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经典读后感10篇
《巢》是一本由(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巢》读后感(一)：流亡者的自由困境
在博尔赫斯的小说《死亡与罗盘》（浙江文艺版译为《死亡与指南针》）中，侦探伦罗特自以为智力超群，却不幸中了凶手夏拉赫的圈套而落为猎物，他在临死前责怪凶手给他设计的迷宫不太高明。
在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的小说《巢》中，多次提到博尔赫斯的小说特别是《死亡与罗盘》，并且《死亡与罗盘》充当了小说中无数个线索之一，我觉得这没什么也了不起，最可怕的是，诺曼·马内阿正是按博尔赫斯的迷宫来构建他的小说的，不过用的不是直线，而是用的“小径交叉的花园”，这本小说有无数个入口与出口，你仿佛从哪里都可以出入，但进入之后何时能够出来，就不是你能说了算的了，而且他的入口来从来没有树一个“请进”的牌子，只是看着那些无数个出入口，就够读者头晕目眩了，这也正是我开始阅读《巢》一开始时“读不懂”的原因。
因为诺曼·马内阿及他的小说《巢》中人物的流亡者身份，《巢》大概可以归为流亡者小说，但与昆德拉等的流亡小说不同，《巢》中的主人公只是间接到受到过极权主义的伤害，他们中没有一个有过痛彻心扉的直接体验，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对极权主义的强烈的控诉，有的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的社会生态下不一样的迷茫与挣扎，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生与死等终极问题的思考。
这样一本以流亡者为主人公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们又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政治倾向，按理说，只有精彩的故事才能支撑起小说的脉络，但诺曼·马内阿的《巢》偏偏不是这样，小说中的人物先后到美国后，根本没有象样的“故事”发生，发生的只是生活中的寻常事件，就是这些寻常的事件，我们见到的也只是它们的碎片，小说中充满了大段的对话，就是从这些对话里，我们知道了这些人物的前生今世，而将这些人物“串”起来的，却是那个在小说中几乎没有露面的“迪玛大师”，可见这个人物的重要。
关于“迪玛大师”，《巢》中借彼得与戈马的争论，这样概括道：
“他只相信他自己，相信他至高的才能，他至高的荣耀。一个天才，只可比那些罕有的天才，实在不可比！不可触及，慷慨大方，在一切之上，在太虚中。……虚荣的陶醉，不道德，高踞于世俗人之上！在一个玄奥的平流层上，在一个虚幻的奥林匹斯山上。”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战争（二战）中的逃亡者是一个真正的逃亡者，与其说他是一个逃亡者，不如说是一个趋利避害者，所以彼得说他是一个“冒充者”，冒充者不止迪玛大师，也包括先后逃亡到美国的每一个人，包括戈拉、彼得、伊齐、帕拉德、路。
但这个“冒充者”的复杂在于，他虽然能抛下自己苦难中的情人独自一人远走高飞，却向每一个逃往美国的同胞伸出了援助之手，无论是戈拉、彼得、伊齐、帕拉德、还是路都直接、间接地沐浴过他的恩泽，条件是不能怀疑、挑战他的权威，不能遮挡他发出的灿烂的光辉。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迪玛大师其实和他逃离的那个战争淫魔希特勒骨子里是一回事，在对自己的狂妄的崇拜中，他们其实爱的只是他们自己，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点帕拉德、彼得先后走上了寻找真相之路，而他们的命运就也真的象真正的流亡者与独裁者斗争的结局一样，帕拉德被暗杀，彼得不知所终，尽管这一切都发生在迪玛大师死后，他的不散的阴魂一样可以置他们于死地，小说中并没有明确说帕拉德死于何人之手，只是说“这可是一种联姻，一方面是逃亡在美国的极右派，一方面是原先在本国无处不在的共产主义秘密警察，对这两个阵营，帕拉德都是一种妨碍性的声音。”其实，只要是威权存在，这两者是一回事。
《巢》中的主人公戈拉，虽然享受过迪玛的恩泽，他也许是早早看透迪玛本质和真相的人，但他选择了一条与帕拉德、彼得完全不同的路，他钻在故纸堆里“独善其身”，他既不与迪玛同流合污，也不对他进行揭露，也许这才是一个世俗而又聪明的人最可能的选择，另外一个可能是他看透了太多的东西，成了一个生命虚无主义者，因为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时他这样说：
