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时分》经典观后感集
《信仰时分》是一部由马可·贝洛基奥执导，赛尔乔·卡斯特利托 / Jacqueline Lustig / Chiara Conti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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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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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具有挑战性的影片继承了导演的批判传统，表现了家庭的瓦解、思想的迷茫、宗教的伪善，塑造了一个在各种压力下陷入错乱幻觉和无助境地的知识分子形象。此片在意大利上演时，意大利主教会议宣布这部电影是亵渎神明的，但在戛纳电影节上演时观众却报以热烈的掌声。
●观影于MOMA的贝罗奇奥回归展映：超赞！看了贝爷爷两部，另一部是《沉睡的森林》，两部都很令我尊重。意大利的，或者说欧洲的宗教所面临的境遇，我们在中国长大的孩子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的，但如果，你去过欧洲，关心过、思考过西方宗教的前生今生和未来，你就会折服于这部电影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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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尼斯托是一位成功的画家，他和妻子爱琳已经离婚，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儿子里奥纳多。 一天，红衣主教的秘书唐
●很有意思啊，很多人的信仰还是掺杂了个人需求的，这个在哪都一样啊
《信仰时分》观后感(一)：信仰时分
1965年，意大利导演马可·贝洛奇奥凭借处女作《口袋里的拳头》以对乱伦的表现和宗教敏感性成为60年代最大胆的影片之一。此后他拍摄了一系列风格化、颇具煽动性的政治片，其中最著名的是《走近中国》和《在父亲的名义下》。在《信仰时光》这部新片中，贝洛奇奥延续了他以前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宗教的伪善。意大利的主教会议已经宣布这部电影是亵渎神明的，而在戛纳电影节上，观众却报以狂热的掌声。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梵蒂冈的讽刺和对意大利中产阶级家庭的解构方面，这部电影通过一个自由主义画家的眼睛，重现了费里尼和帕索里尼后期同题材作品的风采。 死去的母亲、一直游说梵蒂冈追认姐姐为圣徒的姨妈、因为精神病而弑母的兄弟、无神论者欧内斯托——影片中的这些人物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结构。教廷册封母亲为圣徒，是欧内斯托开始对于重新认识母亲的起点。之后，数年不见却意外出现的儿子莱昂纳多，前来问他上帝的力量以及死后灵魂的去从这些难题时，一切变得更复杂起来。欧内斯托去见影响儿子的女教师时，自己封闭的僧侣式生活也随之起了变化，他又开始审视自己对于精神生活彻底怀疑的态度。这样的起点和这样的终点似乎都有些出人意外。但事实上十九世纪许多大师笔下的最终的皈依者也是从怀疑论开始的，只是这一次环境变成了信息时代而已。上帝的远去，前方更多了无限的迷惘。 这部电影的隐喻中心是那幅为梵蒂冈准备的欧内斯托母亲的肖像，充满着圣洁的、幸福的光辉。这并不是欧内斯托记忆中的母亲。他对母亲回忆地越多，就对现实的情况越愤怒。为什么教会要选择一个如此不相称的女人？答案只能在于她那有权有势的大家族。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就是母亲画像中的微笑——这正是欧内斯托的兄弟所痛恨的——也就是说，那是她招致杀身之祸的微笑。到这里为止，电影的讨论还只是局限在世俗化宗教与怀疑论的对立上，这些问题在欧洲已经是老生常谈。早在文艺复兴时代，宗教作为一种绝对精神化的信仰在世俗化之后导致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对此卜伽丘就曾不满过。 