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的百年史读后感精选10篇
《激荡的百年史》是一本由[日]吉田茂著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14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激荡的百年史》读后感(一)：换一个视角去了解日本，我们对日本的了解远远不够
1、现在到日本去，有些乡村的校舍，是当地最好的建筑，才发现，日本明治维新对于教育是多么的重视；
2、关于全盘接受国外教育，似乎日本从祖先就有此种传统，公元600年，日本当时的天皇就用汉文书写其宪法十七条，明治之前，日本文化皆受中国文化影响，而明治之后，几乎全盘西化；
4、朝鲜战争对于日本战后经济复兴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朝鲜战争发生后一年之内，日本工矿业增加了50%，公司所得增加了三四倍；
5、美军占领日本后，对于日本的强有力改革和大力的援助或许是日本对于美国如此感激的理由之一；
6、战后在财政赤字的背景下实行的“六三三四”计划奠定了战后日本技术革命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
7、在吉田茂眼里，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骄傲自大的民族，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和中国合作很难；
8、最后那句话说的很明确，“日本人是富于毛线精神的国民。而且他们的眼界绝不会仅仅先于日本这个范围。”
《激荡的百年史》读后感(二)：日本明治维新
《激荡的百年史》读后感(三)：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
《激荡的百年史》是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所著，主要是讲了在战后他与美占领军在政治政策上的分析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日本政治家当时做所的努力与妥协，可以说是一部自我剖白“谄媚“之作，与《陈情表》之类无异。但是，当中值得玩味的是，这位经验丰富老道的外交家首相眼中的明治维新，是怎样一步步引领日本人”脱亚入欧“，使得在国家形态上还处于中国东周“尊王攘夷”时代的幕府日本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并在日清、日俄战争中取胜，借此进入世界一流国家之列。难道明治维新就是简单的日本受到《日美通商条约》的刺激而突然跃进的呢？那倾大清之顶尖人力举国物力的洋务运动呢？这两者之间的比较与区别，以及以此带来的中日两国在近现代史上截然不同的命运才是令每个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人孜孜追问的吧。
普通中学历史课本也最喜欢拿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比较，同样是引进新技术，新办工业工厂，创办新式军队，为什么明治维新成功了，洋务运动惨败了？连日本人都没有想到，日清战争能轻而易举地打败“大清帝国”。历史书上的结论是中国的改革没有涉及到制度改革，只停留在“器物”的改造上，没有实现所谓的民主制度。其实日本人也没有改变，只是从幕府制变成真正的帝制，明治时期的君主立宪和现代意义上的英国君主立宪大不相同。明治天皇成了集权皇帝而不是摆设，统一了日本人心。而那些明治大臣也是沿用幕府下有经验的大臣（元老们），并没有什么竞选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日本一开始也没有搞什么民主运动，都是经过第一代官僚努力以及城市平民经济地位的上升，才出现民主的诉求，才有政党政治的出现。 用吉田茂的话说，”政党政治并不能解决日本的问题，他们缺乏领导力。“按吉田茂的说法，集权的帝制、钦命的官僚才是明治维新得以顺利推动的根本。
那问题来了。洋务运动中的中国官僚，不说个个学贯中西，至少是慎思明辨又有经验的大臣，都是湘淮两军的统帅军师，说上马能安天下，下马能治天下也不为过，最起码在晚晴波诡云谲的时局里，各个身负政治斗争经验，怎样也不会输于明治的元老们；集权皇帝上，同治光绪虽小，慈禧28岁前跟着咸丰学习，28岁后跟着帝师学习资治通鉴，虽不是什么天纵英才，但和她比起来，明治天皇当时还只是个小孩。到底是差在了哪里？
是改革意识！
鸦片战争中国被痛扁，割地求和，因此展开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内心里还是不愿承认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招商局、江南制造局弄成了摆设，也没有引进西方人才或者派遣人才，那些出国考察的大臣都不虚心学习，当时伊藤博文就觉得，中国必败了。
《激荡的百年史》读后感(四)：现代日本的确立
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这已是第二次看，与首次看的感觉很不一样。第一次读这本书应该是二十年前了吧？那时还是一个仇日的小愤青，现在虽然说不上对日本有多少好感，但似乎少了些激愤的情绪。不过此次读，让我感慨的只有两点。
一是我们的政治家什么时候也能像这样写上一本书，将中国百年的历史走向作一简单的勾勒？没有那么蛊惑人心的煽动，也没有那么居高临下的谆谆教诲，只是有平实的语言，清晰地描摹出历史的脉络，看出历史的大势，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吉田茂先生作为一个战败国战后的首任总理，其腾挪的余地是很小的，然而凭着其对日本发展历程的了解，对世界未来走向的判断，凭着务实的态度，妥协的精神，善于沟通的手腕，赢得了占领军的尊敬，为日本战后的发展确立了很好的基础。在书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日本，类似的政治家还有一些。
另外一点就是其中的一件事让我深有感触。当时日本面临饥荒，根据各方面反映上来的情况，日本内阁向美军提出了要求紧急提供四百五十万吨大米。但后来的结果是，只需要一百万吨就够了。麦克阿瑟就此询问吉田茂为何不能统计出准确的数字，吉田茂回答，如果我们能够有精确的统计，我们就不会发动这场战争，即使打也不会战败了。回答得很机智，不过说的也是实情。明治维新后，日本虽是向西方打开了大门，脱亚入欧，一切学习西方，从经济技术到政治制度，但直到战后，日本还是处于转型时期，相应的制度并未建立起来。幕府制消失了，但天皇的权力增强了，虽然有了多党制，但天皇并非虚君，对整个社会动作及军队行动还有相当的控制力。同时军队的势力相当大，只有内阁是虚的。因此从它的政治形态看，其实它仍处于专制制度之中，虽已有一些民主政治的雏形。在这种专制的政体下，上下的联系是脱节的，上情下达就会出现失真，而层级汇报走形就会相当的严重。更何况东方向来较少注重精确数字，上下均喜夸张，所以在决策之时，就缺乏具体的统计分析，只是大而化之，以激情取代了冷静的判断。拿战争来说也是如此。看黄仁宇书时，屡屡看到他对于数目字的管理的强调，还不大解。现在想来，简单地说，东方与西方，民主政体与独裁统治的区别，恐怕正是在数目字管理方面。一个连究竟饥饿的国民有多少，需要多少粮食都统计得如此离谱的国家，怎么可能在决定战争之前了解敌我的形势，了解自己国力所能支撑的时间，了解国民所能忍受的强度，更遑论敌人那边的情况了。因此只是凭着头脑发热就开打，至于打得赢打不赢就只有天知道了。看来吉田茂对于日本的情形是相当了解的。
