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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读后感10篇

2022-04-04 03:00:33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读后感10篇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是一本由黄仁宇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45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读后感(一):翻译腔着实痛苦

  读了半本,没感觉,遂放弃。

  我的基本理解是:明代财政管理的主要矛盾是明太祖想要建立高度中央集权财政体系的要求(类似于统收统支)和技术上不能达到数目字化管理之间的矛盾。

  鉴于阅读翻译腔著作及专业财政史著作的无力,我认为对于财政体系和财政管理的基本考量可以切分为“中央-地方”、“历史(制度)-现实”两个维度:

  就地方政府而言,明代的问题主要体现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严重不足和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的不负责任。明代地方政府的功能主要是替中央政府收取税赋,其自身的财政收入极度可怜,加上中央政府的诸多开支都需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包括税粮的解运、驿传、运河维护、卫所开支、各色物资的押运等),使之不得不通过大量征发力役的方式来维持收支,地方无库银的窘境也弱化了政府管理经济、平抑“市场”(如货币市场)混乱的能力。这使得明代虽然田赋不高,但百姓负担丝毫不轻。而中央官员(司、分司)对于地方各项收入(如盐)的控制,更挤压了地方权力。虽然如此,但文官数量的不足和职权(工作量、范围)巨大之间的矛盾(即上文的主要矛盾),使得中央政府完全无法在地方很好地管理财政,为此只好使用胥吏作为主要管理者,这加剧了管理中存在的违规现象和百姓压力。

  对于“中央-地方”的考量必须结合明代的财政制度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朱元璋当年建立统一财政的努力为明代财政的混乱与乏力埋下了败笔:税收定额、财政无预算,使得政府支出只得“量出为入”;部门分权,皇权独大,导致户部无法集中财权;官员俸禄低下、朱家子弟干吃皇粮、地方财政弱小,挤压了地方政府的生存空间,从而推动了他们“剥削”民众的动力。而明代税赋结构的混乱和复杂,黄册、鱼鳞册的不靠谱,地方土地清丈的困难,加剧了税收管理的难度。部门之间利益的复杂,废除相权后权力的政府权力的难以集中,阻碍了张居正之徒改革财政体制的道路,使其人只能从收支上做文章,而不能从制度上除病根。这方面,一条鞭法的失败就是一大例证。

  事实上,无论是一条鞭法的失败(即各项税赋难以统一以税银征发,丁税依然存在),还是明代财政体系上各式改革的困难,都是制度僵化、积重难返的表现。明代力图建立“中央-农户(即粮长)”直接贯通的财政控制体系、利用卫所制度使军需自足、利用分司控制如盐的专卖等各项收入的努力,与其技术上完全无法达到的矛盾,加上完全忽视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共同凸显了明朝整个体制的僵化。

  事实上,中央既想在完全不建立驿传、运河漕运、货币体系等各个方面之服务保障体系(由地方自备)的基础上获得大量财政收入,又不想百姓有过大负担,完全是片面的臆想。黄仁宇在书中有类似于“税收低不见得对百姓是好处”的表述,这应该比照他“明朝政府财政权力集中,财政责任不集中”的说法。财权的集中必须由责任的集中来保障,否则,在户部无法对财政进行统筹兼顾的情形下,在不赋予地方政府适当自主性的前提下,在无力进行大规模监督的情况下,必然产生更多的模糊地带,从而使得所有压力由百姓承担,从而加剧整个体系的崩溃。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读后感(二):晚明笔记——意识形态绑架了谁

  明初的“定调”和明中期的摇摆

  明中期保守思想的加固和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分化这种看似矛盾的发展,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加剧,任何改革都变的小心翼翼,以免被扣上破坏纲纪的帽子。但思想界没有因为社会大环境的保守氛围而停止发展,整个大环境表面上看死气沉沉,其实是像一个压力到达临界值的高压锅——无论由内还是由外的力量都会打破这种沉静,各种势力的萌芽都在这个时候冒头,为晚明的党争买下了伏笔。

  晚明知识分子的道德困境

  一:积重难返的弊病

  民众心中的理想官员,是他能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进行他的管理,许多官员无以进行革新,放任自流成了保护自己和官运亨通最好策略。这种消极保守的思想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难消除的负面影响:

