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读后感10篇
《第三波》是一本由塞缪尔•P•亨廷顿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元，页数：2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第三波》读后感(一)：“阿拉伯之春”开启了“第四波”？
亨廷顿所著的《第三波》一般是公认为是一部国际政治的经典著作，很大程度上源自亨廷顿在冷战结束之际对于当时近十多年各国政治形态的一次总结。放在当时或许是很有解释力的，因为在冷战结束之际，苏联东欧面对历史性巨变，必然会有诸多疑问，而亨廷顿的解释将时段放长到70年代中期的诸多变化，十多年的影响互动，足以对世界政治结构本身造成一定影响，那么这种“民主化浪潮”的解释就显得很有历史说服性了。
之前并没有看过上海三联旧版刘军宁译的，新版欧阳景根译的只有26万多字，不少豆友说是有阉割，我也没对比看两个版本在内容上有什么差异，新版是否有阉割。单就我看到的新版，说几点感想吧。
二、关于民主话浪潮的“三波”：
亨廷顿关于三波的时间范围上的界定是从美国1828年男性普选权的扩大，白人男性有资格投票的比例增至50%以上（可以理解成一般意义上的多数）算起的。这就引发一个问题，这个民主时段的界定和第一点所说的同时也是亨廷顿自己所指的三个因素界定上有什么样的关联？况且这也只是部分群体意义上的“多数”，又不是总体群体意义上的多数！在当时难以预见能给其他群体赋予选举权，这里所提到的时段划分显然 具有某些后验性历史阐释学的因素在里面。其次关于“浪潮”的，第一波的时段是从1828年持续至1926年，将近一百年的时间，能从刚才提到的美国选举权扩大的1828年一直到一战结束后的全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民主制度的确立。其中这一波的“民主化”有内在的形成机制因素的互动吗？有一种共性制度的“潮流”能持续百年之久？况且这一百年之中，建立民主制的 国家数量本不多。而“回潮”仅是因为初步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项民主因素不完善不成熟，就容易发生“回潮”？有无规律性的解释？那么又怎么证明这种规律性的解释就是存在的，并且客观的，并且会呈现出一种难以避免的客观实在性？
三、关于“极权”“威权”“民主”几个概念的区分和联系：
四、有关这本书的历史价值
基本上书媒界的已知评价都是国家政治、国际关系的经典代表之作。但是对于成书已过去二十多年的今天看来，本书的内容并非具有科学化的解释左作用和意义。它的巨大作用就我看来一是源于时代性的契合性，80-90年代全球巨变的时代，亨廷顿奉上了这样一本书，无论诠释意义和作用究竟如何，填补一定时代的空白和紧随时代的特征都会带来卓越成果的反馈和赞赏；二是通过两本书的合力所达到的，《第三波》说明了一定程度上的“历史的终结“，民主化浪潮无论出现几波，必然会是全世界都成为”民主“”自由“的国度，并阐明了未来世界发展的大势，后几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建立在两极格局已确定被打破，建立在美国独霸世界的场景下，未来世界的矛盾和潜在冲突因素究竟为何的一种未来预言的启发式思考。毫无疑问两本书的共同作用下无疑会为冷战刚结束的时代场景中为亨廷顿本人增添一些”大家“的美誉，两本著作也不例外。
而到今日，也要看出两本书的特征毕竟还是一种哲学式的启发和宽泛的讨论之作，不属于严谨定义、推论的政治科学著作，最多算作政治哲学著作。因此，也没必要把这本书的学术、思想和历史价值提拔的过高。
《第三波》读后感(二)：第三波未完就开始退潮了吗
亨廷顿把全球历史上的民主化过程分为三个时段的长短波浪潮来论述，重点通过对始于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的第三波民主化进行分析，以求探索持续二十余年的民主化过程的共性，探索民主转型发生的原因、发生过程、民主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策略以及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的问题，并对未来民主制度的可持续扩散进行预估。
这本书不是单纯的历史书，也不是探索因果关系的社科理论书。作者的努力是为了理解而解释，而不是为了总结出精炼简洁的普适性民主化理论。但另一方面在探讨民主化过程时，作者前后从五个方面向民主化人士提出了指导建议：改革威权体制；推翻威权政体；就政权变更进行谈判；处理威权政权官员的犯罪问题；控制军方权力，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从这五点看来，本书又似乎是一本推进民主化的指导工具书。
在讨论促进第二波和第三波发生因素的区别时，亨廷顿认为第三波中有五种变量起作用：
1. 政权合法性和政绩困扰。民主价值受到普遍认可时，威权体制的合法性问题严重起来，依赖于绩效合法性也导致外来石油经济危机冲突、军事行动失败也使得威权政体危如累卵。
2. 20c60s世界很多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扩大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力量，对于扩大政治参与的诉求激增。
4. 国际环境的变化。体现在欧共体吸收新成员的条件促使欧洲其他非民主国家民主化，美国从卡特政府时期开始的人权外交以及苏联戈尔巴乔夫推行自由化等政策
