日报社，任电讯翻译兼记者，开始报人生涯。不久，上海《大公报》招聘电讯翻译，查良镛应考被录取。当时《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犹在，他有幸近距离领略它的风采，接受报业前辈如胡政之、王芸生、许君远等人的熏陶。1948年3月《大公报》香港版复刊，胡政之重申其“文章报国”的理想，查先生被遣往港岛做编辑，当时计划“去半年再说”。
1955年2月初，《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忽然向查良镛紧急约稿，说此前大受欢迎的梁羽生武侠小说《草莽龙蛇传》已连载完，补档之责非他不可。因推脱不掉，从未写过武侠的查良镛只好答应了。2月8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开始连载，署名“金庸”。金庸横空出世，从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从此，金庸武侠为两岸三地的广大读者展开了一个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被称为“江湖”的精神世界。
金庸的武侠经典，小说的时空往往被限定在易代之际。宋元、元明、明清鼎革几乎构成金庸武侠的基本背景。此种时刻社会巨变、人心动荡，民间普通生活被卷入时代横流，随之而来的是道德的崩坏，留给后世长久的痛思。《碧血剑》中平民在乱世中流离的情节，无疑是作者自己真实经历的写照；《射雕英雄传》结尾写郭靖与黄蓉一同南归，“一路上但见骷髅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禁感慨不已。”则是对民族、文化和传统在乱世中失落的悲伤；《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等作品中大量关于江南风物的细节描写，很多是魂牵梦萦的故乡情貌，暗示了作者浓重的乡愁；而像陈家洛这类人物身上，都往往有作者族人或自己对待理想、事业和感情时的影子。金庸自己也说：“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参见本书114页）
金庸武侠中最成功之处自然是塑造人物。郭靖、胡斐、杨过、张无忌都是真诚坦荡、挽狂澜于既倒、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英雄：以布衣起于青萍，而能担负起民族大业的责任，创不世出之功劳同时亦不屑于庙堂王权，这彻底符合不同时代的传统华人读者对江湖英雄标准的期许。国人特别倾向于一位解民于水火、类似于西方“巨灵”的英雄出现，解决或者承载自己的价值危机和精神危机，这种审美倾向使金庸武侠注定会赢得世所罕见的读者群。在政治、经济主导的社会生活巨变使人迷离失所之时，金庸武侠著作以其对传统价值和人世真情的高扬和捍卫，为他的读者重建了安定、信仰和归属感。这无疑是这批武侠巨著的时代价值。
《明报》时代：传承和发扬民国报人传统
自1946年进入杭州《东南日报》，到离开《大公报》，查良镛已在报界十多年，熟悉报纸编辑的各个环节。他的武侠小说刊出后，很快就有盗印单行本。于是想自己做刊物。这时，他和经营印刷业务的老同学沈宝新在香港意外重逢。两人决定合作办报，取名《明报》，取意明理，明辨是非之意。1959年5月20日《明报》正式创刊。这一年他36岁，南下香港第十一年。
查良镛有长期编副刊的经验，最初那种迎合市民口味的副刊并不是他真正的志趣所在。1962年6月“自由谈”副刊问世，发刊词指出它追溯到《申报》“自由谈”副刊传统，力图办成一个开放的公共园地。金庸后来《明报》社评中也说：“本报创办‘自由谈’副刊，目的就是诉诸读者的理性，希望用事实来说明问题，……”。生存问题解决后，《明报》开始转型为知识分子报纸，“自由谈”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自由谈”编辑室的座右铭“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后来成为整个《明报》的报训。《明报》出版六年后，金庸决意创办《明报月刊》，办一份独立、自由的综合性中文刊物，一直是他的梦想。《明报月刊》的目标是“办成‘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的杂志”，“明月”创刊后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很多港台及海外知识分子早年的基本读物。“《明报》的时代”在对理想的坚守中缓缓拉开帷幕。
