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化》读后感10篇

　　《何谓文化》是一本由余秋雨著作，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何谓文化》读后感(一)：文化的定义和目标

　　文化与科学的区别

　　第一，科学有定量定性的指标，文化没有；

　　第二，科学有国际标准，文化没有；

　　第三，科学家很少受到非专业的评论，但在当前中国文化界，非专业的评论者在人数上是文化创造者的几百倍，在言论上都非常激烈。

　　这三个原因，已经造成文化话语的烟雾迷茫。本来，社会转型的终极目标是文化转型，但是，正当社会各部门纷纷向文化求援的时候，原来处于滞后状态的文化领域反 过来充当起了老师。结果就产生了一系列反常现象，例如，最需要改革创新的时代却推崇起复古文化，最需要科学理性的时代却泛滥起民粹文化，最需要大爱救灾的 时代却风行起谋术文化，最需要发掘人才的时代却重拣起咬人文化……，等等。正是这些反常的文化现象，使国际间和我们的下一代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更多的误读。

　　文化的定义

　　没有边界的国家不叫国家，没有边界的定义不是定义。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他在这里所说的“浮士德”，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指德意志民族的集体人格。

　　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

　　今天中国文化在理解上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偏差：

　　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门职能，而不重视它的全民性质；

　　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视它的精神价值；

　　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积累层面，而不重视它的引导作用；

　　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组成，而不重视它的人格构成；

　　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断享用，而不重视它的集体沉淀。

　　“一个社会不管发达和不发达，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形态，实际上都是文化形态”；

　　“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

　　“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

　　“经济行为只要延伸到较远的目标，就一定会碰到文化”；

　　“赚钱，是以货币的方式达到非货币的目的”；

　　“赚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衣食，而是为了荣誉、安全、自由、幸福，这一些都是文化命题”。

　　文化的目标

　　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

　　雨果又补充一句：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

　　中国文化的特性

　　按照独特性和实践性的标准，我把中国文化的特性概括为三个“道”——

　　其一，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 所谓“礼仪”，就是一种便于固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

　　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其三，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 中国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极端化的诱惑。

　　中国文化的弱项

　　中国文化的第一个弱项，是疏于公共空间。康德说，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弱项，是疏于实证意识。实证意识的缺乏，也就是科学意识的缺乏。这种倾向，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问忠奸、不问真假”的泥潭之中。

　　中国文化的第三个弱项，是疏于法制观念。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严重影响广大民众快速进入现代文明。让人担忧的是，现在有很多官员还在忙着表演离开法制程序的所谓“亲民”举动，把上访看作起 诉，以调解替代审判，用金钱慰抚非法，结果，法律被贬，正义蒙尘，凶者得利，善者受损。更严重的是，不少活跃在传媒和网络上的文人还把自己的喧闹围啄当作 “民间法庭”。其实，中外历史都证明，世间一切“民间法庭”都是对法律的最大破坏。

　　虚假、空洞、重复、极左、奉迎、低智、恶趣、媚俗之风，在文化领域越演越烈。

　　三十年中国文化的成果

　　由于三十年来“注重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实践，比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

　　由于改革开放，文化视野开拓，比较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

　　由于一次次全民救灾的行动，在中国史无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

　　中国文化的隐忧

　　第一个隐忧，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打开我们的电视、报纸、书刊，很少有一个创意思维引起广泛关注，永远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夺、古墓之争、老戏重拍。广大民众心中增添了很多历史累赘，却没有提升创新的敏感度，这不是好事。复古文化在极度自信的背后隐藏着极度的不自信。因为这股风潮降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这是中国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倒退。更让人警惕的是，这几年的复古文化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违背我前面讲过的“爱和善良”原则，竭力宣扬中国文化中的阴谋、权术、诡计，并把它们统统称为“中国 智慧”、“制胜良策”。相反，复古文化从来不去揭示中华大地上千家万户间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悠久生态，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曲解。这种曲解，已经伤害到 了民族的文明素质，伤害到了后代的人格建设，也伤害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保护，对破坏而言，是一个正面概念；但对改革而言，则很可能是一个负面概念。今天世界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意味着倒退。

　　第二个隐忧，民粹文化正在冲击着理性文化。

　　这些年来，理性文化还没有来得及被广泛运用，却受到民粹文化的严重冲击。民粹和复古一样，都是在设定虚假信仰。任何虚假信仰，都是文化欺骗。

　　每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都应该重视民众的呼声，但是，这种重视必须通过真正的民主理性和必要程序来实现。应该承认，世上许多重大课题，一般民众是感受不到，也思考不了的。如果三十年前拿着“要不要改革开放”的大问题进行民意测验，肯定很难通过。因为这会使很多“铁饭碗”保不住，而一般民众又无法预计中国经济后来的发展。又如，现在如果拿着“低碳”、“减排”、“禁猎”、“限牧”、“休渔”等问题交付民意裁决，情况也会很不乐观。孔子流浪十几年，一路上没有什么人听他的，除了身边几个学生；老子连一个学生也没有，单身出关，不知所终。如果让当时的民众来评判，他们这些默默赶路的人什么也不是。民众追捧的，是另一类人物。当民粹暴力以“民意”的名义大行其道的时候，立即就变成了一场全民浩劫。民粹很像民主，却绝对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滥，是对不民主的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唤不来民主。民粹对于民主的损害，甚至超过专制。因为专制让人向往民主，民粹让人误解民主。由于民粹主义历来是一群投机文人挑唆起来的，因此还是要有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坚持冷峻的理性，与他们对峙。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由于多年来对于民粹的放纵，现在要面对着它来坚持理性，已经成为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民粹主义表现在文化艺术上，就是放弃应有的等级和标准，把底层观众的现场快感当作第一坐标。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美学都告诉我们：快感不是美感，美是对人的提升。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本是历代大师辛勤架设的提升人们生命品质的阶梯，民粹主义拆掉了所有的阶梯，只剩下地面上的一片嬉闹。

　　如果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第一流的艺术大师都一一交给当时当地的民众来“海选”，结果能选上哪几个？我可以肯定，一个也选不上。“海选”，是社会上部分 爱热闹的年轻人的短期游戏，与艺术的高低基本没有关系。最有精神价值的作品，永远面对着“高贵的寂寞”。虽然寂寞，却能构成夜醒之人的精神向往，如黑海的 灯，远山的塔。

　　总之，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化艺术一旦受控于民粹主义，很快就会从惊人的热闹走向惊人的低俗，然后走向惊人的荒凉。

　　第三个隐忧，文化的耗损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

　　今天中国文化的“惰性耗损”，主要耗损在官场化、行政化的体制之中。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仍在体制之内，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却在体制之外。

　　恶性耗损：这种大批判的行为模式，永远是假借“大众”的名义，通过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上纲上线、鼓噪起哄，给文化环境带来巨大的不安全。

　　这中间，很多传媒起到了极为关键的负面作用。这些传媒都顶着“政府喉舌”的光环，不存在体制上的对立面，更没有法律上的担忧。因此，即使没有受到它们伤害的文化创造者也只能天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就是当前中国文化成果寥落的主因。企盼政府尽快与大多数文化传媒脱钩，使它们不再享有特权，随之也能受到法律的监督和惩处。

　　几年以后如果中国法院能对一些诽谤罪、诬陷罪作出刑事审判，而获罪的被告恰恰是那些横行霸道多少年的传媒和“大批判文人”，中国文化的情况必定会快速好转。

　　我感到悲观的，反倒是那些看起来危害不大的“惰性耗损”。那么多争权夺位的协会，那么多假大空的晚会，那么多早已失去公信的评奖，那么多近似于“楼堂馆所”的“文化精品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大刀阔斧地收拾一下呢？

　　在所有的焦虑中，我最为焦虑的，是民粹文化的泛滥。我已经一再警告，这里埋藏着一场巨大的人文灾难，危害性超过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能够有效抑制它的观念和方略。反而，天天看到上上下下对它的畏怯、喂食和娇宠，致使很多忧虑者不得不移民远去。

　　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必须是善良的，绝不会伤害别人，指责别人，而只会帮助别人，把最好的作品奉献给别人。他的每一项创造，都是出于大爱。文化创造者的精力 永远不够用，因为他们要探寻全人类和全民族的终极价值和重大忧患，还要探寻最佳的艺术形式，使每一个作品都能提升人们的生命体验。

　　中国文化的前途取决于像你们这样年轻的创造者。既然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那么，你们的品行、等级、力量、眼界、气度、心态，就是中国文化的未来。

　　中华文化的非侵略性

　　继马可•波罗之后，另一个完整地用国际眼光考察了中华文明的，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w Ricci 1552—1610）。

　　与马可•波罗不同的是，利玛窦在中国逗留了整整三十年，深入研究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经典，与许多中国学者有充分的交往。利玛窦说：虽然中国人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临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

　　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已相当充分。但是，即便如此，中国在实力很强的情况下，既没有参与过中亚、西亚、北非、欧洲之间的千年征战，也没有参与过近几百年的海洋争逐。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的本性决定的。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很不相同。万里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便是防守型而不是进攻型的证明。这种非侵略性的特点，也护佑中华文明成为所有人类古文明中传之今日的唯一者。因为在古代，一切军事远征都是文明自杀，或迟或早而已。对外，基本以和平自守的方式相处。它大体上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型文明。国际社会一次次产生的“中国威胁论”，只是一种被利玛窦神父早就否定过的幻觉。

　　驳“文明冲突论”

　　“文明冲突论”的第一个假设，是粗糙地设想人类的每一个文明群落在文化归属、文明选择上，只能是单一的。事实上，全部世界史证明，这种归属和选择都是多重的，叠加的，互相依赖的。