  在财政领域,洪武永乐的“定调”使税收成为一个十分僵硬的定额制度——过去人们认为名的灭亡是由于税额过高,实际上恰恰相反,由于税收定额制度——人们极度遵循古制的态度使其长期保持在一个数目,没有随着通货膨胀作相应足够的调整,这导致预算的严重不足,官僚俸禄微薄的可怜,官员们一方面为应付差事一方面为养家糊口只得再次私派,这进而导致腐败和民怨的产生。

  在行政体系中,由于技术官僚的缺失,行政效率普遍低下,这在财政方面进一步表现在了财政政策和计量方法的混乱,他们多数人不懂税收,不懂财务会计管理,不懂货币政策,再加上盐政和田制的混乱,很多事项加耗征收更加剧了和民众的紧张关系。

  在军事方面,文职人员取代军官的行政职能,加上军官世袭和军户制度(后期改为募兵制,更加重了财政的负担),除了俞大猷李成梁戚继光等能算是世出的将才,多数将领习于苟安,即便如此,他们地位也十分低下。这一切都导致了明军战斗力的低下和发展缓慢。

  二:力挽狂澜OR回光返照

  三:东林党人的角色

  四:文人的觉醒——历史开了个玩笑

  来自大清和大顺政权的接连打击终于摧毁了大明的江山,历史的发展和四百年前的南宋如出一辙,儒家士子们拼死抵抗,失败后纷纷隐居著述,追思社会人生。避居山林的文人们开始考虑真正的政治意识形态——如何划分权力,权力如何应用到那些目的。历史在这里开了个玩笑,文官集团在朝时只顾争斗,直到被八旗铁骑和李自成狠狠删了个耳光,他们才开始真正的反省。佼佼者如高中历史提到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当然还可以加上一个争议颇多的钱谦益。

  黄宗羲是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他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 黄宗羲,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反清失败后隐居著书《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拒绝了康熙给其的官职,他说:“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以君一身一姓起见”,“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就是黄宗羲的君臣观。对传统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纲常产生了很大的冲击。顾炎武在鹿鼎记里是个承大梁的人物,在现实中他不仅著述颇丰,而且活动广泛,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成了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重要材料,他们不再强调重农抑商,而是,提出了共主的概念,唐甄更是提出了自秦以来,凡为帝王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晚明的思想洪流终于冲破意识形态的桎梏,随着清军的入关喷涌而出,说它太迟——以现代人的角度,显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历史有着其偶然性和必然性,梁启超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否认了人类历史有“公理公例”,至此停笔。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读后感(三):贫穷却恣意的明代。

  Richthoffeni. 2015.05.14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读后感(四):一些简单的想法

  明朝财政与税收的内在逻辑

  ——读《十六世纪中国之明朝财政与税收》

  【摘要】《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反驳了传统观念中明朝财政出现困境的原因:1.君主贪图享乐,官员传统儒家道德思想的沦丧。2.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黄仁宇在书中用一句话概括了他对明朝财政的主要观点:明朝力图在一个广大的地国内强制推行其野心勃勃的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这种做法超出达到这种程度的技术水平。文章从皇权与官僚系统、国家与社会两个角度来分析明朝财政与税收的内在逻辑。试图表达明朝财政就算在技术手段达到要求的情况下,也无法走出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困境。

  关键词:财政体系;税收制度;技术手段;内卷化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试图通过整理大量细节性史实材料,对明朝财政与税收政策做一个全面的说明,黄仁宇对许多新发现的细节性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性透视,为我们勾勒出了明朝财政与税收的形态和问题。书中详细描写了十六世纪的现实与主要的财政问题、封建王朝最重要的税收——田赋、盐的专卖以及杂色收入,试图反驳传统观念中明朝财政出现困境的原因:1.君主贪图享乐,官员传统儒家道德思想的沦丧。2.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黄仁宇在书中用一句话概括了他对明朝财政的主要观点:明朝力图在一个广大的地国内强制推行其野心勃勃的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这种做法超出达到这种程度的技术水平。这种技术水平包括实际的技术手段和专门的经济知识。表现为交通运输、信息交流以及其他服务性事业,货币和银行规则,会计统计和数据保存的技巧,甚至官员的心态。

  一、两个问题

  1.君主贪图享乐,官员传统儒家道德思想的沦丧

  2.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

  二、两种内在逻辑

  黄仁宇认为明朝与以前各个朝代制度相似其实是一种误解。唐、宋、元都没有各代的财政结构从来没有像明代这样僵化,明代的财政管理具有收敛性,它将其运作能力降到最低限度,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的策略,形成了一种独特甚至是倒退的运作体系。究其原因,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考量。