《明报》真正成功的标志是它的社评开始成为读者的重要参考。从《金庸传》中的记载来看，《明报》社评的主要撰写者是金庸本人。传记作者说他“毕竟受过转向前的老《大公报》的熏陶，‘文人论政’的梦潜伏在他生命中，在他的血液中暗暗流淌。”以历史的眼光对现实做冷静的观察和思考，这使得金庸对国际时事、经济形势、港澳时局常有先见之明。他的眼光、理性判断和表达的欲望，本来在极其内敛的性格中被掩藏着，这时藉由“本报社评”几个字作为心理掩护，便汹涌喷薄而出。《明报》社评以其基本准确的预见、对“本港大事”鲜明的态度、尤其是在与不同派别的报纸进行“笔战”时理性的气质，逐渐赢得了读者的信任。从《明报》创刊到1992年2月控股权转移，三十三年间，金庸亲笔撰写的社评有七千多篇，期间还受到各种压力甚至生命威胁，很能见其报人本色。《明报》在金庸主持报纸的时代，信守了“不偏不倚、在文化上爱护中华民族之传统，在学术上维持容纳各家学说之宽容精神”，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传承和实践了民国老报人未竟的理想，值得人们细细回味。
2013.6.2
《金庸传(修订版)》读后感(二)：每个人都是多面体
据说金庸有一次接受访谈时，被问及笔下的人物谁的武功最高，他想了半天说是张无忌。事实上金庸先生对自己作品内容的疏离会令许多粉丝吃惊——哪怕我们并不是以一个金迷的标准来要求这位老先生。
无独有偶的是周星驰在受访时也背不出《大话西游》里那段被无数粉丝传诵的经典台词。
也许最令人沮丧的是柯南道尔爵士。已经成为侦探的代号的福尔摩斯，并不是他中意的作品。他最爱写历史小说，并曾经不惜让福尔摩斯坠崖而死，以腾出时间来专注于历史小说的创作。
所以痴狂的粉丝们应该明白，自己心心念念所珍视的人物和作品，在它们的作者看来，也许未必有那么大的价值。就像金庸更想做报纸，写社评，周星驰最崇拜李小龙，最想演悲剧，柯南道尔最想写历史小说一样，我们爱的不过是他们漫不经心的创业路上的衍生品。他们靠这些敲门砖打开了成功的大门，然后去做自己爱做的事情了。金庸去读学位了，周星驰当导演了，柯南道尔最离谱，竟然去研究鬼魂现象等灵异事件。
但是这些与我们这些粉丝无关。若学术一点，我们可以说，当作品完成后，它被如何理解和诠释，已经不完全是作者的权利了，它属于全人类。所以生父的漫不经心并不影响我们对孩子的喜爱。
喜欢鸡蛋就免不了对母鸡发生兴趣。虽然钱钟书先生说，鸡蛋味道不错，又何必去认识母鸡，但这只能说明这只母鸡对食客兴趣缺缺，我们食客还是很愿意一睹母鸡真容的。于是傅国涌写了这本《金庸传》来满足我们的愿望。
这本《金庸传》从金庸的家族开始写起，写呱呱坠地，写弱冠求学，写孤身赴港，写仗义执言，写事业有成，写著作等身，写老年求学，写誉满天下，写谤亦随之。传有多种，本书可称正传。对于金庸对夏梦的痴恋，金庸买学位的传闻，均一笔带过，并不着力在这些花边新闻上面。
着力在少年心怀天下的情怀，着力在香港办报的铁肩担当，着力在晚年的自省与感悟，傅国涌先生更多地关注传记人物的思想和情怀，也让这本沉甸甸、厚墩墩的《金庸传》有了不轻的分量。
也许金庸最引人争议的是晚年的部分。加入作协不能不让人有“卿本佳人”之叹。捐西湖边的云松书舍给杭州市政府不免让人怀疑为何要行此锦上添花之举。担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引起多方质疑。最后一次修订小说令很多读者不满。在浙大研讨会上的发言——《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更是令人大跌眼镜，这还是那个独立创办《明报》，不左不右的金庸吗？
金庸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他最欣赏的人是范蠡、张良。也许欣赏是因为做不到吧。金庸，也许就是太过聪明了，跟成龙一样，聪明地过了头。
《金庸传(修订版)》读后感(三)：金庸武侠小说背后的故事
不少八零后，都有过在课堂上以课本为掩护偷偷的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而我在那时则被港台那些过于夸张和戏说的武侠剧所误导，认为武侠小说也全是那些飞来飞去虚头巴脑的东西，所以在同辈人中我是比较晚真正阅读武侠小说的。直到本世纪初有一天无意中在广播电台听到播讲《射雕英雄传》，一下被精彩紧凑的故事情节和播讲惟妙惟肖的演绎所吸引，甚至生出一种相识恨晚的懊悔，随后一发不可收拾的阅读了金大侠的每一部武侠著作。
