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如何选择读后感锦集
《民主中国如何选择》是一本由郑永年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页数：27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民主中国如何选择》精选点评：
●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非常解渴。尽管篇幅较为分散，前后略有重复，而且发表时间2015年以前，但仍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民主、西方民主、西方民主亚洲化的一些概念、特点、现状，对中国民主政治有客观和言简意赅的剖析和中肯的建议。非常期待能继续拜读郑先生后续作品。
●民主是目标，实现的途径并不唯一
●顶顶层设计，建立不同职能的委员会。
●呵呵。
●说的都对，问题是上面没人听
●民族不是万能的
●还可以，不过书中内容大多数都可以在“爱思想”看到。
●烂书，就是一些评论和短文的合集，没有严密的逻辑性，还卖这么贵，骗钱装国师！！！
●我是不是操心操大了
●对于中国民主模式的思考，是主流观点中的另外一种思考角度
《民主中国如何选择》读后感(一)：中国的民主
亚洲社会并不缺乏对民主具有虔诚信念的政治人物和理想家，他们终身追求、践行民主，但并没能给他们的社会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反之，那些对西方民主抱有怀疑甚至抵制态度的政治人物，反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生前或者身后常常被那些信仰民主的人们所批评甚至攻击，但正是他们造就的社会经济发展，为他们的后人奠定了坚实的民主基础。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具有讽刺意义。 实际上，对形成今天世界民主格局最具影响力的，是被西方有意和无意忽视的地缘政治。西方在推行民主过程中，往往把西式民主包装成普世的东西，却把地缘政治这个关键的要素排挤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例如，在“第三波民主化”出现之前，各国政治精英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竞赛，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社会主义阵营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阵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弊端逐渐显现，其经济相对于西方国家日益落后，没有了竞争能力，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魅力也逐渐消失。苏联实力不可避免的衰微，也使它不得不结束冷战，在和西方的地缘政治之争中落败。正是冷战国际格局的终结，大大促进了民主化浪潮。
《民主中国如何选择》读后感(二)：民主：带刺的玫瑰
民主，在国内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经济每年高速增长，而上层建筑的调整却一直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以至于很多社会矛盾难以调和，很多人振臂便要高呼“我要民主自由”；然而又因为这历来是个敏感话题，很多人对民主为何物不甚了了，追求民主就容易变成激进的泛政治运动......
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而一个开放的社会迫切要求一个开放的政治体系。民主已经成为现代性的象征，不管结果如何，人们都会去追求。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面临的问题核心不在于需要不需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形式的民主。
作者首先介绍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利弊，同时分析为什么非西方国家难以学习这种方式，提出中国应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民主道路。民主，不同于人们的想象中的乌托邦式民主，民主应该是一种妥协的艺术，一种精英政治，这也是为什么非西方国家难以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原因。最后作者也指出中国现存的问题，腐败、法治的落后、党建问题等等，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应该伴随着这些制度的完善，同时经济的发展也要均衡，应该培养足够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
民主就像是一朵带刺的红玫瑰，如何将其捧在手心而又不被刺伤，是个困难的问题。看完此书，我也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得稍微现实一点，无论作为一名普通市民还是执政者，妥协折中仍然不失为一种艺术。简单宣泄愤怒固然简单，解决问题却不易，只能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民主中国如何选择》读后感(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必然的选择——读郑永年《民主：中国如何选择》
本书还是从大处着眼，无论是谈论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甚至村民选举，都觉得有些大而空。当然这是论述政治不可避免的。 但是对于新加坡民主模式的解读还是很到位的，对于中国是否有可能建立非西方民主做出了有益的探讨，很有必要沿着这个方向深入下去。
一、传统政治文化与民主
中国向西方学习民主，但是不是全盘接收，是有所取和有所舍的。民主兼具制度安排、技术手段与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双重属性，基于对现代国家制度安排、治理技术手段的追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无法将民主拒之门外。但基于对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恐惧，又需要赋予民主这种制度安排、技术手段以中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首先存在的问题就是民主的这两个方面的属性是否可以割裂开来，其次是割裂开来之后是否是买椟还珠、昧菁英而矜糟粕呢？