　　“文明冲突论”的第二个假设，是武断地设想不同文明之间的边界是一条条水火不容的封闭式断裂线。事实上，所有这样的边界都是多孔的，互渗的，松软的。

　　“文明冲突论”的第三个假设，是鲁莽地设想每种文明的传承都是保守的，凝固的，复古的。事实上，世界上的多数文明都在忙着创新、改革、广采博纳、吐故纳新。

　　身上的文化

　　第一，不再扮演；扮演当代名士；扮演历史脊梁；扮演文坛要人；扮演艰深。

　　第二，不再粘着；专业、古琴和文物都不是文化。只要摆脱黏着，摆脱定位，摆脱局限，让文化回到宏观的本性，我们就能天马行空。

　　第三，必要贮存；

　　第四，必要风范。

　　书卷气：大致表现为：衣貌整洁，声音温厚，用语干净，逻辑清晰。偶尔在合适的时机引用文化知识和名人名言，反倒是匆匆带过，就像是自家门口的小溪，自然流出。若是引用古语，必须大体能懂，再作一些解释，绝不以硬块示人，以学问炫人。对于自己的语言习惯，也不妨构建几个常用的典雅组合，让别人能在书卷气中识别你的存在。

　　长者风：对一般民众而言，与一个有文化的人谈话，就是在触摸超越周围的时间和空间，触摸超越自己的历练和智慧，因此觉得可以依靠，可以信赖。长者风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倾听。

　　判断力：文化虽然宽容，却也有严肃的边际，那就是必须与邪恶划清界线。历来政治、经济、军事等行为，都会以利益而转移，但文化不会。文化的立场，应该最稳定、最恒久，因此也最敏锐、最坚守。

　　慈爱相：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文化，让人知道更大的空间，更长的时间，因此不会再囿于鼻尖、作茧自缚。

　　城市文化建设：

　　历史最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大浪淘沙。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这才是历史的达观。

　　公共审美

　　城市文化以密集而稳固的全民共享性作为基础。公共审美

　　第一要遵守的规矩是“免惊扰”。内容：暴力色情恐怖恶心；形式：艳色灼目、厉声刺耳、广告堵眼、标语破景。删除繁冗，删除缤纷，删除怪异，走向简约，走向朴素，走向本真。

　　公共审美最后标准是融入自然。

　　集体礼仪：正是礼仪，使文化变成行动，使无形变成有形，使精神可触可摸，使道德可依可循。孔子心中君子的世界是一个礼仪的世界。空乘、请安

　　中华礼仪消失的原因：明清两代在极端皇权主义和文化恐怖主义下滋生的鹰犬心理、咬人权术，本来还不敢明目张胆地登上大雅之堂，等到现代从西方歪曲引入的批斗哲学、极端思维、实用主义等与本土邪恶一结合，一切优秀传统中的文化礼仪迅速荡然无存。 在这个过程中，一批“知识分子”起到了关键的负面作用。他们嘲谑天下大道，宣扬宫廷权谋，颠覆文化等级，甚至直接提出“宁要真小人，不要伪君子”的小人逻 辑，而且发表的大量文章用语刺激，遣词恶浊，对很多年轻读者产生了极大诱惑。这正证明了一个道理，文化的最大敌人，在文化内部。

　　在社会上形成了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精英淘汰制”；在文化上，形成了以文痞主义为基础的“传媒暴力帮”。

　　孟子：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

　　在周恩来重启文化重建的三十年后，悲壮开始走向嬉闹和荒诞。

　　中国社会目前遇到的最大症结：天天由文化传媒作着践踏法律的示范、不知羞耻的示范、不受惩罚的示范，导致整个精神价值系统地不可收拾。现在中国社会经常出现的“见死不救”的恶劣事件，是“文化精英”示范的结果。

　　真正的强健不是呼集众人，追随众人，而是逆反大众，然后影响众人。“大勇似怯”“大慈无朋”。

　　我们这一代不得不从事军事和政治，为的是让我们儿子一代能从事科学和哲学，让我们孙子一代能从事音乐和舞蹈。——美国早期政治家亚当斯

　　以明代观众中痴迷的人数、程度和时间，世界范围内曾经最深入社会肌肤的戏剧范型就是昆曲。

　　文化的魅力，就在于摆脱名位，摆脱实用，摆脱功利，走向仪式。

　　《何谓文化》读后感(二)：徘徊于可说和不可说之间的文化

　　禅门公案中常常会出现一个“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场面。这个场面的出现并非是禅家故作神秘的结果，而是因为一来“意会”的境界确实要比“言传”的境界高明丰富，二来“言传”总是离不开本身就有缺陷的语言文字。但这样的场面毕竟为禅宗填上了一丝神秘的色彩，其实，这种色彩也同样反映在对“文化”的认识上。

　　余秋雨先生在本书中，对文化进行了一个比较简短的界定，这个界定是否准确，笔者无意探索，笔者只是觉得，任何对“文化”的界定只能彰显人类的困境——在可说和不可说之间的徘徊。

　　文化的可说，在于处于文化中的人和事是可说的，如“生命的回答”中的谢晋、巴金、白先勇、黄佐临、章培恒；文化的可说，在于历史长河中为我们提供了滋养人们心灵的典籍，如《论语》、《庄子》、《离骚》、《诗经》、《心经》；文化的可说，在于人类对江山胜迹的题咏和勒石……

　　然而，无论人类怎样用语言文字去勾勒“文化”的样貌，但这些界定和阐释总是让人觉得有所缺失，因为“文化”毕竟还有着不可说的部分。余先生通过贝林的经历说：“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间普及爱和善良。”这样的说法，无疑是先预设了“文化”是具有始终的，然而文化真的会有终极目标吗？

　　文化的不可说，同样体现在其自身的不可分割性上。费孝通先生曾记叙过和其他学者一起到美国考察的经历：白天参观林立的工厂，高耸的楼宇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晚上见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夜生活，回来之后大家讨论“要（学）什么”，有人说只要白天的，不要晚上的，最后达成一致的是，不是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接受了白天的就必然要接受晚上的，因为白天和晚上是不可分割的一套文化。在本书中，余先生试图为文化中的种种现象分出等级，列出优劣,这是不是也在试图“划出一条界线”呢？

　　文化的不可说，还体现在文化的说不尽上，余先生以他的《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一书为基础列了一个简单的“必要贮存”的基础文化目录，且不说这目录中的内容是否全面，单说阅读了这些篇之后是否真能达到一定的文化底蕴呢？要知道这个简要目录上的内容绝大部分是与中小学课本中的课文篇目重合的，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这种远离了“躬行”的贮存的效果会有多大呢？

　　文化的不可说，还在于它具有不可翻译性，无论是再好的形式，再美的语言，在精巧的构思，也无法表现文化的原汁原味。以前，辜鸿铭曾经说过：翻译诗，就是给它伤残；现在，我们也可以说，“阐释文化，就是给它歧义”。因为无论是阐释者是否意识到了，阐释行为必然是一种有预设立场的表述行为。

　　其实，文化不用阐释，对这类徘徊于可说和不可说之间的对象，只可面对，只可全身心地去感受，至于结果则是未知的，因为文化带给人的只有塑造和改变，至于如何取舍或修正文化在自己身上影响，那是个人的事情，而不是文化的责任。

　　《何谓文化》读后感(三)：文化不是孙行者 带不上这紧箍咒

　　了解王道士背后那座敦煌是因为余秋雨。一别多年，今天，又看余先生来谈文化，心情不可同日而语。三观成型阅历渐深，旁人的言论听后总有自己的评判。孟子他老人家也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余先生也明白文化这东西难以定义，所以先抛出了美国人类学家洛威尔的言论“在这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想用文字来定义它，这就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除了不在手里，它无处不在。”然后，自己又对文化拟订了一个定义：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对于什么叫做集体人格，余先生把它引申为鲁迅总结的“国民性”这一称呼。所以他称，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魂。在其后的阐述中，也表明了文化的特性也无非就是礼仪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这是本书从大的方面定义什么是文化。在后面其中的一篇里，从小的方面讲了我们《身上的文化》。也就是不装十三不附庸风雅要有大量阅读量，最后要有文人风度。大师手把手教你当文化人啊！！！读完这些，心里都有点犯嘀咕。要是真心实意做完这几条扮演个文化人，也真心够装的。后面余先生提到了近代文言民国文言绝不可用，因为那是一种很低级的孔乙己腔调。还说：现代，美文尽在白话，而且是一种洗去了骈俪污渍的质朴白话。近代的落第秀才帐房先生学不会这种白话，才会有那种不伦不类的文言。看到这，这本书我真心不想看了。

　　文言写好了字字珠玑好吗！民国文言别有一番韵味好吗！文化上连这点包容都没有还谈什么文化。文化不是孙行者，带不上你这紧箍咒！

　　平心而论，开篇对于文化的大定义，包括文化的最终目标及文化的特性，都有可取之处。但又有很多细节令人不敢苟同。读书嘛，就是思想的碰撞情感的共鸣，好的吸取，坏的抛弃，所谓去芜存菁就是这个意思。但愿秋雨老师以后出书行文中少点名人的优越感，不要老是提我怎样怎样了。大家都知道，你真的是个名人。

　　因为后面写谢晋及他的傻儿子有几处让我感动。所以多给一星。

　　《何谓文化》读后感(四)：文化的终极目标是人人都有向善之心

　　卡耐基说过“爱是一种拔地而起并垂直向上的力量”，余秋雨说“历史上更多地存在着“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但是，正是在血泊边上的点滴善良，使人类没有退回丛林变为动物，这就是动物所没有的文化”。

　　文化不是学历，不是地位，它应该是一颗向善之心，就像余秋雨在新书《何谓文化》中说的，文化是爱与善良。

　　文化是在公共空间内建立爱与善良，是即使身离庙堂之远依旧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文化在我们生活空间内能上行下效，那么隐藏在这个社会上各个角落的无声者将有声，无力者将有力前行。

　　文化还应该是一种自信，它让一切扮演文化的伪装都自惭形秽；它让人毋须粘附他人，却依旧有安全感，有所依靠。它崇尚百家争鸣，对各种不同的观点，都能兼容并包，而非排挤扼杀。

