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贬低的思想读后感10篇
《被贬低的思想》是一本由景凯旋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被贬低的思想》读后感(一)：真话是一种偶然
索尔仁尼琴有一些常常被人引用的名篇，例如《不要靠谎言过日子》，还有他在受奖演说里引用的那条俄谚“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在中国，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化“解冻”，加上老作家巴金的《随想录》的陆续发表，让“真话”或“真相”变成了一个极有魅力的词，没穿衣服的国王及说出真相的孩子则变成了一组特别有用的比喻。学者李慎之于2003年去世时，他和瓦茨拉夫•哈维尔的名字常常被人相提并论，因为哈维尔也有一句名言叫“生活在真实之中”，而李的文章里通篇的大白话就被看作是“真实”应该具备的模样，是“无权者的权力”、“反政治的政治”的表征。不过，如许纪霖所指出的，和哈维尔关于说真话的理解——“公民的普遍行动”——不同，李慎之所谓的说真话建基于“相信精英人物的表率作用”。李慎之喜欢自称“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说明他渴望承担士大夫精神传统里的表率角色，并伤感于儒家理想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衰落。
读景凯旋写巴金的文章，他说，我们常常说及鲁迅，却很少想到巴金。此言甚是，好像鲁迅早就描写过中国人的根本处境和劣根性，乃至预言了其宿命的未来，巴金的价值就好像在于那一声“说真话”而已。他前半生给中国社会留下的那几份感伤而微贱的文学记录不再重要，他希望用现代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价值观终结儒家等级秩序，也不再被视为什么了不得的思想。我们谈论现状，谈论官场的虚伪，谈论公德沦丧，谈论教育的溃败，谈论遍及全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媚权，总有一个悬浮窗会跳出来，里面写着“诚如鲁迅所言……”
“真话”在鲁迅那个时候不突出，可能是因为中国民众尚处于启智时期，鲁迅的意义在于督促他们觉醒；不像后来，“装睡的人”的比例大幅增加，巴金认为自己身为知识分子之重要一员，不可带头沉默。鲁迅和巴金两人所面对的困境也是有些差异的。鲁迅当然不是只满足于被人树为榜样，1923年的名文“娜拉走后怎样？”用焦虑感延续了之前的“觉醒者”叙事：唤醒他人后又当如何？结论也十分悲怆：“假使寻不到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巴金的情况却是，所谓“真话”、“真相”的真实意涵，因为几代人持续放弃反思而变得模糊不明了，他作为清醒的人，其实并不清楚“真话”指的到底是什么。景凯旋评价说，“他为读者提供的史实和评价都太拘谨、太公正，也太政治正确”，这三个评语对应什么样的文本，不必读《随想录》就可以联想得到。
中国文人与东欧文人之间的这种比较，最后得出的总是类似的结论。在“文化大革命”过来的知识分子中，沉默是一个普遍现象，与哈维尔或索尔仁尼琴相比，巴金一面担心彻底地说真话会冒犯一个过大范围内的人群，从而有违传统的做人之德，另一面，他又不像我们熟悉的捷克、匈牙利知识分子们那样，有一种把诉万事于荒诞的雅兴。无论是在热情上还是在技术上，他们那代知识分子都无力揭示一个无所不在的压迫者，或一个压迫性的环境，因为这样做太累心，也未必有利于劫后的生存。
景凯旋还在相当多的文章谈到苏联时代的“萨米亚特”文学，也就是地下文学。“萨米亚特”作家是这么一群人，简而言之，“在一个不能自由表达的年代，他们曾经表现得就像是自由人一样”。这些文化现象进一步镀亮了东欧知识分子的丰碑。然而，还有另一类作家，比如近年来屡获殊荣的伊斯玛伊尔•卡达莱，他在阿尔巴尼亚独裁者恩维尔•霍查当政时是“地上”人士，甚至写过歌颂霍查的诗作，但在苏东集团解体之后，他把自己之前的所有作品都称为一种艺术性的“良心抵抗”，或者干脆躲进“反讽”这一掩体之下。他的情况同莫言略有相似：在这两个个案里，策略和技术的含量都大过良心。读《古拉格群岛》，个人的渺小、良善与独裁的强大、冷酷之间的对抗，从头至尾都在撼人至怆然泪下，但这并不表示“真话”就只有这一种说法，上升一个层级，“真话”的发生也不以此为唯一的环境。任何作家都不会同意，为了说“真话”，就要把环境描绘成《古拉格群岛》的样子。
