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法西斯》的影评10篇
《普通法西斯》是一部由米哈伊尔·罗姆执导，米哈伊尔·罗姆 / 玛琳·黛德丽 / 约瑟夫·戈培尔主演的一部纪录片 / 历史 / 战争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普通法西斯》影评(一)：小评
政治因素加上艺术因素的电影，我觉得不够斯拉夫民族。这种旁白式的纪录片，和中规中矩的叙述风格也不是我喜欢的。觉得还是不够犀利，不够深刻。
《普通法西斯》影评(二)：很失望
今天去资料馆看了这部片子，记得资料馆在宣传的时候有说，这部片子揭示了普通人是如何变成法西斯的。这是个很深刻的话题，因此早早买好票，官方的开幕式冗长而官僚，一个多小时以后才开始放映。
不得不说是失望的。根本没有对上面的问题进行关注，只是揭示法西斯的残暴，对法西斯进行嘲笑而已，反思成了对苏联意识形态的鼓吹（或许在当时也是可以理解的）。
也怪自己没有早早领悟，对法西斯的深刻反思，怎么会来自1965年的苏联（官方）呢？
从电影的艺术上说，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片子。剪辑很棒。但是，但是！但是这并不能掩饰它的肤浅。
印象很深的有一段话：
“希特勒说，他就是党，党也是他。德国人只知道元首，不知道人民，不知道祖国，他们放弃了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这是来搞笑的吗？！用西方的思想来攻击法西斯，又抓不到要点。作为一个人的权利，首先是要承认个体的尊严呀！人的存在不是祖国和人民定义的。人民，那是美化之后的利维坦而已。
另外，里面的各种嘲笑都让人觉得乏味又无聊。
如果看这部片子，把它作为艺术品更恰当，被绞死的人投射在墙上的影子，那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此外，从对比的角度来思考这部片子，是更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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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失去了信仰的时代，最珍贵的是保持独立思考。
《普通法西斯》影评(三)：普通的法西斯
至今，每到“二战”纪念日，中央电视台的电影频道都会播放苏联导演米哈伊·罗姆的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1965）。这严格说来是在苏联有悠久传统的“汇编影片”（compilation film），即灵活剪辑史料镜头，使之产生新的价值与意义。影片巧妙结合苏联红军从德国电影资料库中缴获的资料片、新闻片或德军战犯手中没收的个人收藏，将历史影像与1965年和平时期的生活场景镜头比照，更令人们体会战争之罪恶与残酷。罗姆更亲自撰写解说词并解说，对纳粹兴起及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极尽辛辣嘲讽之能事。
盲从盲信的时代，要焚书、阻扰思考、迫害发出异议的人、通过人种分类来迫害异己和维持自身优越感。在这里，是“雅利安”人种的优秀和犹太及斯拉夫民族的“低劣”。前者，数百万人，被冷静、科学、经济、有序地屠杀；后者，被侵略土地、掠夺资源和人力。二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在德国被血腥镇压后，口头上被第三帝国重视的工农群众和市民，日常生活被狂热化、仪式化，法西斯美学渗透各个层面。个体没有价值，只是不会思想的机器零件；“群众”排山倒海的狂热有传染性，令绝大多数人不再敢产生怀疑念头。现代媒介技术如麦克风、扩音器、广播和唱片把希特勒极具煽动力的嘶吼传播向各个角落。人们为元首热泪盈眶。影片结尾，是那些在集中营留下最后一张黑白照片的人。他们早已不在，但仍然圆睁双眼，质询的目光灼灼，可穿过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时空。
反人类的暴行不断重演，实际上离我们并不远，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上。
《普通法西斯》影评(四)：人性本身就具备反人性的因素
这部片子为大部分人所热衷的，往往是它运用声画蒙太奇的手段把资料影片化为己用，使同一事件呈现了与先前完全不同的效果。
不得不说，前半部分对希特勒一帮人的调侃大快人心；然而，记住了风趣的讽刺，更不能忘记深刻的警醒。