另一方面，可不可以这样说，现代日本的确立不是在明汉维新，而是在战后。美军的占领，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强力推进民主政体，并且竭力推行日本的全民义务教育（吉田茂在书中强烈批评了麦氏在此点上的激进，认为这是失败的），这才是日本崛起的原因。现代日本并非建立在明治维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美军的占领下。如果没有战败后的美国的占领，日本未来的发展也许走的是俄国的路子。日本虽然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俄罗斯，但其实当时的日本在政体上并不比俄国优越多少。从这个方面讲，日本真是何其幸哉！
《激荡的百年史》读后感(五)：瞎扯几句
读书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为何近代日本和中国同时被军舰敲开门户，日本迅速腾飞，而中国差点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也曾想，日本弹丸之地，比幅员辽阔大大中国管理起来更加容易。但读完全书发现不是这样。作者有一段寓意深刻的话点评中国：“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是非常奇怪的。它是东方最优秀的民族，可是从来都不适应世界局势，偏偏把自己孤立起来，奉行一种孤立的中华主义，走向一条孤立的道路”。简单几句话完美刻画了中国人心态，而国人则依然称日本为小日本，鬼子，依然抱有一种民族仇视感；对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依然是筑起互联网高墙，喊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经济起飞，教育先行；教育起飞，投入先行”！教育，并不是疯狂的做题目，上辅导班，而是看国民对于学问和金钱和时间成本之间的衡量态度，是国民们摒弃浮躁的心态，踏踏实实相信教育。
《激荡的百年史》读后感(六)：日本人看战后经济腾飞
知道吉田茂，还是从齐邦媛的《巨流河》开始。因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网开一面放过了流亡的齐邦媛之父齐世英，并提及他后来做了日本战后第一任首相，我对这个名字就变得不那么陌生，又不知哪儿看到吉田茂著有《激荡的百年史》。对这个在书中和我打过“照面”、直觉他也许是个有识之士的人有了探究的好奇心，于是就读了这本书。
不虚此行。作为战后的两任首相，从明治时代的政治格局变更开始谈起，到战争情况、再到战后的经济困窘，篇幅不长但全面。这是一个刚好能够站在那个历史时点、有幸能够看到整个世界全貌、并能够亲身参与“下棋”的人物，向我们讲述这一盘“棋语”，和“棋运”。
这么小的一个岛国，人人都知道资源匮乏是劣势，它又是怎样培植自己的重点产业，顺着世界经济动向提高生产率、平衡内外经济、投身自由主义的惊涛骇浪并经受考验的？
在战后重新洗牌的邦交关系中，日本又是如何与美国共处，以形成现在上至国家下至民间的外交关系以至国民感情的？
甚至连增加“内销”的商品数量，变相降低生产成本，反过来增加出口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我都是惊讶地从这本书里得到认识。
这是一面好镜子，照到了那个岛国一百年间的政治风云变幻、经济腾飞的前因后果甚至文化和国民特性，也照见了我们自己，相比种种，每个人都会思考良多。
老罗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大意是阅读其他民族的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反思本民族的历史。在读这本《激荡的百年史》时，这句话时常提醒我，不要仅仅抱着猎奇的心理去观察日本的这段历史，而是应该有所反思，这才是正确和有价值的态度。
日本与中国，历史渊源深厚，近代史上更是恩怨不断，纷争不止，书中屡次提起中国，也就不足为奇。每次看到这样的地方，难免会唏嘘感叹，既是钦佩于日本变革图强上下一心的精神与作为，也是遗憾于自己的祖国在同样的历史进程中内耗不息，错失良机，以至于直到今天，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尚距离我们很遥远。
明治维新是日本走向现代国家的关键转折，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结构，都得到了彻底的改革。这是一次由上而下的彻底变革，而且毫无疑问，整个国家在那个时候达成了改革的共识。如果将三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称作是中国特色的“明治维新“，那么，我们多少会有些遗憾地发现，这场变革不仅姗姗来迟，而且其深度无法与真正的明治维新相提并论。“改革开放“到了今天，政治改革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然而，前途如何，未为可知，只能拭目以待。
书中提到，日本，无论是明治维新之后，还是战后的变革，社会上都出现了伦理道德上的混乱。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当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可以说，这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和经历的阵痛。
我们所经历的，在这个世界的另个一个地方，在历史上的另外一个时间，都发生过，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这也是阅读他国历史的价值所在。
《激荡的百年史》读后感(八)：《激荡的百年史》札记
（阅读札记，倒序排列）
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 2009-2-2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日本很象日俄战争后的日本。 由于日俄战争的胜利，明治初期人们所期望的目标大体上已经达到。现在日本所处的状态是，战后开始进行的事业已经大致获得成功。 然而，日俄战争后的日本虽然曾经寻求新的目标，但终于迷失了方向，以致不知不觉地误入歧途。日本人现在如果逃避应该肩负的责任，不去寻求发挥其卓越能力的目标，就会存在同样的危险。 可是，把现在的状态看怍是日本人精神上的混乱，也未必正确。人们常说，日本在物质上达到了繁荣，但在精神上却没有得到恢复。 这种说法也未必切中要害。战争刚刚结束后确实出现了一种失魂落魄的状态。从战前到战争期间，日本人由于使命感过于强烈，反而走向了什么都不相信的极端。而战后的变化，又使许多日本人感到困惑迷惘，使社会动荡不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已经恢复了自信，并且从战败的冲击中重新站立起来。如果认为今天的日本人好象还没有恢复使命感，那也是日本国民使日本大体上达到了自立的日的以后的一种踌躇满志的表现，同时也是对于过去热中于使命感所持的一种正当的怀疑态度。 而且在今天的世界中，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使命，正确地付诸实行，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但是，中国已经不能原封不动地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因此，日本不能把中国视为眼中钉，而必须抱有向好的方向引导的心情。不过中共认为自己的国家最伟大，同这样一个骄做自满的强国交往当然是很困难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它虽然是东方最优秀的民族，但是自古以来就不能顺应世界大势，而执行孤立政策或者奉行自以为是的中华主义，结果走上了一条孤立的过路。