卡达莱投机与否是个会被人一直议论下去的话题。罗马尼亚的流亡作家诺曼•马尼亚在《论小丑》一书里，也分析了艺术家与独裁者既对抗又共谋的关系，他用暧昧的语句丛林指出一个事实：你不论对独裁采取哪一种态度，都会受到来自内心和外在的压力的两面夹攻，让你怀疑自己本该选择相反的态度。尽管独立于权力的知识分子最可宝贵，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单凭与权力的关系来给一个知识分子打分，因为服从与不服从之间的确有大片的灰色地带，而服从与不服从的对象也因人而异，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萨米亚特”之类，面对的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敌人，它自己都是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强权的滑稽的附庸。荒诞剧作家哈维尔非常清醒，自己所以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并不是因为良心正确就能横扫一切，而是因为与他角逐国家未来的，刚好是一个早已威名扫地的对手。
《被贬低的思想》讨论的是那些被后人的抉择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其实书名就含有一个假定：因其正确，故曾被贬低、压制、禁锢、迫害。与景凯旋先生一样，我也认为“真实”是必须在西方语境里才能得到精确阐释的价值信仰，而巴金，他的“讲真话”总是与现实之间存在紧张。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但是，即使为真相和自由服务的写作能铭记于后世，我们却不能要求，所有的写作者都为真相与自由服务。在《随想录》言不尽意、语焉不详的背后，可能有对两种互相冲突的价值的权衡，我们可以批评他沉默，却无法指责他的权衡；又或者，他个人都未必明白这“真实”何在，以及如何用语言去表达。文本及其背后的真实态度之间，会存在旁人无法揣摩的关系。不论是对言说者，还是对听者和读者来说，所谓“真话”，常常就是一种偶然。
书评人：云也退
《被贬低的思想》读后感(二)：如何与遗忘做斗争
如何与遗忘做斗争
——读景凯旋《被贬低的思想》
杨津涛
删节版刊于2013年第一期《财经》，题为《记忆之珍》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我在Ladbrokes公司发布的博彩名单上，看到米兰•昆德拉的名字，赔率是66/1。自1979年《笑忘书》问世，昆德拉至少已被提名过六七次。在我这个平时对文学关注不多的人看来，他早该捧回一个诺贝尔奖的。正是在评奖前后，我读到了随笔集《被贬低的思想》，它的作者就是昆德拉小说的早期译者景凯旋先生。
景先生这本新书分为三辑，其中第二部分主要谈论的就是昆德拉。有学者说，对昆德拉的误读有三种，捷克人视他为“叛徒”；西方人当他是“斗士”；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他则成为反思民族灾难的话语资源与参照物。中国显然属于第三种，我们从昆德拉那里借鉴到了他反思的立场与观点，而无论这是不是一种“误读”，我相信这对于诠释“文革”以及后“文革”社会都大有裨益。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将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历史。”而“记忆与遗忘”恰是昆德拉小说惯常的主题，因极权统治者要抹去过往的倒行逆施，而知识分子有责任留下这些历史的痕迹。
昆德拉在“布拉格之春”后出走法国，以流亡者的身份审视祖国。如萨义德所言，流亡知识分子被解放出来，得以“不再总是小心翼翼行事”。以哈维尔为代表的更多人则选择留在捷克，他们的思想是自由的，但在审查制度下，出版却是受限的。任何被官方所允许的出版物，都要符合当权者的口味，践行着昆德拉所说的“媚俗”之路。在这种创作环境下，“萨米亚特”应运而生了。所谓“萨米亚特”是东欧在极权时代地下出版物的代称，也即是“非正式出版的手稿复制品”，景凯旋即有“东欧‘萨米亚特’写作盗火者”之称。中国在“文革”期间也有这样的文本，如《第二次握手》，这本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小说，当年被列为禁书，作者张扬因之身陷囹圄，但其手抄本却流传至全国，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小说不是历史，但来源于真实经历、见闻的小说，留下的也同样是可信的记忆，且常常能历久弥新。