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可怕，是因为没有人民群众的配合，就不可能造就这样一股狂潮。而更进一步它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泯灭实际上有多么容易,而人性本身就具备反人性的因素。
人性需要心安理得，因此在群众的狂热面前，它会自动放弃思考的权力，放弃对自己参与的丑恶的感知。
作者揭示出，直至战后西德人民仍未从根本上反省自己，他们需要快乐，需要恋爱，需要释放负罪感。他们有这个权利，而这也无可奈何。
只是在我们要求自己活在当下、及时行乐的同时，历史的悲剧却不容许人们遗忘。这世界上有那么多无辜的人因为人性的罪恶牺牲，有那么多敢于说不的人被夺走生命，怎么能不引起我们后人的重视呢？他们虽然死了，但眼睛仍在看着这个世界，盯着人心。
人们都说要将心比心。那么好，假设你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市民，你真的会站出来撕开希特勒的假面吗？假设你成为了一名纳粹士兵，你真的能意识到自己的人性已经丧失吗？
前一阵子看一篇文章，提到“公器”一词，即社会赋予的身份，如记者、士兵、警察、政客等。文章认为，公器必须舍弃个人身份，患上社会赋予的身份去行事。试问倘若这样，一个走向歧途的国家还有觉醒的一天吗？
影片中有句解说词写得好：“牺牲固然需要很大勇气，但是在周围的人都说是的情况下敢于说不，在周围的人都不再当人的情况下，自己仍然当一个人和一名斗士，在严禁思考的情况下依旧思考，这样做，所需要的勇气也和牺牲所需要的勇气一样大。”不错，人类需要勇气，人类的美好未来需要这样的勇气。人类不应只图快活和心安理得，而忘了自身的尊严和原则。
而到底什么时候说是？什么时候说不？标准绝对不是依据自身的身份。标准就在这句解说之中：坚持做一个“人”，做一个有尊严、有思想、有道义的人。
《普通法西斯》影评(五)：普通的法西斯 Обыкновенный фашизм
一部六十年代来自前苏联的纪录片，有比较强的说教意味，总之用意是在警示世人，何谓法西斯的罪恶。导演用心良苦，在结尾提醒，法西斯还没有完全被消灭，虽然熊熊法西斯之炎已被正义扑灭，可法西斯思想犹在，法西斯的死灰还有那么几点火星，千万不能让它再次复燃，危害世界了。
稍微了解希特勒的人都知道，希特勒不是德国人，他原本是一个奥地利人与农妇的私生子，身世很卑微。他以前是画画的，当过维也纳的流浪汉，参加过一战，可是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唯一可以说的是他在一战的时候得过一枚铁十字勋章。最后，他进入政府为其做情报工作，一次偶然机会去监察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加入了该党，并凭借其出色的演讲逐步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最后当上了纳粹党元首。经过数次斗争，这个狂热的煽动者爬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但是他还不满足，他想当独裁者，他要效仿凯撒与拿破仑征服世界。他成功了，他当上了独裁者，可是他也注定会失败，征服世界让第三帝国存在一千年哪有这么荒唐的事？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演讲，肢体语言一场丰富，他们的演讲简直不是拿来听的，而是拿来看的。相比于语言，身体与表情更加原始，也更能打动人民、或者希特勒所谓的人群，要不在当今人士看来如此不可思议的信条怎么会有煽动如此众多的人，让他们死心塌地地作为信仰。
这部片子里面有几个值得一提的事：1、希特勒把他写的《我的奋斗》作为纳粹的圣经，为此制作了一本由牛皮和钢铁封面的珍藏本，纳粹党把它封入石棺中预备存放一千年，因为他们相信第三帝国会存在一千年。2、希特勒的纳粹礼是从墨索里尼那儿学来的，希执掌德国之初有学习莫的倾向。
无论如何，希特勒还是千古罪人，只屠杀六百万犹太人就够他被犹太人记恨一万年了。
《普通法西斯》影评(六)：逐渐死去的历史
没想到这部影片一个最让我感动的点是那位选择去陪伴集中营儿童的那位教育家，字幕组翻译是杨奴施柯尔察克，百度搜索不到这位作家、教育家的名字。人的才能有很多种分类，有的人擅长运营管理，于是他制订了一条条线路运送俘虏；有的人擅长公开演讲，于是他煽动民众强制灌输精神法令；也有的人，只是擅长讲故事，于是他选择主动去集中营，陪着孩子们给他们讲故事，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毒气室内，他依旧和孩子们在一起。
