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请淡定》读后感精选10篇
《同胞，请淡定》是一本由许骥著作，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66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011-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同胞，请淡定》读后感(一)：如果不是名人访谈，此书质量将大打折扣！
10位重量级的名人观点，是给此书增色的唯一砝码，而作者写在每篇访谈之前的评论、访谈中的提问，实在是难以卒读。理由如下：
1、历史积淀不够：香港作为难民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40年左右或更早，可作者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知识只停留在1949年。（见对邓小桦的访谈）
2、评论内容太多引用，甚至引用之后访谈的内容，有重复、拼凑之嫌。（见对许子东的访谈）
3、提问质量欠佳：如对许子东考研的提问，竟然能问出被访者考研之时（文革期间），有无考研班之类的愚蠢问题！
著书，有一个要点就是扬长避短，但是作者完全暴露自身缺点，让人看到著书者在阅历、学识、文字能力上的短缺。此书实在是依靠各位名人鼎力相助才得以撑起，否则这只是一本三流重复现有社会热点的烂书而已！
《同胞，请淡定》读后感(二)：淡定的人生需要很多理由
前两年有句流行语，“彪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这句话曾经一时风光无两。而时至今日，饶是国人心理再彪悍，也挡不住每日社会新闻头版里面的各种匪夷所思直追好莱坞大片的情节。反是粤语里面有个妙词才道出了现而今的人生真理，曰:“淡定”。
如果不是淡定，我们怎么笑对飞涨的房价、贴在身上的剩男剩女的标签、都市拆迁悲喜剧、没落的理想主义，以及其他许多许多？淡定是生活态度，是一种不愿妥协却又无可奈何的折中表现。淡淡定，人生自然会缓步向前；淡淡定，世界依然瞬息变幻。
所以，许骥这一句“同胞，请淡定”深得我心。只是看封面，我就觉得那五个字似乎正挟着泠泠风声，扑头盖脸地笼罩下来。“蜗居，蚁族，拆迁，剩男剩女，富二代，创业，考研，微博，理想主义，粉丝”——这十个话题自然无法概括中国社会万象，但是每一个话题都能让神州大地的看客们生出许多切身感慨。供职《明报》的记者许骥请来十位香港文化人士清谈，希望以香港人的视角，分享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必然与得失成败、喜怒哀乐。摆龙门阵者，既有大陆文青们耳熟能详的梁文道，亦有邓小桦这位带领皇后码头保育行动的本土名士。他们的思考角度每每有独到之处，而访谈的模式，更让人生出可以立时反驳或赞同的错觉。
这十篇访谈中，“生活家”欧阳应霁先生谈“蜗居”——那份洒脱立刻促使我找来他谈旅行和家居艺术的作品一睹为快。道长梁文道说“粉丝”，秉承一贯风格——侃侃而谈，绵绵大网，面面俱到。而我个人最佩服的当属邓小桦女士谈香港拆迁——观察犀利、立场分明，把港式拆迁用速写手法刻画得传神深刻。十篇访谈展现的不同应答风格，让读者得以从侧面观察这十位文化业者的不同性情和人生阅历，品味这其中的异同，无疑又是一件读书乐事。此外每篇访谈之前的人物小传也很值得一提，例如写林弈华的那一篇，寥寥数笔，林先生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而读邓小宇先生的小传，看官很难不神往他笔下钱玛莉小姐在《穿Kenzo的女人》中的绰约风姿。
个人觉得，许先生不妨认真考虑马家辉先生在访谈中提出的建议，从台湾文化人士的角度再来做一个系列访谈，看看台湾文化界又会如何分享在城市发展的领域上他们作为“过来人”的经验。又或者，结合2011年的社会新热点，许先生可再邀十位香江名士，谈谈“污染”、“移民”、“食品安全”、“文化产业”、“选举”、“自由行”等主题，一定也十分好看。毕竟我们过日子，必须要不时寻找淡定生活的理由——原因无他，因为这个社会比我们个体彪悍得太多，太多。
《同胞，请淡定》读后感(三)：淡定之后的幸福
淡定之后的幸福
读许骥著《同胞，请淡定》
2011年年头就得知许骥要出书，那时他还在杭城一家书店当店员。我一直期待着，许骥曾和我说书估计夏天出，可是一等又是半年，年底他的书终于出了，还真是望穿秋水啊。趁着许骥名头还不大的时候满足下自己追星欲，以后他名满两岸三地或者更出名，估计那时已经很难有机会再和他聊天见面甚至求签名书了。（他现在已然成作家，香港作家马家辉称他为大陆“翻版梁文道”。）此番买了25本他的新书（其中5本《书评人可以歇歇了》），他答应为我签名，大部分都有书主了，送给我身边的师友。另，书中黄色字体的文字在阅读过程中一直折磨着我，我的眼睛看这些文字感觉很吃力，不知何故。
我这一生幸福吗？各位有没有试着这样问过自己，你如果你没有自问过，你还在为生活、工作、婚姻、房子和车子忙碌追逐，却还是充满烦恼没有幸福感。何不去买这样一本讲“淡定”的书，它或许会平复下你羡慕嫉妒恨的心情，让你泰然面对。