　　真正的文化应该让艺术变的单纯，让每一个欣赏的人都感同身受，而不是放在楼阁之中仅为人瞻仰。艺术应该让人敬畏而不应该成为炫耀的资本，我们所谓的朝圣，应该是心灵之旅而不是一张张“V”照片。

　　看完书之后，我看到网上很多人对此书及作者的谩骂，有些人甚至连看都没有看过就凭借固有的刻板印象对书进行定位，这是不理智也是不成熟的。作者不是完人，他会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在文字中抒发自己的情感，凭借文字记录自己各种的感官感受。我想，如果我们所阅读的每一本书中，哪怕有一个故事一个段落甚至一句话引起了我们心灵的碰撞，或是对我们的思想有所影响，那我们就应该对作者怀着感恩之心。这是一种文化的表现，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成为一个个文化大家，而只不过是时时提醒自己怀有向善之心，怀有感恩之心即可，天下大同也不过如此而已。

　　就像作者说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睥睨万物，很少有人会抬头仰望”，而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只需做好“小我”。本着“小我大爱”的力量，善行人间，文化的力量不过如此。

　　《何谓文化》读后感(五)：好散文，至于文化，啦啦啦

　　余老师的散文水平已经到一境界了。以文化为背景，以学术为媒，老师的散文自成一派，称得上笔端空旷，立意深远。

　　读到“谢家门孔”、“巴金百年”、“四十年前”这几篇时，几次半途掩卷，心情久久不能平复。我很少哭，但当时若是一路看下去，真得要落泪。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文化大家在用生命为我们解读文化，解读人生。现在回想起书中诸多情节，仍有一股悲壮之感。

　　所以，余老师写散文的水平真是到一定境界了。这是一本好书，推荐给大家。

　　稍有遗憾的是，我觉得这本书给自己的帽子扣得太大了。书名曰“何谓文化”，一个宏大而漫长的课题，作者难道想以24万字解决？并说这是“用最诚恳、最隆重的方式解读文化”？书本后面的篇幅，是余老师写得碑文，还有中国古代几篇经典著作的翻译。这些东西出现在一本名叫“何谓文化”的书中，稍有凑字之嫌。

　　诚然，这本书的气质和精神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写出来的，我喜欢余老师的书，就是因为这种理性与感性，宏观与微观，学术与文采的结合。但是真的要以这种方式解读中国文化的话，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比较不喜欢的是，在这本书中，有一些自我标榜的感觉。作者每次站出来都是为了保护别人，谢晋夸他，黄佐临夸他，巴金在生命尾声喜欢让别人读《文化苦旅》给他听。作者列举一些书目都是随意罗列，信手拈来..."寻石之路"这篇文章像一场独角戏，作者掷地有声地控诉，读者却不知其实，就像听人吐口水，意义不大。书中几次说道作者是XXXX的第一人，受到谁谁谁的一致推举，作为唯一一个XXXX的学者，这些字眼多了，反而显得并不真诚。

　　当然，无名小辈，不知其实，都是片面之谈。余老师的书以后还要买，毕竟从这本书中受益良多。

　　《何谓文化》读后感(六)：卸下袈裟，更觉自在

　　好几次，我把这书丢在墙角。黑色中点缀暗红的封页，总让我联想到了夜幕下的嗜血者，看着不开心。

　　何谓文化？呵，今时今日，还有几人在意文化之留存。从图书馆借来，源于一直对余先生文字的喜爱。从包装到书名，及至标题，无一不让人沉重到窒息。

　　跳开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文化定义和名词解释，让我搁置此书的一大原因，是我不想看那是是非非的争论。纵然我很欣羡先生多得历史老人眷顾，与巴老等等交情甚笃。

　　曾今也在书店看过《石破天惊逗秋雨》这样一个名字，当时一笑而过。至少在我阅读《文化苦旅》时候，并没发现和我的常识有太多的相悖之处。我既非学究，在乎的是苦旅给我的感受，一扇大门轰然倒开的强烈冲击。有人爱上旅行，因为三毛，我，是因为余秋雨。兴许逗秋雨的作者是个治学严谨的文史大家，但我觉得，苦旅如此，已然足够。

　　汶川地震和文革，对我来说，就如看电影和看报纸一样的感觉。电影不会把最血腥最残酷的画面给我看，报纸自然在发文时也顾忌重重。到底，未曾经历那份惨痛，就隔着一层膜。

　　文革怎样不想多说，地震后房屋倒下家属诉求，先生惹来非议，无可避免。对于我们这些看着网络视频在底下点赞猛踩发议论的人，任何民意的争取受阻，便是一场舆论战的引爆点。我们被压抑得太久了。

　　土木，进了这行，一脚踏着棺材板，半脚就在监狱门口游离。8.0级地震，对当时任何建筑来说，远非设计考虑所及。汶川地震后中国建筑的抗震标准又重新调整，等级提高，亡羊补牢。当时的设计建造者到底责任多少，如何处置？大灾当前，我想安抚情绪才是重中之重。罪人完人，是人就都出份力。当团结救灾是第一要务的时候，我想减少内耗是必要的。等一切平静下来，再听候发落。

　　易中天的文字我也很喜欢，从汉代风云人物到品三国，嬉笑怒骂，好不痛快。而余易的摩擦，我只能当成是文人相轻又一场秀。

　　方舟子，我读过他的《世界未解之谜大揭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拨开了层层怪谈迷雾。然而，以打假斗士自居的他，所为却越发让人不解。

　　文化的传播远非一人一力之所及，余先生也不必言必及文化之深重。你自管才高八斗，又何必声张。行脚和尚，卸下袈裟，纵褴褛衣裳，也自在于心。诚如所言，“人的一生，其实由一连串问题和回答组成。千万不要试图回答别人给你出的一切问题。选择问题就是选择人生，选择了自己，也选择了别人。”

　　顾贞观《金缕曲》让我很感动，容许我摘录于文末，谢谢先生推荐。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只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孱愁，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诗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魄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何谓文化》读后感(七)：一堂关于文化的课

　　距离上次读到余秋雨先生的新书已经有不短的时间了。脱离学校许久，现在读到《何谓文化》仍然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亲近感。

　　首先，余秋雨先生不是一个道德模范，是一个有缺憾的人，他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位大学老师在课堂上的肆意挥洒。先生像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优秀的大学教授，才华横溢，思维敏捷，但总免不了有些自夸甚而略微夸大现实的炫耀。有的会夸耀自己的受人尊崇的地位，有是对自己“往来无白丁”的炫耀，还有对自己美好家庭的炫耀。这些炫耀不仅不会影响我们对他们的敬意，反而更因他们的真实而平添一种可爱和亲近感。例如，先生的书里一如从前，免不了要把自己参与的演讲的盛况，级别，受主持人的推崇做出一番炫耀，突出自己作为很多的唯一人选类似的称谓。这些炫耀当然让他变得不那么像很多人规范里的大家、大师。不过，在我的世界观里始终认为，唯有真实的才是值得亲近的。如果有些人总是先预选好一个道德制高点，然后看这个看那个都有缺陷，那样的你只能让我不时的想到钱钟书先生《上帝的梦》里边的上帝。当然，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有一个责己甚宽、待人甚严的习惯，这个是由来已久的，不易在一时改变，应该给予宽容。

　　其次，说到责己甚宽、待人甚严，让我想到一个现象。在很多事情上都有体现，我们不承认某个人达到的境界，但又喜欢用某个比较高的境界去要求他。作为现象，举一个NBA的关于科比与乔丹比较的例子，有很多球迷尤其是非科比的球迷，一方面认为科比远远不及最伟大的球员乔丹，但同时在评贬低科比时又总是不厌其烦的拿出乔丹来做对比。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觉得你离一般标准都还有差距，但另一方面又只能用最高标准才能去否定你。我觉得，先生一直到现在的很长时间里都在遭遇这样的一种悖论评价，一方面说你这个人是个连文化都没有的人，另一方面又说文化大师应该如何如何。幸好，这是一个在很多领域优秀的人才身上都非常普遍的现象，先生不是独自一人在领受这样的待遇。

　　接下来该说说关于这本书的东西。应该是跟先生的专业和经历有关，作为一个戏剧理论家，他是一个喜欢构建体系的人，所以看他的演讲和文章整体都会有一种构架清晰，思路条理的感觉。当然，尝试构建体系同样也可能会背负拾人牙慧的名声。很多观点、思想，在前期作为零星的感慨或者箴言发出，当时会让聪敏的读者会心一笑，但是很多精华就像“咳珠唾玉"这个词的表面一样，吐出过后就看不到了。所以，构建体系虽然有时候会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工作。虽然钱钟书先生说过，理论体系会随着时间坍塌最后只留下片言只语有意义，但是在当时当地，构建起体系更容易让大多数人关注到某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片言只语。在本书里，余秋雨先生的《学理的回答》部分都有在做这样的尝试。例如对先贤理论的辩证思考，”更重要的是，这些美好的词汇，大多是古代思想家对人们的教诲和宣示，并不能说明大家已经投之于实践。有一些恰恰古代思想家是看到大家没有做到，才提出这种训诫的。“在很多人喧嚣着”西方文明的出路在中国儒家思想（或道家思想）“的今天，先生着重警示这样的话除了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不是他第一个人说，但是说这样的话的人已经被骂做过”汉奸“。还有关于中国文化疏于实证意识的论述里，说到中国文化长期里”只问忠奸，不问真假“的现实，王小波在自己的杂文里也曾有过类似的言论，中国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作家也都有过类似的言论，但是都没有系统的做过归纳，因而也如此突出的引起大家的关注。”只问忠奸，不问真假“往往造就的是，如果想要否定一个人，你只要抢占到一个道德高点，你就无需再要更多的论证，所有的事情就因为道德的高下而判定了。像科学发明、书法绘画还可以因为有切实的可行的考量标准，还不会因为人的道德被判低劣儿全部丢弃，但在文学方面因为评判标准的缺失，往往因人品的低劣就会连其本人的作品都否定。可是，关于人品、道德很多东西是需要时间的考量才能最后下定论的，所以过早的、简单粗暴的因人废文是很不合理的。关于这方面，希望也可以让一些否定先生人格的朋友可以采纳，先暂时放下成见，关注作品本身，让文字说话。

