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小屋》经典读后感有感

　　《记忆小屋》是一本由[美] 托尼·朱特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记忆小屋》读后感(一)：历史学家的记忆宝藏

　　要论对自己人生的反思的逻辑完整程度，这本不及《回归故里》，读到一半的时候我这样觉得。待读完全书，我明白了，在思想上回归恐怕是作者最不想做的事情。这是一个老派的历史学家，他回忆自己的方式就是研究历史的方式，像走在一栋老房子，而不是挖掘童年为人生埋下的草蛇灰线。

　　托尼厌恶70年代开始的历史学的文化转向，觉得布尔迪厄是个怪人，齐泽克是个到处吹嘘的大嘴巴。而超过以上所有，让他最反感的就是身份政治。这种反感部分来自于他本身的多重身份——生于伦敦的中产家庭，有犹太血统，年少时参与了犹太复国运动，在以色列的基布兹从事体力劳动，跟随过轮船出海，回来后去剑桥上大学，留学法国，回剑桥教书，中年又去了美国成为了纽约客。但又不止于此，在基布兹一章托尼曾说，投身于犹太复国运动让他成为了一个普世主义社会民主人士。我想，多重身份与作为历史学家的思考让他得以超越被规定的我是谁，来选择自己想成为谁。他对自己最后的界定是纽约人，正是因为纽约人与伦敦人或巴黎人不同，纽约总是向外的开放而非向内凝视，一个人不必隶属于纽约就可以做一个纽约人。

　　于是，跟随着作者多样，有时甚至矛盾的视角，我得以观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我曾读过法国人讲述他们的历史学，以色列人讲述他们的基布兹，印度人讲他们的孟买，但本书浮光掠影的漫谈并没有被淹没在那些本地专家的论述中，反而在对比之下更显得新奇有趣。他对性的看法就充满了这种多样性与矛盾性：对德国战后通过性开放来反对纳粹的同龄人他啧啧称奇，大摇其头，但对美国校园对于性侵犯的严防死守，他同样不敢苟同，事实上他作为单身教授也的确约了小他二十岁的女学生看电影，至于为何没有被举报丢工作，他骄傲的告诉读者们：他娶了她。

　　实话说，本书的很多观点我并不认同，因此也没有冲动去阅读作者关于战后欧洲的鸿篇巨作。但即使如此，这是一本真诚的书，记忆小屋没有一处上锁，作者像稚童一样给读者看他的记忆宝藏。当想到他是在渐冻症的折磨下如何努力才能够整理好这些宝藏，我就觉得特别感动。

　　《记忆小屋》读后感(二)：个人史的书写

　　因为托尼·朱特教授的学术著作，对他颇为不简单的身世同样深感好奇。作为出生于英国、周游欧洲列国又入籍于美国的犹太人，让朱特的人生经历颇为丰富，如他自己所言，处于“边缘人”的状态，在身份控制下游走于世间。而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纯粹的知识份子，文字中对自己的生活很少提及。而命运的不平静却不因为三缄其口而放过朱特。罹患ALS（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后，托尼·朱特的生命进入了灰色的倒计时，同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性情。

　　在《记忆小屋》中，托尼·朱特变得更为感性，把对宏大历史的兴趣与目光转向自己的个人小历史中。虽然译者在书的最后吐槽了朱特的语言仍然“措辞里有一种气人的知识分子的孤高”，但就可见的内容而言，却相较学术论著亲和太多，全书中规中矩地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记录了儿时回忆，第二部分面向学习工作与思想，直到第三部分才回归了熟悉的调调，回忆不觉进入了地域与政治的领域。就像是生命的三块拼图，在记忆小屋中拼出了一个多层次的托尼·朱特。之所以会一反常态地絮叨回忆，大抵与疾病颇有瓜葛。ALS的属性，“虽不影响人的神智对过去、现在与未来做清醒的审视，却会逐步截断人将其诉诸语言的所有途径”，“即使是最善良、最体贴的朋友或家人，也无法明白这种疾病加诸病人的孤独与囚禁”。基于这样的情状，托尼·朱特的文字显示出了少有的求生欲，他想从回忆里抓住生命的微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虽没有宏大的野心，像他所吐槽的那些有志于成为回忆者为安顿自己的学识而建造为炫耀而生的“记忆宫殿”，而是保留了一些小高知的傲娇，想建立舒适的“记忆小屋”。

　　小屋是记忆的载体，也是一种极为妥帖的比喻，如朱特自己所言，小屋的好处，在于可以细微具体，亦可以不断重现。在个人史的书写中，托尼·朱特更加可爱，甚至表现出了不那么严肃的幽默感，譬如“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严肃感就像色情作品一样，难以定义，但一望便知”，或是略有些洋洋得意地讲述了自己如何“逃脱”了与芭蕾舞演员女学生约会的“骚扰”指控，不着痕迹地讲述了自己与最后一任妻子相识相恋的情感故事。

　　当然，托尼的魅力依然集中于思辨。即使身体已在病床中身陷囹圄，而记忆与思考依然在小屋中熠熠生辉。无论是乡愁还原家园的论调入心，还是讲到全球化看似让人们处于同一个扁平的世界，却愈加严厉地进行了身份控制，包容性愈弱，边缘人愈无处容身的那份犀利。在记忆小屋中，朱特感性却不平静，时间如铁轨，记忆如列车，他的心，依然在变革的时代中，穿梭。

　　《记忆小屋》读后感(三)：有关知识分子的絮语：读读托尼朱特

　　《记忆小屋》或许是我读过的悲伤书之一。托尼·朱特去年死于ALS，这是一种退行性疾病，让他越来越不动 - 只是手指和脚趾，然后整个手臂和腿，直到他根本无法动弹。

　　在这个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中，他实际上详细描述了他每天经历的事情。在白天，他通常会有人交谈，指挥事情，他可以更频繁地移动，等等。但他的问题是夜间 - 当他被放在他的床上一个位置，他不能从整个晚上开始 - 甚至不是一个小调整。在他上床的特定时刻，最不舒服的位置是他所希望的最好的。因此，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因为他可以理解，晚上无法入睡，他试着从利玛窦的记忆宫进行“记忆宫殿”的心理锻炼。正如它的名字可能暗示的那样，它涉及的是记忆“宫殿”的精神构建，你可以在你的头脑中生动地和详细地描绘，通过它和许多不同的房间的不同路线。这个想法是你可以附加一个特定的记忆，或者你希望通过宫殿以特定方式制作的论点，或者将它放在你学习中的桌子上的一系列抽屉中，并按照你的顺序记住它打开他们。这是一种认知练习，可以让很多人获得更高的保留率。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让朱特度过他的夜晚并记住他第二天早上的想法。

　　朱特为自己构建了一个记忆“小屋”，而不是一个记忆“宫殿”。他的“小木屋”是瑞士一个适合度假的地方，他曾与家人一起去。对于像朱特这样的好社会民主党来说，宫殿本来就太过分了。他非常重视这个小木屋的小而完全不起眼的性质，除了他在五十年后的每个细节都记得它。为了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从基础开始 - 他的童年时代，并指示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将我们带入他的个人成长过程，直到他成年，然后还有一组论文，讨论各种话题，他的背景给了他强烈的意见。

　　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项目，在很多层面上，最生动地是因为他的建筑。在他关于ALS的章节中，他广泛谈论了他失去的所有事情 - 他为自己做了最基本的事情的能力，以及他如何在没有一切的情况下学会做，除了他的思考能力，以及他慢慢地，痛苦地表达这些想法的能力。幸运的是，他作为一名学者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技能，但他仍然犀利地告诉我们，在他增加的思考时间里没有幸福或没有礼物，只是暂时的逃避，如果那样的话。

