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读后感100字
《关键词》是一本由[英] 雷蒙·威廉斯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7.00元，页数：5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关键词》精选点评：
●这是一本经常被翻阅的工具书
●翻译的太粗糙了吧 建议看原版
●大部头
●考研时候看的，雷蒙德威廉斯对我影响很大
●没觉得太特别。
●这本书的写作方式 是否可以归为观念史的写作方法？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本书的 虽然只读了一部分 具体内容也记不得了 但对它印象倒一直挺好
●文化研究的祖父
●| K02/ W44
●这是一部字典，(～ o ～)~zZ之前看的很多东西都因此串联在一起，感觉很好~就是有些地方翻译得实在、、、
《关键词》读后感(一)：《关键词》
文字是一种精神思想的想象。它对于个人，社会，国家以及时代均有强大的塑造作用。威廉斯此书做了一个细致的词语溯源工作。此书可以视为一本英语辞源。
如果有人可以在他的基础上，继续追问“为什么词语会发生这些意义上的转变？”那么，很可能会发现有趣的事情，获得一个开阔的学术视野。
看得比较吃力。本来看目录的时候，以为类似《马桥词典》，结果不然。作者还是很严肃严谨的。真要命。。。
《关键词》读后感(二)：西方近代以来关键词的“辨章考据”——《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a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这是一本关于历史语义学、语言社会学及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
《关键词》是对文化转变中的语言的一种精彩的考察与探究。它不是一部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用作者的话来说，“它应该是一种对词汇进行质疑探询的记录：这些词汇包含了英文里对习俗与制度广为探讨的一些词汇及意义——这种习俗与制度，现在我们通常将之归类为文化与社会”。
作者考察了131个彼此相关的“关键词”（按照首字母排序阐释，例如无政府主义，资产者，城市，民主，精英分子，家庭，天才，历史，帝国主义，行话，解放，中古的，民族主义，创造力，实用的，革命，标准，品味，失业，暴力，西方的等），追溯这些语词意义的历史流变，并厘清这些流变背后的文化政治；当起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时，他们是如何被形成、被改变、被重新定义、被影响、被修改、被混淆、被强调的。这些词语不仅引领我们了解英国的文化与社会，也帮助我们了解当代的文化与社会。
作者：雷蒙．威廉斯，毕业于剑桥的三一学院．被誉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威廉斯一生的知识工作与文化唯物主义息息相关，本书无疑为此提供了详尽而又系统的注释，也为他的＂文化与社会＂的方法提供了实际有用的工具．
（未看完，待续～）
《关键词》读后感(三)：误译举例
此书刚出版时对照英文粗粗读过一遍，错误之多真实令人意外，当时随手做了一些记录，后来觉得还是读书要紧便不了了之。最近整理电脑文档，发现了当时的记录，在这里摘取第一个词条“Aesthetic（美的、审美的、美学的）”中几个典型错误，供大家讨论。
译文：尽管它具有希腊文的形式，但实际上它是在历经一段重要且充满争议的发展过程后，由德文借来的外来语。
按：原文最后是after a critical and controversial development in that language，强调围绕这个关键词产生的一系列纷纭聚讼先是出现在that language即德文的语境中。这层意思相当重要——Aesthetic/Ästhetik在德国古典美学中的产生，以及由此发生的纷纭聚讼构成了英文中这个关键词的史前史，所以作者下面马上转入对鲍姆加登和康德的讨论——在中译里面却没有体现出来。
译文：Aesthetic一词第一次出现时，是被用来作为鲍姆加登（Alexander Baumgarten, 1714-1762）所著的两册书（Aesthetica，1750-1758）的书名；它是以拉丁文的形式出现。
按：仔细斟酌中译总是觉得有些别扭，“Aesthetic一词”最早是作为书名出现的，可是括号内注出的书名又是拉丁文Aesthetica。其实原文的主语只是it，何必非要画蛇添足呢？试改作：这个词最早是以拉丁文的形式出现，用作鲍姆加登（Alexander Baumgarten, 1714-1762）的两卷本著作的标题（Aesthetica，1750-1758）。
译文：鲍姆加登把美定义为“非常完善”，而当我们想到艺术，他的定义最重要之处就是相当强调美是经由感官（senses）来理解。
按：译者不愧是英文教授，竟然知道原文phenomenal perfection里的phenomenal还有“非常的、异常的”这一层意思，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任何一本介绍西方美学史的书籍都会谈到“美学之父”鲍姆加登对美和美学的定义。这里的phenomenal perfection在鲍姆加登用拉丁文写作的书中作perfectio phaenomenon，其中的phaenomenon显然应当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德国古典哲学里面的phaenomena专指那些依赖于主体的感知能力而被显现出来的东西，而所谓perfectio phaenomenon显然就是指主体以能使得“现象”显现出来的感知能力认识到的“完善”。在鲍姆加登接受的哲学传统里，人类的认识能力包括高级的理性认知能力和低级的感性认知能力，他所开创的“美学/感性学”就是研究后一种能力，以与研究前一种能力的“逻辑学”对应，所以一般把他所说的美的定义翻译作“感性认识（上）的完善”。即使不了解这一系列背景，也完全可以直译作“现象的完善”啊。
