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四，李公大钊，我们从未忘记！

　　谨以此文纪念“五四“运动爆发103周年

　　暨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

　　01

　　百年回眸，不过一眼。

　　1919年元旦，斑驳灰白的老北京街头，北风呼啸，枯枝萧条。

　　一贯面无表情的麻木行人，此刻，脸上竟始泛着新光。毕竟，新年了；毕竟，旧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是战胜国。

　　这一天，北大图书馆主任的办公室里，李大钊无法掩饰兴奋、喜悦与期待，正奋笔疾书，直抒胸臆。4天后，这篇文章在创刊不足半月的《每周评论》刊发，一时北平纸贵、名动京都。

　　标题便惊世骇俗，曰《新纪元》，他热切断言：

　　今日是一九一九年的新纪元，现在的时代又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所以我们要欢欣庆祝；

　　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

　　地火奔涌抑或山雨欲来，总有人，先知先觉。

　　诚然，这一天是元旦，但1919既非十年之首，更非世纪元年，为何便敢称之为“新纪元”？

　　答案，要在历史烟云中寻觅。

　　1916年，素怀救国救民宏愿的李大钊，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而1917年“十月革命”，给那些人类命运的思考者、探索者，打开了一个巨大的“脑洞“。

　　在中华民族命运十字路口，他敏锐洞见了暗夜微光。他坦言“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于求达真理”，在研究宣传“十月革命”、探求中国未来之路中，很快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1918年，他以《新青年》为阵地，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发出呐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或许，正是这些积淀，他才将1919年元旦，定义为“新纪元”。

　　百年一瞬，足证真伪。

　　历史回眸，我们才深刻感知这一年的伟大意义，也更加惊叹于先知者跨越世纪的预见力。

　　02

　　但这个新纪元年，绝非凯歌高奏，即便中国是一战的战胜国，那残存的一点幻想，很快便在列强饕餮大餐中被击得粉碎。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中国代表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等要求。

　　这点要求，作为一个战胜国，半点也不过分。

　　然而，荒谬的是，会议竟然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由日本继承。

　　此所谓，弱国无权利、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

　　消息传回国内，短短几天，便点燃熔火。

　　巴黎和会

　　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发表《五一节杂感》，第一次公开提出这一天是工人“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取得成功的日子，似为即将降临的五四狂飙提供理论注脚。

　　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在“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歇斯底里呼号中，学生们浩荡向前。

　　不久，工人很快加入，各地很快加入，一整个民族的觉醒之火，在大地熊熊燃烧。

　　而那间简朴逼窄的北大图书馆主任室，不断有学生进出，成了运动的指挥所。

　　在这里，李大钊和同学们研究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和下一步行动计划，他还被推荐为8位教职工代表之一，带头赴政府请愿，面对唬人的机关枪，他“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

　　除了领导运动，他还投笔为刃，与学生并肩作战。5月18日，他发表《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指出：

　　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仇敌，这强盗世界上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

　　6月，他和陈独秀联合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并上街散发，警示当局“从市民之希望”，否则工农群众“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后，他一边极力营救，一边继续“直接行动”，引领运动在全国掀起巨澜，取得成功。

　　6月28日，强权凌驾公理的《凡尔赛和约》签订，中国代表团成为唯一拒绝签字的战胜国。李大钊发表《新华门前的血泪》，一针见血指出：

　　巴黎的欢声必能送入全世界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新华门的哭声。

　　而这场“百年风雷”，终证实李大钊的“新纪元”论断，历史自此转折，教科书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这道创世纪闪电惊雷，以磅礴之力劈开旧中国如磐铁幕，如金鸡鸣空唤醒暗夜中沉睡的灵魂。

　　7月，改良主义者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公然批评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拍案而起，旋即发表《再论问题和主义》，旗帜鲜明驳斥，并宣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每周评论》发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也正是旷达四年的思考积淀以及五四运动的催发萌动，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深刻透彻的认识。

　　1919年9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成为我国第一篇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

