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红利》读后感10篇
《渐行渐远的红利》是一本由彭文生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8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渐行渐远的红利》读后感(一)：《渐行渐远的红利》读书笔记
作者曾经任各种大投行包括中信、中金和光大的首席经济学家，这本书也基本是作者此前报告观点集结的文册。看研报如果是为了投资，其实看首席经济学家的文章，多半意义不大。因为他们所写的文章过于宏观和中庸，缺乏鲜明的观点和对某个领域针对性的投资建议，而且甚至有一些定位不明确的首席们，经常站在政策建议的角度对着政府喊话，而忘了自己身在江湖的真正职责。
但（当然得有但是，不然就没法写笔记了）如果是出于学习逻辑和分析思路的角度，看看首席的文章还是有意义的，当然不能直接作为投资参考，除非你是10年20年的投资。
本书两个值得学习的地方，一是开篇对于经济学和货币政策发展历程的简单总结，二是其中关于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的解析，是对经济学常识比较好的思维锻炼。
笔记：
1、简单的经济学和货币政策总结：
古典经济学包括两部分：一般均衡论和货币数量论。
凯恩斯主义核心是总供给理论：总供给是为满足总需求所需要雇佣的工人数，总需求是住户和企业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总支出，总需求决定总供给。凯恩斯对大萧条的解释是总需求不足，在货币的交易功能外更强调货币的储值功能。
新古典与新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发扬了约翰露丝提出的理性预期假设。在理性预期学派的基础上，出现了革新版的一般均衡论，即实际商业周期理论，用生产率变动解释就业、投资、消费和GDP的波动。
新凯恩斯学派，借用了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加进了理性预期假设，但强调市场体系中有一些摩擦，导致经济有暂时的不平衡，其中一个重要的假设是价格不能及时变动，货币变动先影响实体经济，后影响物价。
一定意义上，新凯恩斯经济学是古典的货币数量论的一个更切合实际也更有现代微观基础的革新版本，被冠上凯恩斯的名字有点名不副实，其实它更多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精神。
操作标的上，受弗里德曼货币学派影响，70-80年代央行主要以货币总量为中间目标，背后的假设是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之间有稳定的关系，而广义货币和名义GDP增长/通胀之间也有稳定的关系。央行通过改变基础货币的量达到控制通胀的目标。
到了90年代，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使得货币的定义和量度变得复杂，央行转而以短期利率作为操作标的。依赖的机制是短期利率和通胀之间有一个稳定的关系，比如在美国有著名的泰勒规则。
70年代后期，里根的供给学派政策，通过结构改革改善经济的供给潜力，其中重要的方面是减税。在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也是典型政策。金融方面，克林顿99年废除了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消除了多种金融机构之间的混业经营限制。其效果就是20多年的低通胀和高增长，西方成为“大缓和”时期。
2、本书中有一些比较好的文章是对于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的分析，如房地产交易是否会超发货币？再比如发展直接融资是否会降低通胀？以这个例子为例：
如果之前居民100块的存款对应了100块的贷款，现在公司将50元贷款置换成50元债券。相当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缩减一半，直接融资代替部分间接融资需求。这是否对通胀有影响呢？作者认为要看居民持有债券的目的：
1）如果本来居民就想买债，只不过之前资本市场不够发达，那么将贷款转为债券，融资总量不变，经济增长不变，同时物价不变；
2）如果居民不想买债，企业为了发债，就得提高债券利率，导致利率水平上升，融资成本上升，融资总量下降，经济放缓，总需求压力下降，从而物价下降。
如果能有更多的报告和书籍多做这种讨论，可能对经济学中大量似是而非的逻辑进行梳理，使得经济学更贴近真实世界。
3、其他：
判断经济增长的走势，一般短期看需求（消费、投资、出口），长期看供给（劳动力，资本存量，生产效率），但两者经常交织在一起，政府的短期需求管理可能影响经济长期潜在的增长能力。
总需求定义成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对产品和劳务的购买总量。总需求分成三部分：消费、投资和出口，投资进一步可以分成固定资产投资和厂商持有的存货变动。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加上出口往往被称为最终需求，存货变动是中间需求。
总供给是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由社会生产活动所提供的最终产品和劳务总量。它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内生产活动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即GDP；二是由国外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即商品和劳务进口。
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因此可得出GDP等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
供给端看，GDP=f(L,k)，L是劳动力，K是资本存量，f是全要素生产率，短时间来看经济的供给能力，即潜在增长率的变化是渐进平滑的。
生产者/消费者比例是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镇化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可以用来分析基础设置建设实际增长率，该指标与政治周期相关。
国际经验显示，居民消费率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往往呈现U字型走势。农业阶段占比高，工业阶段占比低，达到高收入阶段后，消费从生活必须品向享乐型延伸，投资率下降，导致消费率重新上升。
美联储主要关注核心通胀率，新兴世界国家央行包括中国央行主要调控整个CPI衡量的通胀率。
《渐行渐远的红利》读后感(二)：寻找中国新平衡