5. “滚雪球”效应。西班牙葡萄牙的民主化对其拉美前殖民地的示范效应促使大范围的民主化发生。
亨廷顿归结民主化过程主要有三种途径，这三条途径都取决于三对重要关系的博弈，政府A-反对派a，执政联盟中的改良派B-保守派b、反对派中的温和派C-极端派或激进派c.
待续
《第三波》读后感(三)：第三波民主化——对强国的模仿
本书是作者对1974-1990年间发生的民主转型进行的研究。正如作者所言，他并不试图去总结民主转型的一般规律，因为这只是在有限时段内发生的一组特定事件，并且有些事件在本书写作时仍在发展之中。
书中指出，第一波民主化植根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主要是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第二波民主始于二战后，更多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即西方民主国家在二战中获得胜利从而将民主强加给德国、意大利、日本、奥地利和韩国，以及民主国家在战后去殖民化从而将民主带到前殖民地国家。第三波民主始于70年代，原因则各不相同，有油价上涨带来经济困境、威权国家内部政策失败，军政府军事行动失败，以及外部因素（美国和欧洲将推行民主、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和滚雪球效应（西班牙、葡萄牙对南美洲的示范效应）等。
个人感觉，第三波民主可能更多地来自示范效应：由于美国在战后的强盛和繁荣，别国往往将美国的成功等同于其制度的成功，进而归因于民主的优越性。后起国家和转型中的威权国家在寻找新的道路时，往往会将旧制度中具体问题等同于体制的失败，并会模仿胜利者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从而采用民主。这些都是和美国的强盛密不可分的。
但是，将民主等同于程序民主，程序民主即获得合法性，有其内在缺陷。正如作者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说的，“国家之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差别不在于它们的政府形式，而在于政府统治的程度。”民主并不能保证绩效合法性。有了程序合法性，就可以不依赖绩效合法性，也是很多新获民主国家最后走向幻灭的原因。书中提到的民主转型，在很多案例中人民在投票时其实是在对原有体制投否定票，而不是对民主投赞成票。如果民主无法解决旧问题，对民主的失望，甚至在有些国家出现回潮，重新出现威权体制，也就毫不奇怪了。
随着中国的强盛，人们可能会认识到另一种可能，即威权政府未必不合法，将合法性等同于程序可能过于狭隘。最终，对制度好坏的评价，要以结果来评价，或者说制度本身是中性的，而效果则取决于治理。威权和民主各有各的长处和弱点，各个国家的道路选择要从本国实际出发，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
作者还给出了不少民主化的指导原则，正如作者自己指出的，有些都象马基雅维利的骗术和权术了。
《第三波》读后感(四)：亨廷顿的威权国家民主化操作手册
亨廷顿的威权国家民主化操作手册
——读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包刚升老师：“民主与民主转型”课程读书笔记
如果我们相信亨廷顿的判断，发生在上个世纪后半期的“第三波”是“最为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第1页），那么对于这次整治变革提供一些理论上的解释就显得迫在眉睫。
亨廷顿对于第三波的事实作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诚然，从这一次民主发生国家的范围来看，这项“追求民主的运动变成了一项全球性运动”（第19页）。然而，正是因为这次民主化浪潮的广泛性，也带来了解释上的复杂性，用亨廷顿自己的问题来说就是：1、为什么是这些国家？2、为什么在这个时间？
对这组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亨廷顿“第三波”理论的核心，政府的合法性危机、经济发展的困局、宗教势力的影响、国际力量的干预、滚雪球效应等影响一国民主化进程的因素都被纳入亨廷顿的考虑范围当中来。亨廷顿胪列了七八十年代以来实现民主化国家在民主化之前国内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希望描绘出各国实现民主化的社会背景。但是，正如亨廷顿自己所认识到的，哪怕他在本章的论述已经完备之极，但这些条件却只能构成民主化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事实上，我认为这些条件是既不必要也不充分）亨廷顿最终不得不丧气地承认，哪怕具有这些条件，民主化的最终开关依旧掌握在旧体制当中，尤其是那些旧体制的领导者（这个口吻是多么像托克维尔对于法国革命的论述）。而且，从他的论述看来，这些推动民主化的因素，大多是因为现代化的发展和近几十年国际局势的巧合，近代化固然不可逆，但国际局势到底会走向何方，却是个颇费思量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这本名为《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可以改名为“民主化操作手册”。