  1.皇权与官僚系统的博弈

  尽管这种财政制度设计目的是中央为了保证农民的基本利益不受地方官员的侵害,但这种大而简单的制度设计必须要有相应的保护措施,诸如建立健全的货币体系,确保国家控制信用和利率。国家能很好的控制财产交易以及监督土地的典当和租赁,要有法律制度来保障底层民众不被进一步的剥削,需要大量专业性的技术人员进行财政数目字管理以及进行合理的预算。由于缺乏相应的保护措施,这种制度产生了严重的意外后果,这种后果甚至是有悖于政策初衷的。

  2.国家与社会的博弈

  3.结语

  【参考文献】

  [1]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07

  [2] 王毓铨. the rise of land tax[M]

  [3] 黄仁宇.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 三联书店 2015.08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读后感(五):财政学乃至管理学的必读,“大历史观”的基础

  ★★★★★☆ 2015.04.11-04.24

  这本绝对不仅应该是财政学更是管理学的必读,也应该是黄著作中的第一序,因为之中史料的挖掘是黄一切“大历史观”的基础。

  明并非亡于(表面上的)沉重税负,恰恰相反,农民出身的太祖加上对权力的极度控制欲造就了一个凡事从简而逃避的官僚政府:

  1.“明朝财政管理最落后之处在于其缺乏组织和重点…对工业和商业采用了统一的税收原则”(P340);

  2.没有累进的低税率导致公共服务空白(P62-67:大运河、矿山、工厂)和底层实际税负沉重,财政调拨没有预算可执行拆东墙补西墙。

  (P61:“但是在定额税收制度下,为了保持与名政府的会计方法相一致,每一种收纳项目都计算到很小值,无法包括这些额外的开支,只能从纳税户另外征收。” P366:“从已分配他用的税收中支取出小额资金来应付紧急财政需要……朝廷随意地命令地方官员弥补税收亏空……钞关收入由一系列诏令分作多项用处”);

  3.财政分权、不可数目字管理。

  (1)户部兵部工部均有征收项目(P356)(P20:“工部逐渐成为一个税收机构,与户部展开竞争”)

  (3)宝钞通胀(P81)

  (4)“税收体制的根本问题,不是因为税率过高,也不是因为税收立法缺乏平等性的条款……在于税收明细表的复杂性。”(P117)“复杂性”的原因在于①农耕方式——耕地小而分散;②田赋评估单位“亩”很小,支付单位“银两”却很大;③侧面收受,很难合并。(P118-120)

  全都是财政分权、不可数目字管理的明证。造成的一个恶果是为了维护这种僵化的体制,明清道德清议与特务统治达到顶峰,海洋贸易停滞(西域经营带政治性)。

  勘误:

  ①末任户部尚书应为“倪元璐”(http://baike.baidu.com/link?url=pbEm6FG9KeR0r69olNc1H5RlPtVWthDnCs7jFlLrc4u4FK10HD1R3h8YeO2JPKn8kwzKZjBhcxc_oMnp6Cb2ha),非“倪云璐”。P390等处误。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读后感(六):一些体会

  暑假在北京的时候经秋姑娘推荐在万圣买了这本书,回学校之后却一直放在书架上,没能抽出时间来看。考完G之后,终于有了点闲暇,于是就用以前每天早上背单词的时间,每天一点地读完了。对于一个既非财税专业又缺乏正规史学训练的读者来说,这样一本财税史专著并不好读。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就常常感到一种知识结构性缺失的困难。例如作者在论及一条鞭法改革前的役银按丁派役时,进一步解释道这实际上“是一种累进税制原则”,但自己在这样的基本概念的理解上都会遇到困难,经常跟不上作者的论证。

  所以为了规避这种困难,我在读书时的顺序并不太一样。书前面还没看多少,倒先把作者下结论的终章读了好几遍。虽然说这样一来,有点像小学生做作业,不看过程就直奔答案。但是对于自己这样的业余读者而言,在了解作者的基本态度之后,再回头去读其他章节时,就能够减小不少的阻尼,对于他力图传达给读者的一些东西就能有一个更好的把握。对于我而言,书中对于各种明代税制的考证固然详尽,但是自己关注的重心更为偏向于这些纷繁复杂的细节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一些东西。