我是一个很喜欢追根探源的人，喜欢上一样东西后便会爱屋及乌的探寻其相关的信息，而这本书正好有了一个全面认识金庸的机会，特别是很想学习他如何能写出这么精彩的作品。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丰富的人生经历的人能成为作家，成于脑中，落于笔下的文学作品，必有其现实渊源，否则单凭闭门造车，其所作也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甚至会招来反感，而金庸的经历无疑是丰富精彩的——年少时正是中国最苦难的时期，所幸出生在学风浓厚、经济繁荣的浙江海宁，虽然也辗转历经战乱，但总算接受到了当时很少国人能接收到的现代教育，毕业后投身报业，加之其少年老成故能够对当时的社会问题看的更清楚思考的更深入，后奔赴香港后创立明报，历经坎坷最终站稳脚跟，期间就写出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并历经丧子之痛和三次婚姻……最终成为香港传媒的一面旗帜，成为两岸三地高层的座上宾。如此跌宕起伏、大喜大悲的经历，加之天赋奇才的妙笔生花很难不成就一番作为。估计很多金庸的读者不清楚，起初他武侠是为了给报社“救场”，如今看来即便是草就之作的《书剑恩仇录》，读来也是相当精彩的，当然金庸也不否认，起初写作时也有模仿甚至抄袭红楼梦的桥段，但这早已融汇于其独特风格而使读者所不自知了。
从曾经风靡大陆的港台武侠片到如今的网络，金庸的作品时代适应性非常强，同时读者的范围非常广，近半个世纪来他的著作中一些标志性台词和人物还被人们津津乐道，起初看金庸的武侠作品我都难以相信，这些小说都是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因为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丝毫没有岁月的距离感，好像都是新鲜出炉的。金庸关心政治，这也是他创办《明报》的初衷，金庸起初的志向是想当一名新中国的外交官，甚至亲赴北京自荐，要不是因为其“出身不好”遭到婉拒，将会埋没一个“武侠奇才”。他的每一部武侠小说都和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充满了政治暗喻和人生经历的影响，谁能想到《笑傲江湖》中很多情节暗喻当时的“文革”；《书剑恩仇录》中对陈家洛的塑造有其表兄徐志摩的影子……
有人将金庸的武侠小说列为“俗品”，难登大雅之堂，但看其再版和印刷的数量，即可得知读者真正从其作品中品尝到了阅读的美好感觉。当代真正百看不厌的小说其实并不多，有一些是被人为地高高在上的“供奉”着，口头上敬着它，可心里真正没有什么感情，回过头来再看数十年来人们仍在如数家珍的念叨着金庸武侠中的台词，便可得知他带给读者的快乐。当下名人传记不少，然而真正值得列传者寥寥，而金大侠则实至名归。读罢《金庸传》在得知作者的人生经历后，再重读其著作就另有一番有趣的考究意味了。
《金庸传(修订版)》读后感(四)：千古文人侠客梦
十年前，金庸在接受央视专访时，主持人曾念一篇文章给他听，称市面上有一本书中说他“口才迟钝，作为老板他抠门，然后为人吝啬，狡诈、多计谋，商人似的斤斤计较”等等。金庸很不高兴，当场就说“我不推荐读，我不认识这个人，他也不认识我。”“不论什么，连篇谎话，我何必去看它。”
惹金庸“不高兴”的是傅国涌的《金庸传》。十年后，这本《金庸传》推出了修订本。作者并没有因为金庸的“不高兴”，而将那些评价改掉。坊间关于金庸的论著很多，但大多慑于传主的光芒，以仰望的姿态居多，傅国涌《金庸传》最大的难得在于，作者的心态是平视的，下笔冷静克制，中立平实，“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对于写传的人来说，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只要记录客观真实，自然无愧于心，至于传主喜不喜欢，那不应该是作者考虑的。