从《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到《夹边沟记事》、《乡关何处》，以及去年才刚刚与中国读者见面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这个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拥护苏维埃的年轻人莫名入狱，他的母亲苦苦等待的故事，被收录于蓝英年先生翻译的利季娅文集《捍卫记忆》。
这位俄罗斯女作家曾说，在灾难发生后，当局只要能及时堵住报刊的嘴，“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通通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为了“捍卫记忆”，她写小说、写回忆录，虽然不能出版问世，但她立誓，“无论如何我不会交出用痛苦换来的财富，并竭尽全力阻挠人民再次失去记忆。就算不再发表我写的一个字，就算我所呕心沥血的文学构思永远无法实现，也决不允许任何人从我作品中删除牺牲者的姓名和导致他们牺牲的共名。”
在特殊时代，记忆被昆德拉这样的流亡者，以及“萨米亚特”留存下来，当走出极权之后，知识分子的职责就从记录转为反思。中国“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亮相文坛。以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韩少功《月兰》为代表的一批作品，虽然揭露了政治运动对个人的迫害，使文学由宏大而虚假的叙述重回“人学”，但在景凯旋看来，伤痕文学“因为要符合权力话语，记忆成为可发表的记忆，一种有选择的遗忘。”如我们所知，只有一半的记忆不是真相。
巴金是另一个典型，这位1949年后再没有重要作品问世的大作家，他在“新时期”写下了《随想录》，翻译了《往事与随想》，试图以“讲真话”来反省自己的过往。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巴金因其忏悔的勇气，而赢得了文学之外的赞誉。只是与东欧同行相比，巴金的反思还是流于表面，正如景凯旋在书中所说，巴金“缺乏像赫尔岑、哈维尔那样的制度性思考和人性思考”。昆德拉之所以重要，也由于他没有将小说停留在就事论事，因悲剧而谈悲剧的层次，他对祖国发生的一切，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努力去挖掘那些人和事背后的本质性的东西。
在《被贬低的思想》这本书中，从东欧文学和昆德拉的精神延伸，有了第一辑内容，首先是作者对知识分子定义的概述，兼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从另一个维度来看，这些文章搭建起了“文革”后文学史的粗略框架，其中当然少不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长文《传奇年代》中，作者说，出现于伤痕文学之后的莫言使“历史被寓言化了”，如此一来，“生活不再是一连串由历史规律决定的事件，而是呈现出欲望、本真、原始、荒诞和宿命。”在肯定莫言作品对真实人性记述的同时，景凯旋也发现，“看多了他的作品，就觉得处处露出伪民俗的痕迹。但我认为，要写出人性的恶，是不需要任何虚构的。”在如今对莫言的一片赞誉声中看这些评论，颇觉难得。
本书谈中国与东欧的知识分子与文学，常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立论，但因为作者的本职是文学研究，所以有时对历史问题拿捏不准。如说胡适只是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改变社会的手段，因而“他能容忍一党专制的肆虐，有时还与党国合一的政府若即若离”。事实上，自南京政府建立，开启训政时，胡适先是与罗隆基以《新月》为阵地，鼓吹人权，后来又与蒋廷黻等人打了一场被后人称为“民主与独裁”大讨论的笔仗。总之，要求取消一党体制是胡适一贯的主张，而他之所以肯始终做蒋介石的“诤友”，乃是为防止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的成功。胡适当年的努力，同样是不应被遗忘的。