　　他所有关于他生活的论文似乎都是为了重新找回他在疾病发生之前完全改变了他每时每刻生活方式的功能。为了能够与他曾经的人联系起来，他从战争结束后的紧急英国的一个章节开始。本章允许他将自己的过去重建为一个有用的基础，似乎给了他更多的武器来对抗这种疾病。如果他能说服自己，他一生都没有做过，也许他所经历的事情会更加可以忍受。因此，“紧缩”的主题，他的最低限度的需求，吝啬和拯救，以及对奢侈品感到不舒服的事情几乎在后来的所有章节中都有发现。他正在建造的这个房子的黑暗面是他似乎无法理解他生活中与此无关的部分。他对任何轻浮，任何比它需要的更大，任何华而不实或任何有趣的东西都毫不同情。他甚至对任何激情，需要或强烈的表达都不耐烦在一章中，他谈到了他对以色列事业的少年奉献以及他在几个夏天生活过的共产主义的基布兹，他认为自己的激情基本上是荒谬的，而是集中精力证明他为什么离开这个地方是正确的。最终长期以来一直怀疑某主义和以色列。

　　《记忆小屋》读后感(四)：历史学家的记忆

　　在《记忆小屋》之前曾读过托尼·朱特的《沉疴遍地》，对于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总是抱着一种仰视之感。或许因为他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研究课题给人的印象太过“宏大”，也或许是历史学家的视角造就了他的“伟大”光环，总之，遥远的距离感始终存在。

　　然而《记忆小屋》打破了这样的成见，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而平淡的托尼·朱特，他迷恋铁路，善于思索，即便在被查出患有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渐冻症”时也没有放弃写作。在无数黑暗的夜里，他通过寻访自己的记忆小屋，写下了有关自己童年、青春和过往人生的难忘经历。

　　在有关托尼·朱特自己病情的《夜》里，他详细写了四肢瘫痪后的身体感受。比如：“费九牛二虎之力，我才能稍稍移动一下右手，左臂也只能往胸口挪6英寸左右的距离”；“别人怎么安排我的手臂和腿，它们就怎么隔着，直到别人再来帮我移动它们。”以及“早晨带来片刻喘息的机会，然而，仅仅是即将被挪到轮椅中坐一整天这样的事，就能让人精神百倍，由此便知长夜是何等寂寞！”

　　想象一下一个原本正常的人，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渐渐失去行动能力，思想意识却仍旧清醒，医生无能为力，家人也只能依靠无微不至的照顾来帮助你减轻一点点的痛苦之情，你想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却再也不能去做，这是多么令人无望和抓狂的生活！但是托尼·朱特“想方设法将这种耶稣受难式的苦痛变得可以忍受，且不仅忍受一晚，而是忍受余生的每一个夜晚”。

　　虽然60岁在普通人的年龄来看还不算老，托尼·朱特也说自己的妻子还年轻，孩子还幼小，但他却不得不充分利用尚且“内涵丰富的头脑”去记录下“充满多用途、可回收的有价值的记忆，供喜好分析的思想随时取用。”托尼·朱特的性格坚强而内敛，从他的文字中你看不出任何抱怨和不甘，反而是一如既往的平和与从容，有一种历史学家的宽广与深邃。

　　出生于1948年的托尼·朱特经历过战后物资匮乏的年代，在回忆童年的《艰苦年代》一篇中，读者可以看到英国的配给制度、极简主义的建筑方针、烧煤带来的常年尘雾……这个时代带给托尼·朱特的人生难以磨灭的印记，就像我们的父母辈一样，他习惯节俭，也对当年的艺术作品、商业、公共事业、政治、领导人等等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所以在他看来，当今社会只是一个只知在消费上人人“休戚与共”的精神贫瘠的社会。可谓一针见血，直刺内心。

　　儿时的《食物》、曾经迷恋过的《汽车》，还有上学要坐的《绿线巴士》，剑桥读书时期的《铺床工》，以及后来美国时期的《向西去，朱特》、《被禁锢的头脑》、《女孩，女孩，女孩》等等篇目，涉及托尼·朱特人生过往中的方方面面，以点带面式的叙述常常混合着历史性的眼光和怀旧的自我审视，很多小细节都非常有趣。

　　虽然这本散文式的小书不能算作文学佳作，但通过《记忆小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历史学家的另一面，或坚强、或Old School、偶尔风趣、善于思索与自省。不过，可能最重要的信息在于，这本谈论自己的小书创作于作者去世的前几个月，让后来者可以看到，在一个历史学家的眼中，如何去回顾与自己生命有关的历史，如何看待现在和过去的一切，如何面对生命的明或暗……

　　《记忆小屋》读后感(五)：厚重，形态以及传承

　　文/R郭郭

　　对于喜欢历史的朋友来说，托尼·朱特的名字并不陌生，《责任的重负》、《未竟的往昔》、《思虑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或许就是他身份的一个标签，因其对欧洲历史的研究而闻名于世。从他所写的作品来看，无疑都是伫立在历史的类别中找到它们。但这本《记忆小屋》，却是托尼·朱特手中极其少有的非历史类作品，这是一本带有自传体色彩的小品文。

　　虽说《记忆小屋》是一本散文文集，但在每一部分的字里行间，依稀能够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厚重感，交通工具的变迁、铁路系统的变化、民族性特征的转换，每一个变化的背后都能够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存在，就像是带人走入一个时空隧道，隧道中陈列的就是这些历变，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止是一幕幕历史的变迁，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变化，以及对历史中的真相保留着尊重的态度。

　　政治问题、性别问题、身份认同、地缘归属……每一个主题的背后，我们都能看到托尼·朱特在意识形态上面的观点以及论述，作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毫不含糊地确认和表达对这些主题的观点，尖锐而且立场坚定，在《记忆小屋》中，托尼·朱特很擅长于横向对比，从多个角度剖析主题，言语之中透露着犀利和幽默，他被人称为“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他觉得这个称号本身毫无益处），我觉得那真的是实至名归的。

　　在这本书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精英》这篇文章，作为一个毕业于剑桥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人来说，他必然可以算的上是精英中的一员，这里无意作阶级观念的分别，而我觉得书中的精英应该是指对于学识有着极致追求的人，如果真的有“精英主义”的话，那也是一种对专业性的认同和内行的赞赏。思想上的包容、学习上的磨砺、兼收并蓄、特立独行。

　　这本书中传承的思想不仅仅在于“精英主义”这方面之中，托尼·朱特还写出了另一方面的传承——“犹太精神”，托尼·朱特无法摆脱的另外一个标签是——东欧犹太人，他隶属于这个民族，对于这个民族的存亡也曾经热血过，奋斗过，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辩证地分析以及冷静客观地看待局势，让他更为深层次地看清楚了“犹太”一词对于他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犹太人的民族性对我而言是对自己的审慎自省，是直说真话的勇气：是犹太人曾经为人所熟知的达夫卡式的耿直与特立独行。”他也是一直这样要求自己的，。或许这才是传承的真正意义，不因为我们是同一种肤色或者是同一个民族就认定我是这样的人，而是在根源上去找寻这个种族存在的意义，内心的归属才是真正的归处。

　　托尼·朱特把这本书定义为小品文，刚开始我以为是散文类型的自传体，是病痛之后的对于伤痛的各种陈述，但是托尼·朱特并没有，整本书轻描淡写地就三、四处提及了一下这个病症的名称：“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以及这个病症给自己带来的不能够再次享受乘坐火车的便利性，再无其他更多地诉说了，就像译者何静芝在译后记中感叹的那样——“作者的坚强以及生命的无常”——能够带给我们的除了一声叹息之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震撼。

　　历史的厚重感，意识形态的坚定立场以及对某种自由主义和犹太精神的承袭，造就了这本《记忆小屋》。托尼·朱特在无情的疾病面前，给人们留下了些温情的记忆 。

　　《记忆小屋》读后感(六)：我们都是木头人

　　文/赵客

　　我们都是木头人 不许讲话不许笑 还有一个不许动

　　—— 叶匡正 《我们都是木头人》

　　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四肢无法活动，无法用大脑控制自己的行动，哪怕是动一下手指这么微小的动作都无法做出，甚至渐渐连呼吸都没有力气而需要外界的辅助设备，那么这个人大概也和木头人无异了吧。可是当一个人拥有灵魂和思考的能力，那么这无疑是对他最大的折磨——以佛家的理论来说，灵魂被禁锢于臭皮囊中，而这副皮囊已死。