影片真正的深度开始于当欧内斯托碰见他儿子的女教师，他那根深蒂固的怀疑论开始动摇，而这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候，影片的讨论才真正开始。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欧内斯托那如同巨穴似的、高度现代化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工作室对于他的精神造成了多大的扭曲。这一切偏偏又是和他的艺术工作相呼应着。摄影机经常久久地停留在他用电脑辅助设计为儿童书籍所作的插图上，似乎迷恋着用高科技操作的巫术。就是这样，影片带给我们一种在过去与现在、记忆与怀旧、真实的爱与浪漫化向往之间的对照，从而使这部混合了宗教、政治、个人心理和家族关系的电影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信仰时分》观后感(二)：形式与实质 同一物的永恒轮回
1965年，意大利导演马可·贝洛奇奥凭借处女作《口袋里的拳头》以对乱伦的表现和宗教敏感性成为60年代最大胆的影片之一。此后他拍摄了一系列风格化、颇具煽动性的政治片，其中最著名的是《走近中国》和《在父亲的名义下》。在《信仰时光》这部新片中，贝洛奇奥延续了他以前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宗教的伪善。意大利的主教会议已经宣布这部电影是亵渎神明的，而在戛纳电影节上，观众却报以狂热的掌声。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梵蒂冈的讽刺和对意大利中产阶级家庭的解构方面，这部电影通过一个自由主义画家的眼睛，重现了费里尼和帕索里尼后期同题材作品的风采。
死去的母亲、一直游说梵蒂冈追认姐姐为圣徒的姨妈、因为精神病而弑母的兄弟、无神论者欧内斯托——影片中的这些人物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结构。教廷册封母亲为圣徒，是欧内斯托开始对于重新认识母亲的起点。之后，数年不见却意外出现的儿子莱昂纳多，前来问他上帝的力量以及死后灵魂的去从这些难题时，一切变得更复杂起来。欧内斯托去见影响儿子的女教师时，自己封闭的僧侣式生活也随之起了变化，他又开始审视自己对于精神生活彻底怀疑的态度。这样的起点和这样的终点似乎都有些出人意外。但事实上十九世纪许多大师笔下的最终的皈依者也是从怀疑论开始的，只是这一次环境变成了信息时代而已。上帝的远去，前方更多了无限的迷惘。
这部电影的隐喻中心是那幅为梵蒂冈准备的欧内斯托母亲的肖像，充满着圣洁的、幸福的光辉。这并不是欧内斯托记忆中的母亲。他对母亲回忆地越多，就对现实的情况越愤怒。为什么教会要选择一个如此不相称的女人？答案只能在于她那有权有势的大家族。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就是母亲画像中的微笑——这正是欧内斯托的兄弟所痛恨的——也就是说，那是她招致杀身之祸的微笑。到这里为止，电影的讨论还只是局限在世俗化宗教与怀疑论的对立上，这些问题在欧洲已经是老生常谈。早在文艺复兴时代，宗教作为一种绝对精神化的信仰在世俗化之后导致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对此卜伽丘就曾不满过。
影片真正的深度开始于当欧内斯托碰见他儿子的女教师，他那根深蒂固的怀疑论开始动摇，而这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候，影片的讨论才真正开始。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欧内斯托那如同巨穴似的、高度现代化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工作室对于他的精神造成了多大的扭曲。这一切偏偏又是和他的艺术工作相呼应着。摄影机经常久久地停留在他用电脑辅助设计为儿童书籍所作的插图上，似乎迷恋着用高科技操作的巫术。就是这样，影片带给我们一种在过去与现在、记忆与怀旧、真实的爱与浪漫化向往之间的对照，从而使这部混合了宗教、政治、个人心理和家族关系的电影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信仰时分》观后感(三)：纪念碑下的幽灵——写给我的欧洲
在传统价值观普遍消解的后现代的今天，如果一部电影是反宗教的，那它将毫无价值，所以对这部电影做任何关于宗教世俗化的解读是无意义的，是要被薄伽丘耻笑的。同样，如果对这部电影做任何政治性的解读也是错误的，那将违背塞万提斯开创的现代主义艺术精神，是要被桑丘耻笑的。