为了同东南亚各国搞好关系，不仅要同这些国家搞好关系，而且必须借助于围绕太平洋各国的力量。必须进一步密切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美等国家的合作关系。
有效地进行经济援助本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一个人如果能够善于援助别人，那么他自己也就独立自主了。 只是投入资金，并不能算作援助；光是注重经济方面而不搞好政治关系，其结果大概也不会顺利地进行经济合作。随着今天正式援助活动的开展，日本恐怕会遇到更多的困难，经历更多的失败。
东南亚各国决不是富裕的国家，而且在贸易计算上也是日本出超。因此，为了进一步增加出口，必须进行经济合作。
如果日本一直继续执行在战后艰苦的状态下不得已而采取的那种政策，那么，日本也许会受到这样的指摘，即：日本赚钱过多，而在国际关系上则毫不进行合作。
我们可以为此而感到自豪。可是，我们不能只是为日本战后惊人的发展和正在赶上欧美先进国家而骄傲自满。这是因为，随着日本实力的增强，它所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对于上述那样的努力和幸运带来的成果．即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政治所作的贡献决不是很多的。政府只是采取了如下几项重要措施：战后不久，下定决心实行自主，并强迫国民过艰苦生活，接着，按照签订和约之前的决定，集中力量建设日本的经济。 根据这些措施，日本把精力用于国内的坚实可靠的建设上从而打下了建设的基础。
正在这时，又增加了一种暂时的因素。这就是说，战后的日本，由于士兵的回国等，出生率一时有所增加，其后，由于采取节育等措施出生率又下降了。为此，需要扶养的幼儿便减少了，而且得到了许多青年工人。这虽然是暂时的现象，但却出现了十分有利的情况。 这种情况，是日本能够将大量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原料价倍的下降相反，日本拥有大量的人口，只要它是优秀的劳动力，人口多也没有问题。作为经济单位来说，一亿人口反而是极其合适的。
此外，初级产品的重要性的减低，对于缺乏原料的日本也是很大的幸运
首先，日本是一个狭窄的岛国，特别是一个细长的带状岛屿，它给运输带来了双重的好处。其一是，沿海岸线修筑铁道和公路，建成几条这样的干线道路以后，就可为发展生产事业提供运输手段。在铁路干线周围集中主要的生产活动，从而用少量的资金就可以把许多生产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 将低价供应原料和优秀劳动力配合起来另一个优点是关于同外国的贸易。日本拥有很长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湾，而且由于山脉多，平原少，所以日本的城市和工业毫无例外地都集巾在海岸上。 这种情况使得在对外贸易上容易利用船舶进行大量运输，随着大型油轮和各种专用船舶的普遍化，这种优点愈趋明显。世界贸易变得更加自由化以后，进一步扩大了这种优点。
教育在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大概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大特点，正是由于教育制度的优越，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才能学到西方的新技术，而且教育给与人们的锻炼，使日本人能够应付他们所遇到的危机。 同洋，高超的教育程度成了战后复兴的巨大力量。日本人由于战争而损失了许多财产，可是最为重要的能力——人的能力却没有丧失。
Good Loser
一切文明在基本上都包含着冒险特种。明治时代的日本人在面临一种陌生的强大的文明时，无所畏惧地放弃了长期竖好的习惯，引进了外国的文明。 同样，战后的日本人在面临战败和被占领的情况下，并没有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来迎接占领军，而是以光明磊萍的姿态来对待占领军所指示的巨大变革，说了该说的以后，就实行改革，并在这种改革中设法寻求重建日本的方法。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在战后所完战的事业，是日本在明治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的再现；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它又是明治时代在日本开始的事业的完成。 这就是说，日本通过战后惊人的经济发展赶上了西欧各国，这是明治时代的前人们所梦寐以求的。
贸易和汇兑的统制，本来是在日本经济基础薄弱，黄金和外汇的储备不足、以及不能随意增加出口的时候，为了重点地进口经济复兴所必需的物资而采取的措施。
在资本主义国家，在物价并不上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交易额的增加而增加企业收益的现象叫做数量景气。
我们必须尽快地使自己适应吐界上日新月异的技术以及不断变化的世界环境。如果忽视这一点，我们同先进国家之间在质量方面的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而且同那些按照长期计划发展本国工业化的后进国之间在工业生产的数量上的差距也将会逐渐缩小。
所谓现代化(经济改革)就是自我改造的过程。改造的手术不经过痛苦是不行的。明治初期，我们的前人实行了这种手术，总算把落后的农业日本改造成为亚洲的先进工业国。其后的日本经济并没有经历过与此相匹敌的大的结构改造。于是人们打算逃避自我改造的痛苦，试图按照自己的条件来改造世界，结果同军事上的扩张联系起来了。
吸收新事物经常会遇到阻力。人们也许会感到，现代化似乎反而会使经济社会落后面的矛盾暂时地更加激烈起米。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小企业，劳动和农业等方面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只能通过经济发展来克服，如果认为现代化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唯一方向，那么，国民就必须分担任们在发展国民经济中所应尽的一份力量。
今天，恢复经济的推动力已经使用殆尽。 的确，日本是一个贫劣的国家，同世界各国相比，它的消费和投资的潜在需要也许仍然较高，但是，同战后一个时期相比，那种欲望的强烈程度已经显著下降。现在已经不是“战后”时期。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不同的事态。恢复时期的经济成长已经结束，今后的经济成长要靠现代化来支撑。而现代化的进展，只有依靠高速而且稳定的经济成长才可能达到。
在推动经济上升的过程中，只要努力避免国际收支的恶化和通货膨胀的障碍就万事上吉。
日本经济部门怍出了如下的判断：由于不发达国家将会生产纤维等轻工业品，作为出口的竞争者而出现，所以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加速改变出口结构。他们特别采取了如下措施：集中力量生产那种预料今后有发展前途的商品，因此即使那些正在走向没落的工业产品的出口有些下降，也不必过于担心。
日本人那种经常向前看而不愿落后于世界前进步伐的进取精神，鼓舞他们向往技术革新。
这是困为，战后的改革，采用了两种方法来扩大日本的经济基础。一种方法是土地改革，它使不得不在负债的重压下过着低水平生恬的佃农富裕起来了。土地改革使得当时占国民四分之一的贫民从几乎没有购买力的状态变成了具有相当购买力的顾客。 而且，民主主义思想的普及与工会的成长结合起束，使工业部门的财富分配更加平等，从而使顾客的数目有了飞跃的增加。