金庸的“不高兴”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传奇性的人物之一，他的为人处事是否真如传记所言，相信也是莫衷一是，没有唯一的答案。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必强求。于我这个普通读者来说，对于金庸的感情略显复杂，既有对他武侠小说的喜欢，更有对他报人生涯的敬佩，也还有对他晚年行止的些许遗憾。
红学家林以亮曾说“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此话诚然不虚。金庸在17年里写了15部武侠小说，他用书名首字作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脍炙人口，在武侠迷中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八十年代金庸小说大举进入内地后所引发的武侠热，至今不衰。随便找个70后、80后问问，有谁不知道东方不败、乔峰、韦小宝、老顽童？不知道降龙十八掌、独孤九剑、打狗棒法？又有多少家长如临大敌，担心子女沉迷金庸小说，成绩一落千丈？更有多少少年千方百计省下饭票，即使饥肠辘辘也要去租书店里淘“金”？
这些少年中就有我一个。那些点着蜡烛，打着手电，在被窝里通宵达旦阅读金庸的青春时光，我至今不忘。读大学后，我有机会读到更多研究金庸的论著，其中就有傅国涌的《金庸传》，对他小说的意蕴、生平经历有了更多地了解。尤其是知晓他的报人生涯后，当初那种因书而起的单纯的喜欢，渐渐升格为对其人生事业的敬佩。
金庸曾经自承，写武侠小说不过是副业，办报才是其一生追求。五十年代，他从《大公报》离职，只手创立《明报》，筚路蓝缕十余年终将打造成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当年，《明报》创办不过数年，就碰上了内地文化大革命。一时之间局势动荡，变幻莫测，香港的报纸也大多急剧左转，媚骨奴颜。而金庸主持下的《明报》却始终坚持独立客观的立场，不为流俗所动。数十年来，他更是几乎每天都要在报上发表政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分析内地局势，每每预言，几乎都命中。
这些“时过境迁”的政论，即使是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读起来，依然光芒逼人，神采四射，令人激赏，感奋不已。金庸的这一段报人生涯，担得起“侠之大者”四个字。
可惜，近年来，“侠之大者”似乎有晚节不保之势。近年来他入作协，当院长，四处“华山论剑”，新近又被证实在北大读博。这些与他多次自称信仰佛教，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颇有不符，难掩名利之心。令我情感上更难接受的是，近年来他又再次修改起了小说：《天龙八部》中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段誉和王语嫣最终分手，《射雕英雄传》中对妻子此情不渝的东邪黄药师也爱上了女弟子梅超风……如果说早年他闭关十年修订小说是一种艺术的完善，令人敬佩。那么在小说早已流传多年，深入人心后的今天再做修改，无疑就难逃狗尾续貂、自作聪明的讥评了。
当然，说到底，小说是金庸的，改成什么样，那是他的权力；如何为人处世，“安渡晚年”，更轮不到我们来指手画脚。千古文人侠客梦，像我这要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之辈，能因他的小说而产生一些浪漫的向往，就已经很满足了。平心而论，中国的文人能在“名利“两字面前守住自己的人微乎其微。何况金庸本就是一个性格上十分矛盾的人，既有入世的追求，也有出世的念头。他的所作所为，只要于法无碍，我们读者又何必苛求。
我的微信公众账号：liyinchu123，欢迎搜索添加，点击分享。
该账号主要用来发一些关于书籍、电影、时事的文章。
《金庸传(修订版)》读后感(五)：走近查良镛