因此，导演说“这部电影是关于权威，家庭权威和教会的，但我不认为它可以被视作是反叛或反宗教的。”
1、欧洲历史的危机。以金融危机为代表的欧洲历史的瓦解已经构成当今最显著的全球灾难，历史遗迹深厚的意大利处在风暴的中心，欧盟在希望中诞生，在历史的遗迹上构筑，可是深厚的欧洲精神已被侵蚀殆尽。男主角要拯救欧洲，所以他接受了荒谬的决斗挑战，试图像普希金那样捍卫历史的荣誉，但结果是被耍了，权威的领袖们要的只是虚荣的面子和愚蠢的排场。欧洲历史处在深刻的危机中，当我们重新转向宗教和文化求救的时候才发现它们已经被虚无主义（声称炸毁纪念碑的建筑师）和贪婪欲望掏空了，就像男主角的动画：无名英雄纪念碑（昔日的荣誉和信仰）倒下了，古代的女神穿梭在历史的废墟中，就像走在男主角战栗的恐惧中一样。
2、神秘笑容是欧洲历史的生机。片中最重要的细节是主人公的微笑，他自己也没注意到的无意中流露出的笑容，三次被权威分子们敏感的觉察出来。那淡淡的嘴角上翘不是质疑、不是嘲讽、不是反抗，甚至不是某种感情的流露，而是一种机械的面部神经抽动，类似膝跳反射，这种细微的生理反应基于一种因缘际会的历史巧合、一种往事纠结的恋恋不舍带来的神经刺激，一种来自与外界波动的自然反应。
当男主角站在母亲微笑的巨幅肖像面前时，他心里是何感受呢，那笑容看起来那么亲切和蔼，充满圣母般的人性光辉，可母亲在他心中的记忆是那样的虔诚而冷漠，他会觉得这一切荒谬么，也许会，但未尝不会有一丝感动。
因为在这笑中隐藏了一个精灵。一个化妆在宗教、政治和情感中的历史的幽灵，于是出现了宗教女教师，她是一个神秘人（她的名字和儿子说的不一样），她的职业是宗教教学，她的出现引发男主角对家庭“政治斗争”的阴谋论猜测、也引发了男主角初恋般的感情，但最终她属于欧洲的历史（片尾小学中出现了欧盟旗帜），他是隐匿在历史阴影中的顽强生命。
3、欧洲的信仰流淌在羞耻的伤口上。为什么这部电影充满张力？因为导演在欧洲最羞耻的伤口上撒盐。渎神的弟弟杀害了母亲，那绝望的叫喊声又回荡在男主角的脑海中，他曾试图遗忘往事，可当弟弟在面前重新发作时，他长期封锁的内心被开启了，他发现了心中的仁慈，往日的友谊，沉寂历史中的生命，这一切摧毁了他心中的桎梏，那些空虚冷漠僵化的意识化作废墟，模糊与清晰的界限被重新定义、事物存在的真实性被重新讨论，于是，信仰的幽灵在他心中的废墟中复活，他一跃而起抓住了她。
生命的小溪重新开始流淌，生活也有了新的含义，清晨，亲友们去觐见教皇，男主角目送儿子的背影和十二星旗帜，欧洲，祝你重拾信念，健康成长。
《信仰时分》观后感(四)：导演说
意大利是个教会势力十分强大的国家，教会对意大利的政治、经济、文化、精神、风俗等等都有很深的影响，对人们的思想、习惯和行为等等自然也有巨大影响。可以说，教会的影响无所不在，教会无所不能。因此，教会与社会、宗教信徒与非宗教信徒的矛盾构成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文艺作品反映这种矛盾既是必然的，也是其责任所在。但是，反映这一社会现象并不容易，往往是，一些非教徒觉得反映的深度不够，而一些信徒则认为有些过火，甚至觉得是对教会的肆意攻击。这部影片对这一重要题材的处理却恰到好处，让人无话可说。这是因为，影片从一个七岁儿童的眼睛和思维出发，对教会的一些重要观念和思想提出了挑战，他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他的不信教的父亲埃尔内斯托回答不了，就是最虔诚的信徒和神甫也难以回答。宗教课老师说，上帝无处不在，上帝无所不能。莱奥纳尔多则提出，世界60亿人，上帝怎么可能个个监督，而且他还提出，既然上帝是仁慈的，为什么知道将有灾难而不事先告诉他。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意识到，上帝影响了他的自由，既包括行动的自由，也包括思想的自由。表面看来，这个儿童的问题显得幼稚、荒唐，但其逻辑却十分严密，任何人难以反驳，因此，对肤浅、庸俗、仪式化的宗教课具有极大的“杀伤力”。所以，并不信教的埃尔内斯托不能不感叹，他的儿子十分勇敢。这样一来，一个重要问题就摆在了大家面前：宗教课应该不应该开设？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究竟应该充当什么角色？尤其是前一问题，在意大利曾经引起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最后才确定，宗教课在小学期间作为选修课。但是，这样做之后，问题并没有解决，正如埃尔内斯托所说，“一个孩子无法接受死亡的概念”以及所谓天堂之类的概念，宗教课给孩子带来的是无限的恐惧，这会吓坏孩子，这样一来，“他父亲的无神论丝毫不起作用”，“会使他的头脑更加混乱”，会使他迷茫，也会使父子之间产生隔阂。