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故宫的离合》的读后感10篇

　　《两个故宫的离合》是一本由(日)野岛刚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5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两个故宫的离合》读后感(一)：两个故宫

　　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东西，总是站在远处和外围观察时，会比进入到里面得到的更多。深谙了这个规矩以后，就感觉相关部门组织编写的正史远远不够，不够得以想要了解的一切。幸好现在出版业发达，可以买到观点不那么明显的左或右的专家的书，也可以买到外国人写的中国史，这样的书，都会对我更加有吸引力。

　　野岛刚是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用他外围人员的“第三只眼”对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客仔细分析调查，写出了《两个故宫的离合》，对两个故宫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都作了详述与分析，非常有趣，是我喜欢的作品。

　　对于故宫，我也是知之廖廖，所以并没有个人的什么独到观点。只能就书论书的将读这体会暂列于此。

　　全书共分七章，另加序章，主要内容共八章。分别讲了两个故宫的由来，两个故宫的主要政治历史意义以及在政治中所占的影响作用。

　　我比较感动的是故宫的在战争期间的文物转移过程，那志良等一班故宫的工作人员，辛苦的充当着故宫文件的保护者，千辛万苦的跟着文物跑遍大江南北，在大量的文物转移过程中并未出现人为的丢失毁损，因为故宫的工作人员都相信“文物有灵”。这种信念是支撑所有的力量。想想我们现在的工作，也许缺乏的独独是这动力。

　　《两个故宫的离合》读后感(二)：写给不看历史的人看的书

　　这本书大陆版的封底上写着“最会讲故事的人，带你见证两个故宫的历史”，当然作为出版商来说，这是必要的宣传用语，只是，对于这本书来说，有些太过夸张。套用章诒和先生《伶人往事》的副标题，这本书是写给不看历史而又对历史稍有兴趣的人看的。

　　故宫，在我心里一直还占据着比较重要的位置，这与我喜欢北京，喜欢美丽的事物有关，八次去北京，四次都在故宫转悠，就是运气不太好没一次碰上特展，台北故宫还没机会去，那是后话。

　　想要通过这本书了解两岸故宫文物和建筑的读者大概要失望了，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学术性的书，也并不着眼于对这些的介绍，实在想了解的还是看NHK的纪录片吧。

　　对于造成两岸故宫现状的原因和背景故事，作者写了很多，但这实际上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翻来覆去也不会有太多新的资料出现，毕竟，能公开的已经公开过了，不能公开的史料还在档案馆里锁着，不过作者作为记者，能够见证两岸故宫交流合作的过程并留下资料已是相当难得，只是读完这本书，感觉作者也未将这些深入描述，不知是出于政治考量还是本就如此。。。

　　故宫，一直以来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的象征，同时又是过去的皇宫，给人以神秘、威权的感受，即使是在当代，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仍然盖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当我们想要认同并了解自己的文化时，我们可以都去看看，毕竟这里也是众多集中华民族文化之大成的地点之一。至于说两岸的故宫，保持现状挺好的，未来若有缘，自会合一。

　　《两个故宫的离合》读后感(三)：一面之缘 千年的羁绊

　　台北故宫，一面之缘。所有记忆都隐藏在喧呶不休和攒攒人头之下。时空微尘，现在静静看完《两个故宫的离合》，脑海终于勾勒出一幅破碎的故宫轮廓。纷争、恩怨、喋喋不休最终会被吞噬在时光黑洞中。唯一值得辗转羁绊是故宫里那些独守千年的静物。

　　台北故宫一定还会再去，也推荐身边朋友也去，去之前可以先看看这本书，作者是日本人(不小的尴尬)，记者身份，并不是专业艺术或考古职人。却最大程度的还原了1911年到现在这100年间发生的与故宫以及珍藏的文物息息相关的历史事件，还有不为人知的历史瞬间。书本不厚，文字清晰不拖沓，作为记实类书籍确实值得细看。相信不同的人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各自感兴趣的部分，每个部分对你来说都是一个传奇。

　　《两个故宫的离合》读后感(四)：想象的异邦

　　为躲避战火，1933年故宫文物精华踏上“南迁”之路，所有人都相信，这只是一次暂时的别离。然而，8年抗战后，又是新的战争。

　　部分文物漂洋过海，流落宝岛；部分下落不明，多少年后，才知道它藏身南京，却暂时无法“回家”；当然，也有部分文物回到故宫。

　　作为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如今花落三家，80年过去了，重聚依然遥远。“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国宝们的命运昭示当下国人，我们仍在历史的三峡中跋涉，还有太多的伤痕，等待抚平。