后半句也不够精确，比如原文只说importance，并不是“最”；原文apprehension through the senses里通过感官来领会理解的是具体的艺术作品，也没提到“美”。
试改作：鲍姆加登把美定义为“感性认识上的完善”；对于艺术方面的思考，这一定义的重大意义，就在于突出强调了经由感官之领会的重要性。
译文：这可以用来解释鲍姆加登的重要新词；其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希腊文aisthesis——意指感官的察觉。在希腊文中，aisthesis的主要意涵是指可以经由感官察觉的实质东西。而非那些只能经由学习而得到的非物质、抽象之事物。
按：从中译文中可以读出，为什么“经由感官察觉的”东西是和“经由学习而得到的”东西相区别么？这里的错误既离谱，又精彩。原文原文说的是which could only be thought，译者可能是把thought看成了taught，接下来又从be taught发挥出“经由学习而得到”……人才！
另外在举culture一条里面一个典型的错误：
原文：Thus ‘inhabit’ developed through colonus, L to colony.
译文：因此“inhabit”是由拉丁词“colonus”（聚居地）衍生而来。
按：这一段作者分析到英文culture这个词“可追溯的最早词源”是拉丁文colere，后者具有一系列不同的涵义，大致相当于今天英文里的inhabit、cultivate、protect、honour with worship。随着语言的发展，这几个义项逐渐分离（虽也偶有重叠），衍生出不同的名词，所引部分就是具体说明几个义项的演变情况。如果真的理清了这段话的脉络，怎么会像中译者这样，既漏掉了衍生词colony，又将衍生关系彻底搞反呢？
试改作：例如，“inhabit”这一义项就衍生出拉丁文colonus，以及英文colony。（后文类推）
《关键词》读后感(四)：汪晖：关键词与文化变迁
（原载《读书》1995年2期）
“没有共同语言”是我们生活中的日常事实。只是这一现象过去经常发生在两代人之间，而今更经常地发生在同代人之间，发生在一个极短的时段内。有时是因为出现了新的语汇，有时则因为同样的语汇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媒体与信息空前发达，“交往”与“对话”空前艰难。我们似乎正在面对一个听起来有点荒唐和夸张的局面：在说话之前，必得先清理和说明各自的词汇和句法，否则就难以沟通。“这人太保守”，这话几年前听起来刺耳，现在听起来就未必。“这人是精英分子”，这话几年前听起来很动听，今天听起来就有几分嘲讽。语义的变化中隐含的是价值的转移，深究起来，这种价值的转变体现着人们对政治和社会的态度的变化，而后者显然是社会变迁的一个有机部分。一九九二年，我初到美国时见到几位旧日的朋友，把盏之间说起中国，恍如回到了五六年前的北京，因为大家说的话、判断问题的方式一切如初，仿佛时间并未流逝。语言方式将许多东西凝聚起来，造就了一座过去的生活的活化石。后来一位朋友从纽约给我打电话说，“这就是停止生长。”我心里明白，停止生长的只是经验的一方面，经验的别一方面则是春华秋实、生生不息。其实，就是在北京，即使是在学术圈内，各说各话也是日常的现实。你把话语/权力的一群、原道/原学的一群、终极关怀/人文精神的一群、市场/改革的一群放在一起，无异将他们放在相互隔绝而透明的玻璃罩内：看得见嘴巴和身体的扭动，“听”（理解）不见“声音”连成的句子（意义）。远远看去，我们只能从那些或调侃、或庄严、或愤然、或贪婪的姿势中知道他们是不同的人群，而各自使用的语言就是将他们隔开的玻璃墙。
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来源：baas.ac.uk）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发表于一九七六年，而今已几经再版，成为欧美文化研究中的经典作品之一。这本书起初是威廉姆斯发表于一九五八年的成名作《文化与社会，一七八〇——一九五〇》一书的附录（当时有六十多条），后来被出版社的编辑删去。但雷蒙德·威廉姆斯并未放弃收集和解释这些关键语汇的工作，在其后的二十多年的岁月里，他逐渐积累，扩展他的词条笔记和短文，到一九七六年成书时他从中挑选了一百三十一条作为文化与社会中的关键词单独出版。这本书当然不是交代词源、给出定义的寻常词典，而是了解文化与社会的一种独特的地图。如同作者本人说的，这些词其实有一个变化的普遍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被当作一种特殊地图，通过它人们有可能看到生活和思想的更为广泛的变迁——一种与语言变迁明显有关的变迁。换言之，《关键词》一书虽然是按照二十六个英文字母排列而成，在形式上颇像词典，但这个“词典”却是有内在结构的。这种内在的结构一方面体现在作者对词条的选择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他对这些词条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之中。