亨廷顿以20世纪后期国家的民主化为样例，向读者展示的，与其说是民主化转型的历史图景，倒不如说是“威权国家民主化转型路线图及相关操作步骤”。从书中随处可见的策论性话语以及亨廷顿反复强调的“政治领袖”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来，这本书的言说对象是威权体制下有志于推动民主化的人士们。（更不要提那露骨之极的五处“民主化人士指导原则”）这一切正如亨廷顿在全书的结尾所说的，虽然民主化被他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当历史得到了英明果敢的政治领袖的推动时，历史就的确会前进。”（第297页）我并非指摘亨廷顿的“第三波”理论化色彩不够强，他自己本人也在序言里提到，这是一部半历史半理论的著作。正如达尔所言，我们不能以脱离实际的理论自欺欺人，只有天真的读者才会以为“理论比他本来的面目更加准确”（达尔：《多头政治》，第227页）。亨廷顿只是对于“第三波”这样的历史现象做一个描述，并试图归纳出一个一般性的民主化路径，并希望给未来以指导，这正是这部书对于那些“渴望实行民主的人”最大的意义。
现实情况错综复杂，民主化的历程怎能一帆风顺，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第三波到底何去何从实在是个难以回应的问题，亨廷顿也只能以“路远不须愁日暮”的乐观口吻来推动民主化。（尤其是在政治领袖层面）但是，正如他自己描绘的那些复杂而多元的推动民主化的条件能否持续，这将会带来些什么影响却始终难以确定，我们对民主化前途的估计恐怕只能是“长夜漫漫路迢迢”。
《第三波》读后感(五)：《第三波》书摘
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美） 亨廷顿著；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
3 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民主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家们。然而，它的现代意义却只能追溯到18世纪末西方社会的革命动荡。20世纪中叶，在对民主含义的争论中出现了三种一般性的进路。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民主分别是根据政府权威的起源、政府所服务之目的以及组建政府的程序来加以界定的。
4 民主的核心程序是，由民主政府所管治下的人民通过竞争性选举来选拔领袖。
4 在以下意义上把一种20世纪的政治体制界定为民主体制：它的最有影响力的集体决策者是经历由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些选举中，候选人自由地竞争选票，并由既无所有成年人都具备投票资格。根据这种定义，民主就包括了竞争和参与这两个维度。…它还以为着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政治争论和竞选之必要条件的公民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存在。
6 如果说民主的精髓是最高决策者通过普选产生，那么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就是，用一个通过自由、开放和公正的选举途径产生的政府取代一个并非由这一途径产生的政府。…自由化却仅仅是指那些尚没通过自由竞争选举途径产生政府的威权体制的部分开放。
7 民主是一种公共美德，但并非唯一美德，只有把民主与其他政治体制的特征明确区分开来，民主与其他公共美德的丑恶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
7 当最有影响力的集体决策者不是经由选举产生时，这一体制就可以说是非民主的体制。…如果那些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决策者只是非民主选举产生的集团行使它们大得多的权力的幌子，那么显然，那一体制也是非民主的体制。
8 民主和非民主的体制可以被创造出来，但它们既可能延续下去，也可能不行夭折。一种体制的稳定有别于这一体制的本质。
8 存在一个把民主与非民主看成二分变量还是连续变量的问题。
8 非民主国家没有选举上的竞争和广泛的投票性参与。除了这些共同的否定性特征外，它们鲜有其他共同点。
11 一波民主化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期限内发生的一组由非民主政权向民主政权的转型，并且在这一时段内，这种转型在数量上明显超过反向转型的数量。
33 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民主化包括：（1） 威权政权的终结；（2） 民主政权的建立；（3） 民主体制的巩固。促成着三个发展的原因，可能并不相同，甚至还互相矛盾。
35 Barrington Moore 言简意赅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40 如果A和D用来指相对稳定和持续时间较长的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而a和d用来表示更不稳定和持续时间更短的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的话，那么这五种体制的发展模式就可以描述如下：