促进东南亚的繁荣是与共产主义抗衡的最根本的方法。 ． 我于一九五四年(昭和二十九年)访问欧美各国时，在加拿大同美国驻东南亚高级专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进行了会谈。我认为，对东南亚的根本政策是，自由主义各国提供人力和物力，进行大规模的开发。 东南亚地区如果因此而繁荣起来，那么，东南亚也许就会稳定而不发生骚动，而且贸易也必然会增加。南洋的华侨们只要认识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能赚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赚钱，他们就不会拥护共产主义，而且可以通过他们使共产党中国的国民知道世界的实际情况。
这是由于我认为，在当时看来，中共政权虽然似乎和苏联保持着密切关系，但是中国民族在本质上却存在着和苏联人不能相容之处。文化不同、国民性不同、政治情况也不同的中苏两国，终必形成互不相容的状态。 因此，我不希望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彻底恶化。 台湾的国民政府虽然实际上统治范围狭小，但是如上所述，它是自中国事变以来同我国交战的对方国家政府，在联合国中所占的地位也很重要，而且战争结束后曾使日本军民安然撤离中国，我们想起这些情谊，作为媾和的对象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怀这个政府。因此，我当时才避免很快地对选择对象问题作出决定。而想尽量往后拖延，以便观察一下形势的变化。
当时在朝鲜战场上，由于共产党中国的参战，战争呈现出极其激烈的状态，从而美国国民对北京政府的感情恶化到了极点。
日本和美国的合作关系是符合双方利益的极其自然的事情。如前所述，日本自从与外国建交以来，一直是以同英美两国取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协调为原则的，破坏了这个基本原则，同德国和意大利结盟，是投入轻率的战争的原因。 这是因为，自明治时期以来，日本与美国在经济上的结合是极其深远的。日本同美国的贸易额经常占百分之三十左右。象日本这样以贸易为主的国家同美国的这种关系，显然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从占领到独立这一期间，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历史上的密切关系。 在此期间，日本一直是依靠同各自由国家，特别是同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结合来推动复兴和建设的。因此可以说，日美两国的关系并不是由于人们的意图而产生的，而是自然，又是必然发展的结果。
关于赔偿问题，为了免除日本的外汇负担，以实物赔偿为原则。
正当不依靠补助金的资助而打下了进出口的基础时，由于朝鲜战争的军需物资在日本订货，以及海外市场的全面繁荣，日本的商品输出有了飞跃的增加，这对日本经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关于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杜勒斯认为，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看，日本继续保持没有军备的状态。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因此，作为媾和条件，主张重整军备。 但是，我公开反对了这种重整军备论，因为日本在经济上还没有复兴，而且如上所述，当时为了实现经济独立，日本正处于不得不强迫国民过艰苦生活的困难时期。这时，为非生产性的军备花费巨额资金，将会严重地推迟日本的经济复兴。 举例来说，这种作法就好象让瘦马负重载一样。特别是现代的军备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因此，如果建立实际有用的军备日本的经济就会遭到破坏，否则，只能建立无济于事的军备。
随着占领时间的延续，国民逐渐出现不满情绪，特别是实行了道奇的新政策以后，不满情绪日趋强烈。 如上所述，道奇的政策虽然正确，但是由于人们是以道奇这个外国人强迫日本人过艰苦生活的形式求理解他的政策的，所以生恬的压迫感也可能转变成对占领的不满。
日本因战败而丧失了领土，积蓄已经耗尽，而且人口又迅逮增加。处于这种情况下的日本经济，只在自己国家的范围内无论如何顽强地坚持下去，其效果也是有限度的。
然而终于断然实行了六三制。我认为有关人员的辛苦确实非同小可。我在这一问题上深切地感到，理想虽好，但负责把理想变为现实的人们却是很艰苦的。
我们由于进行战争而使国家荒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给予孙后代，但是至少希望他们受到卓越的教育。
变更法律，修改政治体制虽然是轻而易举的，但是要使它扎根却是困难的。 归根到底，战后在日本扎根的改革，都是在日本国内有某些基础的改革：没有这种基础而且不适合日本国情的改革，在恢复独立以后似乎都作了变更。
尽管实行了巨大的改革，但是这种经验却使政治具有连续性。因为选民们对大正时代以来的政党的议员投过许多票。
总之．当时既然缺乏经济实力，政府的权力又很薄弱，所以结果只是听其自然而已。当时的情况是，不用说百年大计，就连考虑当务之急，采取对策，都不是轻而易举的。简直可以说，已经陷于应付眼前的窘境。 而且国民也和政府一样，为每天的生活所迫，不得不为生存而备斗。
结果出现了这样一种所谓理想的政策，即：制订新的物价体系，并使工资标准与之相协调，就可以产生经济的平衡和稳定。但事实是，黑市物价打破了物价标准，而且人们为了要求工资标准赶上物价而举行了罢工，从而引起了“物价与工资的恶件循环”。坦率地说，在当时缺吃少穿的日本，那种认为用人为的方法规定的物价标准可以保持稳定的想法似乎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况下，占领军中的许多新政派人物都是统制经济的信徒，认为可以利用计划获得成功。
根据农林省的计算，本来需要进口四百五十万吨大米，这一数字有些过于庞大。实际上进口了七十万吨粮食就解决了问题。 由于这件事，麦克阿瑟元帅曾经指责日本的统计数字是任意编造出来的，当时我说：“在战前，如果日本的统计数字完备，也许不会发动那样轻率的战争。而且即使发动也许会取得胜利。”说罢一笑。 但是，事后考虑起来，农林省的官员似乎出于总得设法度过粮食危机的心情，才作出那样过大的估计。不过，这里也存在着自战争开始以来就养成的习惯，就是说，日本政府动辄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于自己有利的数字。
这个时期的吉阳先生的热情使我深受感动，而且使我十分钦佩他那种顽强精神以及问题一经决定后便寸步不让的固执怍风。
我虽然以主席的身份向“别人”献策，但是我自已对于这种对策是否能够奏效，却没有自信，竟为此苦恼得一夜不曾入睡。
战后的一、二年，日本却陷入了未卜来日的混乱状态。一种情况是，从战争末期开始就日益恶化的粮食问题。···这种粮食情况的不稳定，竟被当时过激的捣乱分子所利用，甚至上街举行暴力的示威游行。这就是我就任首相时的局势。
明治天皇自己是政治的中心，喜好政治和军事。相反，当今天皇是作为统而不治的立宪君主成长起来的，而且爱好生物学，性情温厚恬静。
日本人以坦率的态度承认战败的严峻现实，虽有怨言，但都专心致志地进行工作。因此，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社会秩序，很少有犯罪行为，而且只限于在一部分人中间出现了腐败和混乱现象。
不用说，任何时代都有一种趋炎附势、令人厌恶的人。例如，有的日本人向盟军总部的人摇尾乞怜，企图得到某些好处。也有人崇拜占领军，认为他们所说的全都正确。 还有人利用占领军整肃日本公职人员的机会，整治那些反对自已的人，企图扩充自己的势力。但从整体来看．日本人对占领军采取了光明磊落的态度。