这几天看《丧钟为谁而鸣》，其中某些场景像极了那些举着火把集会游行的人，在某种共同的群众仪式下，人们似乎被授予了某种自由意志似的，所有人不再是自己，只是那八千万分之一，他们在某种精神力量下由人变成野兽，但关键是他们还以为自己是英雄，那些暴行，那些以革命以党的名义做出的暴行，他们怡然自得，他们不再考虑约束和别人的感受，他们停止思考因为只需要接受他们“上帝”的旨意。
我会告诉自己的孩子，我们的民族遭受过惨痛的经历，但我们也给其他种族带来过不幸与死亡，历史上发生过许多类似大屠杀的人类灾难，人类的文明外衣脆弱无比，你要对人性的复杂有所了解。我只希望你记住历史，时刻保持理智，尤其是对于集体意志。带着爱与责任心好好过这一生。
《普通法西斯》影评(七)：经典二战电影回顾
图发不上来，完整版请看链接http://i.mtime.com/10312111/blog/7919279/index-1.html#Comment_8232907
历史的记忆
历史不会被忘记，铭记是为了更美好的明天。战场上的英勇无畏，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家园。
《普通的法西斯》
前苏联纪录片。从普通人的视角切入，搜集了大量战时资料，层层深入，详细剖析了法西斯暴行的形成原因及必然灭亡的历史结果。从天真可爱的孩子到普通的法西斯不过一步之遥，极端政权下的极端组织是畸形的特殊产物。该纪录片上映于1965年，意在提醒人们勿忘历史，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在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我们更应记住历史的教训，永远杜绝这种极端思想的重现。
《桂河大桥》
建桥、炸桥，战场上的尊严与为了胜利而牺牲的冲突，桂河大桥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桥，它是通往胜利的桥梁，是赢得解放的关键道路。这座桥见证了人们在抗争中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也见证了他们不朽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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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家园
纷乱终归止，战火有尽时。战争的尽头，是国土家园。
《拯救大兵瑞恩》
特别行动小组出色地完成了营救列兵瑞恩的任务，然而站在陵园墓前，没有人说得出八个救一个是否值得。在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战争中，为了亲人，为了兄弟，无数英烈冲在前线。营救难题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曾经付出过的巨大代价与今日和平生活的可贵。
《钢琴家》
流亡，流亡。永无止尽的流亡，是家人的离散，是沉痛的创伤。黑白的琴键弹奏出流离之苦，暂时的躲藏求得来日久长。在阴霾之下，善恶没有界限，终报之时，方见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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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主战场
经年鏖战，终保安康。苍茫大地，泪祭国殇。
《铁道游击队》
小米加步枪，是特殊年代里的真实写照。革命加爱情，是红色道路上最诚挚的结合。英勇无畏的精神与足智多谋的头脑，是永远打不倒的堡垒。宏大的主题，朗朗上口的旋律，让人们记住了银幕上的游击队，在多年后的今天，它仍是为我们引领的向导。
《鸡毛信》
儿童题材革命故事在众多类似作品中也起到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儿童兵年纪虽小，点子却不少，在与敌人的较量中往往以智谋取胜。导演石挥对于影片的把握恰到好处，不时展露儿童机智幽默的一面，以较为轻松的口吻讲述了智勇双全的小英雄的故事。
补充推荐：《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地道战》、《青春之歌》、《红日》、《闪闪的红星》
回顾与展望
铭记历史，珍视和平——这并不是一种愿望，而是我们力量和信念的源泉所在。