　　ALS（俗称渐冻人症）的患者就是这样一群人，身体肌能一点点失去，从一个健全的人变成一个“活死人”。从前轻而易举的事情，也变得难于上青天。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不幸也是患者之一，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病情：

我得的这种神经退化型疾病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它虽不影响人的神智对过去、现在与未来做清醒的审视，却会逐步截断人将其诉诸语言的所有途径。

　　当身体变得僵硬，大脑则成为最活跃的器官。在一个个失眠的夜里，托尼•朱特在大脑的储藏室中上下搜索记忆积木，将这一块块积木搭建成了一间自己的《记忆小屋》。记忆的积木大小不一，有些不过是一块块经年的老旧碎木块：若干年前的父母或祖父母的饮食习惯，父亲对雪铁龙汽车的执着，已然消失的绿线巴士；有些则是参天大树修整过的房梁：对基布兹社区的洞若观火，”被禁锢的头脑“在当代人群中的不被理解，人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等等。随着托尼•朱特的冷静笔触，让人已经将他的悲惨处境遗忘，他的思想依然如火跳跃，他依然是那个头脑清晰、长于思辨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批评人物。

　　托尼•朱特一直被认为是坚定的左翼知识分子，生于英国、求学于英国和法国、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执教。他年轻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多次前往基布兹劳动，并无偿负责某青少年分支的管理组织工作。但长期的工作并没有加固少年的信仰，反而加速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理想的破灭，从而转向他自称的“普世主义社会民主人士”。

　　坚持“精英主义”的托尼•朱特作为一个平民家庭的孩子，因为时代的造化，有幸突破阶层的壁垒，目睹和经历阶层的碰撞。对于背景平凡的人机会均等，而只有通过学习成绩考上国王学院才有机会提升社会地位。机会均等，奖赏最优，是托尼•朱特所秉持的信念。这些通过选拔的最有能力的人，通过教育对自身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不断地对已有的“精英集团”破旧立新，才能形成社会的良好循环。

　　托尼•朱特对一切极端的包括性别政治不感兴趣，这两年由发达国家燃起的me too运动如火如荼，烧遍全球。如果这件事发生在1992年，大约他也是要被贴上标签的。托尼•朱特毫不避讳地在《女孩，女孩，女孩》一文中写自己如何和一个女研究生关起门来讨论学术，如何请其共进晚餐，如何又请其看了一场话剧，最终娶其为妻。托尼•朱特并非赞同权力下的性侵犯，但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主张是放弃思想枷锁，避免矫枉过正。他写道：对待性（或性别）时，过分关注或彻底无视，都是扭曲的。

　　在写完序言的三个月之后，托尼•朱特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本书成为了他最后无声的呐喊，如同电影《勇敢的心》里华莱士拼劲全力的最后呼喊：自由！或许这样的结局对于他来说，更是一种解脱。但他罹患病痛的最后日子却引人深思：一个毫无行动自由的”木头人“，仍然不肯放弃思考的自由。那么我们这些还能勉强移动的木头人，又怎么能放弃思考的权利呢？

　　《记忆小屋》读后感(七)：舍不下思考的自由

　　热衷于思考的托尼·朱特偏偏患上了“渐冻人症”，这不啻于一种最残忍的酷刑。身体一点点被禁锢在静止状态，逐渐不能写字、不能言语，疾病不但慢慢切断了他同外界交流的途径，甚至剥夺了他跟随自己的思想起舞的乐趣。于是他被称为人文学术界的“霍金”。

　　托尼·朱特很清楚，他要跟疾病赛跑。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在患病期间口述完成了一篇篇回顾一生的小品文。这些都是他舍不下的私人记忆，坦率，诚恳，自然流畅，集结成他的《记忆小屋》。其实，他最舍不下的，正是这种思考的自由。

　　回忆起进入剑桥国王学院任职的经历时，朱特曾经感叹“职业走向的无定：所有已发生的事，都可以不那么发生”。实际上，朱特的一生都充满了这种人生走向的不确定性。朱特之所以成为朱特，正赖于他的不受固有规则和标签的狭隘限制，敢于自由选择。

　　固守成规、烦闷无趣的中学教育不和朱特的胃口。多亏了特立独行、被称为“乔”的德语老师保罗·克拉多克，帮他打下过硬的德语基础，让朱特得以凭借优异的德语水平直接进入国王学院。之后，朱特也毫不犹豫地从无趣的中学辍学。乔用他给朱特提供的良好教育，改变了朱特的人生道路。得遇良师，是朱特在中学时代的意外之幸。从朱特的毅然辍学也能看出来，他这种追求自由、坚持主见的做法，必然会在未来产生更多的影响。

　　果不其然，15岁的朱特就去体验了一个称作基布兹的犹太地方社群。朱特有犹太血统，但他并没有在犹太社群中被感染成为一个狂热分子。早慧的朱特很快就看穿了社区成员们思想上的狭隘，这与他的追求不符。这次经历没能限制住他，反而让朱特保持了思想的开阔，增添了思想上的免疫力。进入剑桥之后，他也没有受到各类激进思想的诱惑。毕竟，他更珍视思想的自由和包容。

　　国王学院的教育进一步塑造了朱特的思想。国王学院自带着老派作风，宿舍安排了近似仆人角色的“铺床工”。与“铺床工”的相处让朱特理解了一种老派绅士的责任感和不成文的道德规则，并让他借以体验一种即将消失的阶层文化氛围。国王学院的教学氛围同样淳朴，许多导师潜心教育，尊重知识，不汲汲于名利。难能可贵的是，国王学院还保持了一种允许自由表达异见的包容性。朱特庆幸在国王学院“得以享受两个世界的精华”，既得新时代的学术知识浸润，又受老派的学术风范滋养。

　　在国王学院的学习，对朱特来说正是如鱼得水。他身上那种不愿被任何狭隘的观点所限制、竭力追求纯粹的睿智和智慧的深度的精神，正是由他的个性与国王学院独特的教学方式结合而成的结果。也正是这种精神，塑造了独一无二的朱特。

　　语言和文字，正是思想者最得力的工具。在大学时代，朱特就曾被一位老师成为“巧舌如簧的雄辩家”。朱特对语言文字有一种天然热爱，以至于，他用学习捷克语的方式去调整中年危机的影响。这倒像是一种知识分子独有的任性和呆萌。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多一分理解、沟通和思考的自由。

　　未曾想到，这个无心插柳的举动，竟又为朱特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他开始深入接触捷克斯洛伐克，甚至燃起一股新的热情去研究中东欧历史，最终促成朱特完成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战后欧洲史》。而这一切最初是源于一次戏剧化的沟通失败。这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朱特所说的“职业走向的无定：所有已发生的事，都可以不那么发生”，可它偏偏这样发生了。

　　当然，即使再热爱思考，朱特仍然给自己保留了一个放空的节点，那是他的缪伦。在缪伦，他只管沉浸在古朴的环境中，停止所有研究工作，不受外界干扰，享受那份独有的静谧。在患上“渐冻人症”之后，缪伦也变得遥不可及，于是朱特用这本《记忆小屋》，给自己创造一个任由思想驰骋的空间。

　　《记忆小屋》，就是朱特在生命尽头给自己保留的最后一分自由思考空间，是他思想上的“缪伦”。

　　2018.09.27雾凇

　　《记忆小屋》读后感(八)：何以为“公知”

　　托尼·朱特是著名的欧洲战后问题专家、历史学者、作家，更是一位智慧、清醒的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他谦逊地认为“这个称号本身毫无益处”，但对于道德与价值判断常被扭曲的世界来说，最后这重身份或者定位更显重要。

　　“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被简称为“公知”，这个称呼多少已有些“变味”，讨论某个“公知”的真伪已经变成了比其提出的社会问题更引人注目的焦点。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公知？