战争结束一个月以后，我被任命为外务大臣时，会见了停战时担任总理大臣的铃木贯太邮。 那时，铃木先生对我说：“关于战争，胜者固然要有胜者的风度，而败者也要有败者的风度。鲤鱼被置于俎上后，虽刀刃临身也决不退缩。希望以这种精神端正战败的态度。” 铃木先生的这句话成了其后指导我同占领军谈判的原则。看来，这也许是日本人的普遍想法。 对于占领军的政策，每当对方有认识上的错误或不符合日本国情的主张时，我一向是明确的提出我方的意见，但尽管这样，问题仍按占领军的主张作出决定时，我所采取的态度是遵守这个决定，以等待能够纠正对方错误或过失的时机到来。 总之，我采取了该说的说了以后就干脆照办的态度。
在日本狭窄的道路上，当美军士兵将要和日本人碰撞时，不少日本人都因听到美军士兵说出“对不起”这样的话而感到吃惊。
美国出于深入敌国领土的打算，制订了严厉苛刻的占领计划，然后进驻日本，但并未出现令人担心的骚乱状态。这也是因为日本人承认战败的缘故。在这里，日本人服从权威者的传统性格，当然也起了作用。
日本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才能的国民，这一点最为重要。在实现工业化时，这是一项巨大的财富。这种素质，随着日本的复兴逐渐显示出来。
日本人并没有被那种认为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的悲观主义所迷惑。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乐天派的国民。战败确实使他们受到了机重的打击，怛是，日本国民从建设“文化国家”，复兴经济，或者重建自己的生活等各种各样的事业中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并对未来充满信心。
尽管经历了十几年的连绵战争和终于战败，日本人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彬彬有礼和诚恳亲切的风尚虽然受到损伤，但仍能保留下来。国民依然是勤劳的。在忍饥挨饿和通货膨胀的恶劣条件下，靠欺骗为生的国民为数甚少。虽有怨言，但绝大多数人都能认真工作。
最困难的时期也足最能发挥人们高尚品质的时候。战争刚刚结束后，人们如艰仔细观架一下所谓养无食，居无屋的日本，就会发现，日本人并没有丧失其优良品质，同时也可以预料到，日本不久就会从战败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再加上黑市和通货膨胀所反映出来的战后混乱状态，破坏了日本人的道德观念，不搞黑市这种微不足道的非法活动就不能维持生活，甚至连排队乘坐火车和电车都做不到了。
然而日本终于战败了，而且人们认为这次战争简直毫无道理。多数日本人当然产生了极大的动摇。这大概意味着一切权威的严重丧失。
由于战败，日本人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少日本人都相信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他们对于日本战争的目的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因而付出很大的牺牲去支援战争。
为了弥补政府按照法定牌价配售粮食的不足，人们经常出入黑市，或者乘坐拥挤的火车去购买白薯。熟悉当时情况的日本人，对于这一经历仍然记忆犹新。
最重要的问题是缺乏生活所必需的粮食。日本本来就不能生产国民所必需的粮食，一直依靠进口大量粮食来弥补亏空。因此断绝了国外贸易，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猛烈的轰炸破坏了生产设备。切断了交通。为了躲避轰炸，分散开来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发挥机嚣。商船队已经完生销声匿迹，即使从国外买到原料也无法运输．在这样重重的恶劣条件下，工业生产显著下降。
经济已经完全陷于崩溃状态。战时人们不考虑后果，只顾提高生产，因而磨损了机器，毁坏了煤矿和森林资源。
高层建筑已被轰炸得片瓦无存，站在首相官邸的高岗上可以远望东京湾。
除京都和奈良以外，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都因空袭而受到损害。
明治宪法中规定，军队置于天皇的统帅之下，首相没有直接指挥军队的权限。因此，如果天皇和元老不能发挥实际的领导力量，就没有人统辖军队。明治天皇的驾崩，元老的死亡以及他们年老以后丧失了领导能力，等等，都变成了很大的缺点而显示出来。加之三十年代的国际政治呈现出瞬息万变，极其复杂的情景，这种情况，只有放眼世界才能得到理解。
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处在负责地位的政治家们缺乏果断精神，而在另一方面它也暴露了明治的政治体制的缺点。
这些军人虽然怀有强烈的使命感，但却不了解世界局势。因此，他们在满洲采取了武力行动，世界各国虽然责难了日本。但未能采在满洲采取了武力行动，世界各国虽然责难了日本+但未能采取有效的行动，日本政府也设有断然处理这些军人的专断行动，这就大大地削弱了对军人们的统制力，开创了容许军人任意行动的先例。其后在国外，军人们利用中国国内的混乱和弱点，凭借武力由满洲向华北扩张了势力范围；在国内则通过武装政变确立了军部的领导权。不幸的是，日本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限制军人们的对外侵略。
但是，也有一些人打算以同样的精力，采取另外一种形式来解决这一危机。 他们就是军部的一伙人。这些人于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在满洲擅自采取了军事行动，强制地把日本拉向建设“满洲国”的道路。少壮派将校和士兵们是这一行动的骨干，他们大多来自农村。 他们在满洲看到了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以后苦心建设越来的满蒙的权益已经濒临危机，从而对幣原外交心怀不满。他们看到，在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日本农村的贫困日趋严重，因此认为必须不须不择手段地摆脱这一窘境。
面临这样巨大的经济危机，日本的领导者和国民，鼓起勇气，应付了危机。他们为了寻找新的市场，走遍了非洲、南美、澳大利亚，欧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总的说来，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期间．出口从十一亿五千万日元增加到二十一亿七千五百万口元，共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它显示了日本这个年青国家的精力。
（昭和四年）开始的世界经济总危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它使日本的出口急剧地减少。例如，丝绸的出口从一九二五年的八亿五千万日元减少到三亿四千一百万日元。丝绸占日本总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日本的多数农家依靠生产丝来获得收入，因此他们所受的打击是极其严重的。
这个时代的各国外交，中央政府的外交和地方上的外交多少有些不同。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宣称以奉行国际联盟盟约等所代表的新的外交为原则。 但是在现地却仍然使用实力来保护其利益。对于那些具体了解现地却在玩弄权术的人们来说，始终坚持原则的幣原外相的作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幣原外相出于职业外交官的责任感和信心，不太注意这些人的舆论，从而没有作出充分的努力，以取得国民的理解。 由于没有理解中国的复杂性以及相当多的日本人对中国和满洲怀有特殊的感情，幣原外交虽然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却出现了相当多的人反对他。