写这本书的想法始于2009年末某一日，许骥和友人谈天时说起的一句话“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香港早已经经历过。”许骥自称“一手福建人，二手浙江人，三手香港人。”许骥的父亲是福建人，当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阴差阳错到了浙江西南角的丽水，之后便在丽水安家立业；许骥的童年和中小学时光都是在丽水度过的，后来移民到香港在那里念完大学预科回到杭城念大学；许骥18岁随母亲移民到了国际大都市香港，在西湖畔完成学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回香港过生活去了。他是一个在内地生活成长，之后融入香港的青年人。以他 “双视野人”的视角审视这个病态的社会，为你提供一点寻求内心安宁的经验。
你还在到处去听讲座来解决你在生活中遭遇到的大苦闷、大烦恼吗？别说笑了，这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或许开讲座的人有不少好的经验，就像作家李敖讲的，即使你去听讲座时带了笔记本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建议都记录在案了，但是大部分人回去根本不会再次翻开满纸金玉良言的笔记本。而书自古就是记录传递知识的重要载体的首选形式，况且这本书谈的经验又是内地青年正在面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谈这些问题的十位嘉宾都是知识渊博思维敏捷思想深刻的过来人。它也不像那些只讲理论的财经、养生、成功学之类的所谓畅销书那般，讲得天花乱坠。这是一本实在的书籍，作者通过受访嘉宾一问一答的对话模式，向你展示过来人的香港经验，让你从中得到释怀，淡定过生活。
香港有句民谚：“淡淡定，有钱剩！”all is well！祝福你！
牟剑华 2012-2-14
《同胞，请淡定》读后感(四)：不理想的现状是仅有的起步点 ——评《同胞，请淡定》
不理想的现状是仅有的起步点 ——评《同胞，请淡定》
載《東方潮》2012年1月
文·杨家伦
在情感问题之外，许骥还在《廖伟棠：寻找失落的理想主义》一文中，表达了对文化边缘化的担忧和香港文人坚守信仰的欣赏。要知道作为实用主义至上的香港，赚钱永远是主流的追求。在地铁里，在巴士上，在茶餐厅内，随处可见翻看财经报纸的人，但却鲜有看文化书刊的。香港文化评论家资深媒体人朗天就在接受采访中无奈的表示，香港人可能是全世界最不喜欢看书的城市人。可不爱看书，不代表不爱消费。香港人热衷消费是出了名的，而如今内地的一线二线城市的消费能力也跟着香港大踏步迈进。我无意贬低消费对于刺激国家内需方面无可比拟的作用，而仅仅只想表达像梁文道所说的那般“今天的社会，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活，大部分人证明自己人生有价值的方法就是通过消费。”可是即便消费，依然会有痛苦，尼尔波兹曼很早之前就做了精辟的总结：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龙应台在《龙应台的香港笔记》中忧心忡忡的指出，开发，是香港的意识形态。为了开发，在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的现实下，拆迁必然在所难免。经常身处香港的我，不久前也感受了一把公民力量。
大家知道中环天星码头的拆迁是一代香港人集体回忆的沦陷，而政府要对尖沙咀天星码头依样画葫芦，则必然触发更为激烈的民意反击。我一直是喜欢坐天星小轮横渡维港的，那份惬意是坐地铁在黑漆漆的海底隧道完全无法比拟的。那天我从中环坐船到尖沙咀，恰好遇到一群衣着保卫天星码头的年轻人在征集市民签名，他们情绪高昂，给过路的市民和游客派发传单，讲解关于天星码头的历史，以及对政府无视民意的愤慨。他们对文化遗迹的珍惜打动了我，于是我情不自禁的走上前去，签上自己的名字。
是的，所有的拆迁都要跟幸福指数有关，一座座千篇一律的摩天高楼能带来多少的幸福感，而保留一个有百年历史的活化石般的码头又有多难？
书中还有太多共鸣无法一一表达。的确，香港有太多的不完美，也有太多闪光值得内地借鉴。最后，我想用陈冠中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的话作为此文的结尾：全球和本地别无选择必须择善固执的并行，而哪怕是不理想的现状却是仅有的起步点。
《同胞，请淡定》读后感(五)：淡定之后的奋斗
淡定之后的奋斗
——读许骥《同胞，请淡定》
杨津涛
刊于2012年1月30日《渤海早报》
曾经作为新一代年轻人的“80后”，如今年岁大的都已年将而立，事业有成；即使是1989年出生的殿后者也都要走出大学，面临就业与结婚的双重压力了。在读过青年作家许骥的《同胞，请淡定：我们香港的蜗居、蚁族、富二代》一书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些问题在香港也都一一存在。