  当我们谈论明朝末期的失败时,我们常常习惯性地简单表述为“税负过重超出民众负担”,或者诉诸于道德性的阐释,归因为皇室的铺张浪费和官员的贪污腐化。然而,黄认为这些观点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在黄仁宇看来,明朝十六世纪的财税困境,在于低下的税收管理水平无法适应其极度复杂的税收结构,导致了财政系统全国范围内的混乱局面。而“奉行成例”的僵化思维又使任何有效的改革无法实行,从而使政府税收长期不足,公共行政能力十分低下,无法有效地行使政府职能,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要是遵照黄的这个结论的逻辑链条一步步地进行系统分析的话,这远非笔者学力所胜,而且那样的话这就不是一篇读书笔记,而是一篇财税史论文了。所以只是在这里泛泛地谈一下自己读书过程中一些印象比较深的地方:

  4. 另外,预算不足还导致了官员的腐败现象。在不切实际的道德准则下,官员的俸禄被压低到一个可笑的水平,根本无法维持生活,这种微薄的官俸制度反而滋生了腐败风气。

  最后比较有趣的一点是,黄在书中偶尔还流露出了一丝对中国大陆史学的批评态度。虽然他的语调非常委婉,往往只是批评“过于简单化”“感情用事,而非理性思考”。其实置身于其中我们清楚得很,哪里有什么“感情用事”,黄所列举的那些观点,如吴晗对海瑞的评价,以及对一条鞭法改革评价“进步”“反动”教条二分法等等,其实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为其合法性背书而已。作为浸淫于这样的历史教育的产品之一,读到黄仁宇先生对其恳恳切切的批评,真是感慨万千。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读后感(七):写的一篇不知是会计还是历史的论文

  浅析明朝的货币制度与税收

  摘要

  关键词:货币、制度、税收、农业、明朝、财政

  绪论

  1.明朝的度量衡与祖制

  1.1 明朝度量衡和物价水平

  古代与现代的标准完全不同,根据历史度量衡专家研究,明朝的标准:

  1.长度:1尺(foot)大约三分之一米,12.3英寸

  2.重量:1斤约等于1.3磅,一斤分16两(半斤八两)2

  3.容量:1石约(107.4升),一石大米约94.4公斤,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3

  1.2 明朝的不可改的祖制

  2、 经过长期内战,急需修养生息的明初,朱元璋根据寓兵于农的理念,在边疆屯田,创立了军户、卫所制度,军户平时耕作于田地,战时为兵,给养和装备都归军户个人负责,但实现这种军队自给自足则完全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5、 宗藩制度,朝廷必须为人口不断膨胀的宗室人员的生活起居买单,以至于晚明时,朝廷无力支付这些钱款,这些整日无所适事的宗室们一部分甚至沦落为乞丐。

  6、 明朝百姓被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灶户,出生就决定了一辈子的命运,不管个人是否愿意,而且不容许更改,僵化的社会制度缺乏流动性,唯一底层向上流动的途径就是八股文的科举考试,但那种道路又何其狭窄和漫长,军户甚至在明初还不允许参加科举。

  2.明朝的货币制度

  2.1宝钞

  2.2铜铸钱

  唐宋甚至更早的汉朝,铜矿的开采和铜币的铸造都是牢牢地控制在国家手中,铜币作为最方便和稳定的货币流通由来已久,到了明朝却被禁止使用,到了宝钞发行失败后,百姓在民间贸易中已经自行地使用铜钱,尽管国家明令禁止,不过此时的明朝对民间的控制力已然式微,1435年,宣德帝去世,幼帝继位。广西梧州知府奏请在民间铜钱贸易合法化6。这一奏请得到了批准,因此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再把禁止铜钱流通的法律作为有效的借口。但铸造钱币对于明朝的政府却是一个难题,有明一代,铜钱充当的行政职能被认为要超过其公共服务职能7。