　　最后想说，一翻开这本书，第一联想到的是先生给《相约星期二》写的中文序。希望大家可以宽容的，就像对待一位教师的课程一样，课程里边会有创见，也会有纰漏，不要求全，能够有点滴收获就好。

　　《何谓文化》读后感(八)：刘仰：余秋雨的文化

　　转自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uyangzhi

　　出版社送我一本余秋雨的新书《何谓文化》，黑红色调的封面，像是“红与黑”的结构。送我的时候出版方说：这本书已经在某领导的书桌上。我心想，此话该说给余秋雨听吧，说给我听有何意义？余秋雨的书以前看过，有些文章是在网上看的。这几年，自从余秋雨删光了博客，从网络及大众视野消失之后，很少有余秋雨的消息，也很少看到他的新文章，因此，朋友送我余秋雨的新书，翻了一下，发现还有点新文章，也有点意思。

　　《何谓文化》的腰封上说全部都是首次发表的新文章，其实，有一部分是讲演，加上以前的题词、碑文等等的集合。余秋雨出版此书也非一个单本书的行为，而是一个大动作。余秋雨把多年来自己的作品，编成一套十八卷的书系。《何谓文化》算是其中较新的一本。这个举动很有意思，仿佛还没到出全集的时候，先出一个全集的模拟板，预热一下。当今中国并不只有余秋雨一人干此事，远的不说，比较近期的就有易中天。巧的是，余秋雨的《何谓文化》一书中也提到了易中天。但没直接提名字，而是用“一个在电视上讲《三国》故事讲得不错的文人”来代指。余秋雨说他发现了易中天“文笔远不如口才”的几个技术障碍，还准备帮助易中天提高一下。结果因为易中天加入和推动了全国对余秋雨的“诽谤大潮”，余秋雨才作罢，帮助易中天提高文笔的善心未遂。其实，在我看来更像是易中天刺激了余秋雨。

　　余秋雨自认自己水平比易中天要高，否则也不会扯那些帮助易中天提高文笔的空话。但是，易中天去年出版了一套《易中天文集》，而且还是在余秋雨的家门口，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余秋雨可能觉得当今中国居然有人超越了他，于是便耐不住寂寞，像易中天一样，修修补补、东腾西挪地搞出了一套“书系”，共十八卷，从数量上也超过了《易中天文集》的十六卷。更有意思的是，余秋雨在《何谓文化》一书中说：“很多气不过的年轻朋友要借机‘教训’一下那个讲三国故事的人，都被我阻止了。”这段话让我有点不寒而慄。第一，余秋雨让人看到了他“以德报怨”的高大形象，是他阻止了“很多年轻人”想教训易中天的冲动；第二，正因为有“很多年轻人”要教训易中天，万一哪天余秋雨一时疏忽没来得及阻止，那会是什么后果？我虽然同易中天有过几次文章上的交锋，但从来都就事论事，不扯其他。易中天先生，你感到来自余秋雨身边的威胁了吗？我怎么觉得余秋雨的这番话有点黑社会老大的架势？

　　我认为余秋雨的《何谓文化》一书最值得看的几篇是他自辩和反驳“诽谤大潮”的文章，写作时间还比较近，有的写于去年10月10日，有的写于今年。余秋雨在今年4月1日（愚人节）写的一篇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句格言：‘即使身陷沟渠，也要仰望星云’。”暂且不管普京办公室是否真有这句话，暂且不管这个“据说”是否可靠，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余秋雨常常把自己放在与世界伟人同样的位置上，像世界伟人一样地要求自己。“即使身陷沟渠，也要仰望星云”，说的无非是余秋雨面对汹汹而来的全国性诽谤大潮，依然遗世独立，孑然自傲。用余秋雨自己的话，叫做“在新时期的大规模诽谤中含笑屹立”。

　　面对全国性的诽谤大潮，余秋雨也不能只说点空灵的漂亮话，有时也要说点实际的反驳。例如，有人说他在文革中用身体堵住洪灾决口，意思是说他在文革中是一个积极改造自己的年轻人。余秋雨辩解说，他那时是因为与“造反派”长期对抗，“至少有一半是绝望的自沉”。也就是说，余秋雨并非要抗洪救灾，而是面对造反派不想活了。我觉得你就承认你是积极抗洪救灾又如何？抗洪救灾在哪个年代都是应该的。就因为在文革的年代，就因为是与红卫兵一起，你就偏要撇清自己与某些东西的关系，把自己投身抗洪救灾说成是想自杀，余秋雨你累不累啊？余秋雨在这几篇文章里，把近年来对他的“诽谤大潮”大致归结为两点，一是文革余孽，二是神经病。他甚至说，当他得知某个诽谤他的“姓金的”得病，还告诉医生说：要用最好的治疗，钱不够，余秋雨愿意支援，还要求医生不要告诉“姓金的”。我们是否应该为余秋雨一而再、再而三的“以德报怨”而感动？但是，这是真的吗？我只能说无法验证。再说，既然你当初要求医生不要告诉别人，如今你自己大张旗鼓地说出来，什么意思呢？

　　对于余秋雨的历史、“假捐”等诸多争议，本人无心参与，也无意做裁判。余秋雨的对立面有些也难登大雅之堂，但看了余秋雨的自辩，只能说余秋雨越辨越污。比方说关于余秋雨通过徐家汇百货公司上市而成为亿万富翁的事情，余秋雨在书中说，他早早发现了这家公司年轻的经理很能干，“便进行了投资”，“现在证明我的这个预测又对了，有的财经评论员有点嫉妒”。把别人的质疑当成是嫉妒，余秋雨的这种自辩恰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为何余秋雨说自己“预测又对了”？因为，余秋雨在书中说，他还在十年前成功地预测了金融危机和希腊、西班牙等几个欧洲国家的“严重经济趋势”，我们还能不由衷地敬佩这位跨出文化界的大师吗？余秋雨还在书中矮化批评他的人，除了称易中天是“讲三国故事的人”之外，对于其他人，余秋雨分别称他们为姓金的、姓孙的、姓古的、姓郝的，并行文说：“他们三个老男人，再加上那个学生，怎么闹出这么大的局面？”你就不能直呼其名吗？如果我用余秋雨的方式这么说：一个姓余的老男人，写了一本题为《何谓文化》的书，余秋雨你是什么感觉？

　　余秋雨为了自辩，还在书中借别人之口说，针对他余秋雨有过三次“伪造”，时间跨度约三十年。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多少人闲着没事，专门针对你余秋雨伪造历史啊？你何德何能，享受如此巨大的“三次伪造”待遇？真把自己当成伟人了。余秋雨说他有“六不主义”：“不看报纸不上网，不碰官职不开会，不用手机不打听”。所以余秋雨说，别人对他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忿忿不平，他自己“居然一无所知”，别人“都大吃一惊”。既然你“一无所知”，你还写那么多文章自辩干什么？余秋雨太装了，太会表演了。余秋雨把对他的质疑当成是默多克手下新闻媒体以及民粹、谣言的攻击，多处表现出对于舆论的不屑。余秋雨说：“民粹对于民主的损害，甚至超过专制”。余秋雨说民粹“就是放弃应有的等级和标准，把底层观众的现场快感当成第一坐标”。我希望哪天余秋雨能参加奥巴马的竞选拉票活动，在现场说出这番话，看看有何结果。余秋雨说“中国文人则大多助纣为虐”，“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对于这个武断的结论，我懒得辩驳，我只想说，余秋雨把大多数中国文人判定为“助纣为虐”后，又陶醉于“高贵的寂寞”这一自我优越感，倒也解释了为何删掉博客所有文章，在大众视线里消失一段时间的原因。但是，当余秋雨十八卷的“书系”出版的时候，为何又开通“闪问闪答余秋雨”的官方认证微博？又想借助那个被你痛恨的网络民粹舆论了？又不怕“助纣为虐”的中国文人了？既然你说你“不上网”，你那个微博里“我我我”的人是谁啊？

　　余秋雨《何谓文化》一书中自辩的部分，虽值得一看，但我看到大都是滑稽和不诚恳，看不出什么“文化”。余秋雨想用这种方式说明“何谓文化”，估计只能使人昏昏，也使得这个书名有点名不符实。那么，这本书关于“文化”的部分又如何呢？我实在找不出一个让我满意的词汇来形容它，我只能说，它可以成为脑力锻炼的教材，锻炼一个人如何有逻辑，如何能自圆其说。而余秋雨的《何谓文化》是相当不错的反面教材。试举几例。

　　余秋雨在书中提到《英汉大字典》主编，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说在某个余秋雨召集的聚会上，很多人对陆谷孙教授说话都夹杂着英语，但英语水平很高的陆教授“从头至尾”没说一个英语词。余秋雨夸奖陆教授的这种谦逊，没有理由“表演英语”。单看这一段，觉得余秋雨提倡非表演的朴实，没必要炫耀。但在书中的其他地方，余秋雨特地指出巴金在农村劳役时用意大利文背诵但丁的《神曲》，余秋雨夸赞巴金了一番。那么，陆教授不表演熟练的英语，与巴金表演不熟练的意大利语，余秋雨两个都夸，究竟是表演好呢，还是不表演好呢？对于余秋雨自己来说，夸赞陆教授谦逊美德的同时，书中到处“夹杂”着余秋雨在国外某大学演讲，与世界某著名专家的对话，到联合国演讲，余秋雨身上无数的“首次”、“唯一”、“最”，这个奖那个奖，还有欧几里得给你的逻辑，黑格尔、康德给你的美学基础，荣格、爱因斯坦、萨特给你的现代意识，等等，你又是否在炫耀、表演你“高贵的寂寞”？欧几里得给予你的逻辑，究竟在哪里？