内容简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或并行释放过人口红利、制度变革红利、全球化红利，近几年各项福利都面临着见顶回落的趋势，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提出巨大的挑战。作者编写《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一书则力图建构适应“后红利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相应地、分主题地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领域若干重要议题；最终，引领读者去探索中国经济新平衡的路径。
推荐理由和书评：这本书笔者读了许多遍。虽然这是彭文生任中金首席经济学家时的中金宏观组报告合集，但让人觉得有好感的地方是作者是花了心思将文章串起来的，整本书框架清晰、逻辑严密、范围广泛，还十分接地气。本书试图构建“后红利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下，相应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的议题。可以说，作者彭文生博士给我们带来了一幅系统而客观的中国经济全景图，非常具有启发性，良心推荐。
来自中信建投固收程肯
《渐行渐远的红利》读后感(三)：扔掉干巴巴的经济学教材，读读这些书吧
先看的《金融周期》，后看的《红利》。讽刺的是2015年开始的一波定向大水，再次激起民众的炒房热情，直至2018年5月末的杭州，万人摇号的盛况。
综合两本书来看，几点总结：
1）供给变化长周期+需求变化短周期的框架看经济波动（基本是宏观经济学总结，可以用来看中国，同样可以看其他经济体）：
供给长周期 = f (L（人口结构红利不再，抚养比见顶20年后的房产泡沫破灭将近）、K、A（改革红利三波历史释放，期待新的改革）)
需求短周期 = f (C（长期压抑）、I（救市大招）、G（五年任期第一二年突击花钱）、Ex（外部冲击开始，Trump引领贸易再调整，藏汇于民也是必然趋势）)
2）红利在本文主要指中国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没法多讲），但很少有经济体像中国一样出现人口红利期和城乡转移期的重叠，导致农村和中小城镇养老问题严重
3）房产泡沫：当时成书之时，一、二线城市首付接近2倍于居民户均储蓄，三线城市1.5倍；从2018年来看，人口流入2线城市，杠杆也加到2线城市，全民加杠杆基本到头。“出生率高的一代人到成家时，对住房的消费需求强。同时生产者超过消费者，储蓄投资的需求也大，而青壮年人占多数的人口结构使得整个社会的风险偏好较高，刺激了对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与此同时，过剩型经济使得货币政策易松难紧，为房地产泡沫的出现提供了货币条件。在这个时期，如果政策当局对房地产的金融风险控制不力，信贷与房地产市场相互促进，呈现很强的顺周期特征，就容易滋生房地产泡沫。”
未来房价调整的方式有两种：渐进式调整（房价增长落后于收入增长）、激进式调整（房价大幅急跌）。实际上大都是激进式调整（Greespan’s put）。不管怎样，房价下跌的影响只要不造成金融危机就好，未来通胀将是由货币放水带来的整体温和通胀。
4）在货币信用周期下半场：人口结构导致储蓄率下降；外汇占款贡献降低接近0+银行体系去杠杆，导致信用增速放缓。未来在房产的博弈结束后，将会迎来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的进一步厮杀，所谓的消费其实还是这些军备竞赛。具体什么时候？不知道，只知道是渐行渐近。
《渐行渐远的红利》读后感(四)：评论渐行渐远的红利
长期看供给：决定因素有3个--劳动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些因素的短期变动都不大，因此一般认为经济供给增长率变化是平滑且呈现趋势性特征。
短期看需求：需求的三驾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出口。
主流分析框架的三个问题受到关注：
1. 资产价格的变动及其影响把握不够，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会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产生影响，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变化。
2. 货币信用周期及其影响把握不够，信用过度扩张和紧缩都会冲击金融稳定。
3. 新的制度和政策的传导关系没有研究，如利率变成0后，政府扩张的工具只能通过购买长期国债或其他风险资产，新的工具传导和效果都没有研究。
第二章：人口结构的宏观经济含义
从经济的影响来看，过去20年人口结构变化有二条主线：人口红利和城乡转移。很少有国家同时出现红利和城乡转移，大部分国家是先完成城镇化（70%）再出现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红利在2015年达到顶峰（生产者/消费者比例见顶），城镇化还将继续（目前只有50%多）。
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主流分析框架是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会在长时间的跨度内计划自己的消费开支，以便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对应到需求的三驾马车中：人口红利阶段，消费较弱、投资较强、出口较强；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后，劳动力供给紧张、储蓄率下降，这个阶段消费转强、投资转弱，经济增速下降。
人口结构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人口红利阶段，投资风险偏好上升，尤其是35-54岁年龄人群的投资偏好较高， 因此这阶段会推升股票估值（p48:美国35-54岁年龄人群占比和PE趋势基本一致）。人口红利过后，会增加债券类投资需求。
其他国家的人口红利：生产者/消费者比例和CPI趋势变化基本一致。生产者/消费者比例超过100%后的20年，日本和美国房地产均经历泡沫和破灭，德国例外。人口红利结束是对资产泡沫及信用周期的冲击，表现形式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第三章：增长的长周期和短周期
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GDP增长中，6%来自劳动力、43%来自资本、51%来自全要素生产率。3个改革时期对应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3个时期是19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1990年代初的南巡讲话、2000年代初加入WTO，因此改革红利是基本驱动力，另外，人口结构是另一个基本因素，高储蓄率支持了高投资。由于WTO红利已经释放、劳动力转移空间减少、房地产价格挤压实体经济，中国经济长周期放缓已经开始。
改革决定未来增长趋势，中国经济可挖掘的潜力在：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仅为美日的15%左右，中国研发投入只占GDP的1.5%(德美日均在3% 左右)，15岁以上受教育平均年限为8.2年(美日韩12年左右)，政府和公共服务低效率(得分0.12，低于发达国家1.5)。