即使没有达到上述地步，也广泛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日本对中国具有特别的利害关系这样一种想法。尤其对于日本曾经同俄国作过战的满洲，日本人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海军裁军条约对于当时日趋激烈的全球性的建舰竞赛热潮．作为一种制动机和镇静剂，是一个有效而且恰当的措施。
虽说有日英同盟的义务，但是日本利用英国未必同意的时期和方法对德审战，夺取了德国在青岛和山东半岛一带的势力。这件事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日本乘英国和其他列强正在进行有关生死存亡的欧战之机，采取了趁火打劫的行动。
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的要求，赤裸裸地暴露了想要统治中国的企图。
这就是说，对华二十一条的要求只是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列强的激烈反对，和激起了中国的排日运动，结果，以一无所获而告终。和平外交就是对这种痛苦经验的反省。
华盛顿会议以后的和平外交，本来是出于那次会议以前的对华外交失败的反省。
特别是对日本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中国，以长期内战的形式进行着民族主义革命，这给日本外交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贸易并不自由，殖民地是国力的重要源泉。因此，国土狭小、资游贫乏是日本的弱点，而且许多人对这一点深感忧虑。
追求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运动基本没有波及到农村。农村的人反而对城市出现的新风尚怀有强烈的的不满，他们担心失掉日本人的优良传统。
政党政治具有一种在其未成熟时期容易产生腐败的弊病。结果，要求实行民主主义的人们便逐渐对现实的政治深怀不满。
结果，政党政治不能发挥那种为解决日本面临的种种问题所需要的领导能力，实际上，官僚制度在政治上起到了主要作用。
政党政治的出现丧失了政治家之间的统一。由天皇和元老构成的最高领导阶层几乎完全消灭了。继承他们的第二代领导者们，有的属于官僚，有的属于军部，有的属于经济界，有的是政党出身的人，他们不象第一代的领导者那样，通过共同的经验和共同的思想基础这一纽带结合在一起。
这些新的尝试特别符合那些现代化所产生出来的新的阶层即大学教授、医师、律师、作家和职员等的要求。他们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厌恶家族主义的束缚，爱好个人主义。他们排斥抑制欲望的懦教道德，开始公开地追求欲望。体育运动、跳舞、旅行、登山等开始流行起来。
上述那些新的尝试绐予整个社会气氛以很大的影响。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似乎向人提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以代替开始走向穷途末路的明治的国家体制。
那时也是国际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美国威尔逊总统所揭示的理想，引起了日本人在思想上的共鸣.
一九一九年，降低了纳税资格，有选举权的人从四十五万人增加到三百万人，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实行了男子普选制度。
纳税资格：资本主义国家对公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规定种种限制，如财产状况、教育程度等，纳税资格也是一种限制，如不纳一定的税金就无选举资格，不交付定的保证金就无被选举资格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主主义国家取得了胜利，三个帝国终于崩溃，这便显著地提高了民主主义的威信。追求民主主义的人们因而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一九一八年，出于米粮暴动，官僚内阁不能稳定民心，乃让原敬第一次组成政党内阁。
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也认为，与其忽视议会，视其为对立面，莫如与其合作更为适宜。一九○○年(明治三十三年)，伊藤博文亲自组织了政党。
国会最初并没有掌握实质上的权限，但是随着普通教育的普及和同民对政治关心的增强，已经不能拒绝国民参与政治了.
俄国根据共产主义，站在一种不同的正义原则的立场上，变成了否认以前的国家的正当性的进攻性国家。苏联的诞生给予国际政治以巨大的冲击。
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更加令人感到有依靠，亲近和崇高。
平时呆在家庭这个小圈子里．在路上碰到时连寒喧都不道的一伙人，这时变得极其亲密，一起交谈，互相安慰。
米粮暴动预告了传统的农村社会的终结，而关东大地震和接着发生的火灾烧毁了大半个东京，从而使古老的东京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不堪米价暴涨的民众袭击米店的暴动相继在各个城市扩展开来，这样暴发起来的所谓“米粮暴动。给予地主以很大的打击，他们企图依靠那种排挤进口粮食，人为地维持高米价的所谓保护政策，来维持自己立场。 结果，在北海道，台湾和朝鲜也采取了生产稻米以增加粮食的措施。但这一措施对于日本内地从事农业的人来说。意味着出现了竞争的对手，因此内地的农业也不得不为新的转变而苦恼。
在大正中期，好象象征旧的日本社会崩溃似地发生了“米粮暴动”（--九一八年即大正七年）和关东大地震灾害(一九二三年即大正十二年)这两件大事。
夏目漱石也曾提出过批评，他认为，日本的现代化是为了反抗外来的压力而急剧进行的，因而丧失了日本人的良心和诚实，从而产生了充满虚伪的、肤浅的社会。
为明治天皇殉死的乃木大将在其遗书中曾经严厉谴责日俄战争后的道德混乱，这也反映了这种矛盾。
在明治中期人们感叹日本人道德混乱的时候，还保存着不少日本人的优良风尚。但是，经过二十年问，旧的道德、伦理已经迅速崩溃。
无与伦比的现代化的迅速进展，在公布宪法和教育敕语之后还不到二十年，便使个人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等得到增长，终于同传统道德之间产生了不能解决的矛盾。
一九○九年(明治四十二年)，伊藤博文于哈尔滨被暗杀，这件事大大地削弱了元老所掌握的统帅力。
他们一方面陶醉于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把对战争以来的艰苦生活和战后的混乱所抱的强烈愤怒一下予全部倾吐出来。
日俄战争的胜利，大体上已经完成了国家独立这样一个明治维新以来的目标，因此日本人便失掉了国民的目标。
随着明治天皇的驾崩，以冒险精神和动员国民青春活力为特征的明治开创的大业，即告终止，一个艰苦的转换期便开始了。
著名的小说家夏目漱石曾经这样写道；“在一个盛夏炎热的季节，明治天皇驾崩了。这时我似乎觉得，明治精神随天皇而开始，又随天皇而告终。”
这个体制由于有圣明的天皇和由共同的思想基础牢同地团结起来的强有力的元老们的存在．才能发挥它的机能而未产生弊病。因此，明治天皇驾崩是一件划时期的大事。
明治的国家体制，毕竟是用来度过非常时局的例外体制．不能永远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