就第一个问题来说，西方主流观点（以亨廷顿为代表）认为民主的两方面的属性是无法割裂开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亚非拉国家推行民主必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输出；但是在中国主流观点看来，基本上是可以割裂看来的，中国有师夷长技以制夷、拿来主义的传统，有辩证法的扬弃。更有中国特色理论，而且结果西方在亚非拉输出民主的结果来看是必然把这两个方面的属性割裂开来的。
就第二个问题来说，中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寻求一种现代的治理之道，取代已经过时的近代以来的革命时期的治理之道，目的无非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西方民主产生之初的目的恐怕也难以说有多高尚。中国为什么就不可以借用西方民主的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的一方面来实现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呢？民主的真意在于人民自己管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至于是采用投票还是其他方式，并不重要。投票固然是较能够客观公正地体现民意的技术方案，但是远非唯一的技术方案，在中国目前更非完全可行的技术方案。民主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解决政治问题的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其是否能够有效运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本土文化的契合性。也就是说，不考虑中国国情，民主在中国也势必会遭遇如其在亚洲许多国家所遭遇的困境。因而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于探讨民主的适用性以及当代中国可能的与西方民主制度安排相契合的中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就必须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了。
在当代中国，民族意识盛行，民族意识有时候往往盖过民主意识，虽然不排除又被操纵的结果，但是却是中国自古以来两种观年力量对比的当代呈现。其实可以说中国古代有一些历史时期，民主意识是高于民族意识的。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很后来才出现的，而民主意识却是早就有萌芽了，只是到了近代，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是，民族意识盖过了民主意识。因而正确处理这两者的关系，重新挖掘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民主意识资源，从传统政治文化中寻找适合现代民主形式的合理内核，或许是中国所要走的的非西方民主道路的一种选择。
二、集权制与一党执政
自秦以来，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最大的特长就是特别善于整合各种政治力量，通过一种集权制来整合各地域、各民族，为维持和控制辽阔疆域的政治稳定。这是集权制的优点。我们不能抹杀。直到今天我们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种集权制。中国需要的政治发展模式首先要是有序的，稳定的政治环境的重要性被摆在首位。可以说无序的政治环境会导致各种极端的思想包括极端民族主义。而要催生民主意识就必须扼杀极端民族主义，将民族主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因而有必要首先维护稳定的政治环境。
基于上述目的，中国所希望的民主模式是一种能够整合社会而不是分裂社会的民主模式，而基于西方多元社会的西方民主本质也是多元主义民主，具有强烈的鼓励个人主义、分裂社会的倾向，这也是中国所不取的。在家天下，以和为贵的古代中国，政治必须是一元的，要以一个统一的权威通过一种统一的政治仪式来传递统一的政治意图，以此来整合社会。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种一元政治模式，也继承了这种整合社会的历史使命，也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这一整套的政治仪式。这首先是由孙中山意识到的，进而又不断完善发展的独具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模式的中国政党制度。集权制与一党执政有着这样的历史必然性，但是为了适应治理现代化，集权制下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权，一党执政的同时必然要保持政党的内部多元性。
意识形态是怎么来的？很多人认为是某种人或者组织强行制造出来并传播开来的。但是意识形态必然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映，虽然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歪曲的反映，但是毕竟首先是社会有对这种意识的市场，才会有意识形态的产物。“先知先觉“带动”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先知先觉”者们也没有办法凭空制造一种意识形态，其必须最先觉察出社会的需要，将这种隐而不显的真理用大众能够懂的语言阐述出来。不是强迫社会接受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是执政党主动靠近社会的意识形态。因而执政党扮演的角色不是先知。
三、中国政治的最大优势在于开放
中国古达士大夫一项建议君主广开言路，兼听明察，相信理论越辩越明，事实相较而真。坚持公开讨论政事，是中国古代的优良传统。上古帝王有大事，必“询于刍荛”（《诗经·大雅·板》 ）。周朝有“国人集会”制度，西汉昭帝时有盐铁论，东汉章帝时有白虎观会议，唐太宗更是流传有诸多与大臣议论的佳话。就算是秦始皇这样独断专制的帝王，采用皇帝的称号和全国实行郡县制的重大决定，都是和群臣议论出来的。“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处置。要不公开也不可能。”（钱穆：《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2-153页。 ）这里说的公开指的是廷推、廷议、廷鞫，再加上汲取“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教训，统治者也特别重视民意，尤其是太学生的清议。统治者必须重视民意，尤其是士大夫的意见，而士大夫往往也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民意，因而这种公开，就具有了的群众路线的雏形。坚持公开讨论，重视吸收知识分子的建议，注意民意，在政策制定中就注意到政策实施可能遇到的问题，减少政策实施招致的反对意见，使得政策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重大智慧。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动力——经济改革