短周期主要由出口和投资主导，每个5年计划的第一年或中期都出现投资大规模加速的现象，货币政策领先于经济增长和通胀，通常信贷增速领先经济增长1-2季度、经济增长领先通胀1-2季度。
第四章：结构失衡与再平衡
结构失衡表象-消费弱，居民消费率只有34%，低于发达国家15%以上。
结构失衡症结-收入差距扩大，居民消费率下降，1/3原因是由于可支配收入占比GDP下降6%，2/3的原因是储蓄率上升12%。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主要来自人口红利因素、企业重投资轻分红、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太少(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占比和居民储蓄率呈反比,p98)。
为了平衡收入和财产的关系，政府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但是中国税收体系以流转税为主(2011年占比58%，所得税为25%)。
开始于90年代后期的养老保险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都推高了中国的储蓄率。
未来10年，人口结构拐点(老年人增多)和制度变革(社保制度、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城镇化)是将促进中国经济从中国制造、中国投资向中国消费转型。
第五章：货币信用周期
货币除了交易功能，还有储值功能，M2中相当部分是定期存款，数据显示M1和名义GDP、股市的相关度较高。但是并不能说M1和股市存在因果关系，更大可能是：股市上升伴随交易量提高，从而带来活期存款作为支付手段的使用增加，导致M1增加。
但是，在现代金融体系里，支付手段的量的变化反映了交易活动的强弱，我们观察到的M1的量，更多是由需求决定的、内生的，而不是由供给决定的。M1的扩张并不一定代表货币政策放松。没有需求的增加，供应导致的M1扩张只是暂时的，不会持续。
发达国家过去50年的货币信用周期规律：
1）货币信用周期最核心的2个指标是银行信用和房地产价格，前者代表融资条件，后者代表风险偏好。
2）货币信用周期发生频率比一般商业周期小，持续时间较长。
3）货币信用周期的顶点往往和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
4）货币信用周期在不同国家呈现的特征(如时间长短、压力大小)和当地的货币政策框架以及实体经济结构变化有关。
过去30年，中国货币增速经历3个阶段：
1）1986－－1995年，M2年均增长28%，高出同期GDP 18%。
2）1995－－2003年，M2年均增长15.4%，高出同期GDP 7%。
3）2003－－2010年，M2年均增长18.8%。
货币长期保持超过GDP的增速而未发生恶性通胀的原因：
1）储蓄率上升增加了货币储值功能的需求。
2）资本帐户管制导致货币无法流出进行海外投资。
3）房地产和信用扩张成加速器。
第六章：通胀谜思
中国过去10年经历的3轮通胀上升期都与食品价格(权重30%)联系在一起，从通胀短周期角度看，通胀波动与总需求压力是一致的，产出缺口领先通胀波动。
M2增速和通胀也有相关性，领先CPI大约12个月。 未来经济可能先通胀，后通缩。
从人口结构理论看，生产者多于消费者的经济体通胀均较低。人口结构变化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经验显示，生产者/消费者比例见顶后只要比例大于 1，通胀中枢水平没有明显上升。由于中国正面临这样的“刘易斯拐点”，因此不应高估拐点的影响力，人口结构等经济供给面的变化将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长的趋势 性下降，而不是通胀的趋势性上升。
通胀的容忍度：用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CPI通胀所减少的经济增速来衡量控制通胀的成本，称为“牺牲率”，一般来讲，一个供给过剩的经济体，牺牲率较低。过去10年中国控制3轮通胀的成本相对温和，3轮通胀的牺牲率分别为1.1(2004-2006)、1.1(2008-2009)、 0.4(2010-2011)。
总之，通胀主要反映总需求的周期波动，而总需求压力的背后往往是货币信贷扩张的波动。由于中国未来生产者长期多于消费者，未来通胀中枢水平不会上升。
第七章：房地产泡沫
从住房作为消费品和投资品2个角度分析3个指标：房价收入比、房价租金比、住房空置率分析结论都是中国房地产价格严重偏离基本面。
1）高房价收入比：2011年，一线城市16倍，二线城市10倍，三线城市8倍。显著高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2）高房价租金比：2011年，主要房价租金比达到30-50倍，年投资收益2%－3%，但房屋持有成本至少9%(资金成本5%、折旧3%、流动性溢价1%)，因此，每年房屋涨幅超过6%－7%能持平。过去几年远远超过这个涨幅，未来能持续吗？
3）高空置率：研究估算中国城镇住房空置率为13%，高于东京的10%，远高于美国的2.6%。
第八章：人民币再平衡之路
名义有效汇率是衡量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一般对主要贸易伙伴按照双边贸易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作为加权系数计算的平均汇率。
一般来讲，看资本流动、金融市场的变化，美元双边汇率更重要。看贸易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变化，名义有效汇率更重要。
短期内，外汇供给与需求(其中贸易差额是重要因素)决定汇率水平；中期看，汇率水平反过来影响贸易差额；长期看，汇率和贸易差额共同由经济的基本面因素决定。
长期较高的贸易顺差往往和弱势汇率联系在一起，贸易赤字往往和较强的汇率联系在一起。
中国过去10年的持续贸易顺差并非汇率低估导致，只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内在要求的体现，是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所释放的巨大劳动力的要求。
中国对外投资主要是政府行为，配置集中在货币和国债，因此多年投资收益帐户呈现连续逆差。私人部门对外负债大于对外资产，因此国际市场动荡、 风险偏好降低时，往往导致资本流出，人民币有贬值压力。日本相反，私人部门对外投资大于对外负债，国际市场动荡反而引起更多海外资本回流国内避险，日元趋向升值。
三元悖论：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必须放弃一项。独立的货币政策一般不会放弃，真正的选择在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之间。
由于汇率下跌预期具有自证性的反向泡沫效应，汇率政策需要防止人民币大幅单边变动，尤其是贬值。
第九章：城镇化新机遇与新挑战
第十章：“新中间路线”－转型的政策路径
对经济改革提出的一些建设性建议，包括：
1）公平与效率：打破行业垄断、调整政府收支结构、土地房地产带来的禀赋差异。
2）政府与市场：政府角色和职能转换、要素价格改革、环境保护、利得税和保有税调控房地产。
