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中国纪行读后感精选

　　《1894，中国纪行》是一本由莫里循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433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2017-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894，中国纪行》精选点评：

　　●时常感叹百年前西方传教士的坚韧。如莫理循所言，中国是当时传教最困难的国家。莫在中国西南游历，所到之处满目苍凉，到处都是罂粟。他记录当时底层人的辛酸，对这个国家充满好奇。不过他也以大英帝国子民为傲，文中轻易可见轻浮和优越感。翻译很辛苦，也很用心。

　　●按需。

　　●虽然时不时流露的帝国主义“上等人”优越感让人不悦，对英国鸦片输入和影响责任的卸载摆脱，但这条出江入山之路的描写实属上层，对中国人和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思考也有深意。120年后读来，一切未变。印象深刻对四川地区经济的繁荣描写，银行，快递和销售已有现代性。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很难不被作者自命不凡的种族优越感所冒犯。然而你又很难不承认莫理循是个富有见识的冒险家、一个有趣的游记作者。

　　●对当时的西南地区社会状况有所涉及，对国人的特性一针见血。对当时当地的货币政策、医生状况、妇女状况，杀婴、遗弃等情况有所叙述，可澄清一些误解。缺点就是他在每个地方都没有呆上很长时间，所以对每个地方的民俗文化之类的涉及较少。而且他语言不通，和当地人也没做深入交流。此书可当作休闲类书籍来看。

　　●翻译良心。

　　●翻译注释非常严谨。

　　●#补标...挺有意思

　　●先看的是窦坤的翻译，李磊的翻译很认真，做了很多资料的考证，但比起窦来说，损失了一些幽默感，例如关于中医和西医的比较那里，不知道莫的原文是怎么样的。再者我真没读出优越感，他一直在夸中国人如何善良美好，被解读成反话，简直就是误读。

　　●一个不会说中文的老外，穷游了中国西南鄂川滇。虽然带着各种偏见，但是精确和翔实的描写仍不失为无价的风土民情的记录。莫理循未来仍旧没学会汉语，可是也不影响他成为享誉西方的中国通。译者翻译的认真负责，近乎考据，值得称赞。

　　《1894，中国纪行》读后感(一)：几个有趣的知识点

　　1、从莫理循的记录来看，与之前来到中国的耶稣会的传教业绩相比，基督教传教士在1840年乘着船坚炮利之势而来，但他们的传教大业实在是差强人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基督教内天主教/新教门派太多，就一个GOD怎么翻译就前后有很多波折，而且这些基督教门派互相视之谓异端，争抢有限的需要被“拯救”的灵魂，导致一些奸诈之徒“吃教会”，专门为了得到各种好处进入教会。

　　2、以前以为基督教传教士来中国吃苦，筚路蓝缕，但按照莫理循的观察，即使在最偏远的地方，他们在当地的生活水准都是最高的，吃住都不错，远远高于当地的百姓。

　　3、从莫理循的观察来看，当时中国吸食鸦片非常广泛，种植罂粟也非常普遍，“从湖北到缅甸边境，途中无处不见罂粟”，只有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进口印度鸦片，其他省份都是自给自足；另外，鸦片吸食者并不都是那种萎靡不振的病怏怏的态势，不少人还是神采奕奕的。

　　4、凌迟处死并不是一刀一刀地处死，而是先杀死后再分尸，目的是死无全尸。

　　5、当时大清海关在主要交通要道都有哨卡，收取税金，而不是像现在专门在进口的关口；此外，大清海关相当国际化，聘请有各个国家的人才。

　　6、云南区域看来在19世纪末缺碘严重，有大脖子病的男男女女非常多。

　　7、书中的注释里提到的中国巨人詹世钗，查看了一下，其身高3.19米，估计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人。

　　《1894，中国纪行》读后感(二)：另一个视角下的旧中国

一个非常有偏见的英国人在西南游历之作，坚决不肯承认卖鸦片的行为恶劣，因为中国土地上广种鸦片，吸鸦片的中国人涵盖各个阶层，官场、商场、普通劳工们全都吸食，掌权者还都参与种植和交易，获利。

他以极低价格雇的苦力还能以更低的价格把背行李的工作外包出去，以为是整包，方便自己再回去接下个活，却是不用负重的跟着一起继续行程。雇员要自己负担衣食住宿，最后能剩下多少纯收入？