这两个方面如同经线与纬线一样，编织出十八世纪后期直到二十世纪中期的欧洲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轨迹和地图。说明《关键词》一书属于何种学科的著述并不容易，它曾经被归在文化史、历史符号学、观念史、社会批评、文学历史和社会学的名目之下。这本书中收录的词条及其相互关系经常与这些学科相交叉，但是，它不是任何一个学科的词汇表，它是人们的思想和经验的广阔领域的表达，是社会实践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词汇的日常用法的分析，是讨论人们的共同生活的主要过程时必须使用的词汇的汇集和解释。作者关注的是这些词汇的一般用法，而不是特殊规定。与其说它是有关词源和定义的注释性读物，不如说它是对一个词汇表进行质询的纪录：它既是我们的最普通的讨论的词汇和意义的汇集，也是将我们组织成为文化与社会的那些实践和体制的表达。在《关键词》一书的序言中，威廉姆斯一再强调这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暗示这些关键词的意义不断地在变化，以至根本不可能离开这些词汇所讨论的问题来理解这些词汇，而这些讨论最终可能将解释者引到未知的终点。威廉姆斯在两层意义上将这种写作中的经验理解为词汇的问题：已知词汇的待选的和发展的意义需要稳定下来，词汇之间的明确而含蓄的关系形成了意义的结构，这不仅涉及讨论问题的方式，而且还在另一层次上涉及我们看待自己的中心经验的方式。所以，作者所作的不只是收集词汇，查找和修订它的特殊纪录，而且是分析内含在词汇之中的命题和问题。他是在这样两层相关的意义上将这些词汇称为“关键词”的：它们是在特定的活动及其阐释中具有意义和约束力的词汇；它们是在思想的特定形式中具有意义和指示性的词汇。看待文化和社会的特定方式当然不仅仅与这两个概念的运用相关，而且还与其他词汇的运用相关。在上述意义上，关键词的两个要素是词条的选择和意义的分析——这既是记录的方式，又是探讨和呈现意义问题的途径，文化与社会的意义就这样形成了。
一次会议上威廉姆斯希望关键词（"nature")的复杂含义能得到重视（视频截图，来源；http://uls-media2.library.pitt.edu/keywords/williams1.mp4）因此，《关键词》一书虽然收集了大量词条和例句，但是它们并不是随意地被编排在一起，所有这些关键词都与“文化”和“社会”这两个更为关键的概念和范畴相关连。这一点在他的《文化与社会，一七八〇——一九五〇》一书的结构中体现得甚为清楚。该书一一分析了从十八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英国思想和文学界的重要人物和他们的文化和社会论述。其中包括三个时期：伯克、科贝特、骚塞、欧文、浪漫派艺术家、穆勒、卡莱尔、盖斯凯尔夫人、纽曼、阿诺德等人为第一时期，马洛克、新美学的代表人物、吉辛、萧伯纳、休姆等人为第二时期，劳伦斯、托尼、艾略特、理查兹、利维斯、马克思、奥韦尔等人为第三时期。威廉姆斯用文化与社会作为中心主题将这些人物及其论述组织起来，用以考察一个正在不断扩张的文化观念及其具体过程，这也涉及他对文化理论的理解：他把文化理论视为整个生活方式中各种成分之关系的理论。他似乎深信这些人物及其论述足以呈现特定时期的文化和社会的特征，因而并不在意别人批评他的著作忽略了另一些重要的文化人物。从该书的整体结构来看，时期的划分和人物的编排仅仅是一种简便的叙述结构，在这个叙述结构中的更为内在的结构是由五个关键词所构筑起来的文化地图。这五个关键词是工业（industry）、民主（democracy）、阶级（class）、艺术（art）和文化（culture）。这些词在现代的意义结构中的重要性随处可见。在一百七十多年的时间中，它们的用法在一些关键的时期发生变化，从而证明人们对共同生活所持的特殊看法的普遍改变。这些看法包括：对欧洲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机构的看法，对设立这些机构所要体现的目的的看法，以及对人们自己的学习、教育、艺术活动与这些机构和目的的关系的看法。
《关键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我在此不能一一介绍威廉姆斯对这些关键词的具体分析，但我想简要地指出：他对这些词汇的解释特别集中于这些概念在特定时期的变化。如工业一词从“技术、刻苦、坚毅、勤奋”等用法改变为一个集体词，用以指称制造与生产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一般活动，这一变化发生在工业革命时期。民主概念从希腊时期的“由人民治理”到成为一个常用词也是在相近的时期；阶级一词原指学校和大学中的级分和群体，直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才成为社会等级的划分概念。这不是说此时的英国社会才出现了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是说这种意义的变化记录了人们对这些等级划分的态度的改变，因为这个概念不如等级（rank）那样明确。威廉姆斯解释说，这个词的构造是在十九世纪的概念上建立起来的，是根据英国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感觉建立起来的，当时的英国正在经受工业革命的洗礼，而且又处在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艺术一词的变化模式与工业一词甚为相近。