  2.3 金花银

  到了16世纪晚期,无论税收支付还是民间交易,白银的交易量逐渐上升,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是将田赋和徭役一并由折成白银来支付进行征集和解运。白银作为货币在长时间内是稳定、保值的,但由于缺乏铜币的支持,白银缺乏市面上大量流通的可能性,明末一个大地主在地窖中极可能藏银就超过100万两7,银子有大量被用于珠宝、头饰和器皿,白银的流通性变得更加弱些。同时,明朝对银矿的开采相当不力,政府宁愿派军队守护着银和贵金属矿区,也不愿去开发利用其矿产资源。第一、有影响的官员认为开矿必然挖山,势必夷平民居、坟墓,破坏风水,民众是不支持开矿的,这些官员认为民意不可违;采矿的安全性,此处安全并非指采矿本身的安全,当然采矿本身是高风险的职业,采矿的工人都来自流民,对于这些流民的管理成为政府很大的难题。农村人们都固定在一个区域,可以通过集体负责进行管理。但这些流民对此却失效,他们被强制劳动,生命随时遇到危险,却又是廉价的劳动力,但他们却能轻易地制造出武器,变成土匪,因为矿石随处可见。所以政府和地方官员对开矿的事情相当抵触。幸好,由于海外,南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币大量流入中国,晚明时海上的贸易也很发达,中国出口大量的生丝、瓷器和生活必需品,但当西方发生经济危机,那些银币不再流入中国,通货紧缩也造成晚明的财政问题更加严重,物价不稳,局势更加混乱。

  总之,明朝的混乱的货币制度,由宝钞发行的失败,一个错误发生又导致了第二个错误的出现,宝钞的失败导致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导致后面用铜币的失败,以及用白银作为税收管理的失败。缺乏有效统一的货币制度,一定程度上造成财政账目的混杂错乱,同时税收定额制度又一直延续下去。

  3.明朝的税收

  3.1田赋

  田赋一直是封建王国的最主要、并且稳定的收入来源,照理全国的耕地和耕地上的人口都是政府征收税收的对象,但明代征收的依据是《鱼鳞图册》和《黄册》。鱼鳞图册是旧时为征派赋役和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册中将田地山塘挨次排列、丘段连缀地绘制在一起,标明所有人、四至,因其形似鱼鳞而被称为“鱼鳞图册”11;明朝为征调赋役而编制的户籍册.因上交户部的一份为黄色封面而得名.黄册是国家征收赋役的根据,又称"赋役黄册"12。

  还有一些情况造成了税收的复杂和实际的困难,国家的税收是分两次,夏粮和秋粮,最初粮税的收取是采用实物的方式,但收集、解运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由于时间长粮食的损耗相当巨大。后来采取了银两支付的方式,但每次当收税之时,粮价就会振荡起伏,税收之时,粮价暴跌,之后两个月恢复原先粮价,这种情况导致中小农户被迫卖出更多的粮食缴税,而其中的利益被大户和有钱的商人赚去。本来这种情况,县级的地方政府可以调节和控制,收税,粮价下跌时,地方政府只需要采取高于市价的10%出钱收购粮食,减轻纳税人的负担,等价格恢复正常后,再支出同样的费用用于疏通河道运河役夫的工食,这样做,地方政府来能赚些差额。但此种假设是建立在地方政府有独立的财政的基础上,有足够的库银用于采购税粮,而明朝的地方政府被中央严重地弱化,中央只需要忠厚老实的官员,不需要会理财的官员。在儒家的观念中,商人多是些奸邪小人,这些士大夫们大多不屑于之为伍。

  3.2徭役

  3.2.1里甲

  一里之中多推丁粮较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甲设甲首。里长对上级官府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统计本里人户丁产的消长变化,监督人户生产事宜,调理里内民刑纠纷,并以丁粮和财产多寡为序,按赋役黄册排年应役。以里甲为单位编派的徭役称里役或甲役,有正役和杂泛差役两种。里甲正役是里甲人户应当的重要差役。里长和甲首为十年轮役制。

  3.2.2 均瑶

  因按户等人丁编排,均输徭役,故称“均徭”。里甲制因里长徇私作弊,徭役负担不均。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按佥金事夏时在江西创行均徭法,将经常性差役从杂役中划出,成为一种徭役制度,明弘治时在全国推行。

  3.2.3 驿传

  驿传为一种供使臣出巡、官吏往来和传递诏令、文书等用的交通组织。驿传夫役,由各地州县,按照配定的名额,在本地粮户内佥编应役。

  3.2.4 民壮

  明代为备御北边和维持社会治安而组织的地方武装。又名士兵﹑民颖﹑会手﹑刽手﹑民壮﹑机兵等。依承担之职责又有巡捕民壮﹑巡盐民壮﹑盐捕民壮﹑常随民壮之分。初为招募﹐后在民户中编派。