（1） 周期循环模式：a-d-a-d-a-d
（2） 二次尝试模式：A-d-a-D
（3） 中断式民主模式：A-D-a-D
（4） 直接转型模式：A-D
（5） 去殖民化模式：D/a-D
43 合法性是一个政治分析家应尽量避免使用的模糊不清的概念。
43 作为非民主统治基础的民族主义的功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的确存在着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死敌。
44 因此，在共产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初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是合法性受到削弱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能以经济表现为基础来发展合法性。
45 自我更新却是威权体制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且恰恰是自我更新机制的缺乏，才从根本上导致了那些体制合法性的销蚀。
46 （民主体制下）统治者的政绩合法性的丧失，导致了人们对这一体制的程序合法性进行重新确认。然而，在除了一党制之外的威权体制下，人们无法在统治者的合法性与体制的合法性之间做出区分。糟糕的政绩既削弱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削弱了这一体制的合法性。
50 即便一个威权政权确实兑现了它的承诺，它的合法性也会遭到削弱。因为一旦实现了目标，也就意味着它失去了目标。
51 面对合法性的这种衰减，威权领袖可以也确实通过下列五种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做出过回应。第一种选择是，他们可以简单地拒绝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正在日益降低，并对他们将继续执掌权力抱有希望或坚信不疑。… 第二种选择是，这一政权可以尝试通过不断强化专制的手段——而实际又是用强制服从来取代渐趋消失的义务感——以苟延残喘。着通常要求领导层的更替…第三种选择是，挑起外部冲突，并尝试诉诸民主主义来恢复合法性。第四种选择是尝试为他们的政权披上某种民主合法性的外衣。第五种选择是，威权领袖可以迎难而上，不畏艰险地主动结束威权统治，并引入民主体制。
54 经济因素对民主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
60 如果经济发展涉及重要的工业化并因而具有广泛的基础，那么它就可能会有助于民主化，但是源于石油出口的财富增长并不会导致民主化。得到石油收入好处的是国家，因此，这些收入加强了国家官僚机器的权力，并且国家借此可以降低或取消征税。
65 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因为以下两个原因而…发展…缓慢。第一，强调等级、权威、集体与忠诚的儒家文化传统，迟滞了社会团体强烈政治要求的表达。第二，与其他社会相比，韩国与中国台湾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在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模式的环境中发生的。
127 有限的开放可能会引发进一步变革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又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定甚至出现暴力行为。
130 改革派领袖首要的任务是，对政府、军队的官僚机构进行清洗，如果合适，还对政党的官僚机构进行清洗。
136 学生一般总是站在反对派一方，无论他们的社会存在什么样的政权，他们都一概加以反对。
172选民投出的是反对现行威权统治者的抗议票…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支持民主的赞成票
177 如果反对派中的民主人士接受政府的任命，他们就会鲜有收获，并且还会为这些政府提供合法性。
182 政治暴力是指为了影响政府行为或政府构成而对人身或财产所造成的物质伤害。
187 统治者的最后王牌不是枪炮，而是那些掌握枪炮的人代表政权使用它们的意愿。
206 威权政权的官员之所以遭到起诉，并不是因为他们消灭了宪政民主，而是因为他们杀害了个别民众。
《第三波》读后感(六)：作者序言（节选）