　　对于这个问题，托尼•朱特或许不是答案，但至少是范例。

　　在《记忆小屋》中的《边缘人》一文里，托尼•朱特概括自己是“一点也不犹太的犹太人”，不熟悉犹太习俗，也不受拉比约束，但这并不是他有意为之，而是事实使然。

　　他的母亲便是“不怎么犹太的犹太人”，不仅对犹太习俗不甚了了，还对自己的英国身份十分明确，她甚至会在英国女王出现在电视上时起立。而他自己的身份又更加复杂，除了有祖籍东欧的祖父母，身为“女王子民”的母亲，他还有在英国的青少年时光，在法国的大学学习、任教生涯（他特别引以为傲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生涯），在美国的晚年生活，这些因素和经历既增长了他的阅历与学识，给他各阶段的思想以影响，又冲破阶段的束缚交织在一起，让他成为一个“边缘人”，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世界人”。

　　这种“世界人”的身份在由其遗孀编辑出版的评论集《事实改变之后》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收入了托尼•朱特在生命最后几年的演讲与评论。我们可以读到，在定居美国之后，他原本在《记忆小屋》中对自己纽约人和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感也有所松动。在美国，他一方面的确在听着意大利语的电台，吃着法国厨师做的糕点、希腊餐馆里的阿尔巴尼亚菜肴，穿着东欧裁缝改的衣服，另一方面又清楚地看到美国（与以色列）对单边主义越来越执迷，对世界格局肆意、蛮横地分割，滥用和亵渎人类共同赢得的道德高地，甚至有挑起种族对立，激化矛盾的愚蠢行动，而今日的美国似乎更接近他担心的样子。

　　在目睹美国的种种“背叛”之后，曾以为自己是“美国人”的托尼在入籍美国不久后又毫不留情地批评美国。他清楚地看到了美国“世界化”的外衣下的狭隘和孤立，而他作为“世界人”自然要大加批挞，即便在罹患“渐冻症”的最后时光也未停歇。

　　他的坚持和激烈既可以理解为来自期望落差导致的不满，也可以看做是对“背叛”的愤怒。在《记忆小屋》中，我们还可以读到一个乐于成为 “纽约客”的托尼，而在成书时间较晚的《事实改变之后》中，托尼则在毫不留情地指责美国和以色列不断破坏犹太人融入世界的节奏。移民们谨言慎行，唯恐自己背离了美国以移民为立国根本的精神，但美国却堂而皇之地背叛了这种精神，并公然树立起带有种族和宗教敌视态度的战旗。

　　这种略显辛酸的讽刺恰如托尼在书中讲述的关于犹太小圆帽的往事。作者刚到纽约时，在参加一次犹太成年礼途中，发现自己忘了带传统的小圆帽，于是匆忙返回取来，但最终在这场潦草、简短的“宗教经典”上，他却属于戴小圆帽的极少数人——真正铭记传统教义和为之诚惶诚恐的反而不是那些时刻标榜自己是经典代表的人。

　　再回到“犹太人”人这重身份上来。托尼一直因为自己身为犹太人却对以色列的批评受到恶毒攻击，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看待以色列问题。实际上，托尼年轻时不仅是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曾经投入到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场中，从曾经亲身践行“犹太复国运动”到客观、务实地反思巴以问题和犹太复国主义，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勇气和公正的象征——在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时，他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更不是也不能是犹太人。

　　他并非要做“反对派”，但有时候站在事实和理性一边，总难免被愚昧和偏见推到所谓的对立面；他也并非要“洗掉”所有身份，而是要跳出这些身份引起的迷雾，尽量超越情感引起的界限。

　　托尼•朱特或许不是最完美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他在行动中体现出品德无疑是公知必备的：智慧、博爱、公正、勇敢、坚强。

　　《记忆小屋》读后感(九)：读书笔记

　　总要做点事情来度过艰难的第二百天。于是敲了半天字。

　　身份的复杂是朱特的一大优势，让他的视野不受很多难以意识到的观念的左右。祖父母从沙皇俄国移民到比利时，缺乏传统意义上的身份意识；父亲出生于安特卫普。外祖父、外祖母来自俄国和罗马尼亚，对这两个国家却并不了解，移民英国；母亲出生于伦敦，却只会说意第绪语。朱特本人于1948年出生并成长于伦敦，“既不像英国人，也不像犹太人，但又强烈地感到自己二者皆是”。后来他还移民到美国，并在美国度过晚年。

　　托尼·朱特喜欢铁路和火车，他说：“现代生活真正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无牵无挂的个人，也不在于不受约束的国家，而在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存在：社会。”铁路的出现标志着这一历史转折。乘火车成为社会集体前进的物理性体现——不仅跨越了地理，也跨越了时间。（piii）

　　朱特的儿子在开篇“驻足停留”中说：“他理解历史可以多强大。档案工作尤其如此，即我此时所实践的专业化历史，以及我爸爸践行和相信的历史。口述史能以意象快照的形式出现，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感，也没有为迷思制造提供足够的空间。档案能够击碎怀旧之情和多数人的记忆。在显而易见的益处之下，还有一些遗憾地不可更改的东西。我们可以修改历史，历史学家也常常这么做。但是撤销历史，收回我们知道曾经存在的历史，这要难得多了。”（pxii）

　　朱特在自己的“记忆小屋”中回忆过往，然而身体状况已经让他的回忆变得艰难——

我躺在昏暗的夜的包围中时脑中所生成的历史，和以往写过的任何历史都不相同。即便以我的职业对理性的极高标准来衡量，我也一直称得上是个“理性派”：在所有有关“历史学”的老生常谈里，最吸引我的一种说法是，历史学家不过是靠列举事实授业的哲学家。（p11）

　　朱特患的病是一种被称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的运动神经元疾病，慢慢变得全身瘫痪。朱特有几段叙述十分感人——

就目前而言，我的病其实已经到了四肢瘫痪的阶段。费九牛二虎之力，我才能稍稍移动一下右手，左臂也只能往胸口挪6英寸左右的距离。我的双腿虽然能在护士把我从一张椅子转移到另一张椅子的间隙保持挺立，但都已无法支承我的体重，且只有其中一条腿尚残留些许自主移动的能力。所以别人怎么安排我的手臂和腿，它们就怎么搁着，直到别人再来帮我移动它们。躯体也是如此，无力和褥疮导致的背部疼痛构成一种慢性煎熬。由于不能用手臂，我无法挠痒、扶眼镜、剔牙，或进行任何一项我们每天都要——不假思索地——做无数遍的事。即便是乐观地说，我也已经是个彻头彻尾依赖陌生人（以及其他任何人）的好意而活着的人了。（p15）……于是我躺着，身子被裹着，眼睛看不清，动也不能动，像个现代木乃伊，孤独地囚禁在肉体的牢房中，只有思想在余下的夜晚与我为伴。（p16）

　　这本书就是作者躺在床上只剩思考这一件事情可做的时候孕育出来的产物。二十多个小标题分别就某个主题论述，都很精彩。摘录一些笔记如下。

　　论政治人物——

公众生活中的道德严肃感就像色情作品一样，难以定义，但一望便知。它要求言行一致，要求政治责任伦理。所有的政治都是可能性的艺术，但艺术也有艺术的道德。若将从政比作绘画，将罗斯福比作提香，丘吉尔比作鲁本斯，那么艾德礼就是这行中的维米尔：精确而内敛——且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比尔·克林顿或许追求萨尔瓦多·达利的高度（如此比较大概会被他看作对他的恭维），托尼·布莱尔则在地位——和贪婪程度——上都很像达米恩·赫斯特。（p29）

　　论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的道德严肃感体现在精简的形式和克制的美感上：就像《偷自行车的人》那部电影一样。近来，我让我12岁的儿子去看了弗朗索瓦·特吕弗在1959年拍摄的经典影片《四百击》。作为看着《后天》《阿凡达》之流所谓“内涵深刻”的电影长大的一代，他表示震惊：“太简洁了。他做了这么少，却表现出那么多。”委实如此。我们在娱乐产品上运用铺天盖地的资源，不过是为了掩饰它们本质的贫乏；政治也一样，戴着装腔作态的面具去喋喋不休，不过是为了掩饰令人哈欠连天的空洞无物。（p30）