《浪潮》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火苗重又来临，你，是否能将它看清？《浪潮》是近些年来鲜有的反思战争的优秀作品，它试图从人的日常心理分析特殊状态下人们的变化。本是一次小小的试验，结果让人们看到了人为组织下学生们的疯狂状态。结尾老师的无助令人深思，远去的历史留给了我们怎样的问题？
《父辈的旗帜》
历史总是严肃的。可是历史真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吗？父辈的旗帜永远定格在照片中，而历史的真相也永远飘散在风中。一张改变历史的照片，几个老兵尘封的回忆。过去的已过去，未来在后辈手中。当我们能够正视历史，我们的世界才能真正向未来前进。
补充推荐：《死亡实验》、《孽债》
《普通法西斯》影评(八)：历史经过的秋晚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这样极好的话，论真理与上帝孰重。他说以上帝为重于真理者，继必以教会重于上帝，其结果必以其特别教门重于教会，而终必以自身为重于其特别教门。由此想来，阿尔道夫•希特勒在狂热地臣服于他的子民面前喊出的那句精彩的“我就是党！”，也便是在情理之中的了。历史记录片之所以这般袭人以震撼予人以遐思，是其同一部厚重的二十四史无异，它透过黑白闪烁的画面和冷静平白的语言告知银幕下的观众，过去曾如此，现在正如此，将来要如此。
听着德国独立音乐人麦斯米兰如诗歌如童话的吟唱，难以想象这个以冷静严谨著称的日耳曼民族曾疯癫地毁灭所谓的劣等种族，剥夺儿童发展的自由意志，以及拥有让人群远离思考失却个性的同时高呼“万岁”的非凡能力。
曾有人俗鄙地称“历史是无情的婊子”，想来是由于它常常臣服于强权与政治的缘故，毕竟以死相逼也不愿更改笔意的史官早已随一两千年前的尘土永沉地下。因而，我们今日所见的文字和图像往往都是经过了粉饰或扭曲的，与其说我们尝试寻求历史的真相，不如说我们是被掌权者和发言人用一根鱼线牵引入其国民思想政治教材的。真正的历史，是过去时空里的言行与事件，上一秒上一年已然逝去，没有人能够改变，同时无时无刻不在产生。但不幸的是，历史仅靠了人这种有感情有思想的物种来依存，就永不可能有绝对的确切。按心理学来说，客观事物或事件所以能保留在人脑中，是已经经过人的主观改造的，不可避免地带上人的个体情感和思维想象，再加上，即便是脑中的所思所感用文字记录下来，也只是一落言诠便失真谛的。套用柏拉图对美与现实世界、理念世界关系的论述，即可推出，历史书籍或影像与真实的历史也是隔着三层的，不过是“影子的影子”。
如此看来必然有人质疑“那我们还需要了解历史吗？”，在我看来这正是人的悲情而伟壮的所在。古希腊贤人曾以为“至高的善”在于“无所为而为的玩索”，那么像人类剥去历史外壳这般的徒劳工作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凄怆，是知其无望而仍然包含热忱的讽刺。可细细想来，这种精神却贯穿于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文化史中。两千多年前，仲尼在楚国隐士接舆或并耕的长沮桀溺面前，无力地坚持贯彻儒家政治主张，正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之所彰，对于仲尼这类圣贤来说，实是其道不显早知之矣。而现代历史中，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做着同样心酸的努力。鲁迅的伟大不在于他以投枪匕首的文字投身革命的热血和无私，而是他在勘破这乱世俗物之后，没有选择抱着犬儒心态隐退而自得，而是依然不计后果地扑身左翼文学事业，于黑暗中描画气数微茫的白昼，于绝望中期望有所得救。这亦可代表了然现世无望，依旧欣然入世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无畏与悲壮。反观你我等芸芸大众的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不可避免的悖论。因此，历史是不读不可的，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人而言，了解历史、反思历史是不可不珍视的内在省察与外部观照过程。
在如今浮夸躁动的世界，大概已没有年轻人在床头放一本辛亥革命或中国史略的书了，就连历史纪录片也成了少有人问津的高阁影像。尽管如此，黑白灰的晃动中仍然有人曾读出凄惶与沉重。