这本《同胞，请淡定》的选题显然是有趣且有益的，因为今天的内地某种意义上的确正处在香港曾经走过的阶段上：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日益“贬值”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买房、结婚上的压力陡然增大……相对于大陆青年的焦虑，香港人则要淡定许多，因为他们对此早都习以为常。让内地青年看一看港人在面对高房价、就业难、理想失落等问题时的心态与对策，正是很好的借鉴。这就难怪，为什么许骥当初拟定书名的时候，想将自己这本书叫做“告大陆同胞书”了。
诚然，香港不是所谓的“文化沙漠”，但肯定也非某些媒体自诩的那样，可以跻身“人文城市”前列。香港评论家林沛理在《反语》中曾谈到香港的现状是“楼市如暴走列车般奔向群众，阶级、贫富和不同利益的矛盾越演越烈”，而港人却依旧只懂得“用金钱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以赚钱享受为生命至高无上的目标”。——当下的内地不也是如此吗？
许骥谈到杭州最便宜的房子也要一万多一平米，随便买一套就要一两百万的时候，邓小桦回答说，“一万多一平米，那很便宜啊！”原来香港房价虽然很高，但港人开口要买的通常只是30平米而已。欧阳应霁在大学时租的地方就只有10平米，走入社会后买的第一套房子也不过30平米。从“蜗居”起家的欧阳应霁与妻子一步步努力，才住上了在香港已如“豪宅”的140平米大房子。欧阳应霁的经历其实也可佐证马家辉对“蚁族”的独到看法：“‘蚁族’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它只作为一个现象存在。”既然连问题都不是，那自然也就谈不到解决，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应对而已。
香港社会固然有明显的拜金倾向，但内地学生赴港留学却也成为新的潮流，在我的同学中，就有不少选择到香港读研。香港高校在亚洲的排名向来是名列前茅的，然而在许子东教授看来，“香港学生考研就是为了赚钱”，这基本与内地相同，在硕士学位大众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考研不是准备投身学术，而仅仅是希望未来能找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相比于内地，香港的经济压力只能更大，年轻人也只会更现实。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的作者杨继绳先生曾指出，“权力市场经济”使中上层职位为拥有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家族所垄断，导致中国下层民众的上升空间大为缩减，让“知识改变命运”变得可望而不可即。其实在号称阶层间具有很高“流动性”的香港，社会阶层也早已固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们一方面需要思考问题成因，一方面却也不得不以香港同胞为榜样，怀着一颗淡定的心，踏上奋斗的征程。
http://newspaper.jwb.com.cn/bhzb/html/2012-01/30/content_761182.htm
《同胞，请淡定》读后感(六)：《同胞，请淡定》：成为公民，方淡定
许骥先生新出的书名为《同胞，请淡定》，副标题是：我们香港的蜗居、蚁族、富二代。封皮白底铺开，主副标题一朦胧一突出，也是相得益彰。本书出版之前，许骥先生在微博里贴出数个封面，让大家帮忙提供一些参考，我所首选封面与最终版本吻合，实为快事。从封面来看，其大气与内敛恰与本书内容相应。如今许多书籍出版，已不再对封面与内容的契合度上下功夫了，市场上流行的许多书籍喜用极艳丽或极浓重的色调以给人冲击感，本书则完全不同，封面上便透着些淡定的味道。
许骥先生在写本书前也曾考量是否要自己动笔，将诸多内地的社会问题参照香港的过去，“写一本历史随笔”，最后他放弃了这个想法，而“选择了一种最直接的方式——访谈”。访谈人物是精挑细选的，共有十位，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梁文道先生。我单挑出梁文道先生来说事，实为无奈。一本书要入得书店，读者首先要看的是这本书是谁写的以及关于谁的，如果是个无名之辈，很大的几率是把它丢回原处，再也不会翻看一眼，至于其内容是否精彩、作者观点是否独到、笔锋是否犀利老辣均不理会了。本书十位人物均还算年轻，年龄最大的也不过中年，正是既冲满激情又稳重老到的时期，由他们来讲香港的窝居、蚁族、富二代等社会现象是再好不过了。虽然内地与香港的问题可能不尽相同，但因这些人常年参与社会事业或来往于内地与香港，对问题的看法自有独到之处，许骥先生在微博上说它对内地“有参考意义，有的现在可见，有的三五年后可见”。我不敢如此肯定，但书中提供的许多视角确可供参考。