　　论汽车——

父亲是个失意的人：桎梏于一场不愉快的婚姻，从事着一种无聊且或许令他觉得难堪的工作。而汽车——赛车、聊车、修车、带他回到欧洲故乡的车——是他的天地。既不喜欢泡吧酗酒又没有同事的父亲，将雪铁龙变成自己全能的伙伴和名片——最终以被评为英国雪铁龙俱乐部主席的高潮收尾。其他男人通过酒精和情妇寻求的东西，被父亲升华成了自己与一家汽车厂之间的恋情——这整件事毫无疑问引起了母亲本能的敌意。……“二战”后婴儿潮时代出生的我们从小生活在汽车与汽车崇拜、疯迷汽车的父辈中间。我们学会开车的道路，比战间期和“二战”刚结束之后那几十年中的道路更拥挤、更“封闭”。驾驶汽车不再有冒险意味，除非大大打破常规，不然其中也再无新事物可供发现。我们居住的城市对几年前曾盲目欢迎过的汽车变得越来越敌视：在纽约、巴黎、伦敦以及许多别的城市，拥有一辆私人座驾不再是合理的选择。在汽车霸权的鼎盛时期，它曾以一种不正常的形式代表着个人主义、自由、隐私、距离和自私。不过正像许多失调的事物一样，它带有危险的诱惑。如今，它与奥兹曼迪亚斯一样，令我们见证了它的功勋与覆灭。（p43—44）

　　朱特一直想写一本关于火车的书，可惜没有机会——

在法语里，火车是一种公共交通工具：19世纪初，是为那些没有能力购买私人交通工具的人设计的集体交通工具，后来也逐渐以较高昂的价格向爱热闹的富人开放了豪华舱位。火车实际上以不同车厢的命名和不同级别的设施、服务与舒适度，制造了一套现代版的新阶层系统：任何一种早期的描绘都告诉我们，除了少数有幸跻身一等车厢的乘客，火车在头几十年里对大部分人而言，一直是拥挤而不舒适的。但到了我这个年代，二等车厢的环境对体面的中产阶层来说已经达到了不错的水平；而在英国，这一阶层的人都不太张扬。在手机尚不存在的美好年代里，当公共场合尚不允许播放晶体管收音机（而乘务长官对违规行为还能起到很好的管制作用）时，火车仍是个静雅的地方。（p62）一个人在瑞士坐火车，便能够理解效率与传统其实大可以天衣无缝地结合为社会造福。巴黎东站、米兰中央车站、苏黎世中央车站、布达佩斯东站，它们是19世纪城市规划的里程碑，亦是功能性极强的建筑物：纽约市难登大雅之堂的宾夕法尼亚车站——乃至任何一个现代机场，在历久能力上都无法与它们相比拟。真正好的火车站——比如圣潘克拉斯车站，比如优秀的柏林新中央车站——它自身就是现代化生活精神与实质的化身，这也便是为什么它们历经岁月仍能出色地完成最初被设计出来时所赋予的任务。如今回想起来——滑铁卢车站对我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就好像乡村小教堂或者巴洛克天主教堂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意义一样：它赋予我灵感。为什么不呢？宏伟的维多利亚式玻璃钢筋车站，为什么不能是见证那个年代的大教堂呢？（p63）也许我现在这个病最让人颓丧的地方——甚至比它带来的日常实际症状还要令我沮丧的——便是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再也不能乘火车这件事。这个认识像铅块一样压在我身上，将我无限压向绝症所特有的那种晦暗无望的终结感：明白到有些事是再也不会有了。不能坐火车，并不只是一个乐趣的消失，也不只是对自由的剥夺，更不只是再也无法拥有新鲜经历这么简单。想一想里尔克的话，你就会明白，它实际上意味着自我的缺失——或至少，是更好的、更容易满足与更平和的那一半我。再没有滑铁卢车站，再没有乡间驿站，也再没有孤独：再也没有“前往”了，所剩下的，只是无休止的“停驻”。（p64）

　　1966—1978年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本科、研究生六年和留校六年时间。留学于巴黎高师。这一段也很喜欢——

相比我在剑桥的同代人，我对新左派的狂潮和诱惑有更强的免疫力，对自它衍生的更激进的主义——极左主义、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等——就更兴味索然。同理，学生组织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对我毫无号召力，更勿论马克思女性主义乃至一切性别政治。我曾经并且一直都对任何在身份差异上做文章的政治抱着怀疑态度，特别是拿犹太身份做文章的政治。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最终让我变成了一个普世主义社会民主人士——也许有点儿早熟。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倘若我在以色列的老师中有谁关注了我的职业发展，定会感到惊恐万状。当然，他们是不会关注我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我已被正信抛弃，与死人无异了。（p90）

　　一个关于“平等”的案例，非常有启发。那时候朱特在学校担任领导，铺床工罗丝和一群70年代末入学的大学生之间产生了冲突，年轻人已经不懂得主仆关系的微妙含义了——

……在老派年轻绅士那儿受了委屈是一码事——这些人翌日早晨一般都会道歉，并以一份礼物甚或一个热切的拥抱来表达自己的悔意。可是新派学生却对她平等以视——而恰恰是这一点对她造成了最大的伤害。铺床工和大学生是不平等的，且永远也不会平等。然而按照过去的传统，铺床工至少有权得到大学生的包容与尊重，即便只在他们就读的年间。如果连这一点也没了保证，做一份低回报的仆役工作还有什么意思？到了那时，主仆关系将退化成简单的劳资关系，那她还真不如去老家罐头厂上班呢。（p97）

　　巴黎已成明日黄花，因为知识分子没有了——

再翻箱倒柜找一找，我们还有个斯拉沃热·齐泽克，但他失禁般连篇累牍的言谈似乎只是为了戏仿、讽刺大众流行文化而作。齐泽克——或安东尼奥·内格里——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以知识分子之名为人所熟知，似乎只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就像帕里斯·希尔顿有名就是因为……她有名。（p100）

　　巴黎知识分子仍然满怀自信地大谈各种公共、文化事务——

为什么这种能力在巴黎比在其他地方更受尊崇？你很难想象一个英美导演会像埃里克·侯麦在《幕德家的一夜》（1969）中那样，从帕斯卡尔的上帝之赌一路谈到列宁主义革命的辩证法，却任由让-路易·特林提格南特为是否同弗兰西丝·法比安睡觉而痛苦纠结长达两小时。在这部电影中——正如那个时期的许多法国电影一样——犹疑不决代替行动成了情节的推动力。一个意大利导演多半会在戏中加入性爱，一个德国导演八成会加点政治，而对法国人来说，纯粹谈概念就足够了。（p100—101）

　　生产知识分子的巴黎高师——

我在高师遇到的人远不及我在剑桥的同龄人们成熟。考进剑桥绝非易事，但这并不会剥夺一个年轻人多彩的青春。然而，高师的学生却无一不为了入校而牺牲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且这种牺牲的成果一目了然。令我吃惊的是，我的法国同学们总是能大段大段地死记硬背，这也暗示着他们所学的这些过于浓缩的丰富知识，或许有时也令他们难以消化。真让人忍不住想到鹅肝酱。（p103—104）

　　六十年代的革命其实是一场笑话，从东方到西方都是——

如果我当时知道往东250英里处正在发生的事，或许自我感觉就不会再那么良好了。我，一个东欧犹太裔出身、精修历史、掌握几国语言并在自家这半个欧洲大陆上周游甚广的大学生，竟对发生在当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那场灾难一无所知，这很能说明“冷战”时期西欧对外界是有多封闭。谈革命理想？那为什么不去当时欧洲最激动人心的布拉格？为什么不去年轻的同辈们正为自己的理念与理想冒被驱逐、被流放、被监禁之险的华沙？（p113）

　　教育的衰微——

40年来，英国教育遭遇了一系列为打压菁英、推行“平等”而实施的灾难性“改革”。而伤情最惨的还是中学教育。为了一举摧毁以公费向我这一代人提供一流教育的公立学校，政客们巧妙地强制国营院校统一降低了自己的水准。（p132）偶尔重游剑桥时，我为其间的怀疑和衰退气象所震惊。牛津剑桥显然也未能幸免于政客为得民心而使出的时新花招：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自嘲（“我们国王学院有500年的规矩和传统，不过我们不太把它们当回事，哈！哈！”）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困惑。我们在1966年认识到公平主义时所产生的真诚自省，似乎降格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执著：坚持要把学院搞成一个不设精英选拔标准、不行与社会有别之事的地方。（p132—133）大学原本就是个精英团体：它们的用途正是选拔人群中最有能力的一批人，再通过教育提高他们各自的能力——不断地对精英集团破旧立新。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是两码事。一个由财富多寡和世袭制度主导的社会，是不可能通过粉饰教育系统——通过否认能力的差别或限制机会的选择——来修正它的不平等的，何况它还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为贫富差距的稳步增长创造条件。这不过是道貌岸然和虚伪罢了。（p133—134）