我们知道金庸先生的大名，大都是从他的那几部最有名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等武侠小说或是同名影视剧获悉的。他的名气只大，夸张一点讲，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都知道他的大名，都读过他的武侠小说。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3年出生于浙江海宁袁花镇。“金庸”是他的一个笔名，只是因为这个笔名太出名了，反而他的本名知道的人少了，这跟很多中国近现代的著名作家的情况类似，比如鲁迅、本名周树人，比如茅盾、本名沈雁冰，比如冰心、本名谢婉莹等等。那“金庸”这个笔名如何来的？1955年，查良镛在《大公报》与梁羽生（香港的另一位著名的武侠作家，著有《七剑下天山》等）、陈凡（百剑堂主）开设《三剑楼随笔》，成为专栏作家。并在同年首次用了“金庸”这个笔名，用这个笔名陆续撰写了他的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这个笔名是他把名字的“镛”字一分为二，成为“金庸”。这个笔名的知名度后面远远超出了他的本名。当然查良镛还有其他的一些笔名，如他高中时候的“查理”等。
查良镛先生高中时候他就显露出了他过人的文学才华，他写了一篇寓言故事《阿丽斯漫游记》，嘲讽当时的训导主任，这件事情闹的很大，导致他被开除出联合中学高中部，从中也可见他的反抗精神。
人生中最悲痛的事情之一大概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查良镛先生就曾历经过这样的伤心事。查先生只有一个儿子，当儿子去世的噩耗传来，真的难以想象当时查良镛内心的感受，查先生只有一个儿子，唯一的儿子先自己而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痛啊！
这本经过修订的《金庸传》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使整本书的内容更显丰满，让我们走近了查良镛先生，了解了金庸大侠平时不为常人所知的另一面。
《金庸传(修订版)》读后感(六)：文人论政，业界良心
这篇书评是看到某个时下极热的新闻后有感而发：某官刘氏，横行一世，名下三百房产，贪污不计其数。一朝沦为街下囚，一审居然免死——突然想到，如果是在金庸做总编辑时期的《明报》，遇到这种新闻会在社评中如何评论？是仍旧坚持他的一贯传统，还是随着大流不置一词？
被恶毒攻击的金庸将无奈都写进小说。《笑傲江湖》刻意模糊了时间和朝代，眼尖的人还是能看出小说在有意无意影射“Institutional Revolution”，对领导者当权者的个人崇拜在小说内外体现得淋漓尽致，虚幻的江湖与现实的江山融为一体。《鹿鼎记》里，康熙明知道毛东珠是害死自己亲生母亲的凶手却仍不愿亲手杀她，固然有养育之恩在，可更多还是因为毛东珠杀死了顺治最宠爱的董鄂妃生的儿子荣亲王，为康熙登上大位扫去了一个极大的绊脚石。联想大热美剧《纸牌屋》，伊甸园毒蛇政客和新闻bitch由合作到反目，一样是因利而合，利尽而散。权利之争，可怕至此。
所以回到开头，如果是金庸做总编辑的《明报》，遇到刘氏官员的这起案子会怎么报导呢？最聪明的做法自然是只描述事实，绝不多加评论，可这绝不是金庸的作风。大概他会这么写：“刘某某半生纵横，到头却仍不免牢狱加身——他图什么？”再在连载武侠小说的板块创作一个角色讽刺一下他。唯此才不枉金大侠傲骨一世。
唯大英雄能本色，此之为真谓也。
-------------------------------华丽丽的分割线-----------------------------------
：由于不知道什么样的词会触及豆娘敏感而傲娇的G点，于是所有有可能导致审查不通过的词我都用英文代替~不明白的童鞋请自行翻字典或者问度娘~谢谢大家~鞠躬~
《金庸传(修订版)》读后感(七)：报人金庸
金庸幼时读书多，积累下幼功无数。他饱受战争之苦，母亲和弟弟均死于战乱。父亲在解放后陨落于运动之中。他只身前往香江，其时身无分文，只余借到的20港币。得幸受到《大公报》公正独立文人议政的新闻报道理念启蒙，在其间浸濡各个岗位，为日后筚路蓝缕开创《明报》做好了准备。《明报》起于微末，靠金庸的武侠读者揽得大批固定读者。后与代表左派的《大公报》论战内地60年代初大饥荒，一举成名。70年代初，受文化大革命风暴影响，金庸被列入左派暗杀名单，逃往新加坡避难。后《明报》开辟了多个栏目，既有逢迎读者趣味的小报，又有严肃的自由论战阵地—期刊，《明报》终于成长为崴蕤大树，使用现代管理方式的《明报》集团成立。进入新世纪后，金庸立愿在学术上获得认可，许多讲座却上座率很低，因为他毕竟年迈，口齿不清，演讲之内容也不通俗，观众想听武侠，他却想讲大历史融合的原理，可谓鸡同鸭讲。
读其小说，初时反复为其笔下各色英雄豪气所震，殊不知，金庸写作时，多半有意加入许多政治讽刺，这也成就其精彩，为爱好政治的知识分子所爱。