　　作为纪实作品，野岛刚这本书的优点是采访扎实，立场相对客观，书中披露了一些有趣的细节，作者以两岸国宝在日本联合办展为中心线索，较好地写照了现实的种种困境。应该说，这是一本严肃、有想法的作品。

　　遗憾的是，在野岛刚的笔下，也不难看出他的优越感和误会来。不知道为什么，作为记者，野岛刚特别喜欢猜测受访者的主观想法，要命的是，他还经常猜错。

　　比如“文物南迁”，野岛刚认为日本人到危急时会转身逃跑，根本不会考虑文物，为什么中国人却有不同选择呢？他推论道：因为这些文物可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所以各方才会这么在意。

　　乍一看，此说似乎有理，仔细思考，其实未必。1933年时局势虽已紧张，但尚未爆发全面战争，政府有余力南迁文物。其实在保命还是保文物上，普通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选择能有多大差别呢？况且，文物能提供多少合法性，总不像枪杆子那么有力量吧？

　　其实，“文物南迁”更可能是敦煌文物被盗空等恶性事件后形成的社会共识，任何一个民族在遭遇了那么惨痛的损失后，都难免会对剩下来的东西倍加珍惜吧？

　　这种心态难理解吗？为何野岛刚连这么简单的层面都想不到？通览全书就会明白，野岛刚内心中始终有一个假设：这是中国人的事，而中国人做事与众不同。所以，他宁可选择特别复杂的逻辑来解释，而不愿回到常识与普遍主义的层面。

　　于是，野岛刚眼中出现了一个“想象的异邦”，人人行为怪异，特立独行。这种好奇的视角，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揭示的那样，西方对东方的加害并不是后来才发生的，而是一以贯之，当西方将东方看成一个传奇，带着猎奇的心态去观察时，西方人事实上就已经忘掉了东方人也是人，而一旦这个基点发生动摇，那么，妖魔化、掠夺与加害还会遥远吗？

　　用自己想象的概念去认识事物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能自我提供证据，一旦观念形成，那么，只有符合它的现象才会被记住、被提起，而不符合的现象就会被忽略。于是，野岛刚越写越相信自己是对的，可事实上早已离题万里。

　　如今国内炒作野岛刚的文章连篇累牍，相信写这些文章的人没认真看过他这本书，至少没太读懂。望着一个个盲目的追捧者崇拜的目光，或者，野岛刚脑子里的“怪物异邦”也会变得更加丰富了吧。

　　《两个故宫的离合》读后感(五)：和政治有关的故宫

　　我读书讲究机缘巧合，读这本书也一样。

　　我第一次看见这本书的时候是在三联书店，那个时候三联正在推荐，我就记下了书名，但当时并没有买。而之后，去了南京在那的先锋书店又看到了推荐，觉得这本书似乎在等着我一般，所以就买了，在回北京的高铁上开始读这本书。

　　今年感觉自己似乎和孙中山、和国民党、和台湾都很有缘分。1月去了台湾，去了故宫，4月去了南京、广州，这次又读了这本书，了解了两个故宫的分分合合。

　　书中其实着重介绍的还是台湾的故宫，大陆的文物如何几经周折运到台湾，台湾开始建故宫的初衷，台湾如何定义故宫，还有的就是台湾与大陆的交流，最后是两个故宫会不会统一的不同看法，其中也穿插了文物的流失与回归。一手的资料，大量的采访，书中的很多新鲜内容，值得每一位想了解故宫的人去读。

　　书中，有几个内容给我了启示：

　　第一就是博物馆的定位问题。我见识较浅，没去过国外的博物馆，读了书才知道原来国外的博物馆里展示的内容是全世界那个大洲的都有，而不仅仅只是自己国家的藏品。台湾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对故宫的定位有过争议，同时也有过尝试，但是未能真正的成型。而北京的故宫，肯定也是没有其他国家的藏品的。这里其实也给每一个读者问了个问题，故宫的定位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于我而言，我觉得既然我们只有自己国家的藏品，那么我们就好好利用罢了，没必要去买其他国家的藏品，北京故宫如果能把那一万箱的藏品都展示出来，或者都展示过，其实也不错。至于台湾的故宫，我觉得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加上些台湾本土的展示吧。毕竟也是个让世界了解台湾的窗口。