从人类的一种标记即“技艺”转变为一种机构，一种团体活动，以及想象性的和创造性的艺术（大写的艺术终于代表一种特殊的想象的真实），这个过程产生出了艺术家与艺匠的区别，产生出了天才与才能的区别，产生出美学和美学家等新的意义。这些变化与前面提到的概念的变化同属一个时期，它记录了艺术的性质与目的、艺术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艺术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等观念上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在所有这些词汇的变化中，最引人注意的还是文化一词。它的变化也发生在同一个时期。该词原指“自然成长的培养”（tending of natural growth），后来引申为人类训练的过程。但后一用法在十九世纪改变，从某种东西的文化（culture of something）改变为一个自称一体的词。此时的文化概念包含四个层面的意义，即“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之中的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艺术的总体”，“由物质、知识和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威廉姆斯指出，围绕文化一词意义的诸多问题，都是由工业、民主、阶级等词的改变所代表的历史变迁引起的，而艺术概念的改变即是与此相关的反应。“文化一词含义的发展，记录了人类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中这些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我们不妨把这段发展的本身看成一幅特殊的地图；借助这幅地图，我们可以探索以上种种历史变迁的性质。”
《文化与社会，一七八〇——一九五〇》的不同版本（第一行为英文版，从左至右：Penguin Books Ltd，1971；THE HOGARTH PRESS LTD，1987；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Spokesman Books， 2013；《文化与社会，一七八〇——一九五〇》和《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都是以探讨“文化”这个在观念上和关系上都极为复杂的词为中心。但是，威廉姆斯发现，他越是紧扣文化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就必须逐步扩大，因为他在这个词的历史渊源及其意义结构中，看到的是一场在思想与感觉的领域中的广大而普遍的运动。文化观念不只是对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工业的反应，它还涉及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既承认道德的和知识的活动与新社会的原动力的区别，也包含了对缓解社会过程的痛苦所作的选择。“文化”观念不仅是对工业主义的反应，而且也是对新的政治发展、对民主的反应，还涉及对社会阶级的各种新问题的复杂而激进的反应。更进一步，文化的意义的形成不仅涉及这些外部的关系，而且还将回溯到一种个人的或私人的经验之中，这种意义明显地影响着艺术的意义和实践。早期的文化观念意指心灵状态或习惯，或者意指知识与道德活动的群体，而今却也指整个生活方式。这样的文化观念一方面成为解释我们的共同经验的一个模式，另一方面也通过这种解释活动改变着我们的共同经验。威廉姆斯显然认为这种意义的转变并非偶然，文化一词的原初意义以及这些意义之间的关系的演变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
在这两本书中，作者使用的参考框架不仅意在区别这些意义，而且是要将这些意义和它们的来源和影响联系起来考察。在《文化与社会，一七八〇——一九五〇》中，他所采用的方法不是分析一系列抽象的问题，而是考察一系列由各个个人所提出的论述，研究当事者的实际语言，研究这些人在试图赋予他们的经验以意义时所使用的词汇与系列词汇。在《关键词》中，他注重的是这些词汇的意义的历史和复杂性，有意识的改变和不同的运用，创造、废弃，特殊化，扩展，交叉，转换，在许多世纪的有名无实的延续性遮盖下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给一个词下定义是多么困难的事。
在这样的一种方法论视野中，《关键词》获得了与一般辞典不同的特征。
首先，作者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讨论也是在一个历史地变化中的研究，从而他没有像一般的辞书——如牛津辞典——那样，在解释活动中以客观的、非个人的、权威的学术面目来掩盖自己的社会政治价值和个人色彩，而是尽可能地试图呈现自己的局限、立场和预设。
其次，一般辞典基本上是文献学和词源学的，长于解释词的范围和变体，却拙于分析词与词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而作者的工作集中于词的意义和它的语境，他经常从似乎没有价值的例证中得到相反的结论。