3）上一代与下一代：平衡代际收入转移、放松计划生育。
4）金融与实体：利率市场化、防控金融风险。
5）需求与供给：短期需求刺激和长期供给之间的平衡。
《渐行渐远的红利》读后感(五)：需求与供给的动态平衡与阻碍
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供给由劳动力+资本存量+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配置优化)决定，需求包括再投资，消费，出口。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依靠出口和投资,内需不断拉动总需求的提高。如果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总供给的变化是受限的，但是国内在人口红利,人口迁移,外资流入的情况下供给能力不断提高。
失衡：人口红利和迁移（生产者大于消费者）导致个人部门处在弱势方企业和政府拿了大头，扭曲的医改房改导致生产者提高储蓄，国内居民理财方式的短缺导致居民财产获利方式有限。储蓄的提高同时促进货币被分配到企业或政府（低利率贷款等）扩大生产或买入资产。供给的过剩需求的疲弱减缓了CPI的快速增高所以在M2大幅扩张的情况下国内CPI上涨有限。同时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人民币汇率没有上升也是对外需求少进行资产累计而不对外投资的结果。
结构性变化：老龄化在不断提高但是生产者大于消费者和过剩型经济仍将维持一段时间。老龄化也将带来投资风险偏好的变化，城市成本的增加将多大程度上限制城市化的进程
货币的数量论（总数）与流动性理论：流动性理论认为 price*number=money*流通次数，在各国实际货币量实际包含大部分信贷的情况下，实际是通过利率来控制流动性防止经济过热或者需求不足。人们对流动性资产的需求提高(储蓄)压低了货币投放总量带来的影响。
每年年底进行一次分析：1，每年A股上市企业的利润率，发现产业结构变动，比较文娱产业的增长率的发展情况，全局观测资金的流动（总储蓄贷款等） 2，分析不同区域入学儿童以及新生儿童的变化，大学生毕业人数的变化，人口流动的变化
《渐行渐远的红利》读后感(六)：宏观经济的研究视角-《渐行渐远的红利》读书笔记
第一章：宏观分析的新思路
首先介绍了经济分析的需求供给理论，增长加快伴随通胀上升意味着需求大于供给，增长加快伴随通胀下降或通缩意味着供给大于需求。
供给端分析：决定因素有3个--劳动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些因素的短期变动都不大，因此一般认为经济供给增长率变化是平滑且呈现趋势性特征。
需求端分析：需求的三驾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出口。
1. 人们的可选消费行为(基本消费以外的消费)受当期收入、资产价格(财富效应)、对未来的信心影响。
2. 企业投资行为受融资条件(利率变化等)、对未来需求的预期或信心影响。
3. 出口受外部需求和市场环境(汇率变化等)影响
其次介绍了两大主流经济学派的盛衰历史。
古典经济学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在1930年代大萧条之前一直占主导地位。
主要包括一般均衡论和货币数量论：一般均衡论解释商品相对价格和由此引导的资源配置；货币数量论将解释货币价格和一般价格水平。
Irving Fisher方程式做了基本描述：M(货币增量)*V(流通速度)=Q(商品总量)*P(商品价格)
1930年代美国失业率从5%快速飙升到20%，凯恩斯主义学派开始兴起。
凯恩斯思想核心是总供给理论：总供给是满足总需求所需要雇佣的工人数，总需求是住户和企业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总支出，总需求决定总供给(就业人数)。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其他制度相比是有效的，只有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才应该伸出援手。
1940年代美国政府开支大幅增加，带动经济强劲复苏是凯恩斯政策和理论成功的体现。到1950-1960年代达到鼎盛。
经济学家Phillips发现失业率和工资增长的负相关性。但是到1960年代后期，这种关系变得不稳定，Friedman提出自然失业率的概念。
19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滞涨问题，1975年美国失业率9%，通胀率13%，加速了凯恩斯的破产，由此诞生了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市场配置有效性原则基础上更多从宏观角度分析经济波动，强调预期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代表人物是Lucas。
新古典经济学提出革新的一般均衡论-实际商业周期理论，用生产率变动来解释就业、投资、消费和GDP波动。这种完全否认政府逆周期操作功能的观点不被所有人接受，出现了新凯恩斯学派。
新凯恩斯学派也加入理性预期假设，强调市场存在摩擦，导致经济的不平衡。新凯恩斯经济学对中央银行影响很大，为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提供了理论基础。新凯恩斯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不同点在于强调货币政策的短期性，长期刺激必将导致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应该控制通货膨胀为主，因此更接近古典货币论观点。
1970年代后期以来的经济政策主流是经济自由化，标志性时间包括美国里根总统的供给学派政策、英国撒切尔夫人保守党的私有化政策等。金融领域，克林顿政府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Glass-Steagall法案》的部分条款，允许银行、证券、保险混业竞争，导致金融业大幅扩张衍生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1. 资产价格的变动及其影响把握不够，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会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产生影响，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变化。
2. 货币信用周期及其影响把握不够，信用过度扩张和紧缩都会冲击金融稳定。
3. 新的制度和政策的传导关系没有研究，如利率变成0后，政府扩张的工具只能通过购买长期国债或其他风险资产，新的工具传导和效果都没有研究。
附注1：BBC在1992年推出的6集纪录片《潘多拉的盒子》介绍共党和保守党如何利用经济学理论引导战后英国经济。撒切尔夫人在位期间(1981-1987)，失业率从1979年的5.5%飙升，长期超过10%，最高12%，基尼系数从0.253上升到0.339，平均房价从2万英镑涨到5.5万英镑。
附注2：《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更详细描述了两大主流经济学派纷争。