　　第二就是政治与故宫。文化能够影响政治，但我从没觉得故宫在政治上有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作者把蒋介石搬运文物到台湾这一内容，归结于政治，他认为政治与文化有着浓厚的关系。‘、“政治权力“需要一个能让世人接受的象征，而集五千年历史文明之大成的故宫文物，正好具有这种意义”，“在中华历史上，文化几乎等同政治。文化是用来证明政治权力的道具，也是权力与社会、权力与历史的指标”。（第210页）

　　我却觉得这显然太过于抬高文化的意义，这是对当时历史的一种曲解。文化固然重要，但于政治的意义似乎还没有那样的高位。

　　第三就是关于北京故宫与文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从未注意过这个问题，但是文中确实提到了，就是这些中国的藏品是否要在紫禁城中展出。其实现在大家去故宫的意义还是会过多的去看紫禁城，它雄伟、巍峨，甚至于它有着太多太多的故事。但注意藏品的还是少数，我喜欢故宫也只是从喜欢紫禁城开始的，而不是单纯的喜欢那里的文物。而这些文物恰恰是因为在紫禁城中展出，而让它们的魅力降低了。所以故宫确实应该去思考如何让大家的眼光关注与文物之中，而不是紫禁城。

　　《两个故宫的离合》读后感(六)：玉玺和青铜鼎

　　看完了日本记者野岛刚著的《两个故宫的离合》，心里真是有一种复杂的心情。

　　在中国，历来就是以文化的传承，来进行正统的政权的更替，从古至今，这些保留下来的文物，被各代的帝王们所收集，故宫是集大成者。这些文物，就是本书中所说的，统治的正统性。名不正，自己的地位就不会稳固，所谓江山长存。只有了这个正统性的确立，才不会被别人，被自己所统治的人们所篡逆，统治阶级需要这个”名分“。

　　蒋和毛都不例外。作者对这个理解的非常到位，正是这样，蒋在离开大陆的时候，带走了五千年文物的精华，五千年的文明精髓所在，就是这个缘故。

　　我自己理解，古代有两样东西是正统性必不可少的，一，传国玉玺；二，青铜鼎；right？？？

　　真心希望两个故宫不要再分开。

　　《两个故宫的离合》读后感(七)：一个时政记者的历史感 文/张知依

　　“我知道，如果日本没有来中国打仗，故宫的文物就不会迁徙，作为日本人，我应该写这本书，这是我的责任。” ——野岛刚

　　大陆读者即将从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看到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的命运。12月，《两个故宫的离合》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讲述的不是故宫的珍奇文物，而是在两岸两所故宫博物院背后，复杂缠绕的文化与政治，以及被串联起的历史情结。

　　作者野岛刚是《朝日新闻》国际编辑部副部长。2007年，他被派往台湾工作，到任之初就决心“完成一本书”。5年后这本书在日本、台湾相继出版，引起很大反响，如今又来到了大陆。站在台湾蓝绿阵营之间，一个外国记者的视角是客观的；站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的微妙三角形里，他的身份是特别的。

　　12月7日，北京的雾霾几乎无法让人看到马路的另一边。野岛刚在长富宫酒店接受青阅读专访，他从故宫的历史里寻找的答案，为理解两岸关系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故宫成为政治外交领域的关键词

　　2007年野岛刚被《朝日新闻》派往台北，开始为期3年的海外记者任期。“我想定一个目标，用任期内的时间完成一本书。我喜欢故宫这个主题。”野岛刚说他想写些特别的东西，“中国两岸的问题，政治和经济有很多人写过，文化部分还没有太多人涉足，我就想到写这本书。”

　　故宫的历史，从1925年成立到1949年文物运台，不乏各类文字与口述资料。但自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到民进党时期对故宫进行改革、近年来北京故宫对流失文物的回购、国民党时期两岸故宫的交流，这些事鲜有系统的梳理。为了更全面地研究故宫与政治的渊源，野岛刚搜集资料的时间跨度很长，从1924年溥仪被赶出故宫，一直到2014年台北故宫即将在日本举行的文物展，他都悉心追踪。