参与访谈的十人分别为梁文道、廖伟棠、欧阳应霁、马家辉等人，“他们的视角，透露出洗尽铅华的淡定自如”。他们有的出身富二代，有的来自贫苦家庭，每一个人都曾面对过不同的问题与纠结，当他们走过那段生命的历程，再回来反思的时候，曾经的艰辛似也变得有些朦胧的爱意，当年的风雨大概也不过是阵浮面的轻风罢了。在淡定从容的语气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们现在心境与视野的开阔。换一个角度看，若以蚁族的身份，以蜗居的身份，以剩男剩女的身份来品读的话，很可能会以为站起身子来的人对着仍弯着腰的苦逼大众在说着不痛不痒的话。其实不然，他们的淡定也是从挣扎与迷茫过来的，有些事情在嘴里云淡风轻，在现实中则可能是波谲云诡，只是他们已经看淡过去的坎坷，也就可能会被误读了。
从香港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淡定更多的是来自公民的身份。廖伟棠先生在书中说“香港……虽算不上民主社会，但是一个公民社会”，这在内地的读者看来有些过谦了，但即使过谦香港最低也是个“公民社会”。这样的公民社会给人带来的身份是不一样的，内心也就会有所区别。香港的居民可以称为公民，内地则很难称为公民，人们喜欢用的是人民，再就是城里人、乡下人，贴上标签的可能还有农民工、暂住人口等等，但很少有人称公民。一方面是内地公民意识尚未完全觉醒，一方面则是香港在公民社会建设上实在领先内地太多。这个领先，是他们淡定的重要原因。
邓小桦在访谈中也谈到公民这个问题。她说“其实在香港，你说市民的公民权究竟有多大呢？和东京、纽约、伦敦他们拥有的公民权怎么比？人民有权去做一些决定，才会令政府去考虑什么是人民生活幸福指数”，又说“香港人在比较正面、积极的时候，会觉得我的幸福生活我是可以掌握的，这一点有助于建立一个公民社会”，“这其实是一种公民意识”。内地缺乏的恰恰是公民意识。我们焦躁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种种不适，最大的原因是自己对幸福生活的不可控，结婚、看病、买房、上学、就业等等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社会不公平现象与各种黑色丑闻的频发，导致人们更加地不自信、对他人与制度的不信任。它不仅存在于蚁族的窝居生活中，也不仅仅体现在对富二代的仇视上，以及喜欢标签化的生活上，它深深地埋在整个中国的社会中。
香港的警察面对反对强拆的抗议人群时，“一点也不粗暴，甚至很温柔”，香港政府要想干下去，“治理好这个地方，民意不能太低”，如果强拆的话，要付出“舆论的代价，民意的代价”。这些都是公民社会对政府权力制衡的结果。这样的情形在内地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政府若不“制造”民意，能够在强拆的时候顾忌到人命，那便是天大的恩赐了。内地与香港的差距不仅是民众素质的差距，最大的差距是政府的差距，一个是公民社会支撑下的政府，一个是“人民公仆”组成的政府，两者性质不同，在看待问题、处理问题、对待民情、面对舆论时都有着不同的表现。政府权力的不受限制应该是内地民众最不淡定的一点，而这一点又是三五年很难改变的。
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线索，即政府僵化不变的时候，人们观念的改变及诉求上的理性很可能会促使政府不得不变，这是走向公民社会的一个步骤。近来乌坎事件的发展很让人看到些公民社会的影子，此前广东诸如大拇指行动等都彰显了公民社会的某些特质。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走上公民社会的道路，但在走上这个道路之前会走多少弯路，有多少道或明或暗的沟就不得而知。
欧阳应霁提到：“为什么社会会出现这样的不公？为什么贫富距离会越拉越大？谁来负责？我们能一起来做点什么努力？这是每个公民的责任。”这些话指出了我们该如何走向公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面对的困难有很多很多，观念的问题、行动力的问题、来在政府方面的回应等，都需要考虑，而且不能急于求成，需要淡定地慢慢往前走，步子不能太快，理解要深入到位。
年轻人要带父母走出不可蜗居的思维定式，要让父母明白“真正的幸福是来自于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媒体要学会克制，不要把某一议题做到夸张到虚假的程度，要“帮助人们去认识这个社会”，而不是“只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去报道”。人们不能“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把人划分成这一类、那一类”，不要随便把人“标签化”，如果这样，“这个社会会更和谐一点吧”。