高度文明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跳舞或打高尔夫的年轻一代的笑脸中已没有几十年前那些浩劫的伤痕记忆。孩子的眼神如斯纯澈，与希特勒年代倒在母亲旁的被恐惧染白的孩尸，形成了可悲而震撼的对照。可是，好像死亡，与那些被夺去思考夺去个性的青少年的麻木生命相比，也并没有更可怕。在希特勒的眼中，一个人是不存在的，只有成百上千万的人群才有意义。人们在听完统帅激情澎湃的宣讲之后，高举着手连喊三声万岁的时候，他们的眼神是空洞无物的，他们的决心与热情也是架空遥远的。或许希特勒要的，正是一群听从指挥为他征服他类民族与世界土地的人，一群有着硬拳头的战争的工具。可这样高度统一狂热的信仰形态控制下，总有一些冷静而睿智的人说出了“不”，于是流血与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正是有这些独立民众的存在，才推动了人类文明与思想的发展。他们的眼睛看着我们，是的，那些牺牲在集中营毒气室和超负荷劳作的人的眼睛，透过时空的尘芥，意味深长地望着我们。当作为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都被剥夺了的时候，生命便成了机械的冷漠行走。由此，我不得不想到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可以说大部分百姓争端与诸侯纷乱的祸因即在于君王的不可侵犯，统治者希望民众永远做最顺从的奴隶，只有臣服没有反抗，而统治者的暴虐也是出自对于其他思想与行为的不宽容。正如胡适之所言，容忍是比自由更难的。
当德国受到苏联等国家的激烈反攻时，当带着纳粹臂章的对着希特勒惟命是从的军人失去亲人有朋时，当他们一批又一批被送去前线永无归来之日时，德国民众的眼神开始迟疑。他们开始思索，思索所言所行的意义。他们开始怀疑，怀疑这么长时间来自己的信仰的归属所在。胜利是什么？胜利对普通民众来使究竟意味着什么？好像萧军在《八月的乡村》借人物发出的疑问：打跑日本人就有新世界吗？穷苦百姓的运命便能就此改变吗？事实是，即便在抗日胜利后，如汪文宣这般的知识分子也只好在胜利的烟火中孤寂死去，战争夺去了他的家庭与生命，而胜利后却没有人来兑现与偿还。
我时常揣想战争这样自古以来的人类行为。老庄一贯向往原始社会，希望退回到民风朴鄙，无争无战的原始氏族社会，在野心膨胀的激进乐观的当权者看来，不免是浅陋而消极的痴想。现代社会固然是令人神往，科技发达，文明进步，法制谨严。可是真的当你自己被践踏在他族的铁蹄下或闻到弹火的烟气、摸到死亡的衣角之时，罪恶混乱的文明时代还是荒蛮朴鄙的黄金时代，这个选择的答案便不可轻易知晓了。
过去曾如此，功过是非只好个人自晓于心。再来看看我们当今的社会，狂热的个人崇拜一度在世界各地出现，思想专制与意志剥夺也频频可见，野心与暴力一分也没有减少。更可笑的是，这一辈惶惶度日的年轻人，即使在“五四”青年宣扬了自由与理性之后，在一定限度内获取了平等与个性之后，却不自知地放弃了思考与改变的权力，趋同于庸众似乎成了最强硬的生存法则。由此想来，精彩的发声濒临绝迹，并不是全无道理的。
看一部好的电影或纪录片，就像是读一本好书，或者是词句，或者是画面，就有那么一刻轻易地把你打倒在地，一时憋闷而后余味袅袅。我想，罗姆用《普通法西斯》确实地做到了这点。
《普通法西斯》影评(九)：导演说
本片是苏联纪录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导演罗姆创作生涯高峰的体现（是他生前亲自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苏联电影的重要流派——思想电影的代表作。罗姆创作的动机在于，通过影片使观众思考，为什么20世纪出现了法西斯这个怪异现象？为什么希特勒能够掌权并蛊惑那么多人为自己卖命，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影片研究了法西斯的思想体系，这产生了更大的揭露力量。
本片不是按时间顺序拍摄的普通纪录片。它是一部艺术政论性作品。影片按章节构成，每章有一个主题，各有自己的开头和结尾。有的章节的标题就显示了章节的主题，如“我们属于你”，“曾经有过另一个德国”等等。这种结构原则可以使影片不受时间发展顺序的限制，而集中、突出作者所要表现的问题，使影片的思想更鲜明。但影片的章节并不是与时间的发展和事件的顺序毫无联系。这些章节的次序安排仍然表现了法西斯从掌权到灭亡的历史。同时，各个章节虽然各有自己的主题，但彼此之间仍然有内在的联系。它们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从而有重点地，又是全面地表现了法西斯的本质。我们在影片中看到希特勒怎样由一个无赖变成了总理，又怎样被宣传成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受到万民膜拜；我们看到法西斯怎样为发动战争作思想准备：一方面宣传军国主义、种族主义思想，一方面排除异己，迫害犹太人及一切“和希特勒想得不一样的人”，还把所有体现进步人类文化的书籍一焚而光。我们看到法西斯集中营的真相，看到希特勒军队怎样践踏别国的土地。最后，我们也看到了法西斯的灭亡。