第三，一般辞典总是把书面语作为权威性的真正来源，似乎口头语是从前者发展而来；威廉姆斯在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下，也同时注重口头语的分析和解释。他曾举例说，如果你要了解心理学（psychology）一词当然就得尊重书面语的运用，但如果你分析的是工作（job）一词，那么很显然在进入书面语之前，它首先是在日常口语中产生的。
第四，作者也超越了单一语言的界限，不仅是分析英语中的关键词的用法，而且还根据需要分析关键词在不同的语言中的复杂的和相互影响的发展。例如他曾经举出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马克思的词汇，他不只是追溯这两个概念的德语词源，而且还讨论它们在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和瑞典语中的形式和用法，从而显示出在这项工作中比较分析的重要性。
第五，在当代语言的复杂多变和雅俗混杂的条件下，什么才是正确的用法？传统的做法是尊重该词的词源，而作者似乎力图在二者之间达到一种适当的平衡，也关注那些粗俗用法的形式和含义。
第六，作者特别关注的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情境中的词的意思（meaning）及其变化，而不是概念的正确意义（signification），这使他能够将词的分析与作为一种总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联系起来。当然，他并不是将意思问题完全转变成语境问题，他也分析一些词汇本身的内在发展和结构。
我一再强调威廉姆斯的语言分析与社会历史过程的内在的联系，这并不是说他认为语言就是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简单的反映。我要说的是《关键词》一书也同样是在他的“文化与社会”的论述模式中产生的，该书的主要目的是展示发生在语言中的社会历史的某些过程，指明意义的问题是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内在相关的。新的关系伴随着看待存在着的关系的新的方式，从而也就出现了语言运用中的变化：创造新词，改变旧词，扩展和转化特殊的概念，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关键词》一书特别注重语词间的“相互联系”的根本原因。威廉姆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七八〇——一九五〇》一书的结论中说：“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我们共同生活的整体形态的改变产生了一种必然的反应，使人们注意力的重点放在整个形态上。特殊的改变将会修改一个习惯性的规则，转化一项习惯性的行动。在普遍的改变自身完成之后，会促使我们回顾自己的一般计划。……文化观念的形成是一种慢慢地获得重新控制的过程。”今天，我们似乎又一次面对“共同生活的整体形态的改变”，各种语言的混杂之中，隐含着我们看待生活及其无情变化的方式的差异。我们正在形成新的文化和社会观念，进而重新把握和控制我们生活其间的世界。对关键词的研究和分析也可以说是重新获得控制的努力的一个必要的部分。
在本文的末尾，我想简要地指出，威廉姆斯是继利维斯（F. R. Leavis）之后的另一位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论奠基者和伯明瀚学派的主要代表。他批评将文化脱离开社会的理解模式，批评将高级文化与作为总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相分离的理论后果，从而提出了“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模式。他的“作为总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也可以说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模式的一种重要的修正。在他之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布狄厄的文化资本和文化生产概念，等等，都对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的视野。威廉姆斯的工作对于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文化与社会，一七八〇——一九五〇》、《关键词》等著作迄今仍是学者经常谈及的著作。在我们面对社会的转型、文化的变迁和语言的混乱的当代时刻，他的著作还能给我们以启发。就关键词的梳理工作而言，他对词汇的分析与对文化的分析紧密相关，这种基本的取向和方法也适用于我们的当下的工作。所不同的是，晚清以降，中国的许多关键词的语源是双重的，既有汉字的语源，又有外来语的语源，这些概念的翻译过程显然较之威廉姆斯追溯的语源更为复杂。在这样的条件下，语言的翻译、转义和传播过程将更形错综交织，作为一种总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形态也更加丰富而混乱，中国的关键词的梳理也更加困难。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一位先哲早就这么说过。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夜于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