　　余秋雨号称散文大家，他在书中举汪曾祺的例子说，汪老的有文化，就是不“扮演散文”。这个词本身就有点扮演得让人看不懂。文章提到，其他人说“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曾祺立即说：“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其他人说：“在场莘莘学子，一代俊彦……”，汪老说：“请改成在场学生们也挺好”；……我理解余秋雨这番话意思是说，说话、写文章要实在，不要虚头巴脑。这个观点不错。但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扮演散文”者不是余秋雨还能是谁？就在这本书中，余秋雨多次提到他与凤凰卫视一起的中东之行，他自己使用的词汇是“我贴地考察了……”，余秋雨先生，这不是“扮演散文”吗？“贴地考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是蛇？余秋雨大捧了巴金后，描述了他给巴金女儿负责的《收获》杂志投稿的情节。当余秋雨把稿子塞进那个信箱里，他这么写到：“这是一项关于文化的投寄，具体中又带点抽象。不要说话，只让月亮看到就可以了”。这不是“扮演散文”是什么？按余秋雨的意思，十五月圆的时候把稿子在月光下晒一晒，直接给月亮看好了，何必要给巴金的女儿看？余秋雨批评的很多东西恰恰是他自己常犯的毛病，余秋雨夸赞的很多东西恰恰是他自己最缺乏的。在这个问题上，余秋雨并不是像卢梭那样批判自己、解剖自己，而是根本没意识到自己也有自己批评的缺点，反而处处标榜自己的优点。他称赞谦逊美德，却处处夸耀自己有多厉害。例如，余秋雨引用台湾台中市胡志强市长的话：“比较城市的魅力，不应该比较市长头发有多少，而应该比较余教授演讲时听众有多少”。余秋雨那次讲演的内容后来出了一本书叫《倾听秋雨》，他自己知道《倾听秋雨》一书中把胡志强的这段客套话删掉了，但余秋雨在自己的书中又刻意地将这段被删掉的话复活了。你这种自吹自擂，不觉得恶心吗？

　　余秋雨一方面标榜自己说：“我是中华文化忠诚的阐释者”，另一方面又批判文化复古，在书中捎带着批评了文物收藏。余秋雨写到：“无论中国还是外国，一切真正的文化巨匠都不热衷于文物收藏”。余秋雨知道自己这话说的有问题，便把“我的朋友”马未都等人当成例外。当然，余秋雨还知道古代也有例外，他便在这段话的后面写道：“算起来，只有一位文化巨匠的家属是收藏家，那就是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原来赵明诚是算是“家属”。我不知道余秋雨是不了解赵明诚还是为了自己的武断而选择性无视。赵明诚写了一部30卷的《金石录》，著录所藏金石拓本，上起三代下及隋唐五代，共2000种。前10卷为目录，按时代顺序编排；后20卷就所见钟鼎彝器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石刻文字，加以辨证考据，对两《唐书》多作订正，是研究古代金石刻必备之书。赵明诚的文化研究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金石学家和古文字专家之一，余秋雨却只将赵明诚当成是“家属”。事实上，写点小诗的李清照才应该算真正的家属。而且，历史上收藏文物的“文化巨匠”也绝非只有赵明诚这一个“家属”。宋徽宗算不算文化巨匠暂且不说，梁启超应该算文化巨匠吧，梁启超也收藏文物啊。类似的人还有很多，余秋雨却武断地说“只有一位”，还是“家属”，真不知道该不该说余秋雨不懂装懂。他号称自己是“中华文化忠诚的阐释者”，在我看来，余秋雨对于中华文化充其量只是一个“错误的阐释者”。

　　余秋雨在反对“文化巨匠”收藏文物时，却把自己变成文物收藏的对象。在《何谓文化》一书后面部分，余秋雨罗列了他在各地历史古迹的题词、碑文、书法等，我觉得余秋雨的书法很腻，不耐看。余秋雨在书中注明他的碑文在哪里已经刻碑、立于何处。余秋雨批判文化复古，但他在各历史古迹的碑文、题词，难道不是文化复古的受益者？何必得了便宜还卖乖？余秋雨既然反对收藏文物，又何必炫耀别人收藏你的作品当作文物？是否余秋雨认为自己是文化巨匠，自己不用收藏，其他人都不是文化巨匠，只能收藏余秋雨？莫非余秋雨反对收藏文物，是想说他自己这个文化巨匠是专供收藏用的？余秋雨这种随时随地不忘把自己刻入历史的做法，登峰造极之作便是前几年炒作“余秋雨故居”，用上海话说，也太急吼吼了吧？

　　我不否认余秋雨挺聪明，但是，不知道是主观还是客观原因，使得余秋雨想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的代表，以及古往今来文化的代言人。我觉得，这个使命对于余秋雨来说有点难度，余秋雨无法承担这个责任。然而，“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使得余秋雨自不量力想挑起这幅担子，搞得他自己很吃力，别人看着也很吃力。为了自以为是的历史地位，余秋雨的自吹自擂、自我标榜、自大自夸，与当年的气功大师难分伯仲，绝对有一拼。《何谓文化》一书并没有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文化，却处处在说：我余秋雨就是文化。余秋雨其实难成大师，却处处以大师自居。出版方送我这本书时，说这本书正在某领导的桌子上。也许余秋雨听到这话很开心。但我最后想说，如果按照余秋雨的方式来认识文化、发展文化，中国的文化将很难看。

　　《何谓文化》读后感(九)：高人：评《何谓文化》

　　高人：评《何谓文化》

　　一，关于“文化”的定义

　　说来惭愧，此前，我从未读过余秋雨“大师”的任何文章，没买过他一本书。

　　原因呢，是我对散文的偏见——厚古薄今。

　　说句“怨天尤人”的话：这得怪杨朔。

　　何以言之呢？

　　原来，我是很爱读散文的，并把小说、剧本，诗、词、曲之外的所有文字，乃至包括“赋”，还有《世说新语》之类的“笔记”，都当“散文”看的。

　　比较起来，我还是爱读古代散文——因其描人、叙事、写景、状物、抒情、议论，精炼精当精致精彩经典，令我深以“古文观止”为然。

　　至于现代散文，我最爱读鲁迅那拨作家的作品——因为那时的言论环境宽松，作家能说实话，也有东西；“三家村”的《燕山夜话》，在文化的荒漠年代，还能凑合着看。

　　但杨朔的散文，彻底倒了我胃口，坏了我的兴致——去泰山没看见日出，却看到了山下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风景；去南方没吃着荔枝，便大谈起荔枝蜜来；去云南看茶花，不过是拿“童子面茶花”说“祖国花朵”……，“假大空”，“歌德”“唱红”得庸俗，肉麻，令人作呕。

　　总之，红朝的散文，多是自作多情，无病呻吟，强欢作笑，自慰叫床的东西，所以后来干脆就不看了——自然“株连”到了大师“游记”性质的散文。

　　但今次破了例，在“当当网”定购了一本《何谓文化》，想看看大师是怎么说的，因为我也正在琢磨着“文化”问题。

　　他的“自序”，倒也干净利落，首句便提出了“文化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他说“没人回答”“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接下来又说“很多定义，说了等于没说”云云，都不入大师的法眼——“没人回答”与“很多定义”，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乃是大师说话的老毛病了。

　　他还认为，“中国突然渴求文化”是“因为缺失”，“既然缺失了，就不会清楚它究竟是什么”——？这话如同在说，肚子饿了却不清楚饭为何物，阿Q缺女人竟不清楚要和吴妈困觉干啥。如此莫名其妙，这又是大师经常犯的逻辑错误。

　　经过“为说文化强说难”的铺垫，大师便以“谈论文化舍我其谁”的自负，“决定用最诚恳、最隆重的方式来试着回答了，并且是多方面的“学理的回答，生命的回答，大地的回答，古典的回答”。

　　翻阅一遍正文，不免大失所望——曾经跋涉过“文化苦旅”的文化大师，并没有说清“何谓文化”——这是该书选材失当的必然结果。

　　书中所辑文章，几乎都是旧作，尽管都与文化有关，但绝对承载不了“何谓文化”之重——换言之，“何谓文化”的“盛名之下”，旧作“其实难符”，不如改书名为《文化漫谈》贴切。

　　该书除了“学理”部分勉强算是正面“回答”之外，“生命的回答”只是拿一些文化人的文化事甚至只是生活琐事、“大地的回答”只是为名胜古迹撰写的不文不白不通有些不知所云甚至“佛头着粪”的碑文、“古典的回答”只是几篇古文的白话翻译充数，都不是直接回答“何谓文化”的问题。

　　这样的“拼盘”，便把文化“窄化”为仅限于“文人，文学、文字、艺术、建筑”的范围，从而给读者不能说是错误、但绝对是“片面”的概念——而且，就连这点东西，还要有劳他们自己“悟”去。

　　总之，不是从哲学角度、形而上的层面谈论文化，是必缺乏“学理”的深度，与《论语心得》一个档次，只对中学生的胃口。

　　大师自我感觉一贯良好，难免忘乎所以来自妄自尊大——中外研究文化的学者和著作，多如牛毛：汤恩比的《历史研究》，阿姆斯特朗的《轴心时代》，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斯塔夫里阿诺斯从文化角度解读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文化的专著《菊与刀》，梁漱溟的《中国文化的命运》……，“回答”的都是“文化”问题，怎会是“等于没说”？！

　　如此目空一切地否定了他人之后，大师在其第一篇“学理”文章《在接受澳科大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中，引述了他曾在凤凰卫视《秋雨时分》节目中给出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并不无得意地说“我的定义可能是全世界最简短的”！