本书探究的是20世纪后期重要的、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大约有30个国家从非民主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发生的转型。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1990年间的这一波民主化浪潮发生的原因、方式及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本书兼具理论与历史色彩，但它既非一部理论著作，也不是一部历史著作。它介于二者之间，它首先是一部解释性的论著。一种好的理论不但应该精确、严谨和优雅，而且还能凸显出若干概念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的是，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充分解释一个孤立事件或一组事件。相反，其解释难免杂乱无章、晦涩难懂，而且在知识的意义上并不能令人满意。理论解释成功的法宝不在严谨，而在它的全面。一部好的历史著作，通常按编年方式对一连串事件进行描述，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并且说明一历史事件引发了另一历史事件的原因。本项研究不做这种描述和分析。它并不去详细说明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的一般过程，同时也不去描述个别国家的民主化情况。反之，它尝试去对发生在一个有限时段内的一组特定的体制转型进行解释与分析。用社会科学的行话说，本研究既非研究一般规律，也非研究特殊规律。因此，理论家和史学家都可能认为本书并不能令人满意——它并没有提供前者珍视的一般规律，也没有后者所看重的深度。
因此，在研究取向上，本项研究与我其他几部著作有着很大不同。在我其他那些著作中，我试图得出有关一些关键变量间的一般性概括或理论，诸如政治权力与军队职业化、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等。关于这些关系的理论主张一般是作为不受时间限制的真理提出来的。然而，在本书中，这些理论概括仅仅限于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孤立事件。诚然，本书的一个要点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不同于早先发生的民主化浪潮。在本书的写作中，我曾不时地想要提出诸如“政权取代要比主动转变更为暴力”的永恒真理。然后，我又不得不提醒自己，我的证据仅仅来源于我所研究的有限的历史个案，而且我正在撰写的是一部解释性的著作，而非一部理论专著。因此，我不得不放弃无时间限制的现在时，而在行文时以过去时代之：“政权取代在过去表现得比主动转变更为暴力。”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我都是这样做的。在有些情况下，命题的普遍性看起来是如此明显，以致我情不自禁地用更为超越时间界限的语气来表述它。然而，还有一点，几乎没有一项命题能完全适用于所有第三波的个案。因此，读者会发现一些“倾向于是”、“一般来说”、“几乎总是”以及遍布全文随处可见的诸如此类的修饰语。而从我的最终行文看来，上述命题应该解读成：“政权取代在过去通常表现得比主动转变更为暴力。”
本书写作于1989—1990年间，当时有关的一组事件还正在发展之中。所以，本书会遇到同时代性的所有问题，并且必须看做是对这些体制转型的初步评估与解释。本书借鉴了对这些特殊事件有着详尽论述的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其他学者的著作。同时，本书还广泛依赖于对这些事件的新闻报道。这样，当第三波民主化宣告结束时，才有可能对这一现象作出更为详尽和更尽如人意的解释。
《第三波》读后感(七)：亨廷顿 第三波
《第三波》读后感(八)：民主的真意
亨廷顿的第三波曾经被称为是民主化的圣经，这本书总结了20世纪后期全世界各地发生的民主浪潮。这本书出版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重大影响，而就在近年来不管是东欧的郁金香革命还是发生于中东的民主浪潮，反映出在目前全球一体化和互联网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沟通方式和传播媒介的条件下，民主的传播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但是第三波当中概括的一些元素仍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在这本书中亨廷顿详细分析了民主的集中特征选，指出经济发展和民主化存在相关性，但并不表示存在因果关系。 民主不单是需要经济的发展，但也需要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但如果借国民素质提高的问题来拖延民主，那是一个非常不客观的说法。民主但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如果说不看到现实表面下深刻的民主需求，那么国家治理是非常失败的。
世界正在变化，曾经的第三波可能会变成继续滚雪球似的壮大。这一次民主浪潮的原因企业都很偶然，但原因都是深刻的，蕴藏着必然的因素。让人吃惊的是曾经的民族英雄如果恋权不愿退位，曾经的荣誉和丰功伟绩都不会被人们所记住。所以依靠经济增长的合法性是不能长期维持的，并且在目前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的大环境下，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