只要中国仍然走在经济改革的道路上，那也就同时是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市场化与民主化是并行的，在东西方都是如此。中国也不能例外。选择市场化，也就选择了民主化。但是市场化和民主化的程度却是可以控制的。根本上来说，民主化的程度取决于市场化的程度。中国近几年市场经济的完善，可以预期民主制度的完善也是必然的。经济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动机——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党内
民主是一种至上而下的过程，是一种精英民主，而社会民主是一种至下而上的过程是一种大众民主。大众民主依靠选举，一人一票，公平竞争，任人唯票、唯民意；精英民主则依靠选拔，组织来考察，候选人要经过层层历练，任人唯贤。要说公平，可能大众民主初看起来更公平。但是要说科学，那就很难说了。最公平的选人方式应该是抽签制，最科学的选人方式至今为止还未出现过。选举和选拔都有被操纵的可能。但是两者的社会基础不同。在西方，基于个人主义和强大的市民社会，要操纵选举有一定的难度；在东方，基于差序格局和人际社会的特征，要不操纵选举不投人情票更有一定的难度。在西方，政党并不具备培养和考察党员的功能，要让正当自己选拔自己的干部也很困难；在中国，政党自身培育自己的干部，有着自己的严格的干部标准和晋升体系，选拔干部的制度比较成熟，也获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功。当代中国其实是两种选人制度并存、两种民主模式并存的。既有依靠选举的大众民主，也有依靠选拔的党内民主。两者都有不完善的地方，都需要继续完善。但是党内民主的完善能够为中国民主制造强大的动力，至上而下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市场经济提供的动力，必须经过党内民主这台发动机才能够发挥出来。如果在党内民主这一个环节中断了，党内弊端丛生，腐败横行，党内不良的政治风气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政治风气。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尤其是完善党内民主制度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也就显现出来了。我对党内民主研究不够多，但是听一些认识那么认为我们党不重视党内民主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也相信，一个没有党内民主的政党是不可能屹立近百年而不倒的，党内民主必要有一套成熟的模式，有一套内在的运行逻辑，只是我还缺乏了解。那就涉及到另外的许多其他工作了。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保障——宪政民主
《民主中国如何选择》读后感(四)：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形式
亚里士多德：“政治”指的就是“城邦事务”，它意味着那些有资格享受参与城邦事务权利的自由人之间的谈判、妥协和合作。
在欧洲，早期平民进入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政府动员平民为国家而战，相应地也要赋予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平民的政治参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扩展开来，政治参与越来越成为人们权利的一部分。精英民主过度到大众民主。西方民主从精英民主发展到现在的大众民主，有了激进的变化。总体上看，妥协精神趋向减少。精英民主意味着参与政治的人往往属于同一社会阶层。但大众民主意味着谁得到选票，谁就能参政，也就是说，参政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参政者之间的妥协变得困难。当不能达到妥协的时候，他们往往就诉诸民众，更准确地说是民众的选票。从前在西方有所谓的“忠诚的反对派”，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极其分化的社会，情况尤其严重。民主政治演变成通过选票说话，通过选票行使权力。但因为社会是分化的，也是可以被分化的，政治也就演变成分化的领域，而非达成妥协和共识的地方。在选票主导下，钱的分量越来越重，经济控制政治，“一人一票”演变成“一元一票”，经济力量很容易转化成为政治权利。即使是在发达民主国家，大众民主的生存和发展也开始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在所有民主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的不对称已经造成了“弱政府”、精英共识的消失、政府和社会的对立，对民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西方从早先的精英民主转型到大众民主并没有很长的时间，但出现的问题却越来越多。无论是其基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还是基于普选权之上的民主政治，今天都很难保障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应当实现的社会正义。弗朗西斯·福山是“历史终结”观点的提出者，但现在他也不再相信这个观点了，而是认为西方民主已经演变成为“互相否决”的制度，成为不同党派争权夺利的工具，没有人会着眼于公共利益。
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向人们展示了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社会自治和理性等在美国民主过程中的作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具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受过良好的教育、为社会的道德载体、对公共事务热心，这些特质决定了市民社会不会被政治精英盲目动员，能实现自主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不过在今天，传统上支撑民主政治的中产阶级精神急剧衰退。为什么会衰退？在众多因素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化及其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已经大大挤压了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了资本的高度流动，政府的经济主权流失（税基缩小和就业机会减少），大量的经济好处流入少数能够驾驭全球化的资本家手中，造成了巨大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政府保障中产阶级利益的能力大大下降。以金融和信息技术等为主的产业结构，注定只能产生极少数富翁和绝大多数低薪者，而产生不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财富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中产阶级小得可怜，传统中产民主也就失去其社会基础。
