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海求生》读后感摘抄
《苦海求生》是一本由萧邦齐（R. Keith Schoppa）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6.00，页数：3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苦海求生》精选点评：
●社会史让历史鲜活立体起来，虽然有人说作品史料运用方面有缺陷，但是读的过程是很愉快的，开学完整阅读得第一本书☺
●三星半。逃难对于难民而言不仅仅是危险与安全的问题，他在逃离的过程中，他们的社会身份也在不断发生改变。如同“革命不仅仅是摧毁一个政权，还有重新建设一个秩序”一样，在逃命的途中，他们也在重塑着自我。第五章结尾很值得一读，民族主义只在被胁迫的和平时代才有力量。章节之间没连贯性啊。
●外国作者，但是写的很“地方化”，用笔记、资料也比较奇诡，出来的效果很散，如果是世界、难民、政府、亲历自述、教育、商业、走私和基础设施拉出来是很顺畅的（但奇诡地专门写了章丰子恺，后面还提了两三次），后来的几场特殊战役加进来也很奇怪，总让人觉得可能是捏着资料，到一定量就写一篇……
●其实就是几个人的回忆录拼了一下，没有深耕
●材料占的比例简直太高…战争是一种“地方化”的现象，很多人选择去相信厄运不会降临在自己头上，最后才临时决定逃难，而且往往选择去并不远的地方。浙江境内还有云和这么偏的地方也是长见识…县城有老虎 民国还裹脚 中午躲烟瘴大家午睡
●本书描绘的是抗战时期浙江难民的挣扎史，这些故事包括被日军与国军抓壮丁、浙江各级政府在抗战时的搬迁与敌后周旋、工厂内迁浙西山区、战时教育、战时商业、焦土政策、走私与日军的细菌战。故事生动感人，材料主要是文史资料，也可看出作者对中文史料的熟稔。非常可惜的是，这些精彩的故事未能服务于一个中心主题，仅以“难民研究”作为噱头实在让人难以接受——读完此书读者能收获什么，仅是带了一脑袋故事吗？作者注意到人们谴责日军侵略时往往以“家乡”而非“中国”论述，从而得出看起来唯一有启发的结论：民族主义与地方主义并非互相排斥，对于没读过本书的人来说也并非难以想象。唯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走私一章讲到温州与宁波在战时的短暂兴盛，可惜没有展开。这本书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部小说，而非严肃的学术研究。
●南渡北归
●不同的视角
《苦海求生》读后感(一)：以小见大 难民之苦 字字珠玑
我是个杭州人 笕桥的那次空袭听爷爷讲过 ，笕桥机场也被杭州人所熟知 那段历史不亚于南京大屠杀 现在虽然机场不在了，但烈士的英魂常在。本书从轰炸入手 描写了千人坑 宁绍战役 浙赣战役 后对战时的商业 游记的教育等方面加以分析 本书的长处是集中考察了作者熟知的一个省 以小见大 同时极其出色记述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难民的苦痛经历。本书是近期描写抗战的上佳之作。5星推荐
《苦海求生》读后感(二)：内容很有意思，可惜被书名耽误了
看书名，以为是专门写抗战时中国难民的悲惨遭遇。但内容远不止于此。
萧邦齐的写作条理，有些跳跃，我个人的归纳，书里面注重叙述、讨论了三个话题：
1、怎么逃难的？这其中既有具体的逃难的人，比如丰子恺等等。也包括了机构逃难者（政府、学校、工厂等等）。基本可以让你知道“是什么”层面的史实。
2、为什么这样逃难？关于具体的逃难者，作者分析了他们逃难过程中各种做法的背后原因，比如为什么淞沪会战打了好几个月了，甚至于日军都快到那些逃难者的小镇了，人们却对逃难还毫无准备以至于最后只能仓皇上路这样的问题。作者进行了分析。至于说那些机构逃难者，对于他们的分析，则更像是对其在展示环境下，内部组织结构、运作方式、包括领导者个人特质的剖析与解释。
3、这样一场长达8年的“逃难”，带来了什么影响？战争，破坏了国民政府之前积攒的并不那么多的“善政”，与之相反的，压力之下，各种令人发指的行径，被伤害的民众所承受的痛苦，不会因为抗战的胜利而被民众所遗忘。这也为短短4年之后的政权更替，做了一个注脚。
当然，内容很丰富，细节更庞杂，更多精彩，大家自己去读。
关于这项研究使用的史料，文史资料、回忆录、志书居多。一方面这是选题本身所致，大量的个体记忆，往往更有可能出现在这类资料中。另一方面，关于“机构逃难者”的相关内容法分析，如果资料来源更丰富些，我想或许可能还会带来更丰富的内容。
最后再次吐槽一句，书名（尤其是副标题），实在掩盖了太多书里面的内容，实在是个遗憾啊。
《苦海求生》读后感(三)：【转】严海建：个体和地方战争经验的叙事表达——读萧邦齐《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
作者：严海建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文章来源：《团结报》2018年4月5日第7版