《被贬低的思想》读后感(三)：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
《1984》中那句饶舌的名言“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在越发觉得应该活在当下的青年人脑海里逐渐走向忘却。40年前、50年前及60年前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祖辈遭遇了什么，通通都是谜。而那个即将垮台的晚清时节的轮廓却在历史碎片的拼凑中变得日益完整和清晰。
这不是中国一个孤例，事实上，类似的故事在东欧和拉美重演。我们应该如何审视那段岁月？又该如何寻找个体生命的存在？这是景凯旋试图通过《被贬低的思想》给予回答的问题。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景凯旋，主要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并从事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作为昆德拉作品早期中译者、东欧“萨米亚特”写作的早期关注者，景凯旋拥有更为直接的文学与思想资源，更为多重的关照视野。
《被贬低的思想》是作者的首部思想随笔，主要从文学批评和历史叙事着眼，分析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讨论的对象从王小波、鲁迅、巴金、胡适，到米兰•昆德拉、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以及中国与东欧知识群体。
景凯旋说，选择翻译昆德拉的作品是一种对人价值与思想的选择，随笔集中的对象又何尝不是为表达自己对文学与存在的理解而做的选择。景凯旋将王小波作为开篇，将鲁迅、巴金与知识分子的身份探讨作为文集的第一部分，自然是在随笔集的起始定下了立场与角度，即在极权制度的特征以及在此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立场与精神世界。
在极权制度下，王小波与鲁迅一样秉持着怀疑的态度，正如离群者鲁迅的怀疑一切，不原谅所有人。在那个热情高涨的年代，怀疑与反思则是与时代反向而生的存在。正如作者所言：“崇高源于热情，怀疑来自理性”。理性观照的起源在哪？立场在哪？王小波告诉我们是常识，而常识则来源于世俗的日常生活，并非超验意识。
当知识分子意识到生命悲剧的前提下，如何处理与现实生活的紧张关系？米兰•昆德拉对存在主题的关注，远远甚于人物本身。这并不能决定身为作家的知识分子的成败。如何在其作品中处理人物与存在的关系才是关键。
在早期的作品《玩笑》、《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中，米兰•昆德拉通过对现实情境的荒诞化处理导出对日常现实的思考，形成了对现实冷峻的批判。然而，当米兰•昆德拉后期越发想突破这种紧张的关系，寻找终南捷径，“越是想把对现实情境的描述改变为对普遍存在的思考，其作品就越是缺乏一种生活的日常性力量。”作品的思想性也便随着日常性的缺乏而走向平滑。与之相反的是，“俄国的良心作家”索尔仁尼琴则用最底层的世俗精神去反抗生活中的伪崇高，使得他的叙述语气和人物言辞透出一种罕见的力度，力度里有反思、有理性。
索尔仁尼琴认为当今世界缺乏道德勇气就在于宗教感的丧失。这种宗教感的丧失在景凯旋看来，却是潜伏已久。“中国人不憎道士，并非由于道教属于土生土长的宗教，而是由于它的非宗教性，它对现实享受的追求。”对当下的现世追求，导致了我们在极权制度下的反思缺场。
在匆匆告别上一场革命之后，我们几无反思地匆匆迎来了西方的科技革命。科学技术的客观革命将人类生存由整体划分为分子与个体化的断裂式存在。这种断裂不仅仅是空间的，更是时间序列上的，历史性的，导致人精神上的主体性缺失。思想的崇高与重要性在这个断裂中被消解。
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作者希冀发出的鲁迅式的声音与民族文化反向的孤独者呐喊，对于回归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反思历史皆指向当下，指向当代人的存在困境的思考，而这一切最终都归结于对存在之自由的找寻。
书评人：易珏
《被贬低的思想》读后感(四)：黑夜中的点点星光