因此，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这门课程该不该设立，而是在于前诉第二个问题，如果把宗教信仰看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精神力量，看作伦理道德的规范，看作是对人们的价值取向有积极影响的一种力量，使人在某些方面有所畏惧，因而可以限制或消除一些带来负面后果的行为，使人们择善而行，那么宗教不但不是多余的，而且是非常有益的。在儿童还不具备分辨一些重要问题的能力时，如果只教他们吃饭前划十字，只讲那些老生常谈，而不解除他们的迷茫，这样的课程只会造成混乱、迷茫和恐惧，这样的课程不仅多余，而且可能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
面对儿子上宗教课后的怪异行为和他提出的难以回答的尖锐问题，面对由此造成的负作用，不信教的埃尔内斯托无疑要进行抗争，要进行反击。他在同儿子谈话时就以自己为例，告诫儿子在信仰这样的重大问题上要言行一致。但是，他的这种抗争处处碰壁。影片以种种细节表明，他碰壁的原因在于，他面对的是一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强大势力，这一势力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这支势力为达目的可以对他使用一切手段，甚至不惜使用卑鄙手段。在疯人院，枢机主教皮乌米尼同埃尔内斯托的大段对话在影片中占有重要分量，主教或明或暗地让他知道，教会对他的过去、政治观点、他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所作所为等等了如指掌，甚至把他参加“为人民服务”党而献出财产与教会的清贫、忠贞和服从这三愿相提并论。这可以说是主教的软的一手，想使他在母亲封圣一事上就范，提供有利的证词。这样还不能达到目的时，主教开始诱导埃尔内斯托，先是说明，他的母亲是为了不亵渎神灵而让她那疯癫的儿子埃吉迪奥开枪杀死她的，这样她才可以被封为圣人。当埃尔内斯托回答说，他当时已经离家不知详情时，主教又诱导他说，是母亲跪下来恳求儿子杀死她的。而埃尔内斯托的回答是，即使她跪下来祈求，那也不过是“世界上所有的母亲”在疯癫的儿子面前都会做的事。埃尔内斯托为自己坚定地与皮乌米尼抗衡颇感满意。但是，主教还有杀手锏，主教提到了阿尔詹蒂祈灵于埃尔内斯托母亲而使无法医治的疾病痊愈一事，而这个阿尔詹蒂恰恰是埃尔内斯托的好朋友。教会为达目的对埃尔内斯托所使用的手法并不仅限于此，埃尔内斯托最后回忆他同迪亚娜的交往过程之后终于明白，让他着迷的这个多才多艺的美女也是教会布下的一枚棋子，说“她也参与了计划”，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失去理智，让我发疯，然后我就会去做他们想要我做的一切”。但是，迪亚娜出现于他的与世隔绝的画室也使他过去的那种怀疑、冷漠心态发生了动摇，感受到了家庭瓦解和孤寂生活对自己的精神造成的扭曲，使他产生了些微希望之光，这比仅仅表现宗教、政治和家族关系等问题的视野更为广阔，个人心理的描绘也使埃尔内斯托的形象更复杂而丰满。
在埃尔内斯托自己家人这边，除去疯癫的埃吉迪奥之外，所有的人都站在他的对立面。他的妻子听到婆婆有可能封圣后，认为“有一个受人敬仰的祖母”对莱奥纳尔多有用，偷偷给儿子报了宗教课，还偷偷为儿子施了洗礼。埃尔内斯托与儿子谈话时，她甚至数次悄悄偷听。埃尔内斯托甚至发现，他与主教谈过话一事她也知道得清清楚楚，可见她也已与教会串通一气。在埃尔内斯托的几个兄弟中，埃乌杰尼奥是神甫，他在封圣一事上极为积极是必然的，另外几个兄弟有的本来就积极，有的被迫改变了主意，也积极起来，目的都是要从中得到好处。而疯癫的埃吉迪奥本来就有病，却被反复折磨，痛哭流涕，痛骂“该死的圣母”、“该死的上帝”。然而，最积极的却是早已出嫁、平时与埃尔内斯托母亲格格不入、以前从不去望弥撒、被称为“母老虎”的姑妈玛丽亚。她请志愿者来家里布置，把家搞成一个“申办场所”，宗教味十足。她与埃尔内斯托有大段对话，充分表明了她这样做的目的：从中得到好处。她认为，家族应该有个保护人，而不必考虑这个保护人是什么人。家族应该有一个名分，这个名分能使家族获得尊严，这个名分“是一份定期收益”，它“一直到世界末日都会有用”。她要埃尔内斯托改变信仰，劝他这个艺术家“有一个圣人母亲那是多么广阔的世界”。这就是她积极参与这件事的目的。最后她甚至说，埃尔内斯托不去作证就是“一名罪犯”。就是那个本来与此事毫不相干的阿尔詹蒂也参与进来，甚至连失去自己的残废抚恤金也在所不惜，因为他觉得“圣迹治愈的病人前途无量”，可以从“圣像版权、小纪念品、上电视、捐赠”中得到更大的好处。所有这些就是埃尔内斯托面对的人、面对的势力以及他们的嘴脸和目的。