更关键的是我们的教育。内地“行政干预学术太厉害，什么东西放在学校里面都‘官本位’，学校办得像‘衙门’，教授都像‘干部’，学生当然跟着都做‘公务员’啦，研究生就等于是‘勤务兵’啦，学着做‘小公仆’”。“今天的中国人好像特别需要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需要受到关注和认同。”为什么呢？因为教育不给学生以表达的机会，不允许质疑声音的出现，“这是我们教育里面非常压抑的一面，导致大家那么有表达的欲望”。教育需要摆脱上面提到的官本位，需要尊重学生，需要先进的教育理念，使教育返回到教育的本义上来，而不是成为政治灌输的工具。
但是“改变社会的主要动力还是在政府、官员身上”，但他们却很难放弃自己的利益，主动变革，这就需要全体公民的努力，促进政府不得不变革。“公民社会主要体现在公平、公开、公义”上，如果做到这些，“社会透明度大了，就避免了很多东西向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很多坏东西会出现，但是可能在源头上就被掐住了。”
我想，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上面所有的这些，公民社会的到来似乎并非遥不可期。本书以时髦的“淡定”词为名，并以告同胞的方式来写，似乎隐隐在讲：天，会亮的！公民社会会来的！前提是我们所有人都认识到我们是公民，我们所有人都为着公民社会而努力着。
《同胞，请淡定》读后感(七)：“淡定”源于一种多视野的融合
读《同胞，请淡定—我们香港的蜗居、蚁族、富二代》 许骥 著
文/张炳剑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梁元生教授在解读晚近上海的崛起和独特发展历程时，除了地理位置和时代赋予上海的机缘外，他更倾向于将功劳归于一群“双视野人”。这些人“不单可以从市容景观和环境生活看到不同的世界，也从价值取向、精神意识的‘看不见’的范畴中徘徊、选择，感受到两种文化之中的张力，并达到某种程度上的‘视野融合’。”（《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71页）。
晚清中国，是一个趋多元的社会，有闭塞保守的遗老遗少，也有新学满腹完全照搬西方一套的“假洋鬼子”。这两者都只信奉自己的那一套，无法融合，互相攻讦，互相拆台。这种现象在晚晴上海尤其突出。而“双视野人”就起到了居中调和，找到一个平衡点的作用。
可以说，上海之所以能“国际化”，很大部分应该得利于这群“双视野人”的“国际视野”。有了这些人的参与，上海的制度建设、社会建设和市政建设，不再是闭门造车，而是灵活地“换个角度”看问题。
如今，“单视野人”依旧存在。他们思维单一，要么相当保守，什么都不愿意改；要么就是相当激进，什么都归于制度。如此，在讨论一些社会问题时，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要么你说你的，我谈我的，谁也别管谁；要么就是非理性地一通乱骂，“汉奸”、“五毛”等侮辱性的字眼乱飞。结果是，不论是参与讨论的人还是旁听的人，都只好早早地收工，以逃避这趟“浑水”。到最后，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连讨论的热情也有没有啦。
可是，我们现在确实碰到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是制度不合理带来的，有些则是社会发展过程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任何国家，任何制度，只要走相同的发展途径，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会有很多方式，可以自己摸索，也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如果从成本角度看，当然是后者更实惠。选择后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确知”的未来，能减少现在的许多不安和焦虑，让自己变得更加“淡定”。
如此我便很喜欢看或听香港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谈论内地的社会问题。由于香港自身的特殊地位，使得一批香港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具备有“多视野”。相对于内地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仅有国际视野，更具有历史视野。
现在中国内地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几十年前的香港早就已经面临过了，有些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随着两地交流越来越频繁，许多香港知识分子对内地有了更为直观的体验和了解，在很多社会问题上是见证者，甚至是参与者。而相对中立和自由的空间，让香港的知识分子在剖析内地的社会问题时显得更为理性，更为专业。