大三为什么想回归自己了？当然除了看见一些自己感到恶心的事情外，更多是分化了。我现在开始为自己考虑，为自己行动，有时候感觉自己一天没完成任务，都面目可憎。人终极孤独，我相信了。但这其中会有许多未知的发现，未知的认识，在一个偶尔的时刻让自己内心变得明朗起来。一束火花耀眼，刺激你的感官，过后归复于平静，但我相信有和没有是有区别的。这过程是你自己形成你的观念系统的一个个递进的过程。大浪淘沙，拾取的就是自己观念的一个个堡垒砖瓦，建成自己的观念系统，区别出许多复杂的观念逻辑，确定自己判断。在许多人无奈时刻，自己内心可以喊出，不，还有另外的选择。
景凯旋的被贬低的思想，我莫名的欣喜。那么多人坚持的观念，对社会的认识，这些思想精华不仅反映当下人的粗鄙，更显示出一种永恒。永恒对我而言，不管处于什么时代阶段，它都能深入时代纵深，看到一些事实，那些都是我们要否定，要回避的事实。我不看好刚性地执着，不管过于利他，还是利己。这本书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念是，物极必反。其实，很多道理，从那字面上看，我们都对它被经常提到重复到厌倦。不过呢，我们仍然一无所知。这就是事实。你过于崇高，你就成了伪崇高，就是刻奇；过于追求理想世界，掉入了极权主义。这两个我身边都有，一个我以前经常幻想，然后经常幻灭；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制度，一个你不认同你就政治不正确的现实。
对于当下，我无法用一贯积极向上的态度去面对，因为我与谎言共存，更甚的是我与谎言妥协，更投降的是，我会成为谎言的信徒，成为谎言本身。妥协与投降就是一步的距离。出淤泥而不染，我不认为它对于我有多高的意义，在沼泽中前进是当下的现实，绝大多数会没有足够耐力去坚持到底。或许，我应该进行内心的流亡。在内心去发出自己的主张，去自己行动，去拯救自己，去帮助至亲至爱，承担社会责任还很遥远，在当下提及我都没有底气，因为很多人终其一生都难以争取足够物质资源满足自己。
我现在也认为，我个人的发展现实是取一个中道值。最低的下限要看你足够堕落到什么程度，只要你不烂到那样，至少不会低于你自我想象中的溃烂程度。但是你高的上限不会高于你所认为的预估值。当然，这种假定只适合我，我是为我而总结的。我可能想经常做什么，但耐力承受不足以持续坚持，但也在坚持，我会努力朝最高预估值前进，但那很可能是一个地平线，是一个驱动自己的极限愿景。
我不认为自己应该完全按照外界标准，但也不能不听。保留自我与外界存在一定的张力，这是景凯旋的书教给我的一个事实。我也明白我的观念系统很有可能像艾未未所说，是现代主义观念，一种相对的，不确定的，发展的，批判性认识的观念。他不是不可知论，不可知的观念是在逃避，现代主义在沼泽中前进，不会丧失前进的驱动力。
你或许经常驾驭不了一些话题，慢慢去认识，去尝试，从已知逐渐步入未知，你可能不前进，但这并不绝对。被极权主义绑架了的社会中，仍然有许多优秀的心灵在驱魅，他们头顶着被审判的现实，在已经被限定的思想界限中突破，找寻当下的事实，去理解，去记录，去揭发。
写着写着，我也不认为我该怎样，至少保留一部分未知给自己去试探中前进。
坦诚面对外界，从自己出发，别用概念，别用他者事实压抑自己的判断，别回避那些无需矫揉造作就能说出的话，即使在外界看来这是政治上不正确的。
《被贬低的思想》读后感(五)：摘录
1、作为一个荒诞派戏剧家，哈维尔却坚信在人类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主宰，他把它称为“绝对的地平线”。在给妻子的狱中书简里，他写道：真正的信仰是某种远为深刻和神秘的东西，它肯定不依赖于一个特别时刻的现实。也正是从这个立场看，只有对信仰有着深刻理解的人才会看到现实的真相。
2、因为不把真实视作一种价值信仰，我们才对生活在谎言中抱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又因为不把真实视作事物的本质，我们才看不到基本的事实。在巴金的回忆录中，讲真话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在许多问题上他都似乎痛苦地不能采取一个绝对真实的立场。他的回忆涉及个人经验，但缺乏的恰恰是个人性。一个研究他的学者去看他，巴金的沉重、凝虑给那个学者留下很深印象，他后来写道：他的感情似乎总是陷在一团噩梦中挣扎不开。巴金的疑虑来自他对中国的政治斗争有过于丰富的经验，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言论连同那种表达言语的形式，都是出自他肺腑深处，沉重感反而增加了老年巴金的魅力，这是一种深谙中国社会，充满东方人智慧的生存与斗争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