“那些留存下来的人不会永恒不死，他们生活在暂时中。当他们将来消失时，人们还会在一段时间里怀念他们，家人。朋友、书籍、相片。真到最后一丝痕迹被抹除。至于什么时候，那并不重要。是的，当人们想起那些珍爱的生命存在时，不免会有些眩晕，即便人们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们了。人们知道他们就在那里，还在那里，某个地方。我们疲惫的星球也将消失吗？真可怕，不是吗？”
正是有了这样的感悟，所以他交待自己的后事时说：“我既不想要痕迹，也不想要回忆。”
所以，也许戈拉才真正称得上大师，因为他知道，人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除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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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年4月2日《法治周末》
《巢》读后感(二)：流亡者的悼书
1986年，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Norman Manea）被迫离开祖国，在柏林暂居一年后，最终去了美国，长居纽约。而此时，另一位罗马尼亚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也因为不堪秘密警察的骚扰，决心远离祖国，和丈夫移居到了柏林，此后加入了德国国籍。当然，马内阿与米勒之间的共通性显而易见，他们都是来自同一国度的流亡者，流亡成为了他们挥之不去的内在身份：无论在哪个国家定居，他们都是外国人。
米勒曾经琢磨过这个既中立又有倾向性的词汇：外国人。她说：“它是个集合词，指的是那些从别处来到这个国家的单个的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尽管他们在自己国家所受到的威胁和所遭受的贫困是千篇一律的。如果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他的生平经历就是他最稳固同时又是最脆弱的财富。”他的记忆，他的口音，他的语言都有过往的痕迹，无法抹去，只能带着过去的耻辱与恐惧，重新适应新的环境，开始新生活——如何概括马内阿的小说《巢》的主题，我想没有比这样的说辞更合适了。
读马内阿的作品，很难不联系到米勒。也许是因为我们对罗马尼亚的作家知之甚少，也许是他们两人有着受迫害和流亡的相似经历，但是我觉得更为重要和隐秘的关联是，在马内阿的小说《巢》中，我从那些几乎断裂的句子中，从那些破碎的呓语中，从那些掺杂着梦与恐惧的书写中察觉到一种来自黑暗世界的诗意。这种源自黑暗的诗意文字也正是弥漫在米勒作品中的底色。
阅读《巢》的体验有点五味杂陈。首先，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借助于连贯的故事与情节串联起来的现实主义作品——我们不缺乏来自独裁国度的苦难叙事——我们的苦难已经因为抒情言辞的匮乏变得无味。这也不是一本能够顺利解读，容易阐释的作品。当然，马内阿会写到一批人，他们来自那个恐惧的国度，携带着难以磨灭的记忆，以为可以在梦想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但是过往的记忆如影随形，时刻吞噬着内心。源自这种恐惧的写作很大程度上会让一个简单的故事变得扭曲变形。新生活并非如此容易，一个流亡者在陌生的国度开始时，他很难融入当地的社群、语言与文化。正如马内阿与严搏非的对谈中所言：“我离开罗马尼亚时已经五十多了，只带了一个行李箱，什么都没有……只会说罗马尼亚语。”
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论及流亡时说，流亡首先是人对自我的背离，对思想自由的放弃，它遮蔽理智，约束疑问，消解焦虑彷徨，接受俯首听命，而不再畅所欲言，大胆质疑。流亡之后的生活再也不是单一的视角，生活变得混乱而复杂。尤其对一个说着外国语言的作家而言，除了写作，别无他法。只有从内在流亡的角度，母语流亡的角度解读《巢》，你才能从中找寻到蛛丝马迹：为何马内阿会用一种如此大胆，背离常规的方式写作。他的小说先天性拒绝了一部分读者，即那些渴望轻松娱乐获得享受的读者；其后，又拒绝了另外一部分读者，即渴望从他的小说中寻找他者的经验，寻找猎奇的东欧之旅，具有萨义德意义上的东方主义视野的读者。他的小说寻找着那些精神的同类，渴求的是一小部分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的理想读者，即那些总是陷入各种困境，无法应对正常的生活，总是纠结于过去，具有深深的负罪感，仿佛自我的逃离是一种背叛。这就是，一个外来者被抛弃在完全陌生的国度中如何煎熬，找寻归属感的故事。