这个国家，一面保有足以汲取其国民活力的巨大国家组织，一面在其中枢部门拥有少数的领导人物，这些人由于自明治初期以来一直共同工作的经历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政治上的重要决定，都是由天皇和元老作出的，在军事方面．天皇也参与所有议事，甚至连高级将领的性格和能力都了如指掌。因而明治天皇深知领导人们的性格，并能根据他们的个性来发挥其才能。
他们对培养人材是很热心的，在培养领导人物的大学中，不问出身和财产情况如何，只要有能力，贫寒人家的子弟也可以入学。这是在当时欧洲任伺国家也看不到的平等制度。
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领导者们，虽然从其巨大的责任感出发保持了决定权，但对如何吸取国民的活力加以运用这一点却是极其关心的。
这种结构大体上符合国民的心情。与其说国民期望基于个人主义建立国家，不如说他们更愿意保存以前的家族主义。
这就建立了明治时期日本的基本结构。这种结构，虽然在允许以天皇为中心的强大的寡头政治继续存在这一点上．与西方的近代国家有所不同．但它承认国民参加政治的概念。···而且它还加强了家族、社团组织以及生活感情等构成国民大众所支持的传统的社会支柱。
在设立国会的同时，干一八八九年(明冶二十二年)颁布了宪法，赋与天皇以超出立宪君主国家惯侧的巨大权限。
他们也清楚知道，近代化所带来的混乱，但是，他们确信近代化是“至上命令”，虽然他们对这种混乱也不是漠不关心。
对于他们说来，国家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实体，从这个意义来考虑，他们没有把观念上的设立国会论放在重要地位。
政府的有关人员从如何才能使国家迅速发展，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富强的日本这些实际问题出发来考虑，探讨了国家体制问题。
当时有个学者曾说：“孔孟之道既衰，西方理学未入，宛如日已没而月犹未升时之状焉。”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外国文明的国家，便面临一种深刻的进退维谷的困境，明治时期日本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困境。
即使能够输入外国的科学技术文明，要引进其政治观点，文化以及思想方法等构成其文明基础的东西，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象这样一些所谓价值体系如果不是经过很长的历史过程。用自己的力量创造它，那么，产生出来韵东西，就不能成为人们的真实的道德基础。
于是，这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教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归根结蒂，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
德川末期的思想家们曾经设想以“东方的道德、西方的艺术’或是以“日本的精神、西方的学识”来作为应付这种危险的公式。 但是，实际上一实行近代化就会知道，这一公式是很难使用的。 这是因为，所谓文明本来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采用它的科学技术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优良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机能，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得到顺利开展。
明治政府所推行的迅速近代化，使人们在醉心于文明开化等方面出现了道德上的混乱。这是在想要输入外国文明时必须付出的代价。 输入外国文明常常常孕育着一种破坏本国社会上、文化上和精神上的统一的危险。
那些主张运用天皇的权威来求得精神上统一的人们也不是单纯的复古主义者，他们是想进行一次解决明治时期日本存在的问题的尝试。那就是迅速实现近代化所带来的道德上的混乱问题。
自由民权运动家之所以强烈主张设立议会，是因为明治政府的基础薄弱的缘故。明治维新是以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后四藩中心进行的，而其中又是由萨摩和长州来完成重要任务的。因此，明治政府是以这四个藩出身的人为中心组成的，从而在高级官员中．这四个藩出身的人占全部官员的三分之二。虽然他们绝没有受到“藩”的狭隘立场的限制，而能够从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但是那些未参加明治政府的人们却对他们怀有极大的不满。自由民权运动家们便能以这种不满为背景进行活动。
明治时期的日本虽然在迅速实现近代化上获得了成功。但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决不是一帆风顺而毫无风波的。恰恰相反，它是与接踵而来的困难问题不断斗争的历史。
1.明治时代人们的惊人努力，借助2.德川时代的遗产，以及3.生逢其时的幸运，使得日本的近代化获得了成功。
日本还有丝绸这种大受欢迎的出口商品。它在对日本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这一点上，怍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的近代化还得到某些幸运的帮助。其一是当时刚刚进入十九世纪的下半期，先进国家虽然大体都经过了产业革命，但从其技术水平来看，刚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即。正从提高熟练程度和积累经验的技术阶段，走向在科学上得到证实的技术阶段。近代的钢铁工业刚刚开始发展，化学工业几乎还不存在，铁路刚刚进入兴建热潮，轮船还没有完全代替帆船。因此，日本的技术水平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还不甚显著，日本人还能够一边有效地利用其传统技术，一边通过加倍努力赶上先进国家。而且日本能够毫不犹豫地采用了这样一些在当时说来堪称最新的方法，即利用以铁路和轮船为中心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成果，井采用与此同时产生的国民普通教育和依靠国家保护来扶植产业等方式。
这些商人势力的增强动摇了以前的社会制度，因此到了十九世纪初期，武士们才认真地考虑社会改革问题。
隐名合伙：日文称“匿名组台”．见于日车商法．即与人合资经营而不出名，只在其出资范围内分享利益及负担亏损。
明治维新也并非完全都是在外国的压力之下实现的。太平的德川时代的二百六十年间，是在平静之中缓慢地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具体地说，如市场的发达，商人的兴起都属于这种变化。在这太平年间，出现了如下情况：随着生产逐渐增长一城市的消赞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商人大发其财，尽管他们在身份上处于最低层，但是武士在他们面前却也抬不起头来。随着货币、度量衡的统一以及公路、水上航路的畅通，从稻米开始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流通经济。商业的经营技术也以帐簿和“隐名台伙”等形式发展起来了。
在这些学校里，不施行那种学习古人之道的儒教教育，而代之以西方军事学和有利于培养人材的“实学”，以使这些人材具有足以应付困难局面的智慧、意志，和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各藩不仅这样培育人材。而且打算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录用这些人材。这就使担任明治维新领导者的下级武士得以登上政治舞台