　　论语言文字——

学术写作的所谓“专业化”——以及不自信的人文主义者对“理论”和“方法论”的霸占——帮了愚民政策的忙。在此前提下，一批华而不实的“大众”文化在民间如假钞一般出现了：在史学领域，这一现象的突出代表便是“电视讲坛”的兴起，节目之所以成功、能吸引到大量观众，恰恰因为业内学者对交流纷纷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过去的大众学者只将自己的学识化繁复为平直来讲述，如今那些“平易近人”的作者却都喜欢向受众强推自己的理论。结果，吸引受众的变成了表演者，而不是内容本身。（p140）

　　作者去美国了，很喜欢美国——

美国迄今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的大学。此处我想说的不是哈佛、耶鲁那一类大学：这些大学虽卓凡不群，但并不算纯粹的美国院校——其根基都伸向大洋彼岸，深植于牛津、海德堡，甚至更远。我想说的是，论普通公立大学，这世上没有哪一处能强得过美国。驾车驶过中西部一片被遗忘的废墟，到处像粉刺般突立着大型广告牌、汽车旅馆莫泰6的招牌和毫无个性的食品连锁店，突然——仿佛19世纪求知若渴的英国绅士们梦中的海市蜃楼一般，竟出现了……一座图书馆！还不是普通的小图书馆：位于布卢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馆藏包括900多种语言、共计780万册的傲人藏书，且图书馆通体采用印第安纳石灰岩建造，形似雄伟壮观的双塔皇陵。（p151）

　　论“世界之都”——

然而“世界之都”究竟是什么？墨西哥城，人口1800万；圣保罗，人口1700万；可它们是城市扩张的烂摊子，不能算“世界之都”。相反，巴黎市中心的居民从来不超过200万，却是“19世纪世界之都”。难道这是因为去巴黎的游客多？如果是这样的话，（佛罗里达的）奥兰多也算大都市了。国家首都的地位似乎也不说明问题：想想看马德里和华盛顿（还有盛时的巴西利亚）。财富多寡恐怕也不是关键：在可预见的将来，上海（人口1400万）和新加坡（人口500万）必将跻身地球上最富有的城市之列。可有谁会认为它们是“世界之都”？我曾在四个堪称“世界之都”的地方待过。伦敦自拿破仑战败后、至希特勒称霸前，曾是世界商业金融中心；世代与它竞争的巴黎，自凡尔赛宫建成到阿尔贝·加缪辞世，一直是广纳世界各地文化的宝地。维也纳的盛时也许最短暂：起于哈布斯堡王潮末期，只几年便陨落，然而论辉煌的璀璨程度，它使以上两个城市都黯然失色。然后，便轮到了纽约。（p180）

　　尽管纽约在很多方面呈现出衰微的迹象——

然而纽约却仍是世界之都。它不是美国的大城市——这项称号从来都属于芝加哥。纽约永远处于边缘：与伊斯坦布尔和孟买一样，它的独特魅力恰恰体现在它对内陆所有城市的不苟同、不合作态度。它的眼光是朝外的，也因此吸引那些居于内陆便浑身不适的人。它之于美国的关系，从不像巴黎之于法国；纽约从没有将视线完全放在自己身上过。（p182—183）

　　二零一八年八月七日上午。

　　《记忆小屋》读后感(十)：丹尼尔·朱特谈父亲：火车站是他的大教堂，时刻表是他的圣经

　　驻足停留

　　文/丹尼尔·朱特

　　译/宫保鸡丁

　　我爸爸在2010年8月去世前，就已经开始写作他的下一本书了。“是时候去写那些人们理解的事情之外的事情了，”他下定决心，“去写那些人们关心的事情同样重要，也许还更重要。”我爸爸理解的事情是20世纪的欧洲历史。而他关心的事情是火车，几乎比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要关心。他的下一本书的标题是《移动：铁路的历史》。

　　他把在伦敦帕特尼区度过的童年都花在漫无目的地乘火车游荡上，就只是为了乘火车而已。夏天，他乘坐古色古香的郊区电力火车，周游伦敦郊区和英国起伏的山丘，然后回到克拉彭交汇站（Clapham Junction），在那里一排排呼啸的柴油火车和宏伟的蒸汽火车慢悠悠地驶过19个不同的站台，他从中选出回家的路线。我小时候一直听他说起这些令人留恋的回忆，脑海中想象8岁的托尼如何端详着黑暗而雾蒙蒙的伦敦。[1]

　　只要有机会，爸爸就会带我们乘着火车环游欧洲。我们在巴黎北站（Gare du Nord）乘上蜿蜒前行的TGV高铁，或者在布鲁塞尔火车南站（Gare du Midi）乘上蓝黄相间、四四方方的比利时区间车，或者在英国帕丁顿站乘上跨越隧道的欧洲之星。我们总是提前到，这样爸爸就能在候车大厅啜饮一杯双份意式浓缩咖啡。

　　就像我爸爸曾经写过的，如果车站是他的“大教堂”，时刻表就是他的圣经。“我的欧洲是用火车时刻来衡量的。”他写道。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圣诞节，妈妈送给他一本库克的欧洲火车时刻表[2]，这本书里写满了关于来往火车最新的细节，即使是地方线路也有。这本书在他床头柜放了好几个月。我爸爸曾是位社会民主党人，在大多数方面他极力倡导平等主义，他对以下事实非常受用：火车从来不等待任何人。“铁路旅行，”他写道，“毫无疑问属于公共交通。”

　　我爸爸如此关心铁路准时的影响，其中另一个原因是铁路旅行显然也是历史的。“现代生活真正的不同之处，”他写道，“不在于无牵无挂的个人，也不在于不受约束的国家，而在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存在：社会。”铁路的出现标志着这一历史转折。乘火车成为社会集体前进的物理性体现——不仅跨越了地理，也跨越了时间。

　　这就是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对火车寓意的坚定理解，也许很大程度上他带着专业性偏见（deformation professionelle）。不过，当我阅读他关于铁路的文字时，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的写作与和我朝夕相处的那个人——私下里的托尼，作为父亲的托尼——之间几乎毫无相似之处。对那个托尼来说，铁路显然是单一的、与历史无关的。他最关心的两列火车都不是关于共同前往某地的：一列在叫作缪伦（Mürren）的瑞士小镇，另一列在比前者稍微大一些的、叫作拉特兰（Rutland）的佛蒙特州小镇。它们在开往永恒之境的路上，在那里，过去并不要紧，历史从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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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往缪伦，你必须乘火车。劳特布龙嫩山上的冰川反射的阳光落在这个山谷小镇，现出一块块亮斑，从这里出发的缆车轻轻地晃动着，带你越过悬崖来到格鲁施阿尔普（Grütschalp）。一辆小巧的淡褐色单节客车从格鲁施阿尔普出发，沿着山坡缓缓前进，犹如一条电蛇，在把你送到缪伦之前，这列车只在温特埃格（Winteregg）停靠，这里有一家典型的瑞士咖啡馆，供应咖啡和冰淇淋，你还可以看到少女峰和埃格峰令人惊叹的风景。自1891年以来，这条火车路线就没变过。

　　在前往缪伦的火车上，乘客几乎全是游客，而且都是英国游客。我爸爸在1956年跟着他的爸爸乔（Joe）第一次到这里。乔出生在比利时，但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地道的伦敦人，操着英国中低阶层的口音，把缪伦视作一次逃离：逃离他的妻子（他们最终还是离婚了），逃离伦敦，重回大陆。[3]几年前我问乔，关于缪伦他还记得什么时，他告诉我有一种寂静。“那里太安静了，就像一片寂静的冰，这个小村庄被四周的山给淹没了。”确实如此，50年代和今天一样，在缪伦除了聆听寂静，你无事可做，只有褐色电力火车日常呼啸而过的轰隆声才会打破这种寂静。那里没有汽车（没有路能通往山上），而且只有426名村民。缪伦的旅馆——我算了一下只有7家——有将近1500个床位，但几乎从来不会客满，在夏天尤其如此，而我爸爸就乐意在那时候去。