　　大师又忘了，刚刚引用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关于文化“无穷无尽”“无处不在”的话，就以“最简短”的概括自诩，忘了做学问的常识——给概念定义，当然要力求“简短”，但全面和准确，才是起码的要求。

　　大师的定义不无道理，不失为一家之言，但既不新鲜，也不独到——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我在一些“大家”的著作中都见过。譬如，胡适就曾说过，“第一，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第二，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中国学界认可并经常引用的，是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包括三个层面：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情感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

　　梁氏的定义，非但全面，而且明确，并顾及到了物质文明或曰物质文化，这正是余大师没有言及的——其“生活方式”和“生态共同体”云云，囊括不了“物质文化”。

　　这就是差距，大师与“大师”的差距——梁氏被学界视为“国学大师”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而不是某个城市的“大师”。

　　二，关于“礼仪之道”

　　《澳科大演讲》，也谈到了“中国文化”。

　　大师称，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很多学者发表了各种意见”，但他又是“大部分不赞成”，理由是“他们所找出来的‘特性’，并没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真正特殊性”。

　　大师所“找出来”的“真正特殊性”，被他概括为：社会模式的“礼仪之道”，人格模式的“君子之道”，行为模式的“中庸之道”。

　　又是据他自己说，他这如此这般地在美国哈弗、耶鲁等许多名校演讲，“反响十分积极”，说明“这样的思路容易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似有挟洋自重之嫌。

　　具体到“礼仪之道”，他是拿小孩子“每天向父母请安”举例来说明的，并说礼仪“会给每个人带来很多不自由，这一点孔子早就看出来了，因此说‘克己复复’”。

　　如此望文生义，大谬不然，出我意料——如同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小人”，解释为“小孩子”一样的浅薄，无知，这也忒“没文化”了。

　　“克己复礼”之“礼”，并非一般的“礼貌”，而是要求人们“克制”“约束”自己，以使行为合乎“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即合乎封建社会尊卑、贵贱、长幼、亲疏有别的等级制度。在孔子的心目中，倘若人人各安其位，各行其礼，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不得僭越，就像“八佾”为天子独享、他人不得“舞于庭”一样，如此，社会便井然有序，国家也就安定了。

　　这才是“礼仪之道”，也就是大师所谓“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的本质——刘邦之所以“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貴”，是因为叔孙通制定的“朝仪”，明确界定了“君臣”有别的“尊卑”关系，并为之设计了繁琐威严威武威慑的朝拜程序，使得跟刘邦一起造反打天下的哥们，从此再也不敢“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地胡闹了。

　　而“礼貌”，乃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普遍的日常道德行为规范，并不是仅为中国所“独有”。因此，大师的“礼貌之说”，又是自我否定了其所谓的“礼仪之道”系“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真正特殊性”的立论。

　　大师还提到了鉴别“文化特性”的另一标准：“实践性”，并说“把‘礼仪’当作社会模式，也使中国文化在几千年间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端庄”。

　　大师似乎以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人们多是彬彬有礼的了。

　　但事实是，出国公干或旅游的中国人——“官、产、商、学”界的精英和先富起来的一些“中产”，到哪儿都不招人待见，甚至令人厌恶——无知，无畏，无礼，粗俗，野蛮，各种恶习暴露无遗，诸如嗜赌，嫖妓，喧哗，脏口，挖鼻，掏耳，脱鞋，抠脚，劈腿，不排队，闯红灯，践踏草坪，随地吐痰，丢弃东西，在公共场所吸烟，吃饭吧唧嘴，喝汤吸溜出声，龇牙咧嘴地“剔牙”，便后不冲厕……，乃至一些国家对中国游客另有要求，就差挂出“华人与猪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了。

　　根据大师“有一些，恰恰古代思想家是看到大家没有做到，才提出这种训诫的”说法，那么，上述种种丑陋，不正是说明“没有做到”么？既然如此，又何来“可贵的端庄”呢？

　　恕我借题发挥，提醒读者注意：中国带有等级色彩的礼仪，还表现在“礼不下”和“外向型”上。

　　“礼不下”是说，一个以“权”为中心、以“官”为本位的社会，每个人都是等级链条中的一环，无不面对着“对上”和“对下”的态度取向——

　　不说古代臣民的三跪九叩山呼万岁“皇上圣明”“谢主隆恩”，刘邦骂一些开国功臣为“功狗”，满族的文武乃至军机大臣无不以爱新觉罗家的“奴才”自称了，就是在今天，又何尝不是这样？王捕头“黑打”手下不近人情，但在“不厚王”面前，这个“恶仆”“家丁”，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角色；至于P民，就更甭说了——克拉玛依大火，数百师生以生命，演绎了“让领导先跑”的中国模式的“礼仪之道”。

　　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由于有个上帝高高在上，便使得所有人的人格相对“平等”，因而是“互相尊重”而不是“单向尊敬”的关系——“早上好”和“晚安”，也是父母对子女的问候；“你好”“再见”“谢谢”“对不起”“需要帮忙么”，更是全社会无论男女老少的习惯用语，比中国文明礼貌多了，温馨多了，和谐多了。

　　“礼敬”上级无可非议，但中国却多是“敬畏”，像是“拜神”。

　　“外向型”是说，只要涉外，“礼遇”便同“宇通校车”一样，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

　　“制台见洋人”并非只是“故”事，也是红朝的“时”事。

　　中国外交界，素有“外交无小事”之说，并且也在向“‘韬光养晦’一百年不动摇”看齐。尽管不能据此得出“内政无大事”的结论，但两者绝对是“内外有别”而且“内紧外松”。

　　也不提满清以降，中国不知做了多少“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结果多是“肉包子喂狗”乃至恩将仇报的蠢事了，就拿对待到访的洋人来说，无不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到了“受宠若惊”地步，享受着在他们自己国家根本不敢奢望的礼遇。因此，临走时，都会撂下“礼仪之邦”“宾至如归”一类的客气话，夸赞几句。我们的接待人员呢，则是深以为荣——他们都是具有“国际眼光”的精英，乐得借花献佛，广结善缘，广交朋友。

　　三，关于“君子之道”

　　大师对“君子之道”的阐述，已经不是出我意料、而是令我大吃一惊了。

　　他说：儒者企图改造社会而做不到，最后就把改造社会的目标变成了改造人格。起先，他们设定的行为程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谁知辛苦到后来，治国、平天下的计划基本落空，因此，出发点又变成了目的地。他们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

　　意思是说，儒家的“修身”，本是为了干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无奈眼高手低“目标”落空，便只得退而求其次，以做“君子”为“目的”了。

　　把儒家说的如此不堪，这就是大师的不是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修、齐、治、平”语出《礼记•大学》，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这段话，开宗明义，特指那些胸怀大志，“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这一点，大师应该认同吧。

　　那么，大师也就应该认同：古之大多数“君子”，并非人人都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们也都懂得“修身”未必就能“齐家”、“家齐”未必就能“治国”、“国治”未必就能“平天下”的道理，因此，他们的“修身”，未必有那么多功利目的，他们只为了“做人”。

　　大师既是做学问，就不能囫囵食古，理该注意到，“修身”的历史，并非是“起先，他们设定的行为程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恰恰相反——《礼记•大学》乃西汉的戴德、戴圣叔侄俩选编，距先秦的孔子之世为时已远，换言之，“起先”，孔子根本不知“修齐治平”为何物，他的教育方针，唯有“修身”，以“德”为本，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论语•学而第一》就有四处提到“君子”，都是有关“修身”的教诲：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君子不重则不威，……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

　　进言之，《论语》全书有关“君子”的条目有好几十，都没与“齐家、治国、平天下”挂钩。

　　因此，大师的解读，绝对是时空错乱，前后颠倒，先秦西汉不辨，不折不扣的“不经之谈”，如此误导读者，实在大不应该——连谁是“起先”都糊涂着，缺乏数理化训练的文人，思维，逻辑，脑子，真有问题，信口开河，就更可怕。

　　还有，同中国徒有“礼仪之邦”的虚名一样，也从来就不是个“君子国”，而是“贾政”那样的“假正经”“伪君子”以及“小人”遍朝野的社会——大师所谓“只要是中国人，即使失败了也希望失败得像个君子，而不希望转变为成功的小人（？！）；即使被别人说成是坏人，也不愿意被别人说成小人（？！）。如此深人人心，证明古代儒者确实已经把一切政治之梦、礼仪之梦凝缩成了君子之梦、人格之梦”云云——说的没错，痴人说梦而已。

　　四，关于“中庸之道”

　　这个问题，非但三言两语说不清楚，还有被“左道”们斥为“无原则”“无立场”的“右倾”之虞。

　　被宋儒誉为“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的“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固然理想，但不偏不倚不易，无过无不及，却很难做到，连孔子都感叹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个中道理，或许能从“太极图”中得到启示。

　　宋朝道人陈抟所绘太极图，阴阳两极如同釜中之黑白两鱼，黑鱼白眼、白鱼黑眼则表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此绝妙佳境，须有两个条件：一是两鱼一般大小；二是还须铁釜框定。

　　一旦均势打破，就不再“中庸”，而是弱肉强食；如要维持平衡，可行办法唯有强加约束——定出规则，共同遵守，二者不可缺一。

　　历史上，西方的“金毛畜生”（尼采语）最是好勇斗狠，长期以来打得不可开交，好在最终打出了“规矩”和“妥协”。譬如，“罗伯特议事规则”，就规避了许多节外生枝，有助于问题得以解决；再譬如，英国不流血的“光荣革命”，还有美国宪法有关联邦国会中每州参、众议员人数、选举办法及其各自权限的规定，便是“中庸之道”——“妥协”“折中”——的产物，西方文化“理性”、“法治”和“契约”精神的体现。

　　中国不然，绝不像大师所说的那样：“中庸”、“中和”、“中道”哲学“占据历史主导地位，“已成为中国人的基本行为模式”云云。

　　《红楼梦》中，探春说的“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形象概括出了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恶斗。