《苦海求生》读后感(四)：苦难的“在地化“””
萧邦齐（R. Keith Schoppa）被称作是“浙江人”，这一点也不奇怪。自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精英与政治变迁》开始，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围绕着浙江省而展开——我不知道他的新作《东亚：现代世界的认同与变迁》（East Asia: Identities and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 toPresent)是否还与浙江有关，可几无疑义的是他对浙江的关注持续而坚韧，早前的波动反倒成为挑战和说服自身的理由，进而爆发出更大的热情，生发出更多的杰作。
《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In a Sea of Bitterness：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就是这样一部杰作。
1937年全面抗战的开始给地处东南的浙江省带来深重的灾难，从政治精英、地方士绅到底层民众，都无一例外地被卷入战争的洪流。如果说战争以一种残酷而一视同仁的方式出现在神州大地，那么身处其间的个体却会因秉性、境遇、社会资源等多方面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甚至隔如天壤的应对。换言之，一种战争、多种策略，可能是描述“秩序沦陷”（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时“难民心态”比较恰切的叙述。
严格来说，萧邦齐的《苦海求生》是一部“难民研究”的中国范本。所谓难民，根据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是指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社会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遭受迫害留在其本国之外,并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照此看来，“难民”的涵盖面实在太窄，于是，1967年联合国重新通过了《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该协定取消了1951年公约规定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从而使公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公约。
从上述两个联合国公约有关难民的定义可以看出,导致难民产生的原因有五种,即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群体、具有某种政治见解。但随着实践的发展,难民的概念出现了扩大的趋向。1969年,出于解决非洲难民问题的需要,非洲统一组织制定了《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该公约承认了更加广义的难民,即认为难民的产生不仅仅是政治迫害的结果,其原因还包括外来侵略、占领或外国统治,或是发生了导致其原籍国发生严重动乱的事件等（参见孙倩《难民定义再探讨》，《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7期）。
萧邦齐在开篇就提出，此项研究旨在重点关注“中国精英和非精英是如何为他们的战时选择指定战略的？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中国人面临着什么样的意料外和意料中的困难？在让自己争取生存可能的苦痛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直接引用本书则只标页码，下同。p8）。换言之，作为一个群体的难民，他们在面对日本军队的侵略时，有着怎样的“同仇敌忾”，或者有着怎样的“分道扬镳”——有着怎样的社会心理？
很惭愧，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一直错误地认为抗战时期中国难民的逃亡路线是长途跋涉，一路向西南，直达广西桂林、云南昆明、贵州遵义、四川重庆——可能这与我此前的阅读局限有关，像《巨流河》、《上学记》、《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等。而萧邦齐首先就告诉我，难民的逃亡首选并非是远离战场，而是尽可能地停留在家乡附近。其实这很容易从两个层面得以解释：逃亡本身不仅是背井离乡的惨痛心灵体验，而且是对经济能力的极大挑战，所以，尽管战争的危险近在咫尺，可是平民百姓仍然尽可能地停留在离家不远处，能长途跋涉、逃亡内地的其实是少数。