一定程度上讲，许骥本身也“双视野人”中的一员，生于内地，长于香港，又回内地上了大学，如今又是香港《明报》的记者。加之本身就是80后，对内地青年遇到的问题具有切身体会。如此经历，如此背景，催使他有了以“香港视野”来解读内地的现实问题的想法，希望借此带给内地的同辈一些面对困境的解决方式和勇气。而之所以让香港的文化人来谈论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文化人本身对社会具有敏感度，关心时政，虽然在专业上有欠缺，但在视野上却更开阔，也更具有传播性。
在听香港的知识分子谈论社会化问题时，也许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共同性，就是他们都非常的“淡定”，不会率先就对问题下了定性，扣上帽子，而是多角度分析，梳理脉络，寻找前因后果，然后再给出一个相对中肯的解决方式。所以，我觉得，“淡定”其实是一种多视野的融合。
谈论“蜗居”这个问题时，通常我们都会义愤填膺地痛斥高房价、“黑心地产商”，但谁会想到欧阳应霁会用“‘蜗居’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来解读？在欧阳看来，“蜗居”不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现实。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日本，或者在美国，大部分人都会经历，从“蜗居”开始，慢慢奋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内地之所以将其当成一个“问题”，其实不是“蜗居”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心态问题。对此，加藤嘉一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
所以，欧阳在此提出一个概念，那就是“住房大小与幸福感无关”，幸福与否在于你内心，在于你是否善于打理你的生活空间。而要解决因“丈母娘”压力带来的焦虑，欧阳建议“让父母跟我们一起长大”，让他们理解，下一代幸福不幸福，这与房子大小无关。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建议，对于解决当前的困境有点不痛不痒，甚至是毫无用处。当然，若从解决“蜗居”本身，那不是欧阳能够解决，就算政府也无法解决。在这里，欧阳提供的更多是一种“疗伤法”，而这种方法正是许多香港人的“生活经”。
这本书里，另一个引起我兴趣的知识分子就是许子东。我觉得，作者让他来谈论内地的考研现象真是恰如其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典型的“双视野人”。他是上海人，又经历了中国最激荡的时代，在内地读了研究生，又求学于美国，尔后才定居香港，又是大学教授。这样的经历本身就是财富，再加上许教授又是以“刻薄”著称，分析问题鞭辟入里，十分精道。
不过，在这篇访谈中，许教授并未就考研问题给出什么“灵丹妙药”，讲得许多问题也是“老生常谈”。但他能结合自身的求学经历，从美国、香港两地的大学教育去分析和对比，就已足够我们去细细回味，仔细拿捏啦。而他建议那些在选择考研或者留学时举棋不定的人，在国内的大学读完本科，甚至硕士，再想办法去国外留学。在我看来，不论是现实意义还是长远意义，都是一盘很俊的“棋”。毕竟，要求在一篇千字文中讲清楚这么一个大问题，还是有些强人所难啦。
我看书时有个习惯，喜欢寻找这本书中一些有趣的文句、观点或者例子，就算再严肃的书也是如此。有人说，成年人读书很大部分是为了在书中找到能够验证自己观点的文字或例子。虽然我不完全认同，但偶尔也会如此。就像在读这篇对梁文道的访谈—《我宁愿不要粉丝》时，我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想找到一句话也好，来验证我对粉丝的“批判”。
道长没有让我失望，他淡定地解读了粉丝的前前后后，对“粉丝现象”做了深刻的剖析和反思。
他分析说，有些人寻找偶像，只是为了一种“良心消费”。比如那些粉韩寒的人，或者狂粉纪录片的人，也许日常生活中他可能什么事情都不去做，但他看了韩寒的文章，看了很多讲诉中国的弱势群体多惨多惨的纪录片，这时候他发现他旁边的人都在读安妮宝贝，都在看冯小刚，他就会觉得：“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看来看去都是这种娱乐化的东西。”
但事实上，他跟那些只看读安妮宝贝，只看冯小刚电影的人一样，他也什么都没做。但他在良心上会比别人有优势，觉得看了韩寒的文章，看了纪录片，他也批判了一把，良知了一把，勇敢了一把。这跟韩寒无关，跟纪录片也无关。
难怪一向淡定的道长，在谈到自己为粉丝所累时，也不淡定地抱怨：若可以选择，我宁愿没有粉丝。这个观点真是说到我的心里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