　　不幸的是，待到民国走向“共和”了，各派军阀还是割据一方恶斗不断，斗得你死我活，穷寇必追，血流成河，百业凋零，生民涂炭。

　　最可悲的是，红朝建政之后，恶斗竟然愈演愈烈，并且其乐无穷，八亿人民不斗行么？阶级斗争天天讲，今天反“右”明日反“左”，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斗得人们互相仇恨、噤若寒蝉、道路以目、冤案无数、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国将不国。

　　就是今天，一言不合，连教授都是“三妈的”的出口，“大象踩蚂蚁”地出手，大师在书中，不也是狠狠地“反咬”了几口所谓“咬人文化”的“民粹”么？

　　——喝狼奶长大的，怎会“中庸”！

　　五，关于“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和消亡”

　　大师还说：我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几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和消亡的幸存者，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秘密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在一次次巨大的灾难中起了关键的缓冲作用、阻爆作用和疗伤作用，既保全了自己，又维护了世界。

　　“中华文明是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这话，许多人都说过，但把“中庸之道”说成是“没有中断和消亡”的“秘密”，却只有大师敢说。

　　就这个问题，恕我啰嗦几句。

　　过去，一说起中华文明的辉煌，国人就拿“四大发明”说事。

　　后来，觉着实在是拿不出手，连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便又以“中华文明是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为荣起来。

　　这究竟是谁人的发现，并得到广泛认同还被国人不厌其烦地一再引述？

　　没考证过。

　　我读书不多，这话只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还有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中见过——倘若此说真的是“舶来品”，那么，中国的知识界真该自愧“不识庐山真面目”，还要感谢“只缘不在此山中”的洋人，是他们旁观者清并且慧眼识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唯一”，使我们得以一如既往地骄人傲世。

　　中华文明的确“不曾中断”过，即便“亡国”也“不亡文化”，那是因为异族的那一套，不合中原的“国情”。因此，元蒙的大汗忽必烈，只能借助“汉文化”和“儒学治道”；清朝的满族权贵，非但被华夏“同化”，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养尊处优出游手好闲声色狗马坐吃山空的“八旗子弟文化”，将大好江山断送，也把游牧民族的性格、文化传统、乃至语言和文字，丢失殆尽。

　　但“不曾中断”，并不证明中华文明有多么优秀，原因主要在于只要炎黄子孙在，方块的汉字在，华夏文明就在。尤其是“人口众多”这一条，可谓生生不息，乌合乌泱，如黄水奔流，似飞蝗蔽日，正如——

　　移山的愚公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四世同堂》中的人力车夫小崔说：小日本能杀，咱中国人能生；

　　临刑前的阿Ｑ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

　　可以断言：中华文明一定会地久天长，永远也不会中断，除非是世界末日到了。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天然的地理环境，将中国封闭得关山难越，西风不度，与世隔绝了两千多年，其文明才得以自成一统，浑浑噩噩的一直维持到１９世纪中叶，才被西方文明打得丢盔掉甲千疮百孔。

　　“不曾中断”之说，还衍生出一个阿Q式的精神胜利：“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这就是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的，直到我大明朝末，GDP都是全球第一！殊不知，一个农耕社会，人就是生产力，人多，土地的出产就多。这些财富，正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也是导致“人口膨胀”的症结所在。

　　应该承认，胡适说的我们“百事不如人”，正与文化的落后有关。因此，这样的文明“不曾中断”，不值得吹嘘，倒是应该深刻反省的。

　　综观人类历史，比较中西文明，更是不难看出，“不曾中断”未必是幸事——倘若1500年地理大发现之前的世界格局保持至今，中国依然闭关自守，中国人那将是怎样地生与活着啊！倘若红朝“按既定方针办”地继续下去，那又是多么可怕和可悲！

　　文明的“中断”，或许正是“自新”之路，古希腊的文明史就是证明——正是因为迈锡尼文明的“中断”，才孕育了希腊城邦，最终成就了雅典民主政制的辉煌。

　　之后，雅典虽败降于斯巴达，又先后被马其顿统治、沦为罗马帝国的行省，但其文明并未中断，非但被后来者继承下来，还把地中海沿岸“希腊化”了，尤以其民主与罗马的法治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成为中世纪末“文艺复兴”的旗帜，乃至给了黑格尔“想到希腊就有家园之感”。

　　总之，不必怨天尤人，愤愤于“延续了多个世纪的西方文化主导” ——谁让人家的文化相对先进来着，再说，也没人拦着咱去“主导”世界呀！

　　中华文明自有精华在，但我不知道究竟有神马东西能“主导”世界——儒家学说？毛式马列？特色理论？

　　人家认么？

　　奉劝大师，别再拾洋人牙慧，以“唯一不曾中断”沾沾自喜了，更不可把这归结为“中庸之道”——试问：面对异族的非人统治，归顺，安于“坐稳了奴隶”，固然“保全了自己”，但“又维护了”谁家的“世界”？！

　　如此应对外族入主华夏，“中庸之道”还值得推崇和赞美么？！

　　六，关于“何为文化”

　　既然大师说了什么“叫”文化，那我就说说什么“是”文化。

　　大师的“文化观”，除了上述的文化“定义”和“中国文化的特性”之外，还谈到了“文化的最终目标”“中国文化的弊病”“当前的文化隐忧”等，所说并非一无是处，诸如我也认同他对“文化复古主义”的批评，等等，恕不赘。

　　大师的最大问题是没说清楚。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

　　中外学者一致认为——

　　文化，乃是人科动物区别于其他所有动物的根本特征和标志；

　　文化系一个民族由历史积淀而成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伦理关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文化一旦形成，便制约和影响着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

　　文化是人类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化”

　　包含、孕育着“文明”——《大地的回答》中的“文化遗址”，只是外在的、有形的、可感的“物质文明”，大师的“碑文”和“余体字”，才是内在的、无形的、机理的“文化”，两者既有重复，又有区别，不可混淆；

　　文化还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大师《身上的文化》一文，所谈如何提高个人文化修养，便是“狭义”的文化，上述的“碑文”和“余体字”，加上《古典的回答》那几篇古文翻译，也属于“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则包罗万象，诸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主流文化、官方文化、正统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中国颂圣和歌德的“唱红”文化、阳春白雪的雅文化、下里巴人的俗文化，市井文化、乃至“吃了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暴殄天物饕餮珍禽异兽的食文化以及酒文化和茶文化，《肉蒲团》和《金瓶梅》赤裸裸描写的性文化，尤以今之拿时政和精英开涮、喜笑怒骂言给力搞笑简意赅一针见血胜过千言万语说理的段子、博客和微博的网络文化……

　　这么一说，大师对文化的解读，就显得“狭隘”了吧——

　　“儒家文化”并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独尊儒术”只是为了维护“三纲五常”驯养顺民防止“犯上作乱”，肉食者自己却是信奉法家的“帝道”，研读的是《韩非子》和《商君书》，汉宣帝就坦承“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毛泽东也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因此，把儒家学说“中国文化”，无疑是以偏概全。

　　何况，除了儒、法，还有其他诸子之说，以及外来的佛教等等呢。

　　至于大师对“民粹”的态度，则更是“偏激”——不仅蔑之为“咬人文化”，并且不厌其烦地多次加以抨击。试问，“含泪劝告”汶川地震中丧子之痛的母亲不要被“敌对势力”利用，这是“大善”和“大爱”么？！对“纵做鬼也幸福”的混账文人，难道不该痛骂？！

　　中国文化，不仅有“咬人的”民粹文化，还有“吃人的”“骗人的”暴君、暴政、愚民、牧民、治民的文化，以及“义和团”式的暴民、痞子、流氓无产者的文化，大师不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吧。

　　谈论中国文化的“特点”，还必须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否则，就一定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利玛窦说》和《世界报告》都有涉及，前者还好，后者却是“比较不足，批判有余”——在解读“联合国关于文化的世界报告”的场合，单挑《文明冲突》，挞伐其“西方立场”“冷战思维”“激化冲突”等，如此以“批判”对“学术”，妥当么？《文明冲突》读懂了么？

　　……

　　那么，中西文化究竟各有什么“特点”？

　　许多文化“大家”早就进行过比较。

　　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从“地理背景”的角度，分析了农耕文化“安、足、静、定”，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富、强、动、进”的特征。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总结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在“文化学”已经成为“显学”的今天，学界的比较就更加全面深入——

　　概言之，西方文化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的人文主义，是科学、理性、思辨、人性、个性、契约、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的“自觉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植根于小农经济，以血缘、宗法、传统、习惯、习俗、经验、常识等为内涵，封闭，保守，自然的“自在的文化”。

　　对此，我有一比：中国文化是内向型的“作茧自缚”，西方是外向型的“蜘蛛张网”：前者多是关起门来治民，钳制思想无所不用其极，窝里斗得你死我活其乐无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后者相反，对内善待国民，对外大逞英雄，扩张，护犊子，管闲事，穷兵黩武，拿经济、文化和军事实力说话，并以“上帝的特殊选民”自居，以“领导世界”为己任，以“正义在手”笑傲全球，倒是很有中国儒家“天下观”的范儿。

　　以上分析足以说明，大师对“文化”和“中国文化”及其“特点”的分析，既没说对地方，也没说到点儿上，不完全是大师“自序”说的那样：“我觉得，对文化的回答已经相当完整。”

　　七，关于“君子与小人”

　　《何谓文化》最令人反感乃至厌恶的地方，是大师的自恋，自吹，和自擂。

　　除了上面说到的目空一切、否定他人、自以为是之外，还有许多，仅举几例，略做点评：

　　1，“第一篇（《在接受澳科大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我在境外一所大学获颁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澳科大”乃澳门的一所大学，竟被大师划到中国“境外”了。