金庸一世（仍在世），最鲜明的标签仍是文人，无论是与邓小平撒切尔夫人等一一会晤，还是进入香港富豪榜，凭借的都是他办《明报》写社评，和期间为增长报纸销量，提笔连载武侠小说，积下的名声和才情。
《金庸传(修订版)》读后感(八)：我所喜欢的金庸
这是读过的有关金庸的第三本传记，说是第三本，其实是之前读过的原作者的修订版，另外一本是冷夏的。第一本买于高中时代，对武侠大师金庸虽有兴趣，但他的传记却读来生硬，总是难以一气呵成地读下去，时隔多年之后，看到了冷夏的《金庸传》，这本传记的文字就易读地多，加之多年后的心绪已自不同，总算是一口气将之读了下去，冷夏的这本传记，还是很亲民，令我很喜欢的。如今，看到了傅国涌修订版的《金庸传》，便抑制不住那股欲望，便从头至尾认真初读了一遍。
读此书之前，给我很深印象的是封面上的宣传语，“他的人生比他的小说更精彩”，这也是此书的一个主旋律，精彩的人生，不管是否客观，但对于大多读者来说，金庸是个神话，他的人生自然也是一个传奇，一个精彩的故事。据作者在后记当中所说，本次修订补充了大量的资料，也没有刻意迎合金庸的喜好，客观度自然还是较高的。总的看下来，传记以时间为轴，叙述了金庸从出生至晚年的一系列事件，他的童年，他的学生时代，他初入社会参加工作，他开始创业并以写武侠小说为副业，他事业的兴起，他随后的一系列公众活动，直到他最后退隐后的生活状态，期间也以一些特别的章节总括他的婚姻与兴趣爱好等，视角不可谓不全位。
金庸以武侠小说被这个时代的世人所熟知，但创作武侠毕竟只是他人生很小的一个部分，就他自己也视之为副业，他的精力，可以说主要还是投在了办报纸上，他的《明报》从最初的艰辛到后来成为在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并拥有者庞大的“明报王国”，他是文人致富的一个典范。突然想到，当今80后的青年人中，同样有着“文人致富”的例子，例如韩寒与郭敬明，以写小说出道，渐渐地涉及其他领域，如今均做起导演。昔日的金庸，除了做报纸编辑，也做过编剧，做过导演。但金庸毕竟是大家，他的作品，虽然是通俗的武侠小说，却是第一流的小说，正是他武侠小说的出现，武侠才有了“雅俗共赏”的待遇；他的企业，自然更是风风火火，他多次与各方高层接触，均显示了他特殊的名望与地位。神话之名，并不为过。晚年的金庸，依然想弥补年轻时学位不高的遗憾，攻读剑桥的博士学位，很好地给世人上了“活到老，学到老”的一课。
读传记，一来得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所钦佩的人物，二来自然也需从中学习他们高贵稀缺的精神品质。金庸喜好自由，不喜欢被人管束，所以后来离开了束缚其自身潜力的单位，逆流直上，勇敢创业，当时办报艰难重重，他却依然不惧挑战，凭借其特有的才能与优势度过难关，使《明报》得以幸存并壮大起来，之后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办报方针与理念不动摇，即使受到一生当中最大的危机也不屈不挠，这份傲骨更令人深深叹服。他管理才能自成一格，善于发现人才，任人唯用，用人不疑，字条治报，对下属离去的态度等方面，都显示着他的成功不是毫无来由。当然人无完人，他在钱上的小气，以及他的婚姻方面的失败，包括后来对各界负面评论的在意，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光环之下的金庸。
如同先前阅读冷夏的《金庸传》一样，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我，在读到金庸参与改革香港基本法时，此一部分读的不明不白，包括其后有各界人士指出后来金庸的社评导向也变得有些迎合当局的政治主导，这些部分自己都不是太能明白，也许，自己也是个性使然吧，一直一来对政治都是知之甚少，也没有了解的冲动。“文人论证”，自己只是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欣赏其的成就，但从来没有想过朝着这方面努力，最多也是了解一下便浅尝辄止，更多的，欣赏金庸作品里语言的魅力，写法的多变，以及对现实人性的揭露。
最后一个章节里，后面的那两段话，读来不免伤感，读到这里，这本传记也就到了尾声，金庸一生的成就也基本告一段落，如今的他自然是安享晚年，可正如书中所说，“滚滚红尘，转眼成空，是耶非耶，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无论多么辉煌，多么耀眼，天亮了，星星终将隐去，千千万万平凡的心灵，又将开始一天新的生活，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终将落幕。”