　　作为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孩子，我爸爸对为何瑞士似乎没有受到战争影响这件事印象深刻。那里的旅馆依然“到处是陈旧而坚固的木头”，他写道。火车是井然有序的，技术上无懈可击，在欧洲其他地方基础建设被毁坏的情况下，那里是一个幸运的意外。爸爸最喜欢引用哈里·莱姆（Harry Lime）在《第三个人》中的一段话，他在每次演讲中都会偷偷塞进这段话：“在波吉亚家族统治意大利的30年中，他们导致了战争、恐怖、谋杀和流血事件，但他们也催生出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文艺复兴。在瑞士，人们拥有兄弟般的情感——他们保持了500年的民主与和平，那么这又催生出什么？布谷鸟钟。”他觉得这是一种称赞。

　　但是，当我阅读他的著作，我很难区分开爸爸小时候和成年后对缪伦的看法。当他还是个孩子时，缪伦也许能使他逃离日常学童生活的疏离；也许它意味着一个远离伦敦的庇护所；又或者这里只是他父亲热爱的一处优美风景。但我认为，当他开始研究20世纪的欧洲历史，缪伦扮演了一个不同的角色。我爸爸选择成为研究他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时代的历史学家。他孜孜不倦地进行这项工作：他的资源库就是他身边的世界，始终在那里，就在他眼皮底下。我猜想，我爸爸在缪伦也许可以不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没错，也许这里是一个象征童年怀旧思绪的基地，也是一个可以深度缓解学术压力的地方。如果无事发生，那里就没有可以研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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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到1918年间，大约有400名英国士兵和军官在缪伦安家。他们是战时的受伤俘虏，根据英德遣送协议被扣押下来。瑞士的地理位置和中立性使其成为完美的地点：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在这里交换俘虏，且无需冒着这些俘虏会重回战场的风险。这些士兵去往缪伦的旅程和爸爸在50年代的旅程一样，和我今天所做的旅行也一样：先坐缆车，再乘一列慢慢前进的褐色火车。

　　也许意识到他们可能在瑞士逗留许久，这些士兵把这个瑞士村庄变成了一个家乡的超现实模型——一个在阿尔卑斯山上的伦敦。1917年5月27日，他们重新命名了缪伦的几条街道。你可以沿着“皮卡迪利大街”闲逛，走到“老肯特路”，然后再从那里一路漫步到“弓街”，你或许会在那里驻足，观看火车从“查令十字火车站”例行出发。（“这里的地形相当复杂。”一位军官承认。）这些被拘禁的英国人建起了商店和训练中心，有一位木匠、一位裁缝、一个牙医诊所，一个驾驶学校，甚至还有一个钟表商店。为了消遣，他们开设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礼堂，设立了一家拥有2000多册英文书籍的图书馆。他们在居住的旅馆外成立了运动队——比如说埃格峰旅馆队和少女峰旅馆队比赛足球——而且仔细地记录比赛结果。

　　士兵们和远在英国的亲友联络（经常写信问他们要钱），但他们很少听到关于周遭发生的激烈战事的消息。有时，他们什么消息都不想听到。当地杂志《在缪伦被拘禁的英国人》（British Interned at Mürren）的编辑们要求伦敦的通讯记者不要发来最新的战事信息，也许是为了避免引起希望或恐惧。“好几次我们听到重型武器发出的回声，提醒着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杂志编辑在第一期杂志上写道，“最后一次，我们或多或少耐心地等待着乘着缆车下山……回家的那一天。”

　　最终，基督教青年会的廉价烟草耗尽了，为了消磨时光，士兵们开始思考应该坐在汽车的哪个位置，缆车在运送他们飞速下山时会不会突然断裂？“小镇的一头看起来死气沉沉，一片荒芜，而另一头也没好多少，”1917年10月，一个无精打采的作者在杂志上若有所思地写道，“总的来说，我们孤独又悲惨。”

　　当战争结束了，士兵们在缪伦创造的小世界也终止了。《在缪伦被拘禁的英国人》杂志悄无声息地停刊了。村庄的道路又被重新命名。那里的旅馆不再代表着不同的运动队，重新开始接待富有的英国游客。那里仅存的一丝文明在某天毫无预兆地从地球上消失了。两年来，400名英国士兵焦急地盼望着坐上小小的电动火车，从“查令十字火车站”出发离开缪伦，回到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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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爸爸第一次带我们兄弟俩来到缪伦。我当时8岁，和他1956年第一次到这里的年纪一样。我们乘了四班火车：从苏黎世机场站到东因特拉肯站，乘的是完美无缺的现代市内火车；从因特拉肯站到劳特布龙嫩站，乘的是一辆稍慢但同样准时的区域火车，车上有淡蓝色的聚酯纤维座位；一辆通往格鲁施阿尔普站的齿轮索道缆车；最后乘坐一辆米色和淡褐色相间的电力火车来到缪伦。“依然无事可做，”之后他这样写我们的这次旅行，“置身天堂。”

　　我确信当时爸爸并不知道大约85年前被拘禁在此的士兵们会同意“无事可做”的论断，但反对“天堂”的说法。而且，要是他知道《在缪伦被拘禁的英国人》，知道被重新命名的街道，知道旅馆球队，我觉得他会说历史证实了他的直觉。英国士兵和我爸爸乘上同样风景优美的火车，同样怀有逃离历史的感受，但只有一方对此享受。

　　我妈妈、我弟弟和我在每天晚上沿着倾斜的小路走到爸爸那里。跑到山坡的比赛让我们气喘吁吁，山上纯净的空气让肺部冷却下来，我们都没有说话。爸爸的轮廓渐渐清晰。他像一个接球手，身形健壮结实，粗脖子，面色红润，独自站在干冷的天气里，头上秃顶的地方反射着缪伦街灯扩散到埃格山的光亮，埃格山黯淡的轮廓在蓝黑色的天空中划出一道难辨的影子。我望着爸爸，爸爸望着群山；一切静止不动。在那一秒，我才知道没有什么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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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至少在比喻意义上，铁路把我们从纽约带到佛蒙特州的拉特兰郡。当时也有其他理由，“9·11”事件的震动让我们和许多其他纽约人试图寻找一个避难所，一个飞机不会撞上魔天大楼、世界依旧没有改变的地方。我们住的隔板房在一个山丘的顶端，离镇上有20分钟路程，屋里老旧的木头横梁总是嘎吱作响。在山脚下，一堵常绿植物组成的围墙遮住了铁路。爸爸拿着双份意式浓缩咖啡，每天两次站在后门廊，远远瞥见货运火车穿过树林。“因为有火车站，我们特意选择拉特兰。”妈妈说。对爸爸来说，火车意味着拉特兰是美国的缪伦。

　　拉特兰是美国铁路公司（Amtrak）的“伊森·艾伦”特快列车的终点站，这趟列车每天从纽约城出发。火车头是一个巨大的内燃机，蹲坐在车轮上，每天深夜抵达拉特兰，每天清晨出发。火车站里唯一运行的另一辆火车是一辆惊天动地的货运火车，在拉特兰和马萨诸塞州之间来回运输丙烷、大理石和其他任何货物。但是爸爸从来没问过为什么这块不大的佛蒙特州飞地（与之形成对照的比如柏林顿或曼切斯特这样的大城市）能够拥有到纽约的美铁路线或者毗邻我们家的货运铁路。