第二章：人口结构的宏观经济含义
从经济的影响来看，过去20年人口结构变化有2条主线：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加）和城乡转移（农民工数量从1995的3000万增加到2012年的2.6亿）。很少有国家同时出现红利和城乡转移，大部分国家是先完成城镇化（70%）再出现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红利在2015年达到顶峰（生产者/消费者比例见顶），城镇化还将继续（目前只有50%多）。
人多还是人少，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古典经济学的Malthus在1798年发表《人口原理》，提出人口增长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自然资源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理论。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主要也是强调人作为消费者带来的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计划生育对中国的影响是，在197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6下降达到3，2010年降为1.6，远低于国际平均的2.1。生育率上升0.1%对未来10年中国的新出生人口影响是700万。出生率的增加意味着社会抚养率上升比现在预期更快（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加快人口红利消退的速度），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人口均衡发展。
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主流分析框架是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会在长时间的跨度内计划自己的消费开支，以便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对应到需求的三驾马车中：人口红利阶段，消费较弱、投资较强、出口较强；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后，劳动力供给紧张、劳动生产率降低（大龄劳动力比例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这个阶段消费转强、投资转弱，经济增速下降。
人口结构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分析了2种养老方式（对年轻人征税、老年人累积财富消费）的异同，作者推荐老年人累积财富消费模式，认为这样造成的社会分化和矛盾更小，未来的老年人消费转化为未来投资增加了供给的潜力。人口红利阶段，投资风险偏好上升，尤其是35-54岁年龄人群的投资偏好较高，因此这阶段会推升股票估值（p48:美国35-54岁年龄人群占比和PE趋势基本一致）。人口红利过后，会增加债券类投资需求。
其他国家的人口红利：生产者/消费者比例和CPI趋势变化基本一致。生产者/消费者比例超过100%后的20年，日本和美国房地产均经历泡沫和破灭，德国例外。
人口红利结束不仅仅是劳动力趋紧对增长潜力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资产泡沫及轩信用周期的冲击，表现形式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第三章：增长的长周期和短周期
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GDP增长中，6%来自劳动力、43%来自资本、51%来自全要素生产率。3个改革时期对应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3个时期是19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1990年代初的南巡讲话、2000年代初加入WTO，因此改革红利是基本驱动力，另外，人口结构是另一个基本因素，高储蓄率支持了高投资。由于WTO红利已经释放、劳动力转移空间减少、房地产价格挤压实体经济，中国经济长周期放缓已经开始。
改革决定未来增长趋势，中国经济可挖掘的潜力在：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仅为美日的15%左右，中国研发投入只占GDP的1.5%(德美日均在3%左右)，15岁以上受教育平均年限为8.2年(美日韩12年左右)，政府和公共服务低效率(得分0.12，低于发达国家1.5)。
短周期主要由出口和投资主导，每个5年计划的第一年或中期都出现投资大规模加速的现象，货币政策领先于经济增长和通胀，通常信贷增速领先经济增长1-2季度、经济增长领先通胀1-2季度。
第四章：结构失衡与再平衡
结构失衡表象-消费弱，居民消费率只有34%，低于发达国家15%以上。
结构失衡症结-收入差距扩大，居民消费率下降1/3原因是由于可支配收入占比GDP下降6%，2/3的原因是储蓄率上升12%。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主要来自人口红利因素、企业重投资轻分红、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太少(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占比和居民储蓄率呈反比,p98)。
根据Friedman的永久收入假说，决定消费多少主要取决于人们的财富(永久性收入)，而不是当期的可支配收入。
为了平衡收入和财产的关系，政府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但是中国税收体系以流转税为主(2011年占比58%，所得税为25%)。
开始于90年代后期的养老保险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都推高了中国的储蓄率。
未来10年，人口结构拐点(老年人增多)和制度变革(社保制度、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城镇化)是将促进中国经济从中国制造、中国投资向中国消费转型。
第五章：货币信用周期
中国的M2/GDP达到历史高点，是否房地产吸收了超发货币而未导致恶性通胀？首先，这个观点基于货币数量论的逻辑：MV=PQ。作者认为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房地产崩溃后，资金流出将导致通胀问题，但是泡沫破灭后，投资和消费的需求疲软，总需求压力反而是下降的，这和通胀矛盾。
附注：这只能说明超发的货币并不一定导致通胀，但未说明超发的货币是否被房地产吸收。
问题出在货币除了交易功能，还有储值功能，M2中相当部分是定期存款，使用M1来衡量更为合适，数据显示M1和名义GDP、股市的相关度较高。但是并不能说M1和股市存在因果关系，更大可能是：股市上升伴随交易量提高，从而带来活期存款作为支付手段的使用增加，导致M1增加。