同样，也很喜欢他打算留在他墓碑上的文字，
“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所喜欢。”
因为，我才是我喜欢的金庸。
《金庸传(修订版)》读后感(九)：武侠的另一面是社评
武侠的另一面是社评
评《金庸传》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喜欢看金庸小说的大有人在，对他的小说情节津津乐道，对其中的人物角色也能侃侃而谈，更有甚者的是对金庸的小说进行系列的研究解读，从中读出历史、政治的知识来。很多人猜想金庸先生一定是个武林高手或者有武侠梦的有志青年，见识过很多的江湖人物。事物的表象就是假象，深入本质的探求才能得到真知。金庸其实是一个爱读书的学生，一个具有事业心的办报人，一个并不成功的电影人，一个追求自由的社评人……事实上，如同《金庸传》所说：他的人生比小说更精彩。看完《金庸传》我同样也有这样的感受，更认为：他的人生比小说更全面，因为武侠小说只是金庸先生的一个业余爱好，一个为了事业救急的工具，在金庸先生的人生经历中，他曾奔波于战火之中，也曾为民主和自由大声呼吁，年轻的他还梦想着做外交官周游列国，他的人生成就除了武侠小说，还有他的《明报》。
有人发现，《三国演义》的广为人知，让很多《三国志》里的历史事实被人认为是错的。这同样适用于金庸的武侠小说，他对于人物的描写和历史的叙述，让我们信以为真（虽然金庸的武侠小说基本上尊重历史，但在一些时空的安排上明显与正史不符）。读完《金庸传》，我们才知道，写武侠小说开始只是为了帮报业朋友解燃眉之急，到后来为了《明报》招揽读者，没曾想到却成为他引人注目的主要原因。金庸先生用他的心路编排小说情节，我们在他的武侠小说里，能找到他很多生活的记忆场景。《书剑恩仇录》里面饱含金庸的家乡情结，书中的人物原型很多取自他身边的亲人；《碧血剑》虽然历史感强、政治性浓，表达的却是金庸先生内心对于乱世躲避的一种情结……甚至是后来的《笑傲江湖》，也是金庸先生对于中国政治现象进行描写、评价的一种手段。
金庸一支笔，同时写武侠小说和社评；武侠的另一面，是他的社评，往大了说就是他办的报纸《明报》。在梦碎于周游列国的外交官后，他投身于《大公报》开始他的社评写作之路，因时局变动和机缘巧合，金庸先生开始了他的办报事业，其创业的艰辛、对自由的追求可以完全体现其中。自由的宝贵，只有拥有之后又失去的人才有更真切的体验，金庸先生在自由的天堂香港获得了他事业的成功，也得到了世人的尊敬。正是因为这一份自由，他才可以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正是因为他的执着，他对于时局的判断和预测才屡屡获得印证；也正是他胸有的一份浓浓的历史情怀，才让这本《金庸传》显得更加贴近读者，让人忘记了他还是带着写武侠小说光环的金庸。
2013-5-31
《金庸传(修订版)》读后感(十)：金庸传
《金庸传》（修订版），傅国涌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不做官而能名利双收者，无人出金庸之右了。办报、社评、小说，任何文人能为其中一者便已可心满意足，但他偏偏三者俱全。晚年更能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工作，部分实现政治理想。想想都令人钦羡。
其实不求十全，若能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数十年如一日，便是逍遥自在的神仙日子了。便如金庸自己说：万事不如书在手，一生常见月当头。做书生还能期望什么呢？
他写社评、小说，都是从人性出发，大获成功，但他自己毕竟也摆脱不了人性的弱点。晚年功成名就，虽然卖掉明报，但仍不知激流勇退，仍过于醉心名利，无论是剑桥读博，还是频繁参与商业活动，都使光环大大褪色，也让人看到他商业成功的缘由。
他未授权任何人写过评传，但各种评传仍层出不穷。此书自也如此，缺乏作者一手资料与自述，便流于表面与形式。不过，对金庸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其实倒也不必追求过于深刻的评传了，看看他的小说与社评，便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