由此，就很好理解整一部《苦海求生》中的难民都兜兜转转，在浙江省内寻找生存的罅隙，战争的苦难被“在地化”了。无论是像丰子恺这样的知识精英，还是主持着全省大局的黄绍竑（国民政府浙江省省主席），又或者像冯宗孟、汪梦松、金锡辉等这样的各色民众，都以自己的方式去应对“时间、空间、延续性和身份”等问题。
罗伊佐斯说得好，“被迫迁徙会给人们带来一种不同的时间感，将经历区分为逃难前和逃难后。这是分离，也是革命，但往往更意想不到：这常常伴随着一个长达数月或数年的时期，对在哪里以及如何生活怀抱着一种基本认知和情感的不确定性，既有回到此前的家园的可能性，又有一种让此时此地的生活更加稳定的急迫需要”（p7）。而《苦海求生》一书中涉及的各色人等就在故土难离与“转乎沟壑”中面对着命运的安排。
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持续长达八年之久，其残酷与暴虐自不待言，不过，在此前提下，还得注意到由于中国地理空间的辽阔以及日本自身对战争在世界范围延展的把控，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其方式及后果是不一样的，这也就造成了即便是浙江省境内也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境遇，为生存于其间的“难民”提供了一定的腾挪闪躲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透过萧邦齐的描述，看到杭州与丽水、金华与衢州等等完全不同的战争应对，这一方面自然是给予难民有若干对安定生活的想象，另一方面又可能带来政府及相关单位的苟延残喘和小黠大痴。后一方面尤其体现在当日军发动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时，宁波、义乌、衢州三地完全不同的应对及后果。
在这场“鼠疫”中，苦难既是规模化的，又是在地化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顺势做出推断，国民党政府尽管是作为抗战的主力，并且在抗战胜利后获得了极为崇高的地位，可是其与民众间的隔阂、缺少动员民众的能力等等致败因素已然显露无疑，萧邦齐对“焦土政策”的检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同样可以从难民将日本军队与中国军队等而视之、成为恐惧总和的叙述中读解出来。
苦难的在地化，当然也就导致了应对策略的在地化。萧邦齐一一例举了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商业企业等等，是如何孜孜矻矻、勉力求存的。读着这些文字，仿佛展开了一幅烽火硝烟中民族不屈不挠抗争的画卷，不禁让人唏嘘不已。不过得立即提醒的是，煽情催泪显然不是萧邦齐写作的初衷，相反，在我看来《苦海求生》试图告诉我们的是恰恰是每一种体验的复杂性。
即如长期以来被主流抗战史建构的民族大义、爱国情操，在萧邦齐的研究视野中是要加以重新检讨的。比如，在讲到抗战时期的“贸易和走私”问题时，萧邦齐就发现商业企业其实并没有如其宣称的那样在民族主义口号下断绝与日本方面的往来，藕断丝连的经济联结一直贯穿整个抗战。
而更重要的是，作为参与抗战的军民，或者历经逃亡的难民，其各种行为的驱动力与其说是基于战争的暴力，毋宁说是源于战争激发的传统文化价值。关于此点，最为典型的就是难民的行动方向与能力无一不受家庭的限制：逃亡地点首先选择家族范围内的支撑，逃亡过程必须要考虑家族的责任，凡此种种，全都印证了传统中国的社会价值导向。亚瑟·克雷曼（Arthur Kleinman）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强调“更突出情感意义的亲密关系，而非个人的思想、幻想、欲望和感情。家庭以及其他密切人际关系成为个人最重要的利益关系，应对家庭及其他密切人际关系是成年能力的标志。”（p320）所以，战争的苦难不仅是个体的生不如此，更是家庭的存在危机。——战争，破坏了家庭，又“重申”了家庭！
而更进一步地，萧邦齐通过他的考察加以指出，“随着战争的到来，个体和家庭拼命地在自己身上覆盖上保护罩——挽救自己、家人和故乡，成为焦点的是本土、本地，而非国家”（p327）。质言之，我们所见到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动员的策略，或者一种宏大叙事的“神话框架”——这当然无可厚非；而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无疑是“在地化”的，从而也是具体化的。
而这些，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已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