可以说，影片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法西斯的真面目。但这只是影片的一个层次。影片还有另一个层次，那就是表现了法西斯的周围世界，更主要的表现了人民。我们不仅看到了希特勒上台前后西欧的政治形势，看到了一些国家政府的机会主义态度，而且看到了当时德国的进步力量，看到了革命者的活动以及德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和遭到镇压。这一切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的力量对比，看到了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和德国法西斯的微妙关系和相互影响。
影片还有第三个层次，那就是表现了战争结束20年后的60年代中期的世界。除了各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外，还有军国主义势力的蠢蠢欲动，还有法西斯组织东山再起的企图。因此，如果说，影片表现了从30年代到60年代这30多年的世界历史，说影片是一部史诗性作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影片甚至把观众的思绪带到遥远的年代：当人们还在茹毛饮血时，他们已经知道创作，他们已在岩壁上作画；而几千年后，法西斯却在践踏人类文化。这种对比，这种跨越时代的思考，正是史诗的特点。当然，影片还指向未来，更准确地说，影片是为未来而拍摄的。它推动观众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人类的未来。它早已超出表现一段历史的命题了。正因为如此，尽管影片中有大量法西斯罪行的镜头，但影片给观众的主要不是凄惨或恐怖的感觉，而是对历史的沉思。
影片中关于希特勒和法西斯德国的镜头，都是纳粹新闻电影工作者拍摄，由罗姆选取一部分剪辑而成的。纳粹摄影师拍这些镜头时是把它们当成崇高、伟大的东西来表现的，可是在罗姆的影片里，这些镜头内容却显得卑下可笑或令人气愤。这就是在明确的创作思想指导下的剪辑的作用。纳粹摄影师尽管想把所拍的内容表现得崇高而伟大，但在法西斯对文艺的控制下，他们的思想已经僵化，拍摄手法已经变成了一种模式。比如拍希特勒时，多半是同一个角度，同一种构图，同一种姿态，同一种表情。这一切，经过罗姆的精心剪辑，使它们集中起来，成为类比关系，就使希特勒的形象变得可厌可憎而又可笑。再如，当年纳粹摄影师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拍摄这些镜头的，他们不可能正确理解自己所表现的内容的真正意义。他们甚至注意不到事物的区别和变化。而20年后，当罗姆观看这些材料时，却能看到纳粹电影工作者看不到的东西。比如纳粹摄影师在拍摄戈培尔的演说时，总要例行地拍一些听众的镜头。但罗姆却能发现，在纳粹行将灭亡前，戈培尔又一次动员群众去当炮灰时，听众的眼睛却露出了失望、怀疑、惶惑的神色。而经过罗姆的剪辑，法西斯失败的不可避免性的思想就体现得更为鲜明了。
罗姆的方法是成功的，他对大量素材进行精选，然后按照杂耍蒙太奇原则进行排列，以造成震撼人心的效果。影片并不是自始至终让观众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影片中还按一定的节奏穿插着抒情的镜头，如青年人谈恋爱，儿童和母亲在一起，远古时代的岩画等。有不少镜头带有幽默、嘲讽意味，让观众忍俊不禁，如德国青年奉命制造“献给元首的礼物”的场面，希特勒参观画展，墨索里尼发表演说等。就在表现希特勒军队屠杀人民的镜头之前，还安排了一组镜头，表现这些士兵在河中洗澡，逗弄小狗，刮胡子，吃饭，在唱机旁听音乐。看起来，这都是些可爱的青年，可是转眼之间，他们就举枪向老百姓扫射。可爱的青年变成了疯狗。这样的对比性画面，不能不让人沉思。
影片中表现20世纪60年代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生活的部分，是影片创作人员拍摄的。这里罗姆采用了维尔托夫的“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的原则，基本上采用偷拍方法，使画面显得非常生动。从表面看，这一部分似乎与全片内容不够协调。但这部分内容体现了罗姆重要的思想：怎样才能使法西斯不再复活而去破坏今天的生活。罗姆创作影片不是为复述历史。影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谁都不能说，法西斯及产生它的根源，在今天已经消失了。