  。徭役到了明朝中期就已经陷入严重的混乱和不均的状况,张居正实行改革,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有四点:(1)“总括一州县之赋役”,把分征的赋、役、杂税合并为一种征收;(2)“量地计丁”,取消按户丁派役的方法,改为按地丁或按丁粮派役;(3)“一概征银”,无论田赋徭役一律折银征收,废除力差;(4)“官为金募”,赋役的催征、收纳与解运皆由官府承办,改变过去征粮民收民解的办法。

  4.结语

  所以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一直都缺乏竞争力的明朝,无法发挥国民的主观能动性,使国家和人民都陷入困苦之中,但发生战事时只能被动挨打,财政平时就入不敷出的政府强制征税来维持战事,腐败的官员和权贵阶级利用职权大肆敛财,国家越穷,这些人越富,致使民不聊生。

  综上所述,国家对于税收和货币制度的制定之重要性,稳定的货币才能保证经济稳定。税收是国家主要的收入来源,税收制度的建立,并非低税收就能简单地减负,明朝最初就是建立低税收,但在实践过程中,低税收无法保证国家对公共服务事业的投入、军事力量的投入、地方政府无财政能力,导致农业经济倒退,人祸大于天灾,军事力量羸弱,那些百万军队只是数目字而已,地方政府执行效率低下等等一系列问题。无疑明朝的税收和财政管理制度拖垮了它的经济,因为它的制度背离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尽管晚明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那不过昙花一现。对已经过去的明朝税收和货币制度的分析,有助于当前宏观和微观经济、以及现代化会计和税收制度进一步深入地了解。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读后感(八):一点读书的小感悟

  作为一个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在老师的推荐下,我读了这本书。本书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我来说受益颇深。

  我一直认为能说明问题的书才是最值得一读的。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我至少明白了三个逻辑上容易出错的思维。

  一是作者论述的“低税政策问题”。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一些王朝之所以破灭,是在于过高的税收政策,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范围,随着矛盾的积累达到质变爆发了农民起义以及各种形式的革命,推翻了原来的王朝统治者,建立新的政权。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的研究中发现,不是由于很高的税后政策导致明朝政权的瓦解与崩溃,而是由于官定的税收政策过低才导致了明朝政权的没落。如何作出解释呢?在明代的财政管理中,由于官定的税收政策标准过低,导致政府中的工作人员不足,缺乏对实际问题的了解和掌握,官员的薪俸很低,导致责任感下降,以及公共投入资金严重不足(会导致国家的道路、运河等基础设施的维护与修理建设滞后)和中层后勤保障能力不力,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全国的财力来办理事情,国家所能够控制的资源只是所有资源的一部分。到最后,这又会使得普通的老百姓(纳税人)不得不缴纳的更多来为各个地方的政府的支出做出牺牲,特别是那些无法抵制的额外派征(说明:官定的税收政策使得政府无力办好事务,只好以各种名义来征收,由此才会导致纳税人税收负担的上升)。所以说,官定的低税政策没有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二是关于人口增长的影响。一般的看法就是人口越多,那么政府的税收就会越多。通过作者的分析,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而非客观的分析,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少会顾及到由于人口的增长会导致人均收入的下降。这样,我们就不会很幼稚的认为人越多、税越多这一直线思维所带来的弊病,我们也就能相对容易的明白实质性的问题。

  三是关于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说法的认识。根据我们高中学的历史“知识”来说,明代后期在中国的一定区域内(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出现了专业化的分工,经济呈现出很繁荣的景象,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开始”。根据作者的看法,这些现象在本质上并不一定是出现资本主义初始化的标志,资本主义初始化的特点是工商业有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倾向。我们翻开明代后期历史来看,明代后期缺乏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与条件,当时并没有保护商人的法律,货币匮乏,利率高昂,银行业也不发达,这些情况不利于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物资交流的扩大。同时,商人和作坊主也面临着各种障碍。当时,道路关卡林立,政府推行硬性采购、强行报效,并垄断了大运河的使用,官方也插手工业的生产。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拥有土地比较稳妥且有名声,同时又可以通过捐得官身而免除赋役,田赋得非进步性增强了农业生产的吸引力,损害了商业投资。从中国内地的各种大型的、奢华的古代遗留的民宅建筑,不难看出对土地的购买与使用,而不是进行更进一步的投资,从中更是反映了中国历史当中儒家思想所一直提倡的“以农为本”、“重农抑商”思想对中国资本主义萌发出现的阻碍与抑制。所以说,资本主义萌芽始于明代后期仍是一个值得考证的说法,我们不能根据一些单纯的现象的出现,就武断地对某些问题进行界定。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读后感(九):短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时洛阳纸贵,以至于很多非历史专业者都将其当作历史学的入门书籍。与《万历十五年》相比,虽然《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在外行不够出名,却可见功夫更加扎实。