因为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等，掌握大量财富的极少数人，必然通过各种途径来影响政治过程，结果造成一些学者所说的“一元一票”的局面。一个国家的穷人越多，钱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就越大。更为糟糕的是，当中产阶级被挤压而变得捉襟见肘的时候，大众民主便迫使政治人物诉诸民粹主义来获取政治权力，传统民主的理性精神包括法治便消失了。西方社会频繁出现的街头政治和民粹主义就是民主衰落的标志。
西方的民主经历了从精英民主到大众民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发展出了诸多制度安排来控制街头政治。街头政治是不同社会利益冲突的产物。西方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也长期面临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要控制街头政治就要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从体制内解决利益冲突，这个过程也就是从街头政治转型成为政党政治。如果说互相冲突的社会利益的活动舞台是街头，那么各个主要政党的活动舞台就是议会。
没有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这种情况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都存在着。政治精英之间毫无共识，政治的目的就是政治，民主只意味着政治人物各自挟持着自己的支持者，竞争国家有限的资源。
大众民主的实现是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前提条件的。首先是经济的。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国家的经济活动，而且也使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身份得以转换（如从农民变为工人、从工人变为中产阶级等）。从政治上说，在欧洲，早期平民进入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政府动员平民为国家而战，相应地也要赋予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平民的政治参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扩展开来，政治参与越来越成为人们权利的一部分。从社会角度来说，大众民主离不开大众教育。政治参与并非简单的投票行为，在投票的背后是对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理性选择。要做理性选择，对信息的掌握和分析至关重要，教育的重要性也体现在这里。简单地从社会结构来说，中产阶级是大众民主的支柱。实际上，大众民主的前提都反映在中产阶级身上，如有资产、对社会有贡献、受过良好教育、理性、独立、宽容等。 所以说穿了，民主就是精英与平民之间的一种互动形式，精英和平民的质量都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这两者之间互动的平台，即法治之上的政治架构。
亚洲的情况又如何呢？
首先，亚洲没有民主实践传统，更没有民主精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产生于欧洲，再从欧洲向其他地区传播扩散，先是西方文化地带，接着是其他文化地带。当民主扩散到非西方文化地带时，民主作为制度的运作就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很多问题。亨廷顿就强调过，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品。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讨论法的时候，也首先把法作为一种文化，即法的精神。其实，民主也一样，它既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而亚洲国家缺乏民主实践的传统和文化。在西方，民主文化的核心就在于精英之间的斗争和妥协；但在亚洲，民主表现为只有斗争而没有妥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其次，亚洲的精英民主产生时间不够长，精英之间往往既没有形成游戏规则，对各种事务也没有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精英之间如果发生矛盾，不能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的话，各方都会走出议会而诉诸社会。一旦超越议会这个制度形式，政党政治很容易演变成为街头政治再次，亚洲国家和地区从一开始就一步到位实现了大众民主。一步到位既是后发展民主的优势，也是其劣势。说其是优势，是因为亚洲国家和地区民主化的过程要远远短于欧美国家。欧美国家的民主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和各类精英之间的政治斗争相关，更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关。在早期，西方的选举权仅限于精英，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逐步扩展到普通男性公民、妇女和少数族群等。
但亚洲在民主化的时候，已经没有西方渐进主义的条件，选举权一下子就普及到所有合格选民。更为重要的是，对亚洲国家与地区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产物，是政治精英间纯粹政治斗争的产物，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反殖民地的产物。这些国家的精英大多由欧美培养，接受了欧美的思想，他们回国之后，往往成为反殖民地的主力。在反殖民地运动结束、国家独立之后，他们往往试图学习西方，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只有西方的制度形式，而没有制度实质，民主制度根本运作不起来。