船主人一发工资就召集船工打牌，迅速把发出去的工资赢回来，所以穷者恒穷！

旧客栈的被褥不是免费提供，是出租给客人的。愈发难以想象武侠小说里江湖好汉是怎么睡觉更衣的。

在峨眉山顶看到现在他们仍然由背夫运送物资上山，所用背篓和休息时的撑杆仍和1894年时一样。背夫也一样的精瘦黝黑，所负之物上百斤，沉沉压在背上。

他很惊讶《峨眉山及以远：藏边旅行记》记载的把茶饼从四川运到西藏的苦力，不仅要翻过海拔高于出发地七千英尺的大山，负重还达到324斤！

想想每次出去玩，看到那些背八、九十升包的欧美小姑娘，也是佩服不已。

旧重庆城墙城门照片，像其他城市一样宽大厚实。寺庙重檐叠宇古树参天盖顶，规模很大。

冷知识：油布除了防水，晚上铺在床的草垫上可以防虫。虫子不会迂回到油布边缘爬上去？

以前以为传教士到中国后因为布施和庇护教民，发展的很快，看他书才知道各地一两年才有一两个中国人入教，当然也是抱着功利性。

杀婴，特别是女婴，长久存在，他认为实际的情况可能和欧美的差别并不大。那是什么使现在截然不同？经济？文明？

见识到广东人的“富于进取，能很快适应各种环境，忍耐，精明，然后发迹”，他提出“必须不失一切时机地阻止他们。”非常地看不起只做不休的中国人，称之“低等级而高活力的劳作动物。”担心“如果允许中国人自由进入澳大利亚，他们将使英国人因饥饿而减少”

当然历史证明他杞人忧天，第一二代移民勤劳耐苦，至多第三代，会被当地文化传统同化。

憧憬带着他的书，沿着他的路，来一趟今夕对比之旅。

　　《1894，中国纪行》读后感(三)：寻路晚清川滇

故事或许可以从《天津条约》说起。1858年，清朝与英国在天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凡传基督教者，清政府应一体保护；英国人可前往内地游历、通商。由此，莫理循以英国公民的身份得到一张护照，被准予在湖北、四川、贵州和云南四省通行。

翻开清末民初的中国历史，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这个名字你一定不会错过，这位曾经担任英国《泰晤士报》驻远东特约通讯记者、中华民国政府顾问的苏格兰裔澳大利亚人，他的身影频繁出现在那个动荡年代里的各种中外交往的大事件中。莫理循长达17年的通讯记者生涯，便起于眼前这部游记《1894，中国纪行》（An Australian in China）。

1894年2月，不会说中文的莫理循一副长袍梳辫的华人装扮，孤身从上海出发，乘船溯长江而上，到达重庆，然后步行穿过西南川滇、克钦山脉抵达缅甸仰光，一路沿途记事，在游记的开篇，他这样写道：“几年前，这被视为畏途，接下来要讲述的是，如今实施这样一趟旅行是何等轻松愉快。”等读完全书再回过头来看这句话，你或许对”轻松愉快“会有一个全新的理解。

189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此时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抽大烟这一原本独属于精英阶层的消闲嗜好在中国大地上已经逐渐演变为普罗大众根深蒂固的日常消费。大清国沉疴遍地、民不聊生。同年7月，就在莫理循旅行结束后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惨败。此时的西南内陆，四川富庶，长江沿岸的船工纤夫各怀绝技，驿路客栈别有风情，底层百姓虽不阔绰，但不乏一派生龙活虎的热闹气息。入境云南后，与山清水秀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举目荒凉的世态，币制混乱，官员腐败，人们病态恹恹，种植罂粟成为他们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但凡能利用之地都被开垦“，但即便如此也未给饱受饥荒、瘟疫和战乱折磨的人们带去一丝松容。他们可怜，但又因愚昧而可恨，他们弃杀女婴，在灾年卖女，僧人利用民众的无知收索贿赂，皈依基督者名称皈依却行偷盗之实。

将这幅景象展现在世人面前，莫理循用的是极为简省的白描语言。路遇盗贼被悬首城门，他“一板一眼”地记录说：“他们的头颅挂在城门附近的塔楼上，在木笼子里晃荡。路上往来的行人都可以看见这些头。”行经饥荒地区，“一路没见乞丐，所有乞丐都饿死了”，“但是那些还活着的人，以胜过哀求百倍的沉默，为施舍而流泪”。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渲染。但对于荒唐之事，比如身为“洋鬼子“而每到一处都要经历的被人群围观乃至当面嗤笑，比如途中遇到管事伙计收受回扣，莫理循丝毫没有为了彰显身为“教化之人”的高尚而回避或掩饰自己的情绪和偏向，要么直呼可憎，要么大加挖苦嘲弄。挪揄讽刺，嬉笑调侃，一气呵成，丝毫不留情面。