埃尔内斯托面对的是尖锐的矛盾：一边是儿子在上宗教课后提出的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这些问题表面幼稚，但逻辑严密，对于教会来说，这是难以反驳的十分尖锐的问题；一边是被疯癫的兄弟枪杀的母亲有可能被封为圣人，母亲被封圣揭示了以枢机主教等为代表的教会势力的故弄玄虚，他们要把一个善良母亲的无奈之举无限拔高，借以达到惑众渔利的目的，同时也揭示了姑妈玛丽亚等人从中获利的小市民心态。他解答不了儿子的问题，却也不想让儿子迷失，但他的亲朋好友没有一个站在他一边，他孤立无援，只能孤军奋战，他每走一步都会遇到阻力，而且是无形的阻力，让他难以应付。儿子的“幼稚”问题和母亲的崇高封圣发生于埃尔内斯托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这样两件事把他带到了一个非宗教信徒与教会正面交锋的焦点，他与教会和亲友等的矛盾围绕这一焦点展开，充分展现了社会现实中的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影片的故事虽然并不复杂，却结构严谨，每个细节都富有多重含义，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生活的复杂，尤其是宗教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教会很吸引人，但有时令人不可理解；它很崇高，但有时显得可笑，布拉的“高论”和决斗就是很好的证明；它的理论显得深奥，有些东西令人不解，有时却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甚至解答不了一个幼童的简单问题。影片最后一幕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皮恰福科家族积极参与封圣的人全都来到梵蒂冈，就在此时，埃尔内斯托去送儿子上学，原本很想见教皇的莱奥纳尔多这时优雅地做了一个反抗的手势后说：“我宁愿不去。”
影片的副标题是《我母亲的微笑》，导演在一家杂志刊登剧本时对此有个说明。他说：“在写作剧本和拍摄的过程中，微笑这一因素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从形象方面来说，还是从主角的微笑同其母亲的微笑之间的关系来说都是这样。这微笑看起来意味深长。影片推出前，在内部做了一次小范围的调查，多数人比较认同《宗教课》这一片名，认为它最合适。就这样它超过了‘微笑’，但后者仍被保留下来，《我母亲的微笑》成了副题。”他说，《宗教课》这一名称成为首选，是因为它比较贴切，比较通俗，“确实更直白，更易于理解，尤其是对于意大利观众而言”。
在影片中，母亲的照片第一次出现是在莱奥纳尔多的房间，慈祥优雅，平易近人，富有生活气息。而在玛丽亚家，年轻画家把母亲画成就要升天的样子，但没有了照片中的微笑，而是欣喜若狂、心醉神迷，这已经不是埃尔内斯托心目中的母亲，完全失去了人世间活生生的母亲的本性，只具有“圣像意味”。这一点也是影片的一个重要象征因素。
导演贝洛基奥生于1940年，1962年毕业于著名的罗马电影实验中心，三年后导演了《拳头揣在口袋里》，讲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被它的一个疯癫成员毁掉的故事，因对乱伦的表现和宗教敏感性而成为1960年代最大胆的影片之一，他本人也成为最让人们关注的年轻导演之一。此后他拍摄了一系列颇具煽动性的政治影片，讥讽风格十分突出，其中最著名的是1967年的《中国近在咫尺》，对意大利的政治、思想意识和社会等方面的危机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和讥讽，因而被称为“反叛导演”。他不断对家庭问题、市民的自私和唯利是图、资产阶级的迷茫以及宗教信仰等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拍摄了一些反映这些思考的影片。《宗教课》这部具有挑战性的影片继承了他的批判传统，表现了家庭的瓦解、思想的迷茫、宗教的伪善，塑造了一个在各种压力下陷入错乱幻觉和无助境地的知识分子形象。此片在意大利上演时，意大利主教会议宣布这部电影是亵渎神明的，但在戛纳电影节上演时观众却报以热烈的掌声。
此片有人译为“信仰时分”，不确。原文的ora是“小时、时刻”等意思，后面的religione意思是“宗教”，这里是指“上宗教课的时刻”，所以译为“宗教课”更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