十九世纪初叶，在预感到外国威胁的情况下，火批创建的藩立学校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日本的武士们虽然社会地位很高，而且负有重大责任，但经济却不富裕，这就有利于把他们培养成富有使命感和冒险精神的领导者。
上面已经谈到在扶植产业时旧武士所起到的作用．他们的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具有利用组织采取行动的能力
德川时代的统治制度已经成了有助于构成近代国家基础的一些财产。武士阶级作为一个实行统治的阶级积累了经验，这便形成了一种官吏制度并且造就了一批具有组织能力的人材。
明治时期日本的发展，只有立足于过去日本的遗产之上才有可能。比如，努力工作而不滥肆挥霍这样一种道德现念，就是儒教的遗产。另外，日本于德川时代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有了通用的语言，这同样是一项重要的遗产。更正确地说，德川时代的太平，停滞和孤立的二百六十年，给日本创造了“社会资本”。这和欧洲各国当时的情况一样，封建制度打下了近代国家的基础。
这时，排外的民族主义在日本和欧洲都还没有兴起，这对日本来说，似乎是很大的幸运。
在这样的“聘请外籍人员”的活动的背后，蕴含着日术人对外国人的友好态度和外籍人员忠于职守的西方式的道德观念，这确实给与日本人以重要的教训。
象外务省聘请的丹尼森那样的人，他对于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外交，都提供了重要的意见。丹尼森曾以随员身分参加朴次茅斯会议，他竟被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嘲弄说：“你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他的行动完全象一个日本人。
日本的领导者们恐怕日本在经济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而没有引进外资。但是他们认为．通过聘请外籍人员的办法来输入外国技术是没有危险的，于是用高薪聘用了外籍人员。
（大津事件）审判当事者们，怀着“日本是法治国家”的自豪感，充满独立精神作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这大概可以表明一般国民对俄国皇太子的友好态度，同时也表现了明治时期日本优良的一面。
在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带着军事力量来到日本时，最初日本人对此曾经强烈反抗。因为他们担心日本会丧失独立。但是不久，当他们了解到维护日本独立也需要输入外国文明时，日本人便一心一意汲取西方文明而不遗余力。而且，随着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的珲解．便日益赞扬西方文明了。
日本人对外国所持的这种态度，是从历史上形成的。日本没有使它受到威胁的临近大国，只有一个给它输入文明的相隔较远的中国。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恿惠。但是，从古代的交通手段来看，日本与中国相隔遥远，中国是不能统治日本的。似乎可以认为，日本人这种对外国文明不加警惕反而主动输入的性格，就是从这种历史事实产生的。
在十六世纪西欧各国初来日本时，日本人也争相输入西方的文化。在当时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来到日本的传教士们，对于洋枪在日本的昔及感到惊奇，他们由此看到了日本与其他东方各国之间的不同。
唯有这种主动汲取外国文明的精神才是日本人的传统性格。
甚至有人提倡改善日本人的体质。说什么“日本人虽天性聪慧，但甚缺乏毅力。此皆由于不食肉食所致。”因此，如果从幼儿时期即哺以牛奶，以后再让他吃牛肉长大，那么日本人也将成为富有毅力的国民。因为“牛是性质迟钝的兽类，吃牛长大的东西，定会象牛一样有耐力。”甚至有人提倡同外国女人结婚阻改良人种
人们对所谓“舶来品”争相抢购。有人主张对日本文字进行改革，还有人象森有礼那样，提出废除汉字，使用罗马字母的建议。
常听人说：“说是吃了猪肉就文明了。”“那位先生这些时候一直打着洋伞走路，真是太文明了。”“穿着鞋就进屋子，这可真是文明得让人受不了。”根本不了解原义，只是胡乱地把一些耳闻目睹的新鲜事物看作是“文明开化”，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差错。
在领导者决定开放门户，汲取西方文明之后，一般同民对此不仅没有抵抗，反而采取了欣然引进西方文明的态度，而且有一段时间，甚至轻视日本固有的文化遗产，认为新的东西什么都好。
国民的消费态度．带有强烈的儒教道德特征。这种道德观念，一方面它把获得利润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在这一点上妨碍了产业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奢侈是一种罪恶，从而促使人们踊跃储蓄，又帮助了产业的发展。
他们都是武士出身，都没有从事经济活动的经验，但这些经历在他们从事新的种类的经济活动时，反而成了有利条件。这是因为．从事新的种类的经济活动所需要的才能就是一种冒脸精神和探索精神，而没有什么能够束缚住自己的经历和传统的旧武士，更能大胆地接受新事物。
为了实现近代化而如此重视教育事业，这是日本近代化的一大特点。
直到今天，人们到乡村旅行时仍然可以看到，小学枝的校舍大多是村中最好的建筑物，这也表明日本人对教育的尊重。
这样建立起近代的国家体制之后，便在这种体制的基础上谋求工业的发展。首先，由国家着手建立铁路、电信和邮政等这些使工业顺利发展的动脉和神经。并由政府创办一些示范工厂，以引导民间兴办这些企业，或者对想办企业的人们不惜给予贷款等援助。
（武士俸禄停止）消除了依靠身份过活的保障，使人们必须依靠职业如官吏、教员或产业家等来维持生活。
（大久保利通四十三岁出国）感慨地说：“像我这样年近半百的人，今后已经无能为力。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只有隐退了。”
（伊藤博文意识到攘夷会使日本灭亡，）他说：“即使我们个人学识丰富了，如果自己的国家灭亡了，那也无济于事”，于是他立即回国，努力于消除攘夷思想的工作。
一六三六年颁布“锁国令”。
作为第一任总领事来到日本的哈里斯在其日记中写道：日本对于任何事情，都是遵守“静止的东西，不易让它活动这一格言的”。
幕府为了为了维护这种封建秩序，对任何形式的变化都不感兴趣。
这就是说，日本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才被迫开放门户的，但是一旦决定开放之后，便在回敬西方的冲突中显示出敢于冒险的气魄好能力。
这件事（“咸临丸”横渡太平洋），象征着现代日本的序幕。
在这（一八六零年）不久以前，日本人没有见过轮船。···但是，他们为了提高日本人的士气，试行横渡太平洋，并在美国海军军人同乘和援助的鼓励下，成功地完成了这次远洋横渡。
对于那些被胜利冲昏头脑和过分相信自己实力的人们，决不会赐予这种幸运和“机智”。日本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
“机智”这种东西，和幸运一样，不是信手拈来的，他们好像都是赠给具有卓越的历史敏感并勤劳工作的国民的一种礼物。
日本虽然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惨败，但总的说来，还是在国际政治的惊涛骇浪中巧妙地掌住了航舵。然而，这是日本人卓越的“机智”赐予的。···我一直提倡，凡事都要有这种“机智”。
战后，（尽管）由于战败把仅有的一点资源消耗殆尽，而恰在此时，技术革新有了进展，大大地扭转了缺乏资源这一不利局面。
明治时代，有大受欢迎的商品“丝绸”的出口，换取外汇，促进了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