读者看到这里，或要怒骂他的冷眼和不敬。但是，正是在这些极具个人风格的主观表达中，我们反而可以轻易触摸到赖以支撑这种风格的真实感。仔细想来，当作者巨细靡遗地列出一升大米、一个鸡蛋的价格，甚至一碗茶在广州、四川和云南三地的价格（分别是100文、2文、4文），在介绍完作为商品的一个5岁女孩在荒年和丰年的不同定价机制之后，当他再次调侃起沿途贩夫走卒、纤夫苦力的”生存智慧“时，这位作者的疏离和冷眼，未尝不是在激起读者“叛逆之心的同情”。

实际上，一切在他看来是荒谬的东西，全在他的嬉笑谈谐之列，包括传教士的虚伪，以及西洋世界自诩文明的优越感，试看一例：他在山间隘口碰上一条小河时，是这么说的，“在英国，这样的小河上会架着一座桥，但是在中国，可怜的野蛮人能有什么办法穿过这样的溪流呢？也是靠一座桥。”英国人特有的冷调幽默，是这部游记的最大特点。

你在书中见到的既是一个熟悉的中国，也是一个陌生的中国，或许也如莫理循所言，是一个”矛盾的“中国。矛盾的根源，可以借用作者的这句话来总结，“迂腐之见和要言妙道都是几千年培育起来的”，这是一片负载深重的土地。而对于这段历史，已经习惯宏大叙事语境的我们，不妨借着这位局外人的视角，捕捉关于那个逝去年代的鲜活的细碎印象。

　　《1894，中国纪行》读后感(四)：“加惠远人”：一个澳大利亚人的川滇古道行迹

　　“我和我的其他同胞们一样，怀着对中国人的强烈的种族厌恶来到中国，但是那种感觉现在早已被真切的同情和感激之情所取代。我总是愉快地回忆起这次旅行，其间我横穿中国数省，范围广于欧洲诸国，沿途体验到始终如一的友善、殷勤和最迷人的礼貌。在我看来，至少中国人没有忘记他们的‘加惠远人’之道。”

　　这是苏格兰裔澳大利亚人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在他100多年前的中国西南旅行游记中写下的感受。莫理循是近代来华的一位知名外籍人士，身兼旅行家、记者、政治顾问、藏书家等多重身份，亲历过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和袁世凯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

　　1894年，即甲午战争爆发当年，莫理循在不懂中文、不带武器的情况下，从上海沿长江溯行，经过长江木船航运和西南丝绸之路，最终抵达缅甸，并将一路见闻与感想写成一部著作An Australian In China。此书国内之前已有两种译本，一种是《中国风情》（张皓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另一种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窦坤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2017年中华书局又新出了一个译本《1894，中国纪行》，译者是浙江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磊。李磊作为云南大理人，为翻译这本记述故乡之书可谓相当用心，全书加注490多条，许多带有研究考订的性质，基本达到了“一本有史料价值的散文叙事在经过翻译后具有学术上的可靠性”。

　　莫理循并非一开始就体会到中国人的“加惠远人”之道，在旅行开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经常用“野蛮人”指代中国人，甚至不惜以最恶毒的语言进行诅咒。

　　例如，莫理循从汉口经过长江险滩后抵达重庆万县，上岸后，由于一身欧洲人的打扮而招致当地居民的围观。“面对嘲弄的人群，我不得不泰然而行，仿佛我对这种示威感到享受。有一次我停下来对人群讲话，由于我不懂中文，我用英语温和但轻蔑地告诉他们，他们的行为让我认识到他们母亲的道德水准，他们的放肆让我冥思他们在阴曹地府受煎熬的情景；然后，借助中国式诅咒，我大胆地表达了一个希望，他们的灵魂再次返回世间时，将寄居在猪的体内，因为，在我看来，那是唯一适合它们待的地方。”（P38）

　　旅行途中，莫理循不断对中国人的某些“劣根性”进行挖苦与讽刺。在重庆海关那里，他说：“目前走私的情况很少，因为还没有中国官员。一旦引进中国官员来阻止走私，走私的盛行就会指日可待。中国的搜查人员最厉害的是，他们的眼睛不是用来检查，而是用来谋利，仅此而已。”（P59）