  本书使人对明代的经济留下几个印象:明代的户部对财政的控制力极弱;明代盐业的专卖是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贸易垄断的滥觞;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实际上是他死后才推行的,他本人对推行“一条鞭法”也充满了犹豫。

  黄仁宇还评论到,与唐、宋相比,明代的财政根本上是一个失败,明代根本上不可能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人们将明代的失败归咎于‘封建“是错误的,明代财政的失败显示明代实际上是缺乏”封建“,地方的财政政策受制于”祖制“,缺乏自主性,难以改革。

  对经济学不熟悉的人来说,刚开始读本书的时候,面对一大堆经济专名与数据,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虽然本书的一些观点也有纰漏,但黄仁宇流畅的文笔,还是使得在阅读本书后本部分的时候,能够顺利地读下去了。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读后感(十):读书的一点点小收获

  作为一个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在老师的推荐下,我读了这本书。本书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我来说受益颇深。

  我一直认为能说明问题的书才是最值得一读的。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我至少明白了三个逻辑上容易出错的思维。

  一是作者论述的“低税政策问题”。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一些王朝之所以破灭,是在于过高的税收政策,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范围,随着矛盾的积累达到质变爆发了农民起义以及各种形式的革命,推翻了原来的王朝统治者,建立新的政权。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的研究中发现,不是由于很高的税后政策导致明朝政权的瓦解与崩溃,而是由于官定的税收政策过低才导致了明朝政权的没落。如何作出解释呢?在明代的财政管理中,由于官定的税收政策标准过低,导致政府中的工作人员不足,缺乏对实际问题的了解和掌握,官员的薪俸很低,导致责任感下降,以及公共投入资金严重不足(会导致国家的道路、运河等基础设施的维护与修理建设滞后)和中层后勤保障能力不力,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全国的财力来办理事情,国家所能够控制的资源只是所有资源的一部分。到最后,这又会使得普通的老百姓(纳税人)不得不缴纳的更多来为各个地方的政府的支出做出牺牲,特别是那些无法抵制的额外派征(说明:官定的税收政策使得政府无力办好事务,只好以各种名义来征收,由此才会导致纳税人税收负担的上升)。所以说,官定的低税政策没有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二是关于人口增长的影响。一般的看法就是人口越多,那么政府的税收就会越多。通过作者的分析,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而非客观的分析,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少会顾及到由于人口的增长会导致人均收入的下降。这样,我们就不会很幼稚的认为人越多、税越多这一直线思维所带来的弊病,我们也就能相对容易的明白实质性的问题。

  三是关于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说法的认识。根据我们高中学的历史“知识”来说,明代后期在中国的一定区域内(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出现了专业化的分工,经济呈现出很繁荣的景象,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开始”。根据作者的看法,这些现象在本质上并不一定是出现资本主义初始化的标志,资本主义初始化的特点是工商业有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倾向。我们翻开明代后期历史来看,明代后期缺乏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与条件,当时并没有保护商人的法律,货币匮乏,利率高昂,银行业也不发达,这些情况不利于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物资交流的扩大。同时,商人和作坊主也面临着各种障碍。当时,道路关卡林立,政府推行硬性采购、强行报效,并垄断了大运河的使用,官方也插手工业的生产。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拥有土地比较稳妥且有名声,同时又可以通过捐得官身而免除赋役,田赋得非进步性增强了农业生产的吸引力,损害了商业投资。从中国内地的各种大型的、奢华的古代遗留的民宅建筑,不难看出对土地的购买与使用,而不是进行更进一步的投资,从中更是反映了中国历史当中儒家思想所一直提倡的“以农为本”、“重农抑商”思想对中国资本主义萌发出现的阻碍与抑制。所以说,资本主义萌芽始于明代后期仍是一个值得考证的说法,我们不能根据一些单纯的现象的出现,就武断地对某些问题进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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