　　2，“第二篇（《利玛窦说》），我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演讲者”——这样的会议，很少安排一国俩人演讲的吧？

　　3，“第三篇（《世界报告》），我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的对话。那一天，联合国发布了自成立以来第一份有关文化的世界报告。我向到场的各国学者，对这份世界报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又沾了“第一份报告”的光。

　　4，“近三十年，各地在保护和修复古迹的过程中，都想到了要在保存老碑的基础上再立新碑。新碑的碑文请谁来写？据说，好几个地方还进行了民众投票，大家对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据说”？这鸟事儿也由“民众投票”？能否告诉大家一个进行了“民众投票”的地名？撰写“钟山之碑”是否也是经过了“民众投票”？能否把“老碑”的碑文公之于众，让大家开开眼？

　　“有些‘历史重地’分量太重，我推辞再三，却还有一部分未能推掉。”——连当地民众都认为“舍大师其谁也”了。

　　“碑文并不好写。倒不是因为要与古代那些著名的碑铭词赋作比较，而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终于明白了，这是一种‘公众文本’。‘公众文本’必须适合当代普通人阅读，不能蹈古，不能炫己，不能玩文，不能弄学，不能逞才，否则就侵害了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的伦理权利。因此我写碑文，都是立足今日情思，略采古典句韵，收集当地意见，力求通俗易懂。不同的碑文，文笔的比重又不相同，有的就完全侧向于白话文。”——古人的勒石，就不是“公众文本”了？“公众文本”更需要“才学”的呀，那样不仅维护了“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的伦理权利”，也免得“佛头着粪”从而保持对历史的敬畏啊！

　　其实，翻翻《古文观止》和《明清小品》便可知道，大师的碑文，根本就无法“与古代那些著名的碑铭词赋作比较”，说了这么多想法，无非是回应人们对《钟山之碑》的耻笑、为自己辩解罢了。

　　5，“碑文的书法也是我自己写的”——这是病句，应改为“碑文的字也是我写的”，因为“书法”无法“（书）写”，况且，把“余字体”自称为“书法”，话又说大了。

　　6，“我对自己的翻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那就是在把握原文奥义的学术前提下，挖掘出古今文思之通，古今诗情之通，古今哲理之通，然后用尽可能优美的白话散文予以表述。”——又是王婆卖瓜，但我只看原文，从不看“二手货”。

　　7，“二十年前，我作为首度到台湾发表演讲的大陆学者”——“首度”似应是“首个”，才是“第一个”到台湾演讲的意思；而“首度”，对自己而言是“第一次”，但未必是大陆学者中到台湾演讲的“第一人”，大师话说实在不够严谨。

　　“又过了几年，我应著名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之邀，又一次到台湾各城市间作巡回演讲。可能是因为我的书在台湾很畅销，每一场的热闹程度都超乎预期。在台北的那一场由当时担任市长的马英九先生主持，现场听众有两千多，会场门口的人群还产生了一点混乱，把两个保安挤倒在地，连牙齿都磕掉了。…… 二000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演讲的地点是中兴大学礼堂。进去就吓了一跳，居然已经挤满了三干多位观众，报道说是四千多。那个礼堂也真大，乌乌泱泱一大片。主持持者胡志强市长很会讲话，……但是，《倾听秋雨》这本书里并没有留下那句话，是胡市长自己删掉的吗？可能。他那句话是这样说的：所以，比较城市的魅力，不应该比较市长头发的多少，而应该比较余教授演讲时听众的多少。胡市长自嘲头发稀疏，比不上马英九市长头发茂密（？“浓密”吧）；但他又知道，今天台中的听众数量比台北多。因此，就玩了这个幽默。”——总之，大师到哪儿演讲都是大受欢迎座无虚席人满为患，顺便也把胡市长当时说的、但书中不写的那句“玩笑话”，大师给补足广而告之，颇有“上海小男人”的精明。

　　上述文字，没有一点“君子泰而不骄”的大家子气，绝不是“谦谦君子”所为。

　　在“小人得志”的同时，大师也是“常戚戚”乃至小家子气，小肚鸡肠、睚眦必报，愤愤于人们对他的非议，说“在当前中国文化界，非专业的评论者在人数上是文化创造者的几百倍，在言论上都非常激烈”。

　　这就不讲理了。

　　作家出书卖钱既是商业行为，顾客就有权评价商品的好坏，何错之有，何以非得“专业”不可？大师出任“青歌赛”的评委，不也曾是“白字先生”么？遑论网上对大师的点评，或有“激烈：乃至“话糙”之处，但“理不糙”呀，大多客观，准确，睿智，一针见血，水平绝不比“专业”的大师低了。

　　大师在《澳科大的演讲》“第三个隐忧，文化的耗损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中，大诉体制外作家之苦，“在真实的战场上，却风沙扑面，蛇蝎处处，缺少支援”——大师想必知道，“梁效”“石一歌”之类的御用写作班子，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市场经济和法治进行时的中国，文化纠纷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了，大师期盼得到谁家的“支援”呢？

　　八，为大师“立此存照”

　　10月18日上午，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座谈会”，大师到会祝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言。

　　他说（引述皆为其即席发言原话，现转换为书面语言，恕我斗胆增删腾挪，以使大师的感言“文脉”通顺）：

　　“莫言作品最核心的东西是“只写生命本体”，这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现实主义；《红高粱》里面写我爷爷、我奶奶，比拉美魔幻什么的，都有新的创造。

　　“我据此（当指“写生命”和“有创新”）来划分我文学界朋友的等级——我在排名的时候，总是把莫言放在最前面。

　　“我一直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没有那么糟糕，从80年代开始的当代文学是相当不错的，整体上不比五四以后的文学差，和世界的比也一点不差。

　　“北大同学说我中国文学只讲《红楼梦》，外国只讲莎士比亚。我说不要忘记80年代起许多东西都非常了不得，包括中国文学。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莫言先生，你不小心地进入到这个支点，你让中国文学的形象发生了变化，谢谢你。

　　“莫言在电视、媒体上不多的表态，从容、平静、低调、谦虚，没有过分的语言、没有夸张的语调，平平静静的，这一点真好，为中国文学家非常争脸。”

　　又据12月2 日的新华网（广州）报道，继《文化苦旅》之后，《何谓文化》刚刚问世，近日余秋雨[微博]又为读者梳理出了《中国文脉》一书，强调“珠子分等级，文学也必须分等级”。

　　他认为，中国近现代文学成就非常之低。明清两代只出了两个一流文人，哲学家王阳明和小说家曹雪芹。而从近代到现代，偌大中国，没出过一个近似于王阳明的哲学家，也没出过一个近似于曹雪芹的小说家。 已经显出实力的鲁迅和沈从文，都过早地结束了文学生涯。至于其他各种外来流派的匆忙试验，包括现实主义在内，也没有抵达真正的“高格”。

　　前后相隔不过一个半月，大师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竟然如此大相径庭截然相反！

　　无奈的是，“墙里开花墙外香”，莫言终归摘取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顶被全世界认可的文学桂冠，说明了主流世界对中国现代文学和莫言的认同。

　　北京时间12月11日凌晨，在金碧辉煌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在1500多位嘉宾的掌声中， 在《中国舞曲》的旋律中，莫言身着黑色燕尾服，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奖状——此刻，将永远定格在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历史画册上！

　　这是莫言莫大的荣幸和荣光，令所有文学家羡慕，也令一些人情何以堪！

　　可以预见，“诺贝尔文学奖”再次颁给中国人，将是猴年马月的事情，意味着与个别“舍我其谁”者渐行渐远。

　　当全世界都在瞩目莫言的时候，他却在“跟大家一起来围观大家对莫言的批评与表扬”，笑傲文坛着。

　　领罢诺奖返京，莫言在首都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永远不敢称“大师”，“大师”这个称谓有它内在的含义，谁要是叫我“文学大师”，我会觉得暗含讽刺意味，我觉得自己永远不够。

　　啧啧，说得真好。

　　当然，莫言的获奖，并不影响读者对其人其作品不无道理的非议。

　　问题是，以大师的精明，“出尔反尔”当不是出于健忘；但我们不能据此断言他人品不好，“当面说好话，背后扔石头”；我们更不能据此怀疑他心怀妒忌，“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

　　那究竟是出于什么呢？

　　不知道，不好说，我们只能姑且存疑，特为大师“立此存照”了。

　　《何谓文化》读后感(十)：含满热泪的文化大师

　　我一直不怀疑这位时时刻刻噙满热泪的文化"大师"，我不怀疑他对于文化的虔诚态度。从他字里行间能看出他的真诚，尽管略显矫揉造作。

　　每次我赏读<石破天惊逗秋雨>时，我真对他充满了鄙夷。作为一个自称的文化人，如何能信口雌黄后狗急跳墙？这是文化人该干的事吗？

　　lt;山居笔记>、<文化苦旅>，这些我都看过，最大的反感就是他不断地提及文化。而这本<何谓文化>我是抱着看这泪人还能捅出多少幺蛾子的心情买的。

　　其实一个在世的作者的书包装就显示了他的品位。此话不假。

　　再者说到，他在第一章中用到的两个类别，分别三个排比句。总让人感觉生搬硬套，写过作文的你我都知道，排比句这种东西，有多少真心实意？

　　所以我一直说，他的所有书可以作为高中生优秀作文选。

　　quot;文化在灾难时代应该有什么作为？萧伯纳的中国学生黄佐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三天就告别老师，远赴国难。终于，他创造了在世界大战中连续多年的艺术奇迹，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文化尊严。几十年后，年迈的他又在极左时代创立了世界三大体系中的写意戏剧观，又一次震动国际文化界。

　　成长于五四运动中的文化老人如果一直活着将会如何？巴金用百年生命作了了最完满的回答。前半生作两件事:"反封建"、"争人道"；后半辈子做两件事:“斥棍子”、“讲真话”。都那么朴素，却概括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最正派的精神脉络。"

　　你们感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