　　对于野岛刚来说，总结两岸故宫的历史绝非易事。他曾担心自己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并非专家，不能完成这一题材。于是他把案头工作做得仔细，单是这本书的参考文献就有80余条，囊括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故宫的研究和报道。故宫于他，慢慢成为熟识的朋友。

　　面对青阅读记者时，野岛刚侃侃而谈，“按照2011年的数据，北京故宫里清朝留下的文物占85%，而台北的超过九成。北京故宫一直强化建设，大陆幅员辽阔，考古工作一直在继续，如果挖到新的文物，北京故宫就有机会收藏，国家也花了很多钱买回流失文物。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没有那么多新挖掘的文物，预算也比较有限，只能保留原有的——我个人的观点，更像一个陈列馆。”

　　在书中，故宫并不仅仅是历史象征，更含有政治的意味。“在台湾，故宫的政治地位很高，蒋介石时代的故宫院长是他的幕僚，现在的院长是台湾的部长级，而北京故宫是文化部下面的一个单位。但不管在哪里，故宫都有政治地位。”野岛刚认为，无论是1961年蒋介石借故宫文物展出访美国，还是民进党和国民党轮番对故宫改革提出建议，或是大陆与台湾两个故宫的交流，故宫都是政治外交领域重要的中心词。

　　“在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一直比较复杂，文化是政治的面子，这是中国历史的传统。每次改朝换代之后，帝王都要通过文化活动来证明自己是正统王朝。政治运作很看重文化。”在野岛刚看来，这并不是坏事，“不可否认的是，文化有了政治的保护才有所发展。比如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宋徽宗时代的陶瓷产业，都可以证明。”

　　身份“客观”的采访者

　　这本书从起笔到出版历时五年，野岛刚不仅在台湾调查，更走访了沈阳、北京、南京、上海、重庆、香港、新加坡等地，他跟踪故宫文物的迁徙路线，跑到山洞、窑洞查看当时的保存环境；他采访了四位台北故宫院长、一位北京故宫院长、一位南京博物院院长、一位沈阳故宫研究员，还有很多赴台的老故宫职员；他去美国斯坦福大学抄写蒋介石日记；他也穿梭在各个故宫文物展或者海外回购文物的拍卖会上……

　　野岛刚的中文流利，他从大学时开始辅修中文，到今天已经学了20年。尽管如此，介入政治性很强的话题依然有些困难要克服。“翻看文字资料的速度依然很慢。比如看蒋介石的日记，那个时代的中文很难懂。有很多文物的资料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

　　和语言交流相比更大的困难是受访者怀疑一个外国记者不能理解中国文化。他首先要让受访对象相信，他了解故宫。起初他得向人解释，后来故宫文化领域的专家对这个日本记者的名字都有所耳闻，一来二去，也愿意和他袒露心扉。他曾专访北京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郑欣淼，记忆犹新的，是郑欣淼曾对他说“把故宫囿于美术领域是非常可惜的”，应该设立一个“故宫学”的专门学科。这句话说到了野岛刚心坎里。

　　野岛刚见证了两个故宫的交流。“国民党上台之后，两岸故宫开始密切交流，包括两地院长的访问，两岸分割一甲子都没有发生的事情统统都发生了。我觉得这太有趣了。”不单单是记录，野岛刚也“创造”了一些交流。“长期以来，北京和台北的故宫都把对方当做不存在，两边的书里都很少提到对方。”野岛刚将两岸故宫院长的专访并列登在同一版面上。“我当时很害怕双方都不高兴，结果大家都很满意，我听说，历史上从没有人这样做。”

　　《两个故宫的离合》2011年在日本付梓时，野岛刚就悄悄希冀它有一天能够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他说，作为日本人，有些事情他责无旁贷。“两个故宫的情形出现的原因，很明显是我们造成的。日本人和故宫的过去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这个部分是不必否认的。日本人如果不到东北，文物不会到南京；如果我们不攻击上海，文物不会到四川……作为日本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责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面对历史，写出一些东西交给两岸的读者。”

　　在台湾任职期间，野岛刚有关故宫的文章陆续发表在日本的杂志上，任期结束回国后他又开始了更细致的整理工作。在海外工作期满，回国出一本书，这是野岛做时政记者多年的习惯。他曾赴伊拉克、阿富汗采访，而后在日本出版了《伊拉克战争从军记》，也在两岸故宫交流的基础上写就《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他说这些成绩也要归功于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因为一个职员要一辈子待在一个企业，时间很长。通常报社会把工作周期轮流安排，去海外工作3年强度比较高，回国就换到比较轻松的编辑岗位做3年，也就有机会将外面的收获沉淀下来。”