　　和大多数美国人相比，拉特兰郡居民花了更多时间接受铁路。到1840年，美国已有超过3000英里的铁轨，但是佛蒙特州没有一条。由于担心赶不上经济繁荣的热潮，佛蒙特州的商人们促成了一份关于从拉特兰郡到康涅狄格河的铁路特许状，一个火车站赫然出现在小镇中央。邻近的西拉特兰的大理石产业以及代理人产业开始繁荣起来。在1849年向拉特兰—柏林顿线的司库们发表的演讲中，激动的主席T. 福莱特正式宣布：“佛蒙特州将完全参与到那些大企业带来的愉快享受中，后者是当今时代的标志。”火车越多，拉特兰就能向前走得越快。

　　和火车一同到来的是移民。为了逃离家乡的饥荒，爱尔兰人从波士顿和纽约启程，参与铁路建设，最终在拉特兰安家。瑞典人听闻大理石采石场的工作后也来到这里。之后波兰人也来了。然后，在世纪之交，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来了；芬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也来了。拉特兰曾是新英格兰清教徒组成的小镇，1900年这里有天主教教堂和希腊东正教教堂，波兰语和意大利语学校。拉特兰铁路公司在1897年的一份小册子中自夸说拉特兰是“新英格兰北部最重要的市政当局之一”，这是因为拉特兰是“本州的铁路中心”。

　　但这种情形没有持续下去。铁路的氪石[4]——汽车，最早在1920年就入侵拉特兰。1927年，一次由暴风雨引起的严重洪水对拉特兰的铁路桥梁造成了不可修复的破坏。1947年，又一场天灾折断了这个蹒跚产业的另一条腿。1961年，一次工人罢工和工厂停工给铁路业带来最后的致命一击；拉特兰铁路公司破产了，拉特兰铁路站场彻底荒废了。“在我看来，某种厄运似乎突然降临在拉特兰。”一位当地人抱怨道。在我的童年，拉特兰的人口暴跌，当地海洛因横行，社区变得同质化和衰老化，一个沃尔玛超市建在了曾经的铁路站场上。

　　我妈妈同意我的直觉，即爸爸了解拉特兰历史的梗概，了解这个小镇上曾有火车运行，了解这里无声的永恒取决于曾经存在的铁路如今已经消失了。他知道拉特兰郡和缪伦并不相同，被动的美国田园牧歌式的火车和欧洲对乘火车经历的重视并不相同。但他在这里和在缪伦一样，把历史放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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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爸爸的ALS病到了晚期。到2010年，他被禁锢在轮椅上，下半身已经瘫痪。从刷牙、小便到夜晚入睡，每件事对他来说都成了严酷的考验。但最糟糕的部分是他的火车岁月结束了。“我的病最让人沮丧的事情是，”他写道，“我意识到自己从此再也不能乘火车了。”

　　他希望火葬。他和妈妈考虑把骨灰撒在两个地方：拉特兰和缪伦。但他们担心，我们也许会卖掉拉特兰的房子，毕竟佛蒙特只是瑞士的次要版本。而且，爸爸已经把他的偏好公之于众。“我们无法选择人生在何处启程，却可以选择于何处结尾，”他写道，“我知道我的选择：我要乘坐那辆小火车，无所谓终点，就这样一直坐下去。”

　　火车对爸爸来说是一切的解毒剂，正如他认为火车对我们也意味着如此。“如果我们失去了铁路……我们就忘记了如何共同生活。”如果他失去了他的铁路，他就忘记了如何独自生活。“当然，我本应该孤独地体验铁路这件事本身就一个悖论。”他曾这样推测。

　　爸爸沉溺于虚构的缪伦和虚构的拉特兰，如此他违反了自己最基本的准则，即我们有责任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的历史。检视它们的过去，我们会发现缪伦成了一处优美的监狱，拉特兰成了她前身的阴影。如果这些小镇及其火车没有任何历史，那么它们才能是永恒的。（如今怀旧之情主宰了美国大选，这可能是一个简单但有用的提醒：拒绝承认某地的历史会招致对此地现状的错误观点。）

　　我父亲把拉特兰和缪伦视作免疫于历史潮流的地点，除此之外，他没有再写到过这两地。这个决定不是纯粹而简单的否认，也不是一种道德矛盾。对爸爸来说，历史是一项鉴别性的技艺，其中必须有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张力，而在现代欧洲的宏大图景中，缪伦或拉特兰看起来似乎毫无问题。“那里甚至没有过不对劲。”他写道。

　　但是，我觉得爸爸这一拒绝背后有更多的东西。他理解历史可以多强大。档案工作尤其如此，即我此时所实践的专业化历史，以及我爸爸践行和相信的历史。口述史能以意象快照的形式出现，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感，也没有为迷思制造提供足够的空间。档案能够击碎怀旧之情和多数人的记忆。在显而易见的益处之下，还有一些遗憾地不可更改的东西。我们可以修改历史，历史学家也常常这么做。但是撤销历史，收回我们知道曾经存在的历史，这要难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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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想知道我爸爸是如何发现了这两个小镇，它们远隔重洋，唯一的联系就是他的所爱——火车与它们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本能地转向档案。这种本能来自我爸爸。他把他的拉特兰和缪伦这两个原始的迷思，留给了我。但同时他把使它们祛魅的工具也留给了我：他对历史的热爱，他相信档案能帮助自己解释这个世界的信念。我同时继承了这些天赋，但是我忘了把它们分开保存。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对我来说，通往缪伦的电力火车将唤起闲散的英国士兵的记忆，他们远离社会，一头栽入无聊之中。而现在看来，拉特兰的货运火车似乎伴随痛苦的匮乏而来，当我键入这句句子时，这列火车就在我身后的树林中缓缓驶过。我无法除去这个。爸爸和我知道的一样多，而且比我走在更前面。火车并不会把我们带入或带出社会，历史才会如此。

　　2010年8月，我们前往缪伦撒下爸爸的骨灰。在去那里的路上，我们意识到把一个人的骨灰盒留在这列电力火车里，这件事本身有点过于平庸了。把爸爸的骨灰撒在铁轨上也不是好的选择，我弟弟令人信服地争辩说，爸爸不希望追求不朽的程度，和他热爱火车的程度一样深。

　　因此，我们转而去远足。从缪伦火车站——“查令十字火车站”——启程，我们走到镇外，走上一条覆盖着小花和带霜的草地的泥土小路。这条小路不断上升最后稳稳地通往山上，比铁轨高出几百英尺。我们抵达一处连绵的草原。草原下面就是陡峭的悬崖；在一大片常绿植物中，几处铁轨在寒冷的阳光中闪烁可见。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在这里。

　　但我不确定我们有没有弄对爸爸的遗愿。毕竟，他是一个欧洲人，站在你家后门廊观看来往火车的拉特兰模式只是一种美式妥协。他对别人没有这种耐心，就像他小时候在英国时那个“盲目猎奇”的青少年，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火车进站出站。火车作为历史的媒介，作为现代性最好的部分，作为公民社会或其反面——只有在一个人成为一名乘客时，这种象征主义才有效。你不得不驻足停留。“火车的特点在于，”爸爸曾说，“你得先乘上车。”

　　[1] 对他而言，父亲通过我再次重温了那些旅程。当我厌倦拼接我的Brio模型铁路时，他会接过来继续拼。我们家很多照片都是如此：我55岁的历史学家父亲扑通坐在客厅地板上，周围到处是模型轨道，而8岁的丹尼尔在角落里看着他。

　　[2] 《托马斯·库克欧洲时刻表》或《托马斯·库克大陆时刻表》囊括了欧洲每个国家的火车时刻表，以及小部分欧洲以外地区的火车时刻表，最早出版于1873年，至今仍然每月出版一份。——译者注

　　[3] 和我爸爸不同，乔更喜欢汽车，而不是火车。他在一本汽车杂志上读到缪伦的介绍，并坚持认为用雪铁龙汽车载着家人越过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或者至少开到劳特布龙嫩）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而时刻准点的瑞士火车会毁掉这种乐趣。

　　[4] 氪石（Kryptonite）是一种只存在于超人漫画中的虚构矿物，来自超人的故乡氪星。氪石对超人有不良影响，或削弱、剥夺超人的超能力，或改变超人的性情，或使其致死。此处指汽车成为铁路的克星。——译者注

　　原文链接：https://thepointmag.com/2017/examined-life/going-nowhere，译文刊载于《记忆小屋》，2018年版。