　　而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中华民族，便在李大钊等一批仁人志士的上下求索中，一路跌跌撞撞，始才找到苦难崛起的出路。

　　03

　　能成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李大钊站在了历史舞台前线，这绝非偶然。

　　在他的人生字典里，“青年”早已是中华民族最进步的力量，也是其着意培育积蓄的民族希望。他的北大岁月，始终致力于青年启蒙，做青年之良师挚友，成为一个播种者。

　　1916年8月15日，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号发表《〈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曰：

　　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

　　并振聋发聩道：“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

　　9月1日，又在《新青年》著《青春》一文，号召：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

　　两篇雄文花开并蒂，颂少年之中国，歌青春之伟力，直可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比肩齐驱。

　　李大钊（第二排左四）与少年中国学会成员

　　李大钊（前排中）与“宪法公言社”同仁合影

　　右起：李大钊、胡适、蔡元培、蒋梦麟

　　正是李大钊的启蒙、引导和影响培育，毛泽东等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始而认识马克思主义、认同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终生践行者。

　　1918年10月，25岁的青年毛泽东，在恩师杨昌济介绍下，受李大钊赏识，安排在当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月薪八块银元。

　　这一历史因缘际会，不但解决了毛泽东衣食之虞，更为他的思想精进打开了一扇大门。

　　他在阅读大量进步书籍之余，常去旁听北大哲学等课程，并抓住机会求教名贤。

　　但求教似乎并不顺利，毛泽东后来回忆：

　　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而这，才更显出李大钊的难能可贵。

　　毛泽东经常去李大钊处拜访请教，这位当时学界“大V”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吸纳毛泽东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并介绍其参加新思潮研讨。

　　李大钊、毛泽东合影

　　1919年3月，毛泽东离京返乡，两人如何辞别，并无史载。但想必，李大钊刚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可能便塞在毛泽东的行囊里。

　　在这篇文章里，李大钊特别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终其一生，毛泽东将上述真理发挥到极致，他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

　　1949年3月，毛泽东率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进京赶考”，不无感慨地回忆：

　　30年前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

　　百年回首，功莫大焉。

　　04

　　岁月流转，光阴百年。

　　今天，曾经风雨如晦、摇摇欲坠的中华民族，已盛世如你所愿。

　　当历史镜头再度聚焦于1919年的李大钊，历经历史长河洗礼，我们无不感佩于他的宏远追求、炽热情怀和真知灼见。

　　今天，我们缅怀他，也许只是几个历史细节，也许只是几件耳熟能详的故事。

　　1915年，东渡日本探求真理的李大钊，起草抗议“二十一条”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开始用一生，践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夙愿。

　　北大教书期间，他月薪240元大洋，可谓优渥。可他尽将工资资助学生和活动，“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家里竟常断炊。

　　后来，校长蔡元培实在看不过去，着令会计每月发薪时，扣下一部，直接交予李之夫人，以免“难为无米之炊”。

　　1920年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是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秋，建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共主要创始人。

　　1928年4月28日，身着褶皱灰布旧棉袍的他，在京师看守所留下最后一张照片，双目直视，气度平和，风骨不改。

　　在刑场，他向敌人索要纸笔欲留下遗言而不得，旋即，决然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执刑者要求他将脖子伸长一点，他并不犹豫，“如言应之”。

　　丧心病狂的反动派为折磨他，施刑长达40分钟，“七窍流血，但仍面貌如生”。

　　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大丈夫者，莫过于此！

　　李大钊的故乡在河北，乃燕赵慷慨悲歌之地，他曾说：

　　吾殉国成仁杀身救民之先烈，所以舍生命以赴之者，亦曰：是固为斯民易共和幸福也！

　　行刑前，反动派拍遗照，李大钊目视远方，巍然屹立

　　一奋身成千古事，再回首已百年后。

　　今天，百年已逝，历史依旧激荡回响。

　　当目光重返一百年前的李大钊，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精神，仍能穿透进此刻我们炽热的胸膛。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