　　谈及时政记者的职责，野岛刚说：“我们和其他线的记者一样，要给民众报道第一手的东西。对于外交领域来说，很多情况往往在一两天就会改变，背叛和骗局很多，今天你和我握手，明天就吵架。作为时政记者每天要写很多东西，同时我鼓励自己在比较长的时间段不断地做整理，一两年要写成一本书，给自己，给读者，给当事人。否则，很多事情连记者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发生的，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写成一本书，让读者能重新认识这个过程，让每天都忙着政治斗争的政治家和当事者知道，你的决定在日后有这么大的影响或者根本没有影响。我想这才是时政记者真正的工作。我们有写历史的责任。”

　　时政记者是特别需要历史感的。野岛刚在他的故宫研究过程中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

　　“从台湾飞到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寒冬沈阳故宫，李研究员送我出来时，很小声地说的一段话，令我难以忘怀。他说：‘历史是无常的，原来是一对完美组合的簪，因为战争和人们的想法而离散，然后再度偶然相遇。你不觉得这也给现代人一个启示吗？要好好珍惜这些老东西。一旦失去了，要找回来可不容易。这对簪极其幸运再度相遇，但是有成千上万的东西可能就永远失散了。’”

　　这是野岛刚造访沈阳故宫之后写下的，他见证了一对翡翠发簪失散百年后藉拍卖的机缘重逢。所有被历史沧桑笼罩的分隔，都不免让人唏嘘感慨，并暗怀着重聚的希冀。

　　文/张知依

　　2013年12月13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

　　《两个故宫的离合》读后感(八)：无题

　　《两个故宫的离合》，跟只看标题想象的不太一样。 作者野岛刚是日本朝日新闻的政治记者，关注点的确如他自己所说，全在政治方面。 说是“两个故宫”，实际上台北故宫在书中比北京故宫占的比重要多得多。书中讲述了故宫文物怎样辗转流离，最后被运到台湾；国民党为了显示其中华正统性而强调故宫的中华特性，民进党出于台独的政治目的希望弱化故宫的中华特性；故宫文物的流失和国宝回流过程；两个故宫寻求合作共展，特别是台北故宫在日本的展览。 作者特别强调文化证明和维护政权正统性的作用，不知道这是他政治记者的身份使然，还是日本人的观念里是这样的。书中提到了日本传说中天照大神授予日本开国之神三种神器：镜、玉、剑。所以神器作为政治权力的证明，可能是日本人的普遍认知。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血脉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神器”？而作者认为中国因为不存在像天皇家族这样的皇族血脉，就更需要文物及其所表征的文化来证明政权的正统性。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根据自己民族文化所臆测出来的了。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常常提血统来显示自己的正统性（比如中山靖王之后的刘皇叔），但是更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改朝换代了，传国玉玺就也换新了吧。 作者提到，历史上国力衰落，文物就散失；国力强盛，统治者就会收集文物，以彰显其正统性，特别也说到故宫文物在乾隆皇帝的时候收集的最多。我有一点不同意。我觉得国力强盛了，从上到下都有闲有钱才去鼓捣文物和艺术品呢。乾隆爷哐哐往字画上盖印的时候，明明更像小朋友划拉玩具：“朕的朕的都是朕的。” 咦，扯远了，总之就是，这本书不是讲紫禁城那个故宫的，是与台湾很有渊源的日本政治记者眼里的故宫的故事。读来还是挺新奇的，尽管有些地方并不认同。

　　《两个故宫的离合》读后感(九)：两个故宫，两岸关系

　　我喜欢博物馆，喜欢漫步于那些精美的艺术品中，或只是看博物馆的建筑。世界上知名的博物馆，其承载它的建筑往往同样有名，北京的故宫，法国的卢浮宫，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等。卢浮宫像是一个奢华的T台，人类历史的几千年文明，在这里以豪华的姿态展示着，无论波斯、中国、古埃及、古希腊还是文艺复兴、中世纪....。卢浮宫同时陈列的是抢夺，法国曾经的实力。台北故宫却不是。这个收藏着六十多万件中国文物精品的博物馆像是一个局促的容器，几千年文化遗留的文物在这里默默的轮换展出（常展品除外）。台北故宫的几个游客最爱前面长年万头攒动，工作人员不停地提示排队以及看好就请移步的催促。那些核舟记、肉形石，象牙套球，本是皇帝把玩之物，在仓促中虽然看过好多次，从来也无“看好过”。书画厅人相对少些，但是也无“看好”的可能。