《普通的法西斯》是罗姆的一次重要的艺术探索。它自然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影片对法西斯的阶级根源还强调不够，表现希特勒的部分个别地方的讽刺手法还停留在表面上，有些场景显得重复，等等。但罗姆的探索总的来说相当成功。他为纪录电影的创作手法，为表现法西斯和战争这个现象打开了一条新路。
《普通法西斯》影评(十)：一些资料
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影片。我希望，您能和我一起来反思。”米哈依尔·罗姆在影片的开始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同对面坐着的德语翻译交谈。1965年，观众一直期待着这样一部影片，从纯粹的社会经济学或是心理学理论的角度，来剖析法西斯主义。因此，当时的这部《普通的法西斯》在东德和西德地区都备受观众瞩目。因为，那时在西德地区，纳粹时代的阴影数十年来挥之不去，这一题材成为影视创作的禁区；而在东德，人们也早已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反法西斯影片的说教和大同小异的反思类纪录片。
罗姆通过这部分为16段的纪录片，慢慢地揭示了主题，并近乎完美地再现了历史事件的诸多细节。为此，罗姆和他的剧组成员花费了超过200万米的胶片，搜集了成千上万张照片，其中许多史料是来自原纳粹时期的帝国电影资料馆，还有一些是德国战俘保存的影像记录。维克托·克莱普勒在战后出版的有关第三帝国时期语言解析中所表现的日常生活场景，在米哈依尔·罗姆的《普通的法西斯》中通过德国人自己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再度演绎，深刻挖掘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
本片中，罗姆并没有去说教、控诉或是指责。罗姆的主旨既不是强调那些触目惊心的场景和不容置疑的答案，例如在电视中反复播放的欢庆胜利时的回眸一笑，也不是突出那些饱经磨难的被访者的感受。他着意客观地再现纳粹时代的真实情形，而他本人则更像是在拍摄一次考古研究过程，不夹杂任何主观的感受。尽管如此，罗姆的视角还是带有个人的风格，并与其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代表了一代人的反思。因此，在当时对历史的认知程度的基础上，1965年拍摄的《普通的法西斯》通过米哈依尔·罗姆的诠释来表现这种认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这部影片中的诸多见解和评论，也有助于今天的观众深入了解纳粹时期德国人的日常生活。
几乎所有的纪录片都带有时代的烙印，而罗姆采用纪实片中罕见的蒙太奇剪辑，来达到跨越历史的效果，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今天看来仍令人叹为观止。影片的开始是一组镜头，表现了莫斯科、华沙和东柏林街头嬉戏的儿童，如同素描画一样，勾勒出1965年的世界。罗姆解释说，所见即所思。然后，他让镜头随着思绪追溯往事，如同刻在洞穴中的远古岩画，最后定格在一组偷拍的实景中，那是罗姆通过安置在莫斯科大学校门前的摄影机拍摄到学生参加考试前后的场景。“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各不相同。”罗姆的镜头摇到了莫斯科街头的一位母亲身上，她正充满怜爱地注视着她年幼的孩子。突然，银幕上一声枪响，镜头切换成一张历史照片，画面是一名德国士兵向一个妇女的头部开了一枪，那位妇女正在试图从他手里抢回自己的孩子。接下来，镜头再次闪回到现在的莫斯科街头，那位母亲安详地抚摸着女儿的头发。
“一般说来，枪声过后应该马上继续拍摄死者倒地后的样子，这才符合逻辑。”在1966年发表的文章中，罗姆这样解释了他的蒙太奇手法，“可是这与我试图表达的想法并不吻合。因为那样的设计太幼稚了，就像是一个小姑娘接着发问：‘发生了什么事？是谁开的枪？’”罗姆将大屠杀的历史照片与1960年代现实中安详宁静的莫斯科街头的场景巧妙地剪接在一起，罗姆对此有他独到的见解：“这不仅是唤起现代人的反思：我们不能忘记法西斯主义曾经猖獗一时，生灵涂炭。并且还将引发更深刻的思考：我们不能忘记，所见即所思！我们要告诫自己，如果今天还出现这样的场景，我们该怎么办！”