当然，故事已经断裂了。因为故事本来就不是完整的，当你携带着一段支离破碎的记忆，寻找新的定居地，渴望重新开始生活时，你才明白，过去从未离去，它就在你的记忆里，随时浮现在你的面前，打乱你的生活。所以《巢》给人的感觉显得混乱，断裂，无序，随时抽离日常生活。但是，这个明显被多重的叙事节奏打乱的故事，又裹挟着一种莫名的诗意。它的语言充满了各种不确定，跳跃如诗，描述如诗。马内阿是一位小说的诗人，如他东欧许多作家的同类，也如他的同辈赫塔·米勒。米勒曾经解释为何逃离残酷与恐惧的生活时还能滋生出诗意的文字，正是因为这种对抒情诗的热爱是从恐惧中产生的，恐惧是最可靠的标准：“恐惧完全能够感觉到每个词是如何被说出来的。”恐惧滋生的诗意就是为了对抗恐惧，对抗死感，对抗绝望与虚无。
顺便说一句，中文版的《巢》的后封皮上简短的介绍文字完全不知所云。这个其实不能怪编者，这本书本来就难以概述其中的缘由。译者余中先特意写了一篇后记来梳理其中的人物关系，但是对于这样一本小说而言，这样的概述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它的意义在于，我们阅读时能否体会到一个个来自外国的流亡者恢复到正常的秩序，在新的世界里找寻到自己的位置的一种渴望。大部分来自东欧的流亡者都会陷入一种困窘，生活的困境也许随着机会的降临有所改变，而精神的困境，则是永恒的存在。就如同对此有着深刻体会的爱德华·萨义德概括的那样，对于过去难以忘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合而为一。
对于作家而言，流亡唯一的乐趣只有知识与自由。从此不难解读《巢》的含义，几代移民到美国的外国人，他们有的用书籍建构了自己的新家；有的永远找不到家，从此消失，或被谋杀；有的依然在路上，不断地尝试，调整自己的心态，渴望与新的环境融合。不同的命运，不同的象征，正是作者本人马内阿真实与隐喻互相指涉的写照。这是一份写给流亡者的悼书：有人类以来，流亡就是最悲惨的命运。记忆的阴影缠绕不散，语言在匮乏中失声，孤独是他者的常态，死亡才是最终的“巢”。
思郁
2013-3-10书
巢，【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著，余中先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
《巢》读后感(三)：和《流氓归来》一起搭配更棒哦
这本书被我从社科库借出来三次，才被读完。《巢》有一个甚至算不上故事的故事线：三代罗马尼亚的流亡知识分子，都从社会主义的“法定幸福”中来到美国，第一代是大师迪玛。第二代是迪玛的弟子米赫内阿·帕拉德教授，后来被暗杀于厕所隔间，案件始终没有侦破。第三代是小说的主人公彼得·加什帕尔。还有一个主角是介于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的戈拉教授，戈拉教授在妻子露的家族帮助下才能拿到护照，但是露却并没有跟他来到美国，反而是几年后跟着加什帕尔一起来，露是加什帕尔的表姐，后来成为了情人，而戈拉的前前妻爱娃则是加什帕尔的母亲。
故事像他的标题也像他的封面，乱成一团。多次提到博尔赫斯的小说特别是《死亡与罗盘》，并且《死亡与罗盘》充当了小说中无数个线索之一，我觉得这没什么也了不起，最可怕的是，诺曼·马内阿正是按博尔赫斯的迷宫来构建他的小说的，不过用的不是直线，而是用的“小径交叉的花园”，这本小说有无数个入口与出口，你仿佛从哪里都可以出入，但进入之后何时能够出来，就不是你能说了算的了。戈拉在出走以前通过阅读博尔赫斯的小说仿佛就有了先知先觉，他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自由到底是迷宫的出口，还是迷宫本身的延伸？”。
这本书类似作者自传，也像大部分当时极权战乱时代的大多数人，没有明确政治信仰，没有明确生活目标，处在时代的大漩涡中，不知道下一步路要走向哪里。来到美国这个自由的国都就真的自由了吗？束缚住个人的只有制度本身吗？内心的牢笼只能从内向外打开。
这本书应该和他的《流氓归来》一起阅读更佳，太过混乱，像被猫咪抓过的毛线团。说实话，我没有读懂。
《巢》读后感(四)：异国情调的哑角
y李静睿