西方的民主路径是“先富而后民主”的渐进过程，亚洲很多国家往往是普选权一步到位的“穷而民主”的激进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的情况下就实现了民主。随着民主教育的普及，人民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就民主本身来说，这应当是一件好事，但问题在于，低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满足不了普通人民高涨的权利意识。从经验来看，民主政治不仅没有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多时候还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诸多严重的制约。这些国家因此面临一个困境，即人民权利意识高涨，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在没有办法帮助人民实现权利。而且，民主权利高涨的社会群体，很容易被少数政治精英动员起来，走向暴力。
为什么亚洲的政治人物往往脱离政党政治、走出议会，走向街头政治？这里既有精英的问题，即缺失民主意识、妥协精神；也有社会原因，即存在着一大批民主意识高涨的社会群体，试图通过街头运动来获取他们认为应当属于他们的利益。当精英和大众都相信通过街头运动，可以获取议会政治所不能得到的东西之时，街头运动就具备了巨大的动力。
民主不仅仅是动员和选举，动员和选举只是民主的工具，而非民主的价值。当民主使得社会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的时候，民主所包含的价值也会荡然无存。实际上，今天出现在亚洲很多社会（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内）的民主（化），面临着类似的问题。除了极少数抱有政治理想主义的人之外，大多数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也是对经济状况不满和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幻想着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改变这种情况而已。民主的动员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摧毁旧制度，但产生不了同样强大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和建设制度。就追求民主的方式来说，政治斗争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民主本来就是一种斗争形式。但如果只有斗争，没有妥协，民主就会体现为“反民主”，也就是持续的斗争。亚洲缺乏类似西方那样的“妥协文化”，历来盛行的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不妥协文化。传统上，革命很简单，只是意味着政权更替。
中国应该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形式。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其政治制度的发展必然要和数千年的文明具有一致性。民主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解决政治问题的制度安排，其是否有效运作，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和自己文明的一致性。没有这种一致性，中国民主也会遭遇亚洲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困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成长、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分化等等，都在客观上促成着中国民主的产生和发展。
中共十七大已经提出了要“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目标。这基本上符合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情况。中国实行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意味着党内竞争必须是有限的，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造成党内的分裂。例如，党内各种利益必须在“意识形态”或者“指导思想”上保持基本一致，对国家的发展总方向具有共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说以精英民主领先大众民主这一过程，基本上符合民主发展的历史和实践逻辑。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民主历程也是如此。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建设，然后再民主化，这个过程是所有优质民主必须要经历的。西方国家如此，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也如此。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9800美元，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治秩序至为重要。等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成长起来之后，再根据相应条件调整。中国开放的一党制便是内部多元主义。内部多元主义具有几个特点。在政治层面，这是一种精英政治，不同类型的精英都可以进入现存体制，分享政治权力，政治过程是开放的。因此，党内民主变得非常重要。同时，这种内部多元主义不要求政治人物诉诸选票，因为领导人的产生更多的是依靠选拔，即任人唯贤制度，这就可以避免极端的民粹主义。集体领导制也在内部实行了分权和制衡。当执政党精英之间学会了谈判、协商、妥协和合作之后，中国才会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政治中解放出来。随着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和基层的政治参与、健全法制与法治、实行预算和审计制度、确立符合时代需要的反腐和预防腐败的制度机制一系列制度件建立完善，相信我们会找到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