当时代进行到今天，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可以逐渐休息了。全世界人民都有着对政治公平和决策民主的渴望，这是一种对程序正义的渴望。权威国家，向民主化进程中，进行公开选举（重拾政治合法性、民主价值观是世界潮流），八成几率原来的执政党会让位于反对党。（台湾、智利、波兰、苏联（戈尔巴乔夫）、罗马尼亚等） 。但是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目前已经结束了君权神授的年代，任何一种政体正当性都要经受合法性的考验，由此看来，孟子说的民为贵今天必须有新的解读
《第三波》读后感(九)：解读民主化浪潮的代表作
这本书的作者亨廷顿是已故的美国赫赫有名的政治学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以“文明的冲突”理论被世人所熟知。
这本书最初以英文版于1991年问世。书中比较细致地分析了从1974年到1990年间，大约30个国家从威权体制或者从不民主体制转向了民主体制的转型问题。书出版后，马上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到现在为止，中文版也已经出版过好几个，这次人大出版社推出的是一个新的译本。虽有重复之嫌，但对于这样的名家名著，多出几个版本也无妨的。
这本书一共分成六章。第一章回答的是什么的的问题，在这一章中作者界定了民主的含义，民主的核心程序是，由民主政府所下的人民通过竞争性选举来选拔领袖。或者换句话来说，政府领导经由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当然这样的选举制度要真正民主的存在，必然意味着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这些作为政治争论和竞选的必要条件的公民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存在。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1974年——）当然是一本书的重点论述对象。在第二章中，作者对民主化化浪潮为什么发生做了比较详尽的解释。这一章重点探讨了民主化呈波浪式运动的原因，通过归纳推理的方法指出了第三波民主化的如下五大原因：合法性的衰落和政治的困局、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宗教变革、外部力量的新政策、示范效应或者滚雪球。在书的第三章中，作者进一步分析了第三波民主化是如何发生的，比较仔细地分析了民主化的过程。在这一章中，作者把在第三波中发生民主转向的政权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党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根据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过程，执政集团跟在野或者反对集团的互动关系和斗争方式，概况出三类民主化的变迁过程：一是主动转变，由执政精英推动走向民主化；二是交相改变，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达成妥协, 合作走向民主化；三是政权取代，原来的威权政权垮台或者被推翻。第四章探讨了民主化的特点，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大致有如下三个特征：谈判与妥协、选举、暴力的低水平。第五章试图回答新的民主政权如何巩固，能持续多久的问题。在这一章中分析了新的民主政权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如果应对的原则方法。第六章探讨了民主化何去何从的问题，实际上了是展望了民主化的前景。作者认为“时间属于民主的一方”，我认同这种说法，毕竟这是世界潮流，至于具体是何种民主形式，那又是另一回事情了。
《第三波》读后感(十)：我们，会是第几波？
塞缪尔·P·亨廷顿，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政治学巨擘，是过去50年中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学术影响逾半个世纪。他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其理论在1996年甫经问世，便在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饱受争议。而《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则是此前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在这本书中，亨廷顿针对20世纪后期最为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1974年到1990年之间大约有30个国家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持续多久、何去何从5个方面，对这一波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发生的原因、方式、过程、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其前景做出了预测。之所以称为第三波，是因为他把此次民主化浪潮置于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民主和专制的更替轮回过程中来看待的。他认为，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只能单纯依靠政绩）、经济发展的困局（向好会培植民主意识，向坏则激发社会变革）、宗教势力的影响（由支持威权政府向支持民主变革转变）、外部力量的干预（主要是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以及首先实现民主转型国家的示范所引发的“滚雪球”效应这五个变量共同促成了这一波民主化浪潮，而其民主转型存在政权的主动转变、反对派政权取代以及当权派与反对派交相改变三种不同的方式，并且具有妥协、选举和低暴力水平等特点。