附注：这个观点和其他分析师的观点向左，如：大道至简，M1定买卖(招商证券罗毅)、钱多了，钱少了(安信证券高善文)
货币的储值功能：按照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影响人们资产配置中流动性需求的最大不确定性是未来利率的波动。不确定性越大，流动性需求就越大。流动性偏好理论强调的货币的储值功能，利率、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中起重要作用。这个理论比朴素的货币数量论更贴近现代经济和金融。
Friedman融合了2大理论，他的货币主义认为货币供给超过货币需求将导致通胀(类似货币数量论)，货币需求取决于3大因素(类似流动性偏好理论)：总体财富(永久收入)、决定资产配置的债券利率和预期的股市回报率(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预期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通胀率(持有商品的回报)。
货币从哪里来：货币来自信贷扩张，俗称贷款创造存款。货币供应取决于基础货币和信用扩张速度。
国际清算银行工作论文总结发达国家过去50年的货币信用周期规律：
1）货币信用周期最核心的2个指标是银行信用和房地产价格，前者代表融资条件，后者代表风险偏好。
2）货币信用周期发生频率比一般商业周期小，持续时间较长。
3）货币信用周期的顶点往往和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
4）货币信用周期在不同国家呈现的特征(如时间长短、压力大小)和当地的货币政策框架以及实体经济结构变化有关。
过去30年，中国货币增速经历3个阶段：
1）1986－－1995年，M2年均增长28%，高出同期GDP 18%。
2）1995－－2003年，M2年均增长15.4%，高出同期GDP 7%。
3）2003－－2010年，M2年均增长18.8%。
货币长期保持超过GDP的增速而未发生恶性通胀的原因：
1）储蓄率上升增加了货币储值功能的需求。
2）资本帐户管制导致货币无法流出进行海外投资。
3）房地产和信用扩张成加速器。
附注：这和之前"是否房地产吸收了超发货币而未导致恶性通胀？"的论述是否矛盾？
第六章：通胀谜思
中国过去10年经历的3轮通胀上升期都与食品价格(权重30%)联系在一起，从通胀短周期角度看，通胀波动与总需求压力是一致的，产出缺口领先通胀波动。
M2增速和通胀也有相关性，领先CPI大约12个月。 未来经济可能先通胀，后通缩。
从人口结构理论看，生产者多于消费者的经济体通胀均较低。人口结构变化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经验显示，生产者/消费者比例见顶后只要比例大于1，通胀中枢水平没有明显上升。由于中国正面临这样的“刘易斯拐点”，因此不应高估拐点的影响力，人口结构等经济供给面的变化将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长的趋势性下降，而不是通胀的趋势性上升。
通胀的容忍度：用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CPI通胀所减少的经济增速来衡量控制通胀的成本，称为“牺牲率”，一般来讲，一个供给过剩的经济体，牺牲率较低。过去10年中国控制3轮通胀的成本相对温和，3轮通胀的牺牲率分别为1.1(2004-2006)、1.1(2008-2009)、0.4(2010-2011)。
总之，通胀主要反映总需求的周期波动，而总需求压力的背后往往是货币信贷扩张的波动。由于中国未来生产者长期多于消费者，未来通胀中枢水平不会上升。
第七章：房地产泡沫
从住房作为消费品和投资品2个角度分析3个指标：房价收入比、房价租金比、住房空置率分析结论都是中国房地产价格严重偏离基本面。
1）高房价收入比：2011年，一线城市16倍，二线城市10倍，三线城市8倍。显著高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按照中金地产小组的估算，全国平均房产首付款已经上升到居民户均储蓄的1.5倍，一二线城市接近2倍。支撑一二线城市房价或许有灰色收入、外地财富流入的因素，三线高房价的维持只能有2种可能：1是未来收入显著快于房价增长，2是放大居民购房的杠杆率。
2）高房价租金比：2011年，主要房价租金比达到30-50倍，年投资收益2%－3%，但房屋持有成本至少9%(资金成本5%、折旧3%、流动性溢价1%)，因此，每年房屋涨幅超过6%－7%能持平。过去几年远远超过这个涨幅，未来能持续吗？
3）高空置率：研究估算中国城镇住房空置率为13%，高于东京的10%，远高于美国的2.6%。
房地产泡沫的宏观驱动因素：
首先，最主要是过去10几年，中国人口红利和城镇化效应互相叠加，三个方面推高房价：1是60-70年代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群进入成家、生育阶段，城镇化加快了住房消费需求。2是高储蓄率和资本管制结合，居民投资需求推高了房产价格和支持了股市大幅扩容。3是高储蓄率支持了较高的投资和较快的产能扩张，货币政策主要关注通胀，而对资产价格过于宽松。
其次，土地财政的体制因素，房价上涨总是伴随低价上涨的。
最后，投资者心理预期和羊群效应也助推了房价上涨。
高地价/房价的危害：
1）房地产相对其他商品和资产的价格扭曲，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
2）房价扩大社会财富分化，城乡之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3）高房价还影响代际财富差距，资源集中于老一代手里会妨碍社会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房价下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对投资：房价下跌抑制房地产投资，短期对固定资产投资有负面影响，长期可以通过政府基建投资进行对冲。
2）对消费：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商品房销售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有些消费需求与房价变动是负相关、相互替代的。
如果房价下跌，2.1)从财富角度看，已购房产的人群财富缩水，但是对于农村和只有一套住房的人群来说，财富损失不够明显，两套住房以上的人群只占19%，由于这部分家庭一般收入高，其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家庭。
2.2)从收入效应看，房价下跌导致未购房人群的储蓄更低，用于消费更多。
由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房价下跌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均有限，最可能冲击的是由此带来的金融危机。
房价下跌会导致金融危机吗？
首先，银行对房地产行业风险敞口有限，2012年3季度，房地产贷款和按揭贷款分别占银行贷款的6.2%和12.9，远低于美国的55%。
其次，银行系统面临的风险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相关，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较低。