罗姆使用画外音进行评论的手法现在看来有些过时，但是这无伤大雅。《普通的法西斯》即便没有评论也照样打动人心。影片中有一组画面反复出现，那是希特勒出席一个高速公路开工仪式。这组画面不是为了突出独裁者的虚伪，而是把观众的目光引向背景中一个普通的纳粹冲锋队员。此时的他正处于莫名其妙的性兴奋中，滑稽可笑且非常尴尬地挺着勃起的下体，跟随在元首的后面。在随后一节影片中出现的帝国总统兴登堡，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稀里糊涂地沉浸在一系列庆典活动中，同样令人忍俊不禁。通过这些细节的刻画，罗姆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总是能够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不仅如此，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和时代特性。而对于历史真实场景的再加工是完全徒劳无益的。
罗姆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前苏联影评家的指责。他们认为，导演没有真实地再现历史，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并主观诠释历史资料，同时与现实场景构成反差和冲突。罗姆希望利用电影手段来解释、反思历史和现实，这在1960年代末期的前苏联无疑是一种叛逆的理念。
《普通的法西斯》使得罗姆进入了叙事纪录片写实主义导演的行列。他的蒙太奇手法不仅影响了前苏联的许多青年导演，对于西欧叙事纪录片的拍摄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电影节遭到禁映
在阿登纳(德国战后第一位总理)时代的德国，反映法西斯和纳粹暴行的题材并不是理所当然地被人们接受。就像亚历山大和玛格丽特·米彻里希描述的所谓“无能力哀悼”一样，当时的社会处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中。1955年，当时的联邦德国外交部公开宣布禁止影片《夜与雾》在国内公映，这部由阿伦·雷乃执导的影片在戛纳影展期间对德国政府的做法进行了示威抗议。该片纪录了盟军解放纳粹集中营时所看到堆积如山的尸骸，这一场面很难让战后的德国人接受。在戛纳和柏林的电影节上，该片只作为内部观摩影片，没有公开放映。
法西斯题材的影片
其他有关法西斯题材的影片如艾尔文·莱塞斯的《我的奋斗》(1959年)和保罗·鲁塔斯的《阿道夫·希特勒的一生》(1961年)，尽管史料丰富，拍摄严谨，然而作为电影来看显得有些苍白和枯燥。而1977年公映的由克里斯蒂安·赫伦多夫和约希姆·费斯特联合执导的《希特勒——野心之路》则难以让人接受，这部影片完整地分析了纳粹宣传的美学特征，粉饰战争恶魔的丑恶行径，没有对法西斯的暴行进行彻底批判。
黄金时段不得播映
即使到了1980年代，揭露纳粹罪行的影片也无法顺利地与观众见面。1984年，爱波哈德·费希奈执导的《审判》便遭此厄运。这部反映马伊达奈克审判的纪录片原定在德国电视一台的黄金档播出，后来由于题材过于敏感，被安排在深夜的第三套节目中播出。这部影片后来获得了多项大奖。
导演
米哈依尔·罗姆于1901年1月24日出生在伊尔库斯克。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由于政治原因被流放他乡。他在莫斯科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师从著名雕塑大师A.S.格鲁吉娜，但在战争期间曾被迫中断学业。他曾翻译过左拉和弗劳伯特的书，写过电影剧本，并曾担任A.马切莱特的导演助理。他本人的导演处女作是根据莫伯桑小说改编的《羊脂球》(1934年)，这是一部揭露资本主义虚伪本质的讽刺作品，当时使用的仍是默片的拍摄手法。此后，罗姆在一所电影学院任教，并导演了一些舞台剧。同时，也参与执导了一些故事片和纪录片。他于1961年执导的影片《一年中的九天》以其冷酷和游离的风格令人瞩目，“使人联想起安东尼奥尼的作品”，同时代的影评家乌尔里希·格雷格如是说。1965年公映的《普通的法西斯》是罗姆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此后，罗姆还执导了未尽之作《坚信不移》。1971年11月1日，罗姆在莫斯科病逝。他的学生马林·楚兹耶夫和艾伦姆·克里莫夫将他的收山之作完成，并于1975年公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