　　1949年，蒋介石决定将故宫文物搬去台湾，从此造就了两个故宫（当然还有沈阳故宫和南京故宫）在仓皇之中，并没有足够运力将所有的文物全部搬去台湾，但是搬去的是挑选出的精品。

　　这本书是一个日本人所写，他为这本书做的准备叫人惊讶，他采访了超过100个人， 其中包括4位历任台北故宫的院长、1位北京故宫院长、1位南京博物院院长。日本，在中国文化和文物流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个日本人对两岸关系的比喻也让我惊讶地准确，一个外人，看出了两岸关系现阶段的实质。 他将两岸关系比喻为男女关系，”某位男士（大陆）的目标就是和从前就朝思暮想的某位女性（台湾）交往，嘴里不提要结婚（统一），却把这样的想法暗藏心中。对这位女性（台湾）而言，想要开始交往的动机是因为可以和有钱的男生（大陆）上高级餐馆（经济交流），拿到礼物（投资）。虽然女生对男性的价值观有疑虑，现在不考虑未来结婚（统一）才是她的真心话。

　　对岸政治的更迭也影响到设置在行政院下的故宫的命运，本地人和外省人的博弈，民进党于国民党的博弈中故宫几度变迁，从中华文化的单一博物馆到亚洲的博物馆再变回中华文化单一博物馆。中山先生的像都搬出又搬进。如果哪天民进党再度执政，台北故宫又会怎样？从马英九执政后开放两岸合作交流，故宫里，台湾岛中，游客主力从日本人变成了陆客，如果蓝绿交替，台北故宫会怎样，海峡关系会怎么？

　　《两个故宫的离合》读后感(十)：谁的故宫？

　　“北京故宫胜在量，台北故宫胜在质。”这样的论断早在读《两个故宫的离合》前就听过。国民党在大陆解放前夕挑出最珍贵的故宫文物偷偷运往台湾不仅仅作为国民党注定败北的事实被谈起，更是作为国民党破坏国家统一的罪证被批判。“翠玉白菜”、“肉形石”和《清明上河图》——作为那批珍贵文物的代表它们被多少爱国人士魂牵梦绕。而对年轻人来说，台北故宫的魅力则更多地来自它不拘一格和诙谐的一面：2013年7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印有康熙朱笔御批“朕知道了”的胶带，迅速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政治博弈和流行文化就这样交织在人们对台北故宫的揣测和想象中，而北京故宫则是度量台北故宫的尺度，述说着圆满和残缺，分离和重聚，过去和现在。

　　也许，由一个局外人来书写这两个故宫的历史是才是最不偏不倚、最合适的。

　　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任何一个现代民族都是想象的、有明确界限的、且拥有主权的政治共同体（注一）。“想象”的成分在中华民族的构建中尤其突出。“孙中山为对抗西欧列强侵略中国，运用‘中华’的概念，将实际是多民族的中国人，整合成一个新国家的基础。所谓中华民族的人或民族，其实原本并不存在，这是为了定义革命所诞生的新共同体，而创造出来的政治概念”（野岛刚，29页）。虽为新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存在基础却是“旧”：在如今名为“中华”的这片土地上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与灿烂多姿的文化是消弥区域和阶级间隔，凝聚“中华民族”，应对西方文明强大冲击的关键所在。诚如野岛在书中所说：“在政治学上，权威是靠‘权力’和‘正统性’来确立的”（68页）。在古代中国，朝代更迭带来的是异姓皇室的统治，但唯一不变的是“天命”，而这作为中原文化系统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在现代中国，文化依旧是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用来证明政治权力的道具，也是权力与社会、权力与历史的指标”（210页）。在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被西方文明全面侵蚀后，文化更是捍卫民族尊严的最后底线。故宫集聚了华夏物质文化史的精华，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没有比这更能说明政权的“正统性”了。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诞生，正因为此。野岛认为中华政治中文化的内涵与其他国家提倡的“文化重视”不同，对此我并不同意。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文化遗产都是构建民族历史和民族身份、维护“正统性”的重要工具。即使是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的日本，保护国家的过去亦是文化政策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例如，皇室陵墓一直得到各个政权的庇护，无论是过去以皇室私家领地的理由还是现在以文化遗产的理由。在中国，不过是因为大陆和台湾的对立更突出了文化蕴涵的权利斗争。

　　国民党和民进党围绕着台北故宫引发的一系列斗争更是耐人寻味，对于身处大陆的我们来说，亦非毫无关系。台北故宫的变迁，促使我们思考故宫和民众、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关系。

　　撇去狭隘的党派斗争不谈，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杜正胜建立一个“以多元世界水平为目标的博物馆”的抱负实际上意义深远。中华二字含有的“璀璨世界文明中心”之意味，象征着中华文化中华夷思想这一基本概念。在故宫，这一价值预判表现为对中华物质文化史的单一、纯粹展示，这的确与其他世界闻名的博物馆（如巴黎的卢浮宫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迥然不同。在无法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的当下，中国如何证明中华文化之卓越？故宫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和骄傲，但是否能与其他举世闻名的博物馆相提并论？也许故宫不具备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实力是言过其实：毕竟以文化多元性来评价博物馆是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后制定的标准，它未必适用于当今中国。我十分认同秦孝仪的观点：“多元化也许是世界博物馆的趋势，但一元的故宫以一元的华夏文化为特征，这是值得骄傲之处，不应视为弱点或负债”（43页）。我们应该从多元化趋势中学习的，也许应该是正视华夏文化自身的多元性：自古以来跨文化交流在中华物质文化史上留下了浓重的印记，我们应该承认“华”和“夷”的界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用任何一个单一的朝代来概括中华文明的特点亦有失偏颇。在重回文明大国的道路上，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气度。

　　至于如何打通中华文化过去和现在的任督二脉，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曼丽提出的“Old Is New”值得学习：“为传统文物引进21世纪的技术，令其产生新的价值。各个文物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故事，应将文物的设计结合商品开发。文物艺术创作之初，也是运用当时最新的技术，因此今日的古典，其实是昨日的前卫。先进的技术从旧的东西得到养分，运用高科技可将人类遗产刻画入生活与心灵之中”（55页）。文物并不是死物，它们是经由时代浪潮拍打遗留在历史沙滩上的贝壳，镌刻着写满过去生活细节的年轮。它们亦为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提供了无尽的素材，帮助我们重新定义何为中国人。主张与过去决裂的现代主义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它带来的虚无感促使了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既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又不排斥现代主义的成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被不断地并置与比较，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这个日趋扁平的的世界中坚守中华文化的阵地？就故宫而言，走下国宝的“神坛”，拉近文物与生活的距离，或许是个不错的尝试。改为“依照年代顺序”来布置展品，亦有其可取之处：这让参观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有更直观的了解。

　　历史和遗产有关联亦有区别：历史是对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孜孜不倦的追求，尽管常常事与愿违，遗产是对历史事实的现代利用；历史避免偏见，遗产强调偏见；历史讲究精确，遗产讲究概括。为了建立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特别是当历史与人们的生活太过遥远时，历史化作遗产，让当下的人得以建立与祖先的联系（注二）。柯尼里斯·豪托夫（Cornelius Holtorf）在研究流行文化后发现，如今遗产与其说是历史教育不如说是当下叙事：“遗产叙述的故事部分是关于参观者自己：他们的社会背景、生活方式、集体身份、对其他历史时期的成见与幻想。”（注三）或许，从一开始遗产就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关于过去的表征而非过去的准确再现。而这希望看到的东西，随着不同人群的立场的改变而改变。那么，故宫是谁的故宫？它在述说着谁的故事？大陆和台湾的政权代表还是两岸民众？大陆人还是台湾人？中国人还是世界人？两个故宫的离合之间，不同的答案在被揭晓，被否定，被重构。

　　注一：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New York: Verso, 1991.

　　注二：Lowenthal, David.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注三：Holtorf, Cornelius. "Heritage Values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Heritage Valu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Ed. George S. Smith, Phyllis Mauch Messenger and Hilary A. Soderland. Walnut Creek: Left Coast Press, 2010. 4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