再次，中国银行的最大股东是政府，有政府信用担保。
但是并非中国不可能发生金融危机，信贷总额对GDP的比例处于高位，显示总体经济的杠杆率较高，是未来系统性风险的来源。
第八章：人民币再平衡之路
名义有效汇率是衡量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一般对主要贸易伙伴按照双边贸易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作为加权系数计算的平均汇率。
一般来讲，看资本流动、金融市场的变化，美元双边汇率更重要。看贸易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变化，名义有效汇率更重要。
短期内，外汇供给与需求(其中贸易差额是重要因素)决定汇率水平；中期看，汇率水平反过来影响贸易差额；长期看，汇率和贸易差额共同由经济的基本面因素决定。
长期较高的贸易顺差往往和弱势汇率联系在一起，贸易赤字往往和较强的汇率联系在一起。
中国过去10年的持续贸易顺差并非汇率低估导致，只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内在要求的体现，是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所释放的巨大劳动力的要求。
中国对外投资主要是政府行为，配置集中在货币和国债，因此多年投资收益帐户呈现连续逆差。私人部门对外负债大于对外资产，因此国际市场动荡、风险偏好降低时，往往导致资本流出，人民币有贬值压力。日本相反，私人部门对外投资大于对外负债，国际市场动荡反而引起更多海外资本回流国内避险，日元趋向升值。
三元悖论：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必须放弃一项。独立的货币政策一般不会放弃，真正的选择在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之间。
由于汇率下跌预期具有自证性的反向泡沫效应，汇率政策需要防止人民币大幅单边变动，尤其是贬值。
第九章：城镇化新机遇与新挑战
1960-2003年，全球109个国家中，仅有25个国家(主要在非洲)城镇化进程和经济(收入)增长负相关，大部分国家城镇化进程伴随经济增长。
中国过去城镇化进程反应出的问题：
1）城镇内部二元结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0%，户籍人口镇化率只有35%）加大了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降低了平均消费率，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率。
2）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
判断未来城镇化进程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分析两个因素：
1）分析劳动力转移的空间：统计分析至201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1.2亿，16-24岁年轻人不足3500万。除了劳动人口数量下降，老龄化也降低转换率。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城镇化完成伴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不过，由于城镇劳动力占比更高和平均寿命更长，即使不发生城乡人口转移，城镇化率也会自然提高。
2）新型城镇化的制度变革：重点关注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现代化进程。
未来10年新型城镇化，文化、教育和娱乐、金融保险、医疗保健等服务性行业将增长更快。
第十章：“新中间路线”－转型的政策路径
对经济改革提出的一些建设性建议，包括：
1）公平与效率：打破行业垄断、调整政府收支结构、土地房地产带来的禀赋差异。
2）政府与市场：政府角色和职能转换、要素价格改革、环境保护、利得税和保有税调控房地产。
3）上一代与下一代：平衡代际收入转移、放松计划生育。
4）金融与实体：利率市场化、防控金融风险。
5）需求与供给：短期需求刺激和长期供给之间的平衡。
《渐行渐远的红利》读后感(七)：看完挺放心
序来自刘鹤，所以一翻开就蛮impressive的。
内容很好，作为一本出版自2013年的书，2017年看，居然有很大的指导与启发作用。其中许多13年的预判都在17年可以真真实实看得见。
所以中共的经济智囊团很厉害啊，只是我等屁民们的水平太低，就知道骂骂药丸、或者鼓吹上层脑残、或者鼓吹上层不知民间疾苦。
事实上，能看到问题在哪里并预估未来的发展已经非常了不起，但是解决问题哪有那么容易，特别是如此牵一发动全身，或者犹如壮士断腕一般的自救主张，我等屁民能理解么？
可气我数学差、经济常识差，看起来比较累、也不是很懂。
但是总体来说，看完给我一种信心吧。
这个信心就是：
上层的经济智囊团看得见问题之所在，并且在努力的解决。
比看傻逼微信号、耸动的微信文章，靠谱太多太多太多。——那些不是想捞流量、就是想捞钱、亦或老名气。
还是结结实实看书更解决问题与焦虑。当然，书深度多了，不太适合糊弄和忽悠我等屁民啊。
《渐行渐远的红利》读后感(八)：理论结合实际，前瞻预判未来的佳作
一、回顾了经济学经典理论与流派
二、人口结构：红利（生产者超过消费者）阶段：（1）需求不足-通胀低位、储蓄人群>借贷人群（资金供给多），债券牛市；（2）高储蓄率人群风险偏好较高，股市、房市估值泡沫。两个逻辑有矛盾之处，共同的解释可能是总量资金多推升所有资产价格，而不是结构上的风险偏好。
三、增长：长期看供给、短期看需求。（1）1992-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贡献接近50%，主要是政策红利（改革开放、加入WTO）、人口红利，长周期已经放缓。（2）短周期：消费比较稳定，对GDP增速拉动在4-5个点；基建投资和政治周期高度相关。
四、结构失衡：消费弱，占GDP30%-40%。劳动收入增速落后GDP，大量劳动力供给压低工资。
五、货币信用：（1）M2/GDP上升不一定导致CPI上升，因为货币数量论反映的是交易需求，其中的M是M1，但M1是内生的。分析货币供给M2要看储值需求，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短期利率是调控载体。（2）贷款创造存款：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外生，以前靠外储，现在靠公开市场），银行开始放贷。（3）信用的顺周期特征：银行信用（影子银行）、房地产价格。
六、通胀：通胀反映总需求波动，由信贷扩张导致。食品价格占CPI权重30%，要判断是需求压力还是短期冲击（相对价格发生调整对整体影响较小）。人口结构的影响，过剩型经济消费不足通胀处于低位。
七、房地产：（1）房价脱离基本面（房价/年收入比在10-20倍、房价租金比在30-50倍、空置率10%-20%）。（2）房价下跌影响不一定很大：对投资：保障房建设、基建对冲；对消费：商品房销售面积和社销增速负相关我国收入效应大于财富效应；是否金融危机难判断，但银行对房地产敞口20%较低，且有政府背书，发生国外的挤兑可能性更低。