尽管诺曼·马内阿早就得过美国全国犹太图书奖和麦克阿瑟天才奖，并且被视为罗马尼亚语写作中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他却依然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这个词正是来自他这本书，“彼得·加什帕尔意识到，在自由的狂欢节中，自己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
2011年8月，马内阿在某个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Against Simplification（反抗简单化），文章读起来有点心酸，马内阿抱怨美国人是“简单化的天才”，但是现在这种简单化却成为趋势，像蓝色牛仔裤一样攻占全球。他用意大利作家Claudio Magris的作品Blinding举例，这本在欧洲获得极高声誉的小说很久后才被翻译到美国，而且从未收获它应得的关注，这也并不是孤例。马内阿引用了一个联合国报告数据说，美国的翻译文学数量等同于希腊，而后者只有美国面积的十分之一。
想要更好地理解《巢》，必须和马内阿的另外一部作品《流氓的归来》互相映照，后者被认为是非虚构类的自传作品，但事实上它和《巢》拥有一样的内核，两本书的背景都在纽约和罗马尼亚之间切换，《流氓的归来》主要写罗马尼亚，《巢》主要写纽约，可以把它视为《流氓的归来》的续集，伊利亚德和古利阿努的故事在《流》中也有详细叙述，《巢》里则不过改换了人名而已。
在《巢》的故事里，后半部的重要线索是加什帕尔为帕拉德的被杀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就接收到了匿名的明信片，上面引用了博尔赫斯小说《死亡与罗盘》中的一段话：“下回我会杀了你，我答应给你一个由唯一一根看不见的、无尽头的直线造成的迷宫。”这被认为是一种死亡威胁，因而惊动了学校校警和FBI。而在《流氓的归来》里，古利阿努的谋杀案发生时，马内阿正好在《新共和》上发表了上述和伊利亚德相关的文章，FBI找到了他，告诫他在与罗马尼亚人及其他人接触时要小心。
过多纠结于《巢》那杂乱无章的情节也许意义不大，马内阿留下了很多他自己也不见得能一一解答的疑团：加什帕尔为什么无故失踪？那封死亡威胁信难道真的只是一个来自萨拉热窝的女学生的行为艺术实验？小说里的“我”到底是另外一个罗马尼亚流亡知识分子还是戈拉的身外化身，露最后为什么和“我”在一起？这是一本由各种闪光碎片支撑起来的小说，故事和人物都被他的语言逼到了墙角，显得模糊不清、无路可走。
书里一个来自奥德萨的出租车司机说了一段话：“我们全都在变成登记号。不是烙在胳膊上的印，就像在奥斯威辛那样，而是在一个信用卡上。Visa卡、万事达卡、白金卡。社会保险卡、医疗卡、地铁卡。居留证。外来人居住证0298号。加什帕尔的号。”它大致可以概括马内阿或者说书里这些流亡知识分子的痛苦：流亡之前，他们被体制的牢笼所困；流亡之后，他们被自由的虚空所困。这种永远的边缘感已经说不清楚是承受惩罚还是自由选择，所以《流氓的归来》里引用罗马尼亚流亡者齐奥朗的话：“遭排斥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尊严。”齐奥朗还说：“你与祖国对峙，是出于对绝望的需要，出于对更加不幸的渴望。”在《巢》的故事里，“祖国”也可以替换为“美国”。
诺曼·马内阿的书里总是混杂着想要忘记的尊严和不能忘记的痛苦，因为他的人生就是如此。他其实很早就意识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新政权对自己的不友好，但在其他犹太人陆陆续续递报告申请去以色列时，马内阿拒绝以“受害者”自居的逃避行为，因为“我对一切改变命运的幼稚努力都表示怀疑，在我看来，对我们不够完美的、短暂的现状承担起责任，并予以理解，更胜于仅仅作出地理方位的调整这种改变”。《巢》里也写过，加什帕尔要求学校删除关于他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介绍，因为在家庭中这是一个禁忌的词语，这代表着侮辱，“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从奥斯维辛回来，请一个医生为他去除胳膊上的一块皮肤，那上面文着他的囚徒号码。这是他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他从来就不提及那些年。”马内阿说，“我既不想要痕迹，也不想要回忆。”（这是《巢》的最后一段），但他显然失败了，他的书里永远如此：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说出的话语，充满痕迹，充满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