　　关于休息住宿，“每天傍晚我们总会到达某个大村庄或镇子，我的管事会选一个最好的客栈供我休息。所谓最好的客栈通常意味着许诺他最高回扣的那家。”（p95）

　　在云南昭通，莫理循走进了一个“被不断发生的瘟疫和饥荒毁灭掉的地方”，“据信去年城区及其附近有五千人饿死。数字是骇人的，但是中国人的统计数据总是值得怀疑。”（P152）在亲眼见识了一些酷刑后，他认为，“没有什么人所受的刑罚比中国人所受的更残酷，原因显然是华人的知觉神经变得迟钝或进化受阻。如果谁见识过华人不用麻醉而忍受外科手术之痛的那种韧性，谁见识过他们身处污秽和恶臭之中却茁壮成长的那种从容，见识过他们在枪炮、爆竹和锣鼓声中睡觉的那种安宁，见识过他们眼睁睁注视低等动物痛苦死亡的那种淡漠，还会怀疑前面的结论吗？”（P155-156）

　　进入云南后，莫理循对中国人的印象才开始好转。“这一带没有人带着无礼的好奇观看外国人。云南的人们似乎被吓呆、被击垮了。在别处中国人特有的自以为是，在这里根本看不见。他们目睹了种种人间惨剧：叛乱和内战，搏斗、残杀和暴死，刀剑、饥荒、破坏、贫困的蹂躏。他们听天由命，心灰意懒。但是他们的友善令人着迷，他们的礼貌和温厚让旅行者感到持续的愉快。”（P204）

　　除了云南人之外，莫理循还对善于经商的广东人颇具好感。“广东人，这个概念狭义上是指广州人，广义上是指广东省的各种土著，他们是中国的加泰罗尼亚人。他们像苏格兰人一样富于进取，能很快适应各种环境，忍耐，精明，然后发迹；在中国最偏远的地方也能遇见他们，他们靠脚神奇地走遍四方。在所有中国人中，他们具有最机智灵敏的名声。在西藏物资交易会期间，以及鸦片收获的季节，他们大批来到大理。他们带来适合中国人需要的各种洋货——便宜的小手枪和左轮枪、镜子、天平、西洋景，以及上千种既实用又有趣的便宜货，然后带着鸦片返回。”（P325）

　　由于语言不通，莫理循在中国接触交流最多的还是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同时也在思考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在四川叙府（今宜宾），莫理循拜访了许多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向他介绍了传教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我相信，现在人们普遍意识到，世界上最困难的传教地就是中国，其他地区与之没有可比性。各种各样的困难每一步都考验着传教士。每一个诚实的人，不论他的眼光是宽广、是高还是低，都必须同情传教士们为中国人的利益和前程所做的热诚努力。”“弑亲在中国是如此的罪大恶极，而面对赞同这种严厉处罚的中国人，传教士还得宣讲：‘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新约》马太福音10:21）”（P111）

　　如今回头看莫理循在川滇古道上记录的那些风土人情，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后偏远地域的社会生活图景，就显得极其珍贵。譬如清朝云南回民领袖杜文秀起义（1856-1873）的影响，莫理循在昭通观察到，“回族数量仍然众多，城内外共三千户。……有一条街上全部住着回族，他们掌握着城里的皮货生意。他们的房屋有一个明显特征，有别于不信教的人家，就是门窗上不贴诡异而耀眼的彩色门神招贴画。他们的清真寺井井有条，异常洁净。就像大清国的每一个清真寺一样，大门的中央悬着向当朝皇帝表示效忠的镀金匾。匾上写着‘大清皇帝万岁万万岁’。暴乱过后，云南的所有清真寺被迫要特别悬挂这样的匾以示驯服。我在参观时，一个年长的毛拉正在给几个衣衫褴褛的男孩讲授阿拉伯语和《古兰经》。他通过一个翻译和我交谈，印象中他对中国周围四海之外的事物不甚了了。”（P167）

　　结束这次西南之行的16年后，莫理循再次启程，从西安出发，穿越河西走廊，直至新疆，又完成了一次雄壮的西北之行。相比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人来说，莫理循的著作在史地研究的学术价值上自然无法望其项背，但这位苏格兰绅士的眼睛仍然不失为一面镜子，可供我们照见百年前中国西部辽阔土地上那些消逝的面孔和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