八、汇率：（1）汇率三种形式：对美元双边（资本流动、金融市场变化）、名义有效、实际有效（贸易和国际收支）。（2）短期汇率由供求决定，中期汇率影响贸易，长期都由基本面影响（贸易差额反映对外累积资产的需要，取决于人口禀赋效率等）。（3）对外资产在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间失衡（主要是政府直接购汇导致，政府外储3万亿，私人净负债1.5万亿）。
九、中国城镇化的一大特点可能是在人口红利结束之后实现。
十、经济面临的挑战：人口结构方向性转变（代际间的分配问题，稳定生育率）、增长率下降通道、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两阶段：要素回报（边际上的，需要打破垄断促进竞争）、禀赋差异（原始的，需要重视土地、房地产））、房地产与货币信贷的金融风险（信用周期与实体周期的调节，提到了宏观审慎监管）。
总体来看，是一本具有很强理论基础，同时深入结合中国实际，并在很多方面具有前瞻性与指导性的佳作。
《渐行渐远的红利》读后感(九)：不可忽视的储蓄率
规律不可战胜，想胜天半子都难，尊重规律，顺应规律才是发展之道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制造享誉全球。这背后一个核心的因素离不开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和高额的储蓄率。当人口红利渐行渐远，高额储蓄率每况愈下，时至今日，重提储蓄率的重要作用一点都不为过。
中国经济是鱼，高额储蓄率是水
“鱼儿离不开水”是不争的实事，中国经济也离不开高额的储蓄率。改革开放三十年既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三十年，更是中国经济逐步迈入“储蓄饥渴症”的三十年。
与世界国家相比，我们储蓄率高的几乎变态，即使和同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极端的不合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为了解释高储蓄率的背后，国人也是发明了各种理由，什么丈母娘效应，储蓄买房、买方养老等等，却忽略了中国储蓄率过高的根本原因：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的爆发。计划生育不仅限制了生育二胎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层面提高了青年劳动力的比重（16-60岁人口），赚钱的增加、花钱的减少，储蓄率飙升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当然，很多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因土地财政，房价过快增长；户籍制度限制，农村劳动力比压榨；社会保障不足，居民预防性储蓄过高。
储蓄饥渴症的外在表现就是信贷饥渴，而信贷饥渴的根本原因在于以投资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在居民储蓄率高，国家限制存款利率，廉价储蓄纷纷流入银行，银行再以较低的利率放贷给企业，支撑企业投资扩大再生产。几乎每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都离不开投资的膨胀。而储蓄率正式支撑中国能够实施每一轮投资驱动的核心原因。从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背后都依赖中国高额的储蓄率，只不过以前居民储蓄流向了制造业，而现在储蓄率流向了房地产。
宏观经济恒等式中：储蓄=投资+对外顺差。高额储蓄不仅支撑了中国投资的增长，也支撑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和净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三万亿的美元储备本质上是来源于我们自己的储备，是我们将储蓄借给了美国人，让美国人来消费。正如余永定老爷子所说：“中国经常账户的逆差背后更深的反映的是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束，居民储蓄率的下降”。从这点上来讲，我们不能怪Trump，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下降是长期趋势，Trump只是让这一趋势来的更早而已。与其责怪Trump，不如从自身开始，寻找原因。
鱼儿告别水，应该怎么活？
我们习惯了大水漫灌，习惯了让鱼在汪洋大海中畅游。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第一拔地而起。什么世界第一大喷泉、世界第一高大楼、世界第一长铁路。当人口红利下降，储蓄率下降不能再支撑这么大规模的投资建设，依靠巨额投资的模式只会带来全社会杠杆率的大幅提升，甚至是外债规模的大幅提升。当然，政府还有一个妙招，就是不断印刷货币。可以说，过去几十年我们坚持两条腿走路，不仅提高杠杆率，也发货币。所以，什么才会涨，有保值增值、供给有限制的东西才会涨，比如房子。但两条腿走路的后果就是全社会不得不为每次放水买单。如果约束住放水，那么只能依靠外债。外债的膨胀也会带来巨大的危险。比如当美国经济向好，资本流入，外债压力就会很大，很多国家就会相继破产。比如阿根廷、墨西哥等。
大水漫灌不在，那必须换种活法。其实很简答，我们国家已经提倡很多，扩大消费、坚持房子是住的不是炒的、限制地方随意乱建设、重复建设。但具体执行力度有多大呢？
看看此次个税改革，起征点5000，40w以上人口税负没有减轻，反而加重。看来我们还是不愿意舍弃手中的这点权利。在经济增速不断下探、人均收入增速难以大幅增长，我们的税收规模却保持了快速的上涨。世界上那有既不给人发工资，还让人多消费的道理。
再看看住房市场，各种限购、限售，但背后却搞出来一个棚改货币化，房价再翻一番。而房产税等具备时效性和长效机制本真正的长期搁置。所以，不要预测房价，看待房价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涨涨涨。
水在减少，但鱼在长大，迟早都会渴死，只是温水煮青蛙，迷惑了你的知觉。《渐行渐远的红利》读后感(十)：渐行渐远的红利
《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彭文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4月第1版。
老同学推荐的此书。对于我等对经济半窍不通的人来说，此书大部分内容能看懂，当然也有不懂或不理解的。
全书对中国经济社会目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都进行了梳理，如人口、通胀、房地产、人民币、城镇化等等，特别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贯穿始终。这个角度与很多其他论经济的著作不同。当然，制度变革毫无疑问是背后的最重要因素。
问题分析很清楚（不过，有些仍是不明，如书中说过去10年通胀维持低位，从感觉来看结论不对啊），目标很明确，但具体做法只有原则。当然，在目前情况下，也只可能有原则。于外行而言，我的结论只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拐点均到来，期待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