虽然亨廷顿在第一章的结尾明确指出，自己并非要提出一种关于民主前提条件或民主化过程的一般理论，但他对此一过程中民主转型问题的一般性归纳和所作的政治学理论的解释，以及为威权体制下民主派的行为提出的5项重要准则，为仍在黑暗中奋斗的非民主体制国家的人们提供了行动指南，给出了一条一般化的民主化路径，可谓民主化转型的教课书。当然，它对于威权体制的当政者而言，也是一个警醒，会适当调整自身的政策，从而加速民主化进程。就在他此书出版的1991年的12月，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由此达到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最高潮——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全部按照西方政治原则和价值观念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
如果我们将眼光再放长一些，从亨廷顿书中所写的1990年再往后看直到现在，则会发现，正如亨廷顿所预测的那样，民主化浪化在苏联解体后进入回潮阶段——一些建立民主政体的国家并没有完全贯彻民主原则，成为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奇妙的结合。进入21世纪后，在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自2003年起在苏联前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接连爆发颜色革命；2010年利比亚、埃及、也门等中东国家相继爆发国内战争，叙利亚的战火更是至今仍在继续，开始了流血的民主化转型。这对于主张“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的亨廷顿来说，未必是他所乐见的。然而，他已经于2008年去世，无法得知他将会对此作何评价——只是第三波的余波呢？还是第四波袭来？局势的发展的确验证了他这种波浪——回潮理论的有效性，但民主转型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机械的化学反应，这还有待于有人作出新的总结与解释。
现在都在呼唤政治体制改革，这本书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可能不在于他所指出的实现民主化的路径，而恰恰在于他对民主的客观认识。在当下的中国，存在着一种对民主的迷思，以为民主可以预防腐败、可以减少污染，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实际上，这是不切实际的。亨廷顿在书中明确指出——民主并不意味着问题将得到解决，但它确实意味着统治者可以被罢免、更换，民主行为的精髓恰恰在于后者……当人民了解到，民主只是解决暴政问题的一种办法，而未必是一种包医百病的良方时，民主就已经得到了巩固。当前一些精英对于民主的宣传与呐喊是不理智的，只是简单的在贩卖几个概念，挑动民众对民主做出不切实际的期望，把太多的民主根本无法解决的东西、无法完成的任务都寄希望在民主体制上，这是在把民众引向另外一个极端。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主的确是个好东西，但是秩序更重要，它先于自由、先于民主——秩序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不同，要比民主和独裁之间的不同更为根本（亨廷顿语）。实现民主转型也许需要经济发展、宗教影响、外部干预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培育一种民主政治文化，让民众抛弃对民主不切实际的幻想、提高民众的民主素质，增进民众的民主价值认同，无疑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条件，无疑是建立一个长久的、持续的、巩固的民主体制的根本所在。如果急功近利，妄想毕其功于一役，以期通过暴力和革命来迅速实现民主化，来解决当下社会的诸多深层次社会矛盾，则可能会适得其反——即便一朝成功，但也绝对不会稳固，甚至会在民众对民主的失望中覆灭民主。
很多人都因为这本书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联想，但有一点尤其需要我们注意——不管现在是第几波，我